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74 彩色片 113分鐘

美國科波拉影片公司攝制

編導：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攝影：比爾·巴特勒 主要演員：吉恩·哈克曼(飾哈里·考爾) 約翰·卡扎勒(飾斯坦) 弗雷德里克·福雷斯特(飾馬克) 辛迪·威廉斯(飾安)

本片獲1974年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美國影藝學院奧斯卡金像獎三項提名(最佳影片、最佳編劇、最佳音響)，全美影評家聯合會最佳導演獎，英國影視藝術學院最佳剪輯、最佳音響獎

【劇情簡介】

舊金山協和廣場。美國西海岸最著名的竊聽專家哈里·考爾和助手斯坦等人利用自己改裝的先進竊聽設備，正在偷錄一對青年馬克和安在人群中行走時的談話。哈里的另一助手保羅手提內裝話筒的購物袋，緊跟其后。原來哈里受雇于某大企業的經理，密切監視著其妻安的一舉一動。

哈里返回寓所。他門上有三道鎖，外加警報器。開門進屋后他驚奇地發現，地上有瓶葡萄酒，系在酒瓶緞帶上的卡片寫著：“祝你生日快樂——瑪麗亞。”瑪麗亞是哈里的女房東，他大惑不解，她是怎么進來的。經電話詢問方知，為了預防火災之類的緊急情況，她有一套備用鑰匙。哈里十分惱怒但又無可奈何。

哈里提著葡萄酒，在夜霧中乘電車去會女友埃米。他走進一幢公寓樓，警惕地四處張望，然后悄悄上樓，走到女友住處，迅速打開房門，向里窺視。屋里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哈里。”哈里進屋說明來意。埃米說：“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她甚至不知道哈里今年多大。她要求哈里告訴她一些自己的秘密。哈里回答說：“我沒有秘密。”埃米說：“我不就是你的秘密嗎?你住哪兒?為什么我不能給你住處打電話?”哈里謊稱：“我那兒沒安電話。”埃米責備哈里總是悄悄地來，又悄悄地走。她說：“我甚至感到你在偷聽，我打電話的時候，總覺得你在偷聽。”這句話觸動了哈里的敏感神經，令他十分反感，他留下房租錢后憤然離去。

哈里的工作間設在一個舊倉庫里。工作時他嫌斯坦提問太多，兩人吵了一架，斯坦離去。他獨自一人反復細聽偷錄來的談話，將安和馬克的話聲從人群的嘈雜聲中分離出來，發現其中有一句話很關鍵：“他一有機會，就要殺死我們。”哈里確信，安和馬克的生命處在危險中。他拒絕向雇主交出磁帶。

在一次竊聽器材展銷會上，哈里碰見他的主要對手——美國東海岸最著名的竊聽專家伯尼·莫蘭。他邀請包括莫蘭在內的一些竊聽專家、私人偵探和兩位女士晚上到他的工作間聚會。晚會上客人們議論著哈里，他的偷錄活動曾造成三人被殺。席間莫蘭為了露一手，居然把哈里跟梅萊迪絲所說的悄悄話偷錄了下來。哈里大怒，把客人趕走，只留下梅萊迪絲跟他過夜。翌晨，他一覺醒來，發現梅萊迪絲已不辭而別，那盤錄有安和馬克談話的錄音帶也不翼而飛。顯然，哈里中了美人計。

哈里租下了杰克塔旅館的772房間，以監視隔壁房間——根據錄音，安與馬克將在這里會面——的動靜。謀殺果然在這里“發生”了，但與哈里的判斷相反，遭到謀殺的竟是經理!

哈里垂頭喪氣地回到寓所。突然，他接到一個警告電話：“考爾先生，我們知道你了解內情。奉勸你不要再過問此事。我們將密切注意你的舉動。”為了找到暗藏的竊聽器，哈里歇斯底里大發作，將自己的居室拆得亂七八糟，甚至撕開圣母像，結果卻一無所獲。他孤獨地坐在屋角里，凄涼地吹奏著單簧管。

【鑒賞】

《談話》是科波拉經過多年構思后精心制作的一部藝術片，在風格與色調上和他同期執導的《教父》及《教父續集》迥然有別。

影片開始是一個俯拍的變焦長鏡頭，緩慢地朝舊金山協和廣場推近，變焦完成，鏡頭逼近一名啞劇演員和在廣場上走動的人群。鏡頭移向人群中的哈里，再移向從哈里跟前走過的安和馬克，安挽住馬克的胳膊慢慢地向前邊走邊談。這個鏡頭簡潔流暢地交待了環境與人物的關系。環境：舊金山協和廣場。人物：竊聽專家哈里和被竊聽對象。關系：哈里受雇竊聽這對男女的談話。

