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的古城奧里戈夫、現在的村莊里戈沃坐落在奧卡河畔一個高高的峭壁上： 俄羅斯人在那些年代里除了奔涌的、供飲用的水之外，第二鐘愛的就已是美。

英格瓦爾·伊戈列維奇奇跡般地躲過兄弟刺來的刀子后，為紀念自己的獲救在此地建造了圣母安息修道院。

在晴朗的日子里，從這里舉目河灘，可以看得很遠，35里開外，在同樣的一座峭壁上，是約翰修道院那高高的鐘樓。

迷信的拔都沒有摧毀這兩座修道院。

雅可夫·彼得羅維奇·波隆斯基也看中了這地方，將此視為其唯一的去處，遺囑將他安葬于此。我們總是以為，我們的靈魂將在墳墓上方飛翔，把靜謐的原野環顧。

但是——沒有教堂的穹頂，也沒有教堂，石墻已剩下一半，筑起了纏著鐵絲網的木柵欄，整片古跡之上，是電線桿，是丑陋的稻草人，都十分地眼熟……十分地眼熟……修道院的門口，是值班室。一張宣傳畫： 《為了各民族間的和平！》——一個俄羅斯工人手中抱著一個非洲孩子。

我們似乎什么也不明白。在看守棚間，一位身著襯衣的不當班的看守向我們解釋道：

“這兒有過一座修道院，是世上的第二座。第一座好像是在羅馬，莫斯科的那座是第三座了。在這兒辦過一所兒童教養院，孩子們不知好歹，拆光了圍墻，砸碎了圣像。后來，集體農莊以4萬盧布的價兒買下了這兩座教堂，圖的是磚，因為農莊想建一個6排的牛棚。我還記得，一塊整磚是50戈比，半截磚賣20戈比。只是那些磚塊很難撬開，全被混凝土粘成一團。在教堂下面發現了一個地下墓，躺著一個高僧，那高僧已是一具骷髏，但那件長袍還是好好的。我們倆去扯了扯那長袍，但沒有撕開……”

“請問，這地圖上標有詩人波隆斯基的墓。這墓在哪兒？”

“波隆斯基那兒不能去。那兒屬禁區。禁止去他那兒。那兒有啥可看的？看那兒光禿禿的紀念碑？”看守轉向他妻子，“波隆斯基好像被挖走了吧？”

“是的，被拉到梁贊去了。”妻子站在臺階上，嗑著瓜子點頭應道。

看守自己也感到可笑：

“也就是說，被釋放了……”

一天的開始

日出時分，30來位青年跑向林中的空地，臉沖著太陽稀疏地排開，開始彎腰屈體，搖頭擺尾，又是伸臂，又是扳腿，一忙就是一刻鐘。

老遠望去，還以為他們在做祈禱呢。

在我們這個時代，見一個人每日都耐心地、關注地伺候自己的身體，誰也不會覺得吃驚。

但是，如果他以同樣的方式伺候自己的精神，卻可能會受到凌辱。

不，這不是祈禱。這只是早操。

一截榆樹圓木

我們在鋸木柴，我們搬起一截榆樹圓木，不禁叫出聲來： 去年伐下這棵樹，用拖拉機拖出，將樹干截成幾段，再經車船搬運，又蒙上帆布，堆放在地上，但直到今天，這截榆樹圓木仍不投降！

它的身體上又發出鮮嫩的幼芽，這幼芽將是一棵完整的樹，或是一根濃密的枝。

我們已把圓木放在了支架上，就像把它放倒在斷頭臺上，但是又下不了決心鋸向它的脖子： 怎能忍心鋸它？它也想活下去呀！它甚至比我們更想活下去啊！

在葉賽寧的故鄉

4個相似的小村沿著馬路一字兒排開。沒有花園。附近也沒有森林。一排排纖細的柵欄。多處有粗糙、鮮艷的彩色木雕窗楣。一頭幾普特重的、威嚴的豬，在街道中央的水龍頭上蹭癢。鵝群勻稱的隊形突然被一輛飛馳而過的自行車所沖亂，鵝們于是對那車影齊心協力地發出了戰斗的呼喊。忙碌的雞在街道和后院四處啄地，在找食吃。

