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孟棨《本事詩》書后
一
晚唐人孟棨著《本事詩》一卷，胡震亨將這部書著錄在《唐音癸簽》卷三十二“唐人詩話”類中，并云：“《本事詩》，唐孟棨撰，纂詞人緣情感事之詩，敘其本事，凡七類，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之入“集部詩文評”類，評云：“皆采歷代詞人緣情之作，敘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征異、征咎、嘲戲七類。”“唐代詩人佚事，頗賴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也。”宋代的目錄專著，卻又將《本事詩》著錄于“總集類”，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其實，三書都本之于《新唐書·藝文志》。
然而，自宋代以來，也有人認為《本事詩》是小說家言。王讜《唐語林原序目》：“右小說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編之，分為五十二門”。王氏把《本事詩》和《云溪友議》、《明皇雜錄》等四十九種書籍并列。專載野史小說的大型類書《太平廣記》和曾慥的《類說》，都收錄《本事詩》。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二：“孟棨《本事詩》，小說家流也。”胡氏《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九流緒論”下：“小說，子書流也。他如孟棨《本事》、盧瓌《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制，實小說者流也。”郭紹虞同志的《宋詩話輯佚序》評云：“只有孟棨的《本事詩》，范攄的《云溪友議》之屬，用說部的筆調，述作詩之本事，差與宋人詩話為近。”“《本事詩》一類之書，其內容盡管考核有據，然而僅備茶余酒后的消遣，其態度卻又是游戲的。”詳究《本事詩》的文字，探溯《本事詩》的來源出處，不難看出：這部書既不是詩歌選集，也不是詩文評，它當是屬于“稗說”一類的著作，王、胡、郭諸氏，確是道出《本事詩》的實質。
胡震亨說過一句很有意義的話：“唐人作詩本事，諸稗說所載，解頤多矣。其間出自傅會，借盾可攻者，蓋亦有焉。”(見《唐音癸簽》卷二十九“談叢”五)胡氏是就總的方面而言的，《本事詩》該就是這樣的一部著作。但是，《本事詩》中的某些記載，來源于唐人詩的序言和史料筆記，卻又并非盡出自“傅會”。因此，對《本事詩》記述作詩本事的內容，要作具體分析，逐條考察它們的來歷，從而采取正確的取舍態度，輕信它的記載，或棄置不顧的態度，都是不對的。本文想通過條分縷析，對《本事詩》及前人對《本事詩》的評騭，略抒己見。
二
《本事詩》中有一些根據唐詩人自己的文字，“獨掇其要”(《本事詩序》語)而寫成的條目，是《本事詩》中比較可靠的部分。筆者取唐人詩別集與《本事詩》相對照，錄出以見概貌。
《本事詩·事感第二》記劉禹錫兩游玄都觀作觀花詩事，顯然是從劉禹錫《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和《再游玄都觀絕句并序》兩詩及序文概括出來的。此條文字的后半部分，與劉禹錫《再游玄都觀絕句》的序文，略有出入，亦似傳鈔之訛誤，并非別有所本。
《本事詩·事感第二》記元稹奉使東川作《題黃明府》序和詩，具見于今存之《元氏長慶集》卷十中。不過，這個條目并非“獨掇其要”，卻是全文鈔錄。文字互有異同。而宋人計有功《唐詩紀事》的文字，卻又大體接近《本事詩》的面貌，可能《唐詩紀事》即從《本事詩》來，并不是從元稹集中來。因此，《本事詩》和《唐詩紀事》可以成為對校《元氏長慶集》“黃明府詩”的重要依據。
《本事詩·高逸第三》記賀知章稱譽李白詩作，號之“謫仙人”，其事原出李白《對酒憶賀監序》：“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又，詩云：“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更有李白同時代人的記載，作為佐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李陽冰《草堂集序》：“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游，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
