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存在主義戲劇

存在主義戲劇是20世紀40和50年代在西方盛行的一個重要的現代主義戲劇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和加繆。存在主義戲劇的代表作品有： 薩特的《蒼蠅》 (1943)、《禁閉》 (1944)、《死無葬身之地》 (1946)、《恭順的妓女》 (1946)、《骯臟的手》(1948)、《魔鬼和上帝》(1951) 、《涅克拉索夫》(1955)、《阿爾托納的隱居者》(1959); 加繆的 《卡利古拉》(1845)、《誤會》 (1944)、《戒嚴》 (1948) 、《正義者》(1949) 等。存在主義戲劇是以存在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的。存在主義哲學認為，人的存在先于本質，人必須先存在 (主要是意識的存在)，然后通過一系列行為和選擇確立自己的本質; 人生和宇宙世界的存在都是荒誕的、無意義的，人出生就是被拋棄到一團混沌的荒誕和虛無之中，孤獨、煩惱、惡心就是主要的人生體驗。存在主義還認為，人不是“理智的動物”和“社會的人”，人不受理智和社會的約束，沒有固定不變的人性; 人是自由的生命存在，人的本質取決于自己的行為，取決于人的“自由選擇”，通過選擇確證自我，并對自己的選擇行為負道德責任。存在主義把人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薩特稱“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存在主義戲劇雖然不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圖解，但體現了它的一些主要特點。薩特認為，一個人在他自己所處情境的范圍內是無拘無束的，不管他愿意與否，當他為自己進行選擇的時候，也是在為別的任何人進行選擇，這就是存在主義戲劇的主題。薩特稱自己的戲劇為“情境劇”，認為戲劇應該表現人類普遍的情境以及在這種情境中的自我選擇的自由; 情境是荒誕的、非理性的，它包圍著我們，向我們提供某種解決辦法，然而必須由我們自己去作出選擇。顯然，這是存在主義戲劇與傳統戲劇相區別的最大特點。薩特的戲劇一般都把劇中人物置于某種極端的情境中，讓人物在困境中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從而進行“自由選擇”。根據古希臘神話故事創作的悲劇 《蒼蠅》把主人公俄瑞斯忒斯置于暴君埃葵斯托斯的殘暴統治和群蠅(上帝的使者) 的困擾之中，俄瑞斯忒斯在姐姐厄拉克特拉的激勵下，毅然決然地向國王復仇，作出自己的選擇：“一旦自由在人的靈魂里爆發出威力，神對他也無能為力了”，“我是人，一個自由的人，我要選擇我自己的道路，要喚醒阿爾戈斯城的所有人，讓他們知道他們都是自由的人，有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在《禁閉》中，三個人在他人的“地獄”中作出自己的選擇：“我是一把火，是燒在別人心里的一把火。”在《死無葬身之地》中，五個法國抵抗戰士在法西斯的監牢中，進行著“生存還是毀滅”的自由選擇。在存在主義者看來，死亡也是一種選擇，選擇死亡如同選擇生存一樣完全是屬于自己的，因此，《骯臟的手》 中的雨果，《阿爾托納的隱居者》中的父子都以自殺來實現自己的選擇。在存在主義戲劇中，人物在荒誕的存在處境中不斷進行著多種多樣的選擇，在這樣的境遇中，主人公的迷惘、恐懼、孤獨、煩惱、厭惡在劇中常常成為壓倒一切的戲劇氛圍。

存在主義戲劇是一種社會抗議戲劇，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蒼蠅》在納粹德國占領法國期間上演就帶有極強的政治影射意義，薩特意在借俄瑞斯忒斯的形象號召法國人民向法西斯復仇。《死無葬身之地》、《恭順的妓女》都是政治傾向性極強的劇作。加繆的劇作既有對人生荒誕的反思，又有社會抗議的強音，二者是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的。《卡利古拉》借用古羅馬歷史說明反抗暴君的合理性; 《正義者》中的俄國社會革命黨成員卡里亞耶夫為了反抗沙皇的專制暴政，在敵人的絞刑架面前視死如歸：“死，是我對這個血淚世界的最后控訴!”這些劇作中的社會反抗都帶有存在主義的性質，借用笛卡爾的邏輯，可以叫做“我反抗故我在”。

在戲劇藝術方面，存在主義戲劇用的是傳統的、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戲劇藝術方法，人物、情節、語言、對話等都是合乎邏輯和理性的，這是存在主義戲劇與荒誕派戲劇在戲劇藝術表現上的最大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