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勒·旺貝》劇情簡介|鑒賞|觀后感

1932 黑白片 85分鐘

德國柏林普羅米修斯制片有限公司/柏林普萊森斯制片有限公司聯合攝制

導演：斯拉坦·杜多夫 編劇：貝托特·布萊希特 恩斯特·奧特瓦爾德 攝影： 龔特·克拉姆普夫 主要演員： 恩斯特·布什(飾弗利茨) 莉莉·舍恩鮑恩 (飾母親) 馬克斯·薩布羅斯基(飾貝尼克) 瑪爾塔·梯勒(飾安妮) 瑪爾塔·沃爾特(飾蓋爾達) 阿道爾夫·菲舍爾(飾庫爾特) 格哈德·比內特(飾蓄胡須的人)



【劇情簡介】

影片故事發生在1931年，經濟危機陰影籠罩之下的德國首都柏林。

老工人貝尼克與他的兒子弗利茨不幸相繼淪為柏林31萬5千失業大軍中的成員，他們被工廠解雇，拋上街頭已經有些時日了。隨著經濟形勢的不斷惡化，魏瑪共和國政府又發布緊急法令，斷然取消了原先為青年失業工人發放的救濟金，此舉對于本來便已生活無著的青年失業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庭來說，不啻雪上加霜。

這天，弗利茨一早便走出家門，跨上自行車，四處尋找工作，希冀今天能有所突破。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跑了整整一天，結果依然四處碰壁，直到夜幕降臨之后才不得不疲憊不堪、怏怏不樂地回到家中。當備受貧困生活煎熬的父母得知兒子奔波了一天，竟然一無所獲、空手而歸時，原本充滿期待的目光一下子黯淡了下來。母親不禁數落道，弗利茨興許到什么地方玩了一天，根本就沒有把找工作的事情放在心上; 失業的父親心里更是窩著火，他抱怨兒子太笨，太不爭氣;只有妹妹安妮出于對哥哥的理解和同情，替他辯解了幾句。對于家里的反應，弗利茨心理上雖然有所準備，但是父母的話還是深深地刺傷了他。晚飯過后，老父親去酒館散心去了，媽媽仍在廚房里勞作，安妮與他的男友也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弗利茨一個人兀自悶悶不樂地坐著。他想到眼下家里生活這么困難，可他一個大小伙子卻整天待業在家，算怎么回事，想想以后，這樣的日子不知什么時候是個頭。他越想越覺得沒有活路，便產生了絕世之念。于是，他趁屋里無人之機，走到窗前，將緊閉的樓窗打開，又從手腕上取下那只戴了多年，心愛的手表，輕輕地放在桌上，給妹妹安妮留下，然后毅然決然地跨上窗戶，縱身跳了出去，過早地結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弗利茨跳樓自殺后，一位鄰居哀嘆道：“唉，這個世上如今又少了一個失業者。”

弗利茨的死使貝尼克一家陷入了更大的困境。然而，當他們全家還沒有從弗利茨自殺的悲哀中擺脫出來，這時又由于長期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主起訴至法院。法院根據被告的實際經濟狀況，最后作出勒令貝尼克一家遷出所住樓房的判決。安妮雖然此前極力向房主與法院求情，但最終仍然沒能挽救被驅趕的命運。走投無路的貝尼克一家最后聽從安妮男友的建議，遷往位于柏林郊外穆格爾湖畔的一個名為“庫勒·旺貝”的帳篷區。那里本來是柏林有錢人歡度周末的地方，現在卻成了日益增多的破產的、無家可歸的無產者賴以棲身的新“家園”。

等到臨時的棲身之所安頓停當，安妮便隨她的男友走了。臨別時，她的父親不放心地告誡說：“你可得小心點，如果出了什么事，我就打死你!”沒想到老父親的話竟然不幸言中，安妮與她熱戀的男友由于終日廝守在一間狹小的帳篷里，不久真的懷了孕。然而小生命的孕育并沒有給這對自身難保的戀人帶來什么愉快，面對殘酷的生活現實，安妮的男友建議把孩子打掉。可是安妮的父親卻認為這事沒那么簡單，迫于當時社會道德觀念的壓力，老貝尼克把安妮的男友找了來，鄭重其事地與他攤了牌，讓他承擔起責任來。結果雙方達成協議：安妮立即與她的男友正式定婚。然而隨后在“庫勒·旺貝”舉行的定婚儀式上，安妮的男友表示，眼下結婚對他在職業上來說，全然是一種負擔，要不是考慮到安妮已經有了身孕，他是絕不會在這個時候舉行定婚典禮的。安妮聽到這番話，十分生氣。她一氣之下，當眾宣布解除婚約，隨后離開了“庫勒·旺貝”，搬到城里她的女友蓋爾達家里去了，并且自己找了個醫生，做了打胎的手術。