《本事詩·征異第五》記軒轅彌明作詩一事，乃是檃括韓愈《石鼎聯句詩》的序文和聯句詩中的部分詩句而成。孟棨云：“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李頎《古今詩話》亦云：“韓退之《彌明傳》云”，均誤。韓愈僅作《石鼎聯句詩序》，別無《軒轅彌明傳》。《太平廣記》卷五十五引《列仙傳拾遺》之《彌明傳》，也是好事者附會韓愈《石鼎聯句詩序》，或即據了《本事詩》的記載，杜撰出來的。除此之外，《本事詩》關于軒轅彌明作詩的其他記述是言之有據的。
盡管《本事詩》中象上述這種言之有據的記事并不多，我們還是應該把它們指出來，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本事詩》云：“唐代詩人佚事，頗賴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也。”但該書的編者未加細考，不知《本事詩》的記事大抵本于唐人之記述，并非孟棨首創;其中部分紀事源出于小說家言，或虛設其事，或緣事夸飾，不可輕信。筆者因稽證諸書，溯其源流。
《本事詩·情感第一》記陳太子舍人徐德言與妻破鏡重圓事，早見之于李冗《獨異志》卷下。(《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著錄：“李亢《獨異志》十卷”。李冗，李亢，未知孰是?)《獨異志》記錄世次最晚的人事，乃是唐文宗朝宰相路隨的事跡，可知李冗約當文宗、武宗時人，略早于孟棨。
《本事詩·情感第一》記武延嗣(劉餗《隋唐嘉話》和張鷟《朝野僉載》均作“武承嗣”)奪喬知之婢窈娘事，早見之于張鷟《朝野僉載》卷二。(在張鷟之前，已由劉餗《隋唐嘉話》記其事，極簡略。)張鷟，字文成，澤州陸澤人，生活于唐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和玄宗前期。他的書，孟棨當然能見到。詳考張、孟兩氏的文字，故事情節大體相同，異處是：(一)喬知之官職名，已由《朝野僉載》之“補闕”，改為“左司郎中”;(二)婢名原為碧玉，已改為“窈娘”;(三)《朝野僉載》未記此事發生之年代，《本事詩》已明確記為武后“載初中”、“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兩書所記喬知之詩，文字基本相同，個別詞匯有異文。盡管如此，然比勘故事之大端，則《本事詩》記武延嗣奪喬知之婢一事，源出于《朝野僉載》，是很明顯的事。
《本事詩·情感第一》“朱滔括兵”條，有士子作寄內詩和代妻作詩的記載，其實，這是孟棨捏合流傳的兩詩寫成的。(詳見《<宋詩話輯佚·古今詩話>案語補》)
《本事詩·情感第一》記顧況題詩紅葉事，在唐五代類似的記載很多，不過略換姓氏而已。在孟棨前，范攄《云溪友議》卷十記此條;在孟棨后，孫光憲《北夢瑣言》、劉斧《青瑣高議》前集、李頎《古今詩話》均載此事。諸書所記，大同而小異。范攄《云溪友議》卷十與《本事詩》所記之事大體相同，得題葉詩的人，都是顧況，和詩亦復相似。范攄《云溪友議》于顧況得題葉詩后，又記盧渥也得一題葉詩，這和孫光憲《北夢瑣言》記進士李茵游苑得御溝流葉詩，又相雷同。到了宋代，劉斧《青瑣高議》也載御溝流紅葉詩，則又取前數書之記事，更易得詩人姓名為于祐。(此采趙翼和郭紹虞的說法。《陔余叢考》卷三十九：“劉斧青瑣集有御溝流紅葉記，則又取前數則而易其名為于祐云。”《宋詩話輯佚·古今詩話》：“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五所載《紅葉記》，即本顧況、盧渥二人之事而合竄為傳者。”)
《本事詩·情感第一》“章臺柳”條早見之于許堯佐的傳奇《柳氏傳》中。《新唐書·許康佐傳》：“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為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可知許堯佐乃是中唐時人，比孟棨早八、九十年，《柳氏傳》一文盛行于唐代，孟氏所記出處有源，自不容懷疑。詳考《柳氏傳》和《本事詩》的異同，很能看出問題。
許堯佐《柳氏傳》 孟棨《本事詩》
1.“有李生者，與翊友善。” 1.“鄰有李將”。