在美國，竊聽合法公民的隱私是違反憲法的不道德行為。影片正是從這樣一個特定的角度來描寫私人竊聽專家哈里的竊聽活動及由此產生的孤獨感和負罪心理。

哈里憑借先進器材和高超技藝，在人們認為無法竊聽的場所——嘈雜的人群中——完成竊聽，而他本人，盡管處處設防(整日身裹雨衣，是這一心態的外現)，卻無法阻止他人對其私生活的了解和竊聽，這一矛盾是科波拉結構這部影片的主線，貫穿始終。這一構思在下面幾場戲里，通過電影畫面形象地表述了出來：

——鏡頭移向高樓，一男子正在操作一架伸出去足有五英尺長的話筒，話筒上裝著瞄準器。那人頭戴耳機，通過瞄準器上望遠鏡頭的特寫，我們看到鏡中十字準線正對準安和馬克的頭部。這時，哈里走進廣場附近一輛封閉式小貨車，鏡頭移入內景，車內到處是竊聽設備，斯坦戴著耳機，正操作儀器。鏡頭移到車外，安發現有人跟蹤，向馬克提出警告，原來一手提購物袋的男子尾隨其后。一個特寫，這人戴著“助聽器”，他覺察到已被發現，趕緊走開。鏡頭又搖到一座辦公樓，窗內也有人操作一架話筒。顯然，那對男女正受到左右兩臺機器的跟蹤。這組鏡頭細致地描繪了哈里偷錄談話的過程。

——哈里返回寓所。一個長鏡頭(偷窺鏡頭)，我們看到哈里的房間陳設簡單，色彩單調。他巡察各個房間，然后給女房東打電話。在此期間，鏡頭始終對準起居室，停住不動，好像在沉思。過了一會兒，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鏡頭搖向左方，哈里坐在沙發上在打電話。哈里一向沉默寡言，對其私生活秘而不宣。然而令他不解的是房東怎么知道今天是他生日，又如何將一瓶葡萄酒放入上有三道鎖還有警報器的屋里。這些細節的描述清楚地告訴觀眾，一個專門竊聽別人隱私的專家，自己的隱私也在不斷地受到監視和竊聽。在哈里通過電話與女房東交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背后窗外有一物體在來回移動，仔細觀察，原來是一臺建筑起重機。這是一個絕妙的隱喻，使我們馬上聯想到前一段落的話筒。這個“話筒”對哈里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監視。這里，隱喻的因素與敘事的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

——-哈里參加了竊聽器材展銷會，會后邀請一些同事到他的工作室聚會。莫蘭提議與哈里合作，遭到婉拒。哈里性格孤僻多疑，一向獨來獨往，不與莫蘭合作符合他的性格特征。這時，莫蘭掏出一個小錄音機……原來哈里在另一端跟女賓梅萊迪絲的低聲細語被莫蘭偷錄了。接下去是哈里手拿莫蘭送的鋼筆的特寫鏡頭，我們看到哈里怒折鋼筆，一個竊聽器掉出，他下了逐客令，卻留下梅萊迪絲過夜。當那盤至關重要的錄音帶失竊后，他才恍悟又中了圈套。這再次表明哈里是多么易受攻擊，簡直是防不勝防。

——影片結尾處，哈里接到警告電話。他家的電話號碼從不外泄(包括女友)，號碼簿也查不到，但電話偏偏打到家里。這一筆很重要，說明哈里為自己設置的層層防線已全部崩潰，他的精神也處于崩潰的邊緣。他歇斯底里大發作，為尋找竊聽器，他拆散了室內每個物件，連圣母像也未能幸免(信仰動搖的指征)，結果一無所獲。當鏡頭慢慢地搖攝被撕掉壁紙的墻壁和撬開的地板時，影片突然閃回到廣場上的那對男女，溫情脈脈、擁抱接吻，似乎與謀殺無關。當鏡頭回到哈里的房間時，一個全景，整個房間亂七八糟。這里，科波拉再次使用了隱喻蒙太奇：把房間拆得七零八落，暗示一個人為解剖自己而撕掉所有外衣。哈里這時獨坐一隅，凄涼地吹奏著單簧管。編導以此結束全片頗具匠心，哀戚的音樂造成一種空寂的氛圍，用聲音(符合主人公身份和性格)強化了哈里的形單影只，進一步突出了他的孤寂郁憤。

從更深一層來看，本片揭示出在美國這樣的“自由”社會里人人都“享有”受監視的自由，即使監視者本人也擺脫不了被監視的命運。現代科技的發展更使這種監視變得無孔不入，它使人孤獨、恐懼、犯猜疑，增強了人際關系的緊張，加速了人性的異化。從這層意義上說，本片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它反映了70年代某些美國電影直面現實的傾向。

