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河南尉氏縣)人。魏晉時代的哲學家、著名文學家，“竹林七賢”之一。他一生寫的《通易論》、 《通老論》、 《達莊論》、 《樂論》等哲學、美學論文和詩文，被收入《阮籍集》，亦有稱《阮步兵集》或《阮嗣宗集》，有的卷本有佚失，今存多為輯本。

阮籍是一個“博覽群書，尤好老莊”，放浪形骸，反禮教而不拘小節的魏晉名士。其父阮瑀為曹氏所重，是建安七子之一，這使他在感情上傾向曹魏，但他不滿意于曹氏末年的庸碌與腐敗，更不肯同司馬氏集團合作。在司馬氏的殘暴與高壓之下，只好采取“虛與委蛇”的處世態度， 口不臧否人物，以求避嫌遠禍。他的濟世之志得不到施展，便消極遁世以獨善其身。但他的愛憎是分明的，對禮俗、利祿之徒，他譏諷為“裈中虱”，以白眼相待，對“同道”則現青眼。阮籍的反對禮教，是因為司馬氏提倡禮教以取皇權，實則他倒是承認禮教的。

阮籍的主要成就是詩文，因此他的美學思想除《樂論》這一音樂論作之外，主要表現在他的代表作八十二首《詠懷詩》以及帶有辭賦氣的散文《大人先生傳》等著名作品中。阮籍詩文的審美特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歸趣難求”，即鐘嶸《詩品》所說， “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二是“使氣以命詩”，慷慨任氣，格調高渾。 “歸趣難求”是說他的詩委婉、曲折，多用比興而詩意過于含蓄，難以猜測。這是惡劣的政治環境的限制，使他不能直抒胸臆的結果。但在客觀上也由此開拓了進步作家在黑暗統治下，抒情述懷的道路，對后世作家有深遠影響。阮籍的“使氣以命詩”，是他繼承并豐富了建安作家慷慨悲歌、憤世嫉俗的優秀傳統。魯迅以“使氣”即用宏放志氣寫詩，概括阮籍詩文的美學特色，說明他有濟世之志，對社會政治不能忘情，反對“坐制禮法，束縛下民”，幻想一種沒有君臣、 “名教”，不受道德禮法約束的“自然”社會;同時又不主張廢除而是維護真正的“名教”，使之成為“達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體”的社會現實。但嚴酷的現實使他調和“自然”與社會的矛盾終不能實現，轉而陷入內心苦悶，因而在慷慨悲歌中， “朝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的虛無主義、人生如夢等消極情緒也有許多流露。

《樂論》是阮籍的音樂美學專論。雖然他在哲學自然觀上，認為“天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天地合德， 日月順其光”，因而把音樂也看成是“天地之體，萬物之性”，認為“自然之道，樂之始也”，但是由于他太相信禮教，企圖調和禮教的矛盾，所以他的音樂美學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禮樂思想的繼承。他主張音樂應當“詠先王之德”，不能“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他批評“楚越之風好勇”，“鄭衛之風好淫”，都不是好音樂，因為“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極力主張圣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以消除“音異氣別，曲節不齊”的現象。阮籍一再聲稱“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稍有不同的只是他認為“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他把樂看作是內，是自然;把禮看作是外，是名教。這在思想體系上，與儒家禮樂思想并無本質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