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的故事》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92 彩色片 94分鐘

意大利BBE國際電影公司攝制

導演：埃米迪奧·葛萊科 編劇：安德雷阿·巴爾巴托 埃米迪奧·葛萊科(根據萊奧納多·夏夏同名小說改編) 攝影：托尼諾·德里·科里 主要演員：姜·瑪利亞·沃龍臺(飾弗朗佐教授) 埃尼奧·方達斯蒂基尼(飾警察分局長) 里奇·托尼亞齊(飾警察隊長萊普利) 馬西莫·達保爾多(飾警察總局長) 馬西莫·基尼(飾開沃爾沃車的人)

【劇情簡介】

一個中年男子開著一輛沃爾沃車在圣·約翰別墅前上了去麥西那的渡船。他是一家制藥公司的代理商。在輪船上，一位長者(稍后，人們認出，他是受人尊敬的弗朗佐教授)在同他交談。這天霧色茫茫，天和水連成一片，幾乎見不到麥西那。教授指點著說： “也許它不見了”。

晚上，那個開沃爾沃車的人在城里轉悠。他看見，到處都是燃燒著的火堆和聚集的人群。他好奇地走上前去，詢問正在那里交談的一群老年人。他們告訴他，這天是本城保護神圣·朱塞佩的節日的前夜，人們正在將舊家具燒毀。就在這同一時刻，警察分局里的電話鈴聲響了。分局長正準備離去，這時，警察隊長萊普利拿起了聽筒。這是一個名叫羅切拉的老外交官從他的鄉下別墅打來的電話。他長期在國外工作，現在回到家里，發現了特殊情況，想讓警察局立即派人去看看。分局長對隊長說，他不必立即趕到羅切拉家里，第二天去也完全來得及。

第二天上午，當隊長帶著兩警察來到羅切拉的別墅時，發現老外交家已額頭中彈身亡。外交官伏在寫字臺上，那上面有張字條，上面寫著“我找到了”幾個字。看上去，像是自殺，但對一些細節推敲之后，隊長認為這是有人精心導演的一場謀殺案。他對現場繼續進行調查，發現屋前場地上有汽車和貨車輪胎的新痕跡; 場地兩邊原先也許是做牲口棚用的棚子現在被人用一把新鎖鎖上了。

萊普利繼續深入調查，這時警察總局局長卻想迅速了結此案。但萊普利的調查報告里有許多疑點尚未解決。恰在這時，弗朗佐教授跑到警察總局，講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他的老朋友羅切拉曾在出事的頭天給他打過電話，告訴他，他這次回來是為了尋找珍貴的家書：加里波的給他曾祖父、皮蘭德羅給他祖父寫的信件。結果，他發現，家里被人偷偷地安裝了一部電話，尤其令他不安的是，他們家的一幅名畫已被人偷盜多年。

自殺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使調查變得更加復雜的事情。一列火車停在空曠的鄉下，車長攔截了一輛過路車，請開車人通知鄰近的車站站長。被攔截者正是那輛沃爾沃車的主人：他同意幫忙。但列車仍未接到通行的指示。于是車長沿著鐵軌線，步行跑到車站。結果，他發現，站長和搬道工死了。

制藥公司代理人在廣播中聽到，警察局正在尋找他。于是，他便主動來到警察局，敘說了車長要求他去找站長的經過。另外，他還看見，車站里有兩個人在那里捆一卷類似地毯的東西。代理人被暫時拘留，等待事實的澄清。

警察局決定，對羅切拉別墅再進行一次調查。隊長發現，原來鎖著的庫棚現在已全部被打開，里面空空蕩蕩，散發出一股說不出的味道：類似糖燒糊的味或者說藍桉樹葉味。在檢查頂樓時，分局長順手打開了一盞燈，但隊長卻從來也沒有找到過它的開關。萊普利開始懷疑起他的上司來，并同弗朗佐教授談了他的想法，后者完全同意他的觀點。

第二天上午，隊長坐在辦公桌前，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分局長進了屋。他一言不發，開始擦起自己的手槍來。隊長立即意識到自己面臨的危險，他緊握手槍，手指按住扳機，隨時準備開槍。氣氛是劍拔弩張。這一切均發生在一瞬間：分局長被子彈擊中。司法部門和警察局領導層自然都情愿把這件事說成是一次事故。

神父克里科來到警察局，為分局長的遺體做祈禱儀式。這位神父，也就是羅切拉托付他看管家園的神職人員。

神父走進警察局時，遇到了代理人。他同他打招呼，把他當成了本教區信友。代理人上了自己的車，離去。但當他開出一段路后，他突然停了下來。他回憶他在車站里見到的情景，他認出了神父的面孔：他就是被他誤認為是站長的那個人。他正想調轉車頭，開回去，但他立即打消了這一念頭，繼續往前開去。

【鑒賞】

萊奧納多·夏夏(1921～1989)的作品具有濃厚的揭露現實的政治色彩，尤其是他在六七十年代的創作，大多為偵探小說體，這就為當時盛行的政治電影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如著名導演羅西執導的《精彩的尸體》(1975)，改編自夏夏的小說《對抗》，佩特里執導的 《各得其所》 (1966)、《托多·莫多》(1976)等。《托多·莫多》是表現恐怖分子綁架意大利政界人士的。盡管那時的政治電影有很大的局限性，模式也擺脫不了傳統的政治電影結構，但它本身卻蘊含著一種富有文化使命的電影新的潛在力量。這種電影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抨擊了意大利社會政治的弊端，有的直接和政治事件掛鉤，如羅西于1963年攝制的《控制城市的手》，即是根據發生在那波里的一宗地產投機丑聞改編的。作者在做了廣泛的調查工作后，以紀實的手法，以富于激情的畫面形象揭露了市政當局在投機分子面前的無能。另一種則是富有娛樂性的政治片，但有時情節簡單化，人物漫畫化。20年過后，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夏夏又成了電影工作者的改編對象，幾部作品相繼被搬上銀幕，其主要特征仍表現為富有文化使命感，但作者在改編過程中，更為注重合理性和帶有目的性。葛萊科的這部影片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一個普通的故事》是一篇66頁的中篇小說。作者在結構故事時，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情節的編織上，而對環境和人物沒有過多的描寫，有時，從心理剖析上去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那也純粹是為了故事情節的需要。夏夏的作品一向以簡明扼要，引人入勝著稱，這篇小說則更為簡練，是電影改編的理想作品。

