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文·大唐三藏圣教序》原文與賞析

李世民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征，雖愚不惑; 形潛莫睹，在智猶迷。

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仰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于宇宙，細之則攝于毫厘。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

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隱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廣被，拯含類于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于焉紛乣。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

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真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只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后學。是以翹心凈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弧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愿達，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賢。控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于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

縠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云于西極，注法雨于東垂。圣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撥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云露方得泫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濁微物不能累;所恁者凈，則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①。

本文分四段：第一自然段為文章的開端，作者闡明有形的天地容易認識;無形的陰陽則難識別。第二自然段作者敘述佛教的玄虛，一般人是不易理解的。第三自然段作者佛講教起源于西方，是漢明帝時代傳入中國的，釋迦牟尼死后，佛教分成許多流派，還有大乘教與小乘教的交替。第四自然段內又可分為幾層來說：首先作者介紹了玄奘法師，乃是佛教領袖。他對佛教極為虔誠與篤信，面對教義的眾說紛紜，真偽莫辯的現狀，他極為悲痛。為此他決心到印度去迎取他認為的真經。其次，作者在本段還具體敘述了玄奘在取經途中所遇到的艱難險阻，以及他那不畏艱險的精神：“是以翹心凈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再次，作者敘述玄奘在印度17年中的學術活動及其收獲。共得三藏要文，657部，并在回國后迅速譯成漢文。最后作者指出這些佛教經典的取得，使“圣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并預言這些經典“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即永垂千古。

關于為玄奘所譯之經文寫序一事，唐太宗早已應允過，但由于軍國大事繁冗，未能完成，后經玄奘再次請序，太宗方為提筆，“少頃而成”，凡781字，置于眾經之首。唐太宗是我國封建社會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的文章也頗有文采，此序基本上屬于駢文體，乃一氣呵成之作，文采斐然，筆鋒飲含情感。特別是寫到玄奘在征途上遇到“積雪晨盡，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的困難時，玄奘的英姿躍然紙上。

唐太宗對玄奘赴印度取佛經，原來并不支持。但貞觀十九年玄奘取經回到新疆給太宗上表，太宗立即給于闐(今新疆)、敦煌等官吏下詔令，命其護送，并命玄奘及其所帶回之人與太宗相見。玄奘回國很快便寫成了《西域記》獻給太宗，太宗詔曰： “當自披覽”。太宗在給玄奘寫《大唐三藏圣教序》之前，曾勸玄奘還俗，做他的輔弼之臣。玄奘上書盛稱太宗治國業績，執意不肯，為此太宗也不再勉強了。寫到此，人們會問：為什么唐太宗始則不同意玄奘赴印取經，但玄奘回國，太宗又派人迎接送，并親自接見，還給玄奘創造條件，讓他譯經。當經已譯完，請他寫序時，他又勸玄奘還俗，這豈不是前后相矛盾嗎?要說明此問題，還須從唐太宗對佛教的基本認識談起。貞觀二十年(646年)太子太保蕭瑀由于篤信佛教，“稱足疾，時詣廟堂，又不入見。”太宗對蕭瑀的行為大為惱火，下詔曰：“至于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于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窮心釋氏，簡文銳意沙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余息于熊蹯，引殘魂于雀彀，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而為墟。報施之征，何其繆也!”(《貶蕭瑀手詔》)唐太宗認為佛教乃是 “虛術”，為國君者信奉，會導致國破家亡。貞觀二十二年 (648) 對侍臣曰： “朕觀佛經譬猶瞻天俯海，莫測高深。法師 (玄奘)能于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瀅 (小水流) 之地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即是說，佛教使人感到高深莫測，遠不能與儒道九流相比，社會上所說三教 (儒、道、佛) 相等，這是胡說。鑒于上述唐太宗對佛教的認識，于貞觀初年他頒發了 《度僧于關下詔》。詔文主要內容為考慮到戰亂使寺院被破壞，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為此太宗下令，凡天下諸州有廟寺之處，宜令度人為僧尼，但全國的僧人“總數以三千為限。” 因為僧尼多了會影響生產和惑亂民心，總之，唐太宗是不相信佛教的。為此他不主張玄奘去印度取經! 玄奘回到京師并譯完經文，他勸玄奘還俗。至于他寫 《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允許佛教在一定范圍內傳播，是考慮到上層一些官吏和下層許多民眾相信此教，他不好硬行禁止。從唐太宗的世界觀考察，他的主導思想是儒家，其次是道家，至于佛教，他只是利用而不相信。

唐太宗乃創業的雄主，中國封建社會卓越的政治家。盡管他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并對道家說也相當推崇，然而他并不排斥佛教。他明知佛教對人民大眾有害，但由于此教在中國流傳已久，并為各階層部分人所接受，為此他讓其存在、傳播，并親自為玄奘所譯之經文作序，從使形成了唐代的儒、道、釋三種思想并存的局面。此事說明唐太宗有氣魄、有胸懷、有信心，在各種學說并存的條件下治理好國家。事實也證明，李唐王朝正是由于容納從外國進來的異端——佛教，使各種思想活躍起來，使文化高度發展，從而使唐王朝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