2.“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發毀形，寄跡法靈寺。” 2.“柳以色異，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發為尼，居佛寺。”
3.韓翊贈詩與柳氏答詩作于剪發后。 3.韓詩與柳詩作于落發前。(兩書記兩詩，文字同。)
4.“希逸除左仆射入覲，翊得從行。……偶于龍首岡見蒼頭以駮牛駕輜軿。” 4.“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牛。”
5.“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勛效。” 5.無
6.無 6.“后事罷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為幕吏”以下至結尾。
孟棨所記與《柳氏傳》相比，文雖異而事卻同，說明《本事詩》此則的故事梗概，來自《柳氏傳》。獨獨“后事罷閑居”以下一段文字為孟棨增出，這顯系孟氏借大梁夙將趙唯之口述以求獲信于人，而所記韓翃在汴州的經歷，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本事詩·事感第二》記玄宗聽唱李嶠詩一事，累見于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據《六帖》卷六十一、《碧雞漫志》諸書)、李德裕《次柳氏舊聞》。按：鄭處誨太和八年登進士第，“是書成于大中九年，有處誨自序”(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明皇雜錄提要”)。可見，鄭處誨是文宗、武宗時代的人，比孟棨生活的時代要早。李德裕自述《次柳氏舊聞》成書于“太和八年秋”(見《次柳氏舊聞》序言)，遠比孟棨《本事詩》成書的年代要早出五十余年。因此，《本事詩》此則源出上述兩書，確切無疑。
《本事詩·高逸第三》記李白作戲杜詩一事，就目前存留的資料所及，當以段成式《酉陽雜俎》為最早。《酉陽雜俎·語資》云：“眾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杜考功詩。”段氏所記，僅為傳聞，況且并未記下“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的全詩。孟棨的戲杜詩，當另據傳聞，并非出自段氏的《酉陽雜俎》。此事此詩，頗為失實，前賢論述已極詳備，這里不再贅述。
《本事詩·怨憤第四》記李適之罷相后作怨憤詩一事，早見之于劉肅《大唐新語》卷七“識量”、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二，事同詩亦同。劉肅、憲宗、穆宗時代人，其《大唐新語》寫成于元和二年(見《大唐世說新語原序》)。劉、鄭二氏所記李適之罷相后作詩抒憤之事，即為孟棨所本。
《本事詩·征咎第六》記劉希夷作詩成讖一事，早見于劉肅《大唐新語》卷八“文章”，劉氏記云：“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詞旨悲苦，不為時所重。善搊琵琶，嘗為《白頭翁詠》，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嘆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為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后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對照《本事詩》，則孟文簡略得多，然而詩句和故事梗概相同，這是約取劉肅《大唐新語》的明證。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亦載此條，略有異同。(見唐蘭《〈劉賓客嘉話錄〉的校輯與辨偽》)
《本事詩·嘲戲第七》記長孫太尉與歐陽詢作詩互嘲一事，諸書載及其事的甚多。劉餗《隋唐嘉話》卷中，劉肅《大唐新語》卷十三“諧謔”、溫庭筠《乾饌子》，這都是在孟棨《本事詩》之前的記載;孟氏之后記及此事的，有王讜《唐語林》、阮閱《詩話總龜》。其實，這些記載，大多源出于劉餗的《隋唐嘉話》。劉氏云：“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彌猴?’詢應聲云：‘縮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兄也。”后代諸書，包括孟棨《本事詩》在內，記事記詩，未有超出劉餗《隋唐嘉話》的，僅僅個別文字略有差異。