蓋爾達與她的男友庫爾特都是工人宣傳鼓動小組的成員，他們正在參與組織一次規模盛大的柏林無產階級運動會的活動。

數日后，運動會如期舉行。成千上萬的觀眾從四面八方，成群結隊地涌向運動場。這次運動會開得很成功，數千名來自柏林各個行業的工人運動員聚會一起，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地在各個體育項目上展開了比賽。比賽過后，“紅色傳聲筒”宣傳隊還進行了表演，號召工人團結一致，與失業、貧困、社會壓迫進行斗爭。最后，運動會在運動員與觀眾共同高唱《團結之歌》的嘹亮歌聲中勝利結束。

在這次運動會上，安妮與她的男友也重新見面，倆人盡釋前嫌，和好如初。

運動會結束后，在人們返家的途中，在一節高架鐵車廂內，一群工人與幾位白領階層的乘客，就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這場辯論是由當天報紙上刊登的一篇報導引起的，據報載，為了保持巴西咖啡的高額售價，資本家竟指令銷毀價值高達2400萬英磅的咖啡。聽到這篇報導，蓋爾達、她的男友庫爾特以及其他剛剛參加完運動會的工人氣忿地譴責資產階級的這種令人發指的罪惡行徑，然而一位白領人士卻為此加以辯護，認為做生意理應如此。對此種謬論，庫爾特駁斥道，焚毀咖啡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大限度追求利潤的一種結果，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改變當今世界的必要性。說完，他用手指著那位白領先生說道：“這位先生肯定是不愿意改變這個世界的，因為他是滿意于這個世界現狀的。”那位白領先生則不服氣地反問道：“那么請問，又有誰想要改變這個世界呢?”對此，蓋爾達立即答道：“那些對這個世界的現狀不滿的人!”



【鑒賞】

《庫勒·旺貝》是30年代初誕生的一部德國無產階級電影的代表作。德國的無產階級電影是由魏瑪共和國后期至1933年希特勒上臺這一期間，在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領導支持下發展起來的一種進步的電影流派。這一流派的影片以工人或其他無產者為描寫對象，通過某個有代表性的人物命運，展現無產階級悲慘的生活狀況。由于這種影片常具有 一定的革命鼓動性，鼓動無產階級為改變其生存現狀而斗爭，因此又被稱作無產階級—鼓動電影。

1929年，美國紐約股票市場行情的暴跌引發了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這場經濟危機結束了德國自20年代中期開始的政治、經濟穩定時期。它不僅導致了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政黨聯合執政的終結，而且造成工人的大批失業。據統計，德國工人失業率從1929年的15%猛增到1932年的45%，官方失業數字高達700萬，幾乎每三個人之中便有一個失業者。與此同時，工人的收入從1929年至1932年則下降了近1/3，致使占近45%的工人處于生活貧困線之下。工人失業與生活的日益貧困化導致階級矛盾與社會對立加劇，工人運動進一步高漲。在這種形勢下，德國無產階級電影的發展走向了高潮。1929年，先后涌現出 《生活就是這樣》(導演： 卡爾·雍漢斯)、《弟兄們》(導演：維爾納·胡赫鮑姆)、《街的另 一側——一部日常生活的悲劇》(導演：雷歐·密特勒)與《母親克勞澤升天記》(導演：菲爾·尤契)等一批優秀的無產階級影片。

《庫勒·旺貝》誕生于1932年，是繼上述影片之后出現的又一部優秀的無產階級電影。所不同的是，前幾部尚是無聲影片，而這一部已是有聲影片。

本片是根據德國革命詩人、劇作家貝托特·布萊希特的劇本拍成的。在此之前，他的著名話劇《三分錢歌劇》被搬上銀幕(派勃斯特導演)，曾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庫勒·旺貝》從結構上分為四個形式上相對完整、而在內容上緊密相連的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寫失業的弗利茨尋找工作未果，跳樓自殺的經過，第二部分描寫貝尼克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而失去住所，被迫遷往市郊一個名叫“庫勒·旺貝”的帳篷區，與安妮定婚儀式上的風波。這兩部分集中展現受到世界性經濟危機打擊的柏林工人的生活狀況，他們所面臨的失業問題與由此而導致的生活進一步貧困化。第三部分內容為工人運動會，最后一部分則以工人與幾個白領人士就報紙上的一則報道而發生的一場辯論結束。這兩部分展示的是工人團結的力量與變革社會的可能性。由于《庫勒·旺貝》系一部早期有聲片，在某種程度上還保持著無聲影片的特點，因此每個部分前面都仍冠有一行字幕，如：“這世上又少了一個失業者”;“一個年輕人的美好生活”;“團結之歌”;“世界屬于誰”等。

影片導演斯拉坦·杜多夫是一個來自保加利亞的青年人。他22歲時來到德國首都柏林，曾先后為德國電影大師弗利茨·朗格(參與影片《大都會》的拍攝)與著名的話劇、電影導演耶斯納·皮斯卡托做過助手，并參加過德國工人宣傳鼓動隊的活動。1929年，杜多夫赴蘇訪問，并有幸與蘇聯電影大師愛森斯坦會晤。1930年，他導演了他的第一部影片—— “無產階級紀實報道影片”《柏林工人的生活現狀》。《庫勒·旺貝》是他執導的第二部影片，其時，他年僅28歲。