如果從忠實于原作來講，這是最好不過的一部影片了。好像這是小說作者特意為電影構思的一個主題，作者在把它搬上銀幕和使人物形象和環境具體化時，不必顧慮自己是否違反了原作精神，因為原小說敘事結構極為簡潔，作者把與故事主線無關的枝葉都已刪除，剩下的只是一個極易改編的故事框架。改編者在表現場景、環境和人物時，更用不著顧忌原作是如何描寫的，只需按照電影的要求去敘事就行了。事實上，電影不只是敘事：電影在表現一個人活動的那一刻，表現的是一個具體的人，一個在確切地點活動著的人，電影永遠不會任意地在一個無關的情景里去表現一個人。正是這點，構成了電影的時代特征，電影涉及的社會問題越直接，這種時代特征也就表現得越突出。但也正因為這點，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被搬上銀幕后，往往會使觀眾感到失望。這是因為，文學作品所描繪的一個那么富有生命力但卻并不充實的世界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電影的充實的、過于逼真的表現不可避免地會在讀者心靈里引起沖突，以致破壞了他對原作的享受。葛萊科的影片避免了這點，影片中的外景、大樓、辦公室、房屋、人物形象的表現都純粹是為了故事的需要。因此，一方面影片既忠實于夏夏的原作(指故事情節和人物對白)又是自由改編的創作(指影片中的各種細節和導演處理)。由于小說的作者竭力避免直接描寫事件，而是以象征性的、抽象化的手法，對于社會病態現象只是作了比喻性的剖析，這就為改編解決了另一個難題，即由于影片所反映社會現實問題而涉嫌對政治事件的干預。夏夏將非主要的情節全部刪掉，甚至隱去了人名和地名(必要的除外)，也避免了直接提及黑手黨及其走私毒品的活動。夏夏小說的成功之處在于，它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有力地揭露和剖析了，在一個政權勢力同犯罪集團互相勾結的社會里，種種罪惡行徑和邪惡勢力之間的攻守同盟能夠存在的原因。

影片保持了小說的風格，其手法幾乎是抽象化的：故事的背景是西西里，但是一個寒冷的、冬季的西西里，內景則是普通的、日常的，外景也并無特色，不具有觀光旅游的景致，是很容易用來表現寓言故事的。

演員的表演也是出色的。著名演員姜·瑪利婭·沃龍臺(許多政治片的主人公扮演者)扮演了弗朗佐教授。配合他演出的是一批年輕的新演員，實踐證明，他們不愧是沃龍臺這位優秀演員的配角。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影片的改編者將弗朗佐教授這個在原小說中描寫不多的人物，逐步發展成一個中心人物。他對事物進行評論，成了作者——敘事者的另一個自我，他的表演對突出這一人物形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簡練的，嘲諷的語言成了觀眾理解事件的關鍵。

讓我們看看原小說中的一段對白(影片中如實地引用了)，這是在弗朗佐教授主動到警察局作證時，共和國檢察官在對他詢問前的一段對白：

“檢察官起身，迎接他的老教師。

‘我可以冒昧地向您提一個問題嗎?……然后我再向您提一些別的問題……我的意大利文，您總是給我打三分，因為我那是抄來的，但有一次，您給了我五分，這是為什么?’

‘因為那次您是從一個更為聰明的作者那里抄來的。’

檢察官笑了起來：‘意大利文，我的意大利文確是不行，但您看到了，我并不是一個窩囊廢，我現在是共和國的檢察官……!’

意大利文不光是意大利文：它在于推理，老教授說。‘您的意大利文再糟點，也許您會爬得更高。’

教授的話是尖刻的，檢察官的臉變得蒼白。接著，他對他進行了一場嚴厲的審問。”

夏夏對政權最高機構的抨擊是尖銳的，導演忠實于原作，將這一點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這是擊中意大利當今社會和政治要害的精彩一筆。在今天的意大利，盡管政界鼓吹用人要注重品德和才干，但占據重要位置和負責崗位的人卻并不是根據他們的文化修養和專長而被選擇的，相反，要得到工作，尤其是國家機構的工作，往往得托關系走后門。其結果是，公共事業管理混亂，工作效率低，許多機構陷于癱瘓狀態中。顯然，這一切都是政治腐敗，政界貪污受賄的結果。

地區共和國檢察官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現出他的愚蠢和無能。在外交官被暗殺之后調查在進行時，他卻要警察局長匆匆了結此案，將它歸結于一次事故。他的這種表現正體現了意大利國家領導階層的軟弱無能。他們身居高位，只知保護那些與他們有關的有勢力的大人物，保護他們不正當的利益，因此，逐漸地，他們便脫離了人民，不能為人民伸張正義，行使國家權力，保護大眾利益。共和國檢察官的形象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他的思想麻木了，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成了犯罪集團的工具，而且已陷入很深。

總之，影片像小說一樣尖銳地反映了意大利的社會現實，只不過影片比小說更為鮮明和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