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顧志華

《國語》是我國最早的國別史，共二十一篇，包括《周語》三篇、《魯語》二篇、《齊語》一篇、《晉語》九篇、《鄭語》一篇、《楚語》二篇、《吳語》一篇、《越語》二篇。所記上起周穆王，下至魯悼公，約公元前967年到前453年。其中除《周語》、《鄭語》涉及到西周事外，其余都是春秋時期各國的史實，記載了當時的政治、外交、軍事等活動。全書有七萬余字，保存的資料比較豐富，所記史實也比較詳細生動，是我們研究春秋史乃至上古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

過去一般認為《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曾明確指出：“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但這一看法現在基本上已被否定。《國語》是一部匯編之書，它漢僅反映了春秋時期的八個國家，每一國家所記史事詳略不同，寫法也不相同，不象出自一個人的手筆，很可能是當時各國史官把史事記下來后，有人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整理，加工、潤色而成的。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誰，就不得而知了。《國語》的成書年代也已不能確考，大致是在戰國初年，各篇先后有所不同。

《國語》以記言為主，這是它的一個特點。它往往通過一些歷史人物的言論、對話和互相駁難的論戰來反映歷史事件，這和《左傳》以記事為主不一樣。比如有記周厲王兇殘暴虐，一意孤行，拒不納諫的“召公諫厲王止謗”(《周語》)；有主張君主應該關心民事，憐憫百姓的“里革論君之過”(《魯語》)；有談統治者聚斂財寶和名馬必然遭致敗亡的“子常問蓄貨聚馬斗且論其必亡”(《楚語》)；有反映越王勾踐用文種、范蠡之謀，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后打敗吳國的“勾踐滅吳”(《越語》)等。這些內容都是通過談話的方式表達出來，說理很充分，人物的性格也很鮮明。但由于《國語》所記各國的歷史，不是自始至終有系統的記載，而是重點記述若干事件，所以不象《左傳》那樣能較全面地反映春秋時期的歷史，《魯語》主要記載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的事跡；《齊語》突出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的政績；《晉語》以敘述晉公子重耳的經歷為主；《楚語》著重講靈王、昭王；《吳語》、《越語》則反映吳越之間爭霸的斗爭。盡管如此，《國語》仍有其寶貴的價值。它填補了《左傳》一些不足的地方，如關于管仲相齊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越王勾踐滅吳的具體經過，《左傳》記載很簡略，《國語》就作了不少補充。后人把《國語》與《左傳》看作是姊妹篇的著作，兩書互為表里，《左傳》稱為《春秋內傳》，《國語》稱為《春秋外傳》，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國語》在歷史編纂學上是有貢獻的。它首創了國別史這種以國為單位來敘述史事的體例，對后世影響很大。稍晚一些的《戰國策》以及后來的《三國志》、《華陽國志》、《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等書都仿效它的體例，《史記》中的“世家”、《晉書》中的“載記”，也明顯地受到了啟發。唐代著名的史學家劉知幾稱其為《國語》家，把它與《尚書》、《春秋》、《左傳》、《史記》、《漢書》并列為“六家”，可見是很重視的。《國語》的不足之處是材料比較零散，遺漏的地方不少，不能反映整個時代的全貌。此外，《國語》宣揚了天命論、英雄史觀，鼓吹了許多迷信、落后的東西。在當時，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能苛求于它。

漢朝以來，不少學者對《國語》作過注釋。三國時吳韋昭的注本是現存的最早注本，它保留了今已亡佚的東漢鄭眾、賈逵，三國虞翻、唐固等注本的片斷，很有價值。現存的版本，宋代刻印的有宋天圣明道本和宋公序補音本兩種，這兩種版本正文和注都有一些不同。清黃丕烈有《國語明道本校勘札記》二卷，汪遠孫有《國語三君(賈逵、虞翻、唐固)注輯存》四卷、《國語發正》二十一卷、《國語明道本考異》四卷，合稱《國語校注三種》，洪亮吉有《國語韋昭注疏》，近人徐元誥有《國語集解》二十一卷，皆可參考。最近的本子是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點本，它是根據《四部備要》排印清代士禮居翻刻明道本為底本，參校了《四部叢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整理出版的，由于廣泛吸收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質量較高。書后附有《國語人名索引》，這是目前通行的最好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