在影片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大多是左翼職業演員，而群眾演員則由柏林許多無產階級組織的成員助演。與其它無產階級電影一樣，《庫勒·旺貝》也是在極為困難的物質條件下拍成的。為了節約資金，不得不加快影片的拍攝速度，如“運動會”一場戲，其篇幅雖然約占影片的四分之一，但卻僅用了兩天時間便拍成了。為拍好這場戲，當時德共體育協會精心組織了大約4000名工人運動員，開了一次別開生面的運動會。盡管如此，由于資金的短缺，特別是原攝制單位——1926年建立的德國第一家無產階級電影公司柏林普羅米修斯制片公司的中途破產，曾使影片攝制工作一度中斷，后來由柏林普萊森斯制片有限公司接手，才使影片拍攝工作得以繼續進行。由于這些原因，本片的拍攝工作竟持續了一年多時間。

這部當時曾被左翼新聞界稱作“一部有覺悟的社會主義傾向影片”，從內容到手法，均與《母親克勞澤升天記》有著某種相近之處，堪稱是前一部影片的姊妹篇。兩部影片描寫的都是1929年經濟危機籠罩之下的柏林工人家庭的困苦生活與失業給他們造成的生活悲劇。在《庫勒·旺貝》中，貝尼克的兒子，年青的失業工人弗利茨與影片《升天記》中的母親克勞澤一樣，出于對生活與未來的絕望而走了自殺的道路，他們走的都是一條逃避現實的道路。除此之外，弗利茨、他的父母，亦與《升天記》中的母親克勞澤一樣，看不出導致他們生活貧困的社會原因，因此對命運只能采取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但兩部影片可貴之處在于，它們都沒有滿足于消極、宿命地描寫工人們悲慘的命運，而是為無產階級指出了希望的所在與自身解放的出路。在《升天記》的最后，當母親克勞澤打開煤氣，走上自殺之路時，切進了一組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人游行示威的鏡頭。這組鏡頭表明，有覺悟的工人選擇了一條有別于母親克勞澤所走的消極道路，他們走的是一條通過斗爭而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這是一條現實的出路，一條真正能獲得幸福的道路。母親克勞澤的女兒愛爾納最后也擺脫了道德與精神的重負，加入了游行示威者的行列，與其男友馬克斯一起走上了這條正確的道路。這樣影片便明確清楚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無產者究竟應該選擇什么?是煤氣開關，還是斗爭。同樣，《庫勒·旺貝》通過工人運動會與車廂內的辯論展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和改變世界的意志。與《升天記》中的愛爾納一樣的是，安妮認識到失業與生活貧困之間的關系，最后也加入了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行列，這就指出了解決問題的途徑：通過團結一致、有意識的行動為保障其自身利益而斗爭。由于這兩部影片都明確地提出了變革現實的要求，顯示了歷史創造者的力量，“在德國電影中第一次塑造了革命的前景”，因而受到進步電影評論的高度評價。他們把這兩部影片稱作是“德國電影藝術最有意義的作品之一，在這兩部影片里，一種大師般的、令人想起普多夫金與愛森斯坦對電影畫面語言的掌握能力與情節結合在一起，其情節所表達的內容已經超過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所做的單純批判，并發出了變革世界的號召”，從而“開創了德國電影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先河”。

影片拍攝完成后，未及公映，便于1932年3月首次遭到被禁映的厄運。據柏林電影檢查機關對該片審查決議稱：“整個影片對我國整個社會與經濟制度進行了攻擊……對國家的公共秩序、安全與生命攸關的利益構成威脅，并有辱于帝國總統、司法與宗教的形象……”。《庫勒·旺貝》被禁映后，引起了德共、各個無產階級組織與其它左翼藝術家、影評家、新聞工作者的強烈抗議，布萊希特與影片導演杜多夫等曾與審查機構的負責官員就影片的細節展開過激烈的辯論。同年4月，在影片被迫剪掉一些鏡頭后，仍未能獲得上映的許可，審查機構堅持認為，該片“仍未能改變其動搖國家基礎的傾向”。爾后，在被迫進一步刪除某些“具有攻擊傾向性的鏡頭”之后，才于4月21日勉強獲得通過。幾次的刪剪使影片在內容上受到一定的削弱。5月，該片在莫斯科首映之后，于5月30日在柏林的一家影院公映，受到公眾的歡迎。此后，影片又在15家位于柏林工人居住區的影院上映。1933年3月納粹上臺后，影片再度遭禁映，從此被打入“冷宮”多年，直至戰后才與觀眾再度見面。這一連串的禁映命運，使《庫勒·旺貝》成為德國電影史上一部有著特殊知名度的影片之一。

限于當時的條件，《庫勒·旺貝》雖然在藝術與技術上均存有一定的不足，但由于它真實地反映了30年代初期德國社會的現實，成為這一時期出現的一部不尋常的電影紀實作品，并以此而載入德國電影的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