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方山子：即宋陳慥（狕à狅造），字季常，晚年隱于光州、黃州間。蘇軾任鳳翔簽判時，與其相識?！」狻ⅫS：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黃州（治所在今湖北黃岡）?！≈旒摇⒐猓憾私詾闈h代著名游俠，喜替人排憂解難?！♂ぃ烘偯?，在今湖北麻城。方屋：方頂。屋，古人帽子頂部高起的部分。　方山冠：漢代祭祀宗廟時樂舞者所戴的一種帽子。唐宋時，隱者每喜戴之。　前十有九年：即嘉祐八年（１０６３），時作者任鳳翔簽判?！♂拢褐给P翔，因其地東北有岐山，故云。　陽狂：佯狂?！夯蛟S。

【文章鑒賞】

人物傳記，如果不是出于一些外在的原因，如受人請托等，則定是有為而作。換句話說，作者選擇某人作為傳主，一定是對方的身上有著某些令他特別感興趣的東西，因而愿意將其記錄下來。那么，在方山子身上，最能打動蘇軾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異”。在文中，他就明確表示對方山子的行事“聳然異之”。

文章一開始，作者便寫出了傳主與常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少年時血氣方剛，一身俠氣；成年后折節讀書，有志用世；到了晚年，由于無所遇合，乃隱于光州與黃州之間。但他的無所遇合，是否意味著無法走上宦途呢？作者寫道：“方山子世有勛閥，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已顯聞。”可見他的理想并不是追求個人地位，因而也就與一般的因宦途失意而隱居者有所區別。同時，即使是隱居，是否一定要過貧困的生活呢？作者又寫道：“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可見“庵居蔬食”是他的主觀追求。因此，他能夠“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戴著“方屋而高”的帽子，表現出種種奇異行為，也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如果僅僅這樣來寫，雖然也能說明問題，卻似乎過于簡略。于是，作者便有意識地選擇了傳主少年和晚歲兩種具有對比性的行為表現，來進一步豐富其形象。寫少年，是何等地意氣風發，飛揚跋扈：“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寫晚歲，又是何等地安貧樂道，心境恬淡：“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妻子奴婢都能自得，方山子自己就更不用說了。）總的說來，俠和隱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反映了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這一對矛盾能夠巧妙地統一在一個人身上，難道還不奇異嗎？作者就是這樣寫出了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人們的社會經歷構成了各自的歷史，而歷史作為現在的過去，又必定會對現在起著或大或小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方山子的由俠到隱，由入世到出世，也不可能是思想感情上的徹底消解。作者已經從他的神情上看到了這一點：“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那么，這種思想感情的延續之下隱藏著的是什么呢？文章的最后似也有此一問：“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陽狂”二字透露了個中消息。原來，這些所謂“異人”的不尋常的行為乃是一種掩飾，是為了壓抑心中的激情，平息心中的矛盾。方山子不正是如此嗎？他折節讀書，原是為了有所作為，干出一番事業，但由于無所遇合，只得被迫歸隱。他的心中怎能不縈繞著難以解脫的痛苦呢？他過去的少年壯志怎能不以某種方式流露出來呢？作者以疑似的口吻問他是否能見到那些“陽狂垢污”的“異人”，其實，答案是肯定的。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異人，當然會同類相求。所以，作者認定，方山子“豈山中之人哉”！作者所面對的是一個受到時人注目的隱士，作者也用了不少篇幅去描寫這位隱士的生活、思想和行為。然而，在蘇軾心目中，傳主實際上又不可能完全做到和光同塵。困難在于，這后一層意思并不能直接點出，而只能用暗示的方法在由俠到隱的過程中去進行表現，其效果應該是包孕深厚，耐人尋味。要想得心應手地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于此，可以見出蘇軾杰出的創造力。

蘇軾對韓愈的道德文章一向非常欽佩。從藝術淵源上去考察，這篇傳記顯然受到了韓愈的《送董邵南序》一文的影響。韓文命意幽微，層次曲折，明為送行，實為勸阻。正如朱宗洛在《古文一隅》卷中所云：“本是送他往，卻要止他往，故‘合’一層易說，‘不合’一層難說。文語語作吞吐之筆，曰‘吾聞’，曰‘烏知’，曰‘聊以’，于放活處隱約其意，立言最妙。其末一段，忽作開宕，與‘不合’意初看若了不相涉，其實用借筆以提醒之，一曰‘為我’，再曰‘為我’，囑董生正以止董生也。想其用筆之妙，真有煙云繚繞之勝。”過珙認為“唐文惟韓奇，此又為韓中之奇”（《古文評注》卷七），并非虛言。蘇文與之相比，不僅在思想意蘊的表現上所運用的方法相同，而且在謀篇布局上也頗為相似。如兩篇都是先從正面加以渲染，隨著文意的展開，從字里行間，讓人體會出意旨的轉折。甚至連末段以富有包孕性的問句作結，都可以認為是受到了韓文的啟發。

《方山子傳》中表現出豐富復雜的心靈矛盾，是蘇軾當時的處境使然。北宋神宗元豐二年（１０７８），蘇軾被李定等人誣以詩文謗訕新法，下獄治罪，九死一生。后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這對一向胸懷大志，希望做出一番事業的蘇軾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因此，他對方山子的“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的遭遇，別有感觸。寫方山子，實際上是自悲不遇。但他方以詩文被禍，不便直言，于是才隱約其辭，語多深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方山子傳》是蘇軾在黃州的心態的一種形象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