《本事詩·嘲戲第七》記張元一嘲武懿宗詩，事出張鷟《朝野僉載》卷四，然張氏所記較詳：“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軍資器械遺于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高會，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縱拋卻，騎豬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豬?’對曰：‘騎豬，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葉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菶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與《本事詩》的文字相對望，可見孟氏據《朝野僉載》鈔略，又稍加改竄，以之錄入《本事詩》中。實則，詩也罷，事也罷，都是從張鷟的記載中來。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編者的評騭失當。失當之處有兩點：其一，《本事詩》所載之唐代詩人“佚事”，不可盡信。凡源出史料筆記，如劉餗《隋唐嘉話》、張鷟《朝野僉載》等書的關于唐代詩人佚事的記載，盡管也時見差舛，但尚可作為考證唐代詩人行實的參考資料。那些源出于稗說的文字，如鄭處誨《明皇雜錄》、范攄《云溪友議》等書所載的唐詩人“佚事”，其真實性有問題，有些甚至是虛構出來的，未經考索，不可輕信。這些記載，只能看作是文壇趣聞，作為后代文人寫作詩文時使用的典故，不能視作真實的記載，當成文學史的原始資料。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元辛文房撰《唐才子傳》，不明《本事詩》一書的性質，不加分辨地采用其材料，以致造成許多錯謬。近人絡繹撰文，發明其幽奧，辨證其舛誤，這是大好事。其二，“頗賴以存”一語，很容易滋生誤解，使人以為唐代詩人的“佚事”，幸賴《本事詩》而存留。《本事詩序》明言：“抒情佳作，諷刺雅言，著于群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孟氏自己說明《本事詩》源于群書;況且，書中的許多作詩本事，在今存的唐人筆記中，大抵可以找到。因此，不獨《本事詩》存留唐詩人佚事，而其他唐人典籍，同樣存留許多唐詩人“佚事”。這些資料，固然可以供我們研究唐詩、唐代詩人、唐代詩歌史時參考，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麻煩：它們真假雜陳、信疑參半，我們在使用它們的時候，必須做一番謹慎細致的考索工作。
四
郭紹虞評《本事詩》云：“其內容盡管考核有據，然而，僅備茶余酒后之消遣，其態度卻又是游戲的。”筆者完全贊同郭氏后面兩句話，但對“考核有據”一點，卻持有不同意見。
大量事實證明：孟棨撰《本事詩》，對其所據材料未加考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指出過《本事詩》的失誤之處，云：“薔薇花落一詩，乃賈島刺裴度作，棨所記不載緣起，疑傳寫脫誤。其李白飯顆山頭一詩，論者頗以為失實。”又，近代學者研究論證《本事詩》記事錯誤之處，有：《本事詩·情感第一》記劉禹錫席上賦詩事，岑仲勉先生已作辨證，指出其記事之錯誤，“司空見慣”一詩，“總為存疑而已”(說見《唐史余瀋》卷三)，卞孝萱先生也為此而作過考訂(見《劉禹錫年譜》)。《本事詩·事感第二》記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陳友琴先生引計有功《唐詩紀事》、清蔡立甫《紅蕉詩話》、沈濤《匏廬詩話》等資料，已辨其誤(說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本事詩·高逸第三》記唐玄宗召李白寫《宮中行樂詞》十首事，詹锳提出了四個疑點，謂《本事詩》與《唐摭言》“二書所記尚未可盡信也。”其中，寧王邀李白宴飲的記載，更為明顯的錯誤(說見《李白詩文系年》)。《本事詩·情感第一》記韓翊事，其中描寫韓翊隨侯希逸入覲，侯為韓翊上表求情，代宗御批柳氏歸韓翊一節情事，原出許堯佐傳奇《柳氏傳》，傅璇琮經過考訂，認為：“這都是傳奇作者的虛構之辭，為的使韓柳的不幸遭遇有一個團圓的結局，但卻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見《唐代詩人叢考·關于柳氏傳和本事詩所載韓翃事跡考實》)