這部影片的另一個沖突是心理和道德上的。哈里以竊聽為職業，并為此感到自豪，但他是個天主教徒，又常常為竊聽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如謀殺)內疚，有一種負罪感，哈里去教堂懺悔的段落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哈里在工作間反復細聽偷錄到的談話。隨著不斷重復，談話的內容具有了新的含義，原來一場謀殺正在醞釀中，這一內容既是他錄下的(片段的、含混的)，也是他創造的(完整的、清晰的)。在這里，哈里像一位電影導演，將拍攝的素材，按自己的構思，剪輯成一部完整的“影片”。但他的構思出了毛病，同樣的素材，在他的手里卻剪輯出一部完全不同的“影片”：殺人犯(青年男女)成了被害者，而被害者(經理)卻成了殺人犯。科波拉在構思這一情節時，明顯受到了安東尼奧尼執導的《放大》的影響。對此科波拉并不否認，他說：“《談話》受《放大》的影響很大——在那部影片中有一個戴維·海明斯放大照片的場面。這同哈里整理錄音帶的場面相似。”《談話》中的謀殺陰謀也與《放大》有相似之處，均含混不清。哈里自認為弄清了談話的內容，深感內疚，拒絕向雇主交出錄音帶。錄音帶被竊后，又出于良知和職業本能，租用旅館房間，在廁所安裝竊聽器，監聽隔壁房間的動靜。突然謀殺“發生”了。哈里聽見女人的尖叫聲。科波拉摒棄用濫了的謀殺場面，根據哈里是竊聽專家這一特殊職業，設計了一個用音響代替視覺來反映謀殺的段落，讓哈里不是看見，而是聽到謀殺，其恐怖程度比血淋淋的視覺感受更強烈，給觀眾以極大的震撼，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

驚魂稍定，哈里潛入773房間，卻意外發現室內一塵不染，絲毫沒有謀殺的痕跡。他一拉抽水馬桶，血紅的水不斷上涌，最后溢出馬桶，流到地上，整個銀幕血紅一片。這一超現實主義段落將影片推向高潮。此后情節急轉直下：哈里走在街上，從一輛停在路旁的高級轎車里，看見安神態自若地坐在車內讀報。哈里一驚，急忙走開，路過報亭，瞥見報上有張車禍的照片。一個特寫鏡頭，大字標題赫然在目：《車禍，經理喪命》。這時，銀幕上出現了一組幻想鏡頭。哈里在自己的幻想中，重新結構幾場謀殺場面，設想安與馬克以幾種不同方式合謀殺死經理。這里，科波拉又使用了一個閃回鏡頭，讓安與馬克說出那句關鍵的話。但這次卻有了完全相反的含意。這組鏡頭與前此出現在哈里腦海中的幻想鏡頭(他“看見”經理正圖謀殺害安與馬克)適成強烈對比。顯然，哈里用幻想的真實來糾正自己判斷的錯誤， 目的是使自己的犯罪心理得到某些解脫。

影片里，夢中公園一場戲的構思新巧感人。科波拉安排哈里與安在夢中相會，并向安吐露心聲，起到了雙重作用，既向觀眾簡要地交待了他自己(科波拉童年的遭遇與哈里相似)的身世(考慮到哈里的職業和性格，這樣的交待方式是很巧妙的)，又暗示他在感情上對安的向往。在這場戲里，哈里與安建立了一種特殊的個人關系，取代了馬克陪她散步。科波拉談到這場戲時說：“我很喜歡這樣一個構思：一位剪輯師耗費半年剪輯影片，他把女主角的每個角度看了又看，結果愛上了他。”哈里正是在反復細聽那段錄音后，產生了對安的同情與感情。科波拉用超現實主義手法把夢中公園這場戲，特別是那些臺階，拍得很虛，很抒情。這一藝術構思頗有獨創性。

本片的構思始于1966年，1974年拍成上映。影片拍到三分之二時水門事件發生了，但科波拉并未因此而改動劇本，碰巧影片涉及的是敏感的竊聽問題，而水門事件中所使用的竊聽技術又與影片中所描繪的非常相似，致使影片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和思考。對此科波拉指出，他從一開始就想把影片拍成非政治性的、純屬個人的行為。編導的這種意圖在電影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影片的焦點并沒有對準政府，都是私人所為。然而這種個人行為卻是社會制度造成的，影片對社會的批判就在這編導有意的言而不盡之處，令人回味無窮。西方影評家對科波拉的這種“社會意識和理性精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正如一切杰作一樣，本片也有缺陷，如哈里連自己的年齡都保密，怎么會邀請主要競爭對手到他秘密的工作室聚會?但瑕不掩瑜，無論從藝術構思、敘事結構、鏡頭運用、性格刻畫、音響效果等方面看，這都是一部上乘藝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