除此以外，還有不少地方，孟氏記事記詩，失于考訂，糾繆差誤，違于事實。列舉數例如下：
《本事詩·高逸第三》記杜牧于李司徒席間為紫云妓吟詩事，系好事者偽托，宋人未加考訂，誤收入《樊川別集》中(詳見本書《樊川詩甄辨柿札》(五)“《樊川別集》中亦有他人詩混入”條)。
《本事詩·征異第五》記駱賓王靈隱續詩事，誤解宋之問原詩詩意，與駱賓王、宋之問兩人行實均相悖謬，純屬傅會。后人轉相引述、信以為真，如蔡居厚《詩史》、計有功《唐詩紀事》、辛文房《唐才子傳》等，在文學史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這首詩，本是宋之問游臺州時寫的作品，后人因孟棨《本事詩》的記載，而漫題此詩為《靈隱寺》。《全唐詩》把它收入宋之問集中，駱賓王集未載，這是正確的;而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竟將它編入駱賓王集中，毫無根據。按：唐人早已記錄過宋之問這首游臺州詩，見封演《封氏聞見記》卷七“月桂子”條，云：“垂拱四年三月，月桂子降于臺州臨海縣界，十余日乃止。司馬蓋銑、安撫使狄仁杰以聞，編之史策。……或者，臺嶺與嶺南地接，山多桂樹，桂子多因風而至，有若從天而來，時人不加詳考，謂之月桂。宋之問臺州作詩云：‘桂子月中下，天香云外飄’。文士尚奇，非事實也。”封演，天寶中舉進士，德宗時官至御史中丞，是中唐前期時人，遠比孟棨早出。況且，封演很實在地記下了許多唐代的掌故，足資后人參證，他的記事態度，又比較謹嚴。他的記載，自然要比小說家言的《本事詩》可靠些。宋之問詩云：“鷲嶺郁岧峣，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都是描寫臺州所見景色，詩尾云：“待入天臺路，看余度石橋”，詩人仍以擬游臺州名山作結穴，詩意前后貫通。因此，全詩寫的是臺州景色，卻用《靈隱寺》作題，顯然不妥當，這是后人湊泊孟棨《本事詩》駱賓王靈隱續詩故事而改動詩題的明證。孟氏記靈隱續詩事，與駱、宋行實悖謬處有四：一，駱、宋靈隱相遇時，宋之問是少年嗎?孟氏云：“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后放還，至江南……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床，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按，宋之問遭貶謫，前后只有兩次，一次在神龍元年，張易之敗，之問因諂事易之，被貶為瀧州(治所在今廣東羅定縣)參軍，未幾逃還，潛匿于洛陽張仲之家。一次在景龍中，以知貢舉賄賂狼藉，遷越州長史，睿宗即位，徙欽州，不久，賜死。《本事詩》所謂“后放還，至江南”云云，只有唐中宗神龍元年被貶為瀧州參軍那一次。這時，已當宋之問一生的晚年，怎么能說是“少年”呢?《全唐詩話續編》(下)云：“昔賓王果為老僧，而之問后謫過杭，亦且老矣，不得呼為少年”。孫濤提出的問題，實在是揭穿《本事詩》“靈隱續詩”自相矛盾的佐證。二，駱、宋相遇而不相識嗎?孟氏云：“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之者，曰：‘此駱賓王也’”駱、宋相遇而不相識，這是不可能的。駱賓王、宋之問的年歲，相差不多，而且早就熟識。駱賓王有《在江南贈宋五之問》：“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又有《在兗州餞宋五之問》：“淮夷泗水地，梁甫汶陽東。何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還有《送宋五之問得涼字》：“欲諗離襟切，歧路在外鄉。”從詩篇看，他們的情誼極深切，怎么會晚年在杭州相遇時，竟互不相識呢?這只能說明《本事詩》的記事，系出傳聞，經不起推敲。至于宋人葛常之《韻語陽秋》卷一云：“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這也不過是推測之詞而已。宋吳坰《五總志》以為續詩一事，是駱賓王“未顯時，庸作于杭州天梵寺”時的事情，作詩者是老僧，續詩者是駱賓王，與《本事詩》所記小異。其說乃自《本事詩》脫化而來，因為吳坰已經覺到《本事詩》的記載不合情理。但是，吳氏的說法也不能成立，因為它與唐人(封演)的記載相背。三，駱賓王隱于靈隱寺嗎?駱賓王于唐武則天光宅元年，隨徐敬業起兵于揚州，不久兵敗。關于他的下落，有數說：甲，被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其卷首有魯國郗云卿序，言：‘賓三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后有敕搜訪，云卿撰焉’。”郗氏序言，當是最早的記載。《舊唐書·文藝傳》：“敬業伏誅。”《新唐書·徐敬業傳》和《資治通鑒》卷二○三均載賓王被王那相斬殺。乙，投水而死。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后與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通鑒考異》引《唐紀》云：“偽將王那相斬之(指敬業)來降，余黨赴水死。”丙，不知所之。《新唐書·文苑傳》：“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提到有蜀本《駱賓王集》，上載郗云卿序，文字較詳。很明顯，這是宋人刊刻駱集時，據《新唐書·文苑傳》增出的。)詳細推勘，乙、丙兩說，均系傳聞，不足以匡正前史，僅備一說而已。駱賓王既已死于光宅元年，當然不會在二十余年后，重又到靈隱寺與宋之問相遇。退一步說，如果賓王真能亡命在外，逃避了這次重大政治禍難，他定會隱匿于窮鄉僻壤，決不會到象靈隱寺這樣的通都大邑的名剎中，去落發為僧。四，海門古墓是真的嗎?駱賓王之古墓在海門，首見于朱國楨的《涌幢小品》卷六，云：“正德九年，曹某者鑿靛池于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冢，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啟棺，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這則記載，有不少值得懷疑的地方，朱氏自己亦有疑竇：“然世所傳，謂其落發，偏游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海門古墓，真偽未可以立判。考胡應麟于萬歷丙戌(《涌幢小品》卷六“駱賓王冢祀”條作“丙戌”，陳熙晉《駱臨海集箋注》引胡應麟《補唐書駱侍御傳》作“丙子”)請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于上書中并未提到新發現“駱賓王之墓”的事，又考胡氏的《婺中三子詩序》、《侍御駱賓王詩》，均無這方面的消息。若干年后，崇川人邵于作《駱賓王遺墓詩》，有一篇不短的序言，文字大抵與朱國楨 《涌幢小品》的記載相類，結尾處說：“迄今多年，更無有表而出之者，可嘆也。干因而以詩，且奉呈遠近諸君子，屬而和之。”又有自稱為“英公三十七世孫”、“三十五世祖德慕公諱敬業者”的海門人李于濤，屬而和之，有引，云：“三十四世祖尚庵公諱綱者，偕幕府駱賓王匿邗之白水蕩。久之，賓王客死崇川，尚庵公具衣冠以斂。黃泥一穴，公實卜之，表其墓曰：‘唐文人駱某之墓’，載入家乘最詳。”邵于、李于濤詩序(引)所記，或為《本事詩》之重述，或為《涌幢小品》之翻版，或為自制虛詞，語多抵誤，紕漏百出。馬茂元說：“至海門古墓，真偽不可知。”(見《讀兩唐書·文藝傳札記》，載《文史》第八輯)其言信然。綜合以上數點而觀之，駱賓王靈隱續詩的事，是不可信的，這是孟棨，或是孟氏以前的某個人，附會宋之問游臺州詩而杜撰出來的。
考核至此，可以看出，《本事詩》中的許多記載，并不是“考核有據”的。因此，隨意運用，甚至引為立論的根據，都是輕率的。我們應審慎地考證、鑒別他們的真實性，以決定去取，這是我們對待孟棨《本事詩》應有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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