康士坦丁諾沃村的商亭像一個小小的雞棚。鯡魚。百貨。粘牙的長方形帶餡糖果，這種糖塊在其他地方15年前就沒人再吃了。鐵硬的大黑面包，比城里的要重兩倍，不能用刀，而要用斧頭才能切得開。

在葉賽寧家的小木屋中，簡陋的房間系用僅一人高的木墻隔出，幾個狹小的房間，像貯藏室一樣，甚至沒有一間能稱得上是一個房間。園子里是一間無門的草棚，以前這里曾有過一個澡堂，謝爾蓋常來此躲進黑暗，并寫出了最初的詩句。草堆那邊，是一塊平常的麥場。

我漫步在這個村莊。這樣的村莊有很多，就是現在，這些村莊中的所有住戶都仍在為飲食、積蓄和面對鄰居而有的虛榮而忙乎。我漫步著，突然激動起來： 天上的圣火一日突降于此，此刻仍在燒灼我的面頰。我走向奧卡河的高岸，向遠處望去，我感到驚奇： 難道這黑糊糊的一長條灌木林，竟能被神奇地說成是“松雞在林中清脆地哭泣”？難道靜靜的奧卡河邊的草地，竟能被說成是“水的懷抱中陽光的積累”？

造物主把什么樣的一方塊天才拋到此處，拋向這間小木屋，拋向這位愛打架的鄉村小伙子的內心，使得激動的他在爐邊、在畜欄、在谷場、在村邊找到了如此多的素材來表達美，表達那人們踐踏了上千年卻未曾發覺的美？

我們是不會死的

我們已變得最懼怕死人和死亡。

如果誰家死了人，我們總是盡力不寫信過去，也不去串門： 我們不知道該怎樣談論死亡……

甚至將墓地當成一種嚴肅事兒來談也是害臊的。在單位無人會說：“星期天我沒空，我可能要去墓地拜訪我的親人。”難道去造訪不會吃喝的人也算是件事兒？

想把死者從一個城市運往另一個城市嗎？——別異想天開，誰也不會為此提供車廂的。在城里如今也不興樂隊送葬了，如果是個小人物，就只用卡車拉著兜一圈。

不知何時起，星期天在我們的墓地里，人們漫步在墳墓間，歡快地唱歌，手提香爐散發出濃郁的芳香。心境平和些了，注定要死亡的傷疼感已不再攪動內心。逝者們透過綠色的墳塋似在向我們微笑：“沒什么！……沒什么！”

如今，如果墓地仍開放，會掛出一布告：“墓主們！為避免罰款請清除去年的垃圾！”更常見的是，在體育場邊，在文化公園邊，墳墓被搬走，被推土機鏟平。

還有那些為祖國而死的人——你我仍有可能這樣去死。

先前，我們的教會為這些人列了一個節日——陣亡者追悼日。英國人在馬克節追悼先烈。

每一民族都有這樣一個節日，以緬懷為我們而死的人。而為了我們，為了我們死了最多的人，但我們卻沒有這樣的節日。

望一眼所有的犧牲者，誰還會來添磚加瓦呢？在三次大戰中我們喪失了無數丈夫、兒子和未婚夫——你們這些討嫌的人們，就躲在那涂了漆的木樁后面吧，別來打擾我們生活！

而我們，我們是永遠不會死的！

沿奧卡河旅行

走過俄羅斯腹地一條條鄉村道路，你才開始明白，那開啟恬靜的俄羅斯風景的鑰匙究竟在何處。

這鑰匙就在于教堂。它們攀上山岡，越過丘陵，像一個個白色或紅色的公主步向寬闊的河流。一座座勻稱、挺拔各異的鐘樓騰起在平庸的草房和木屋之上，它們遠遠地、遠遠地相互致意，分別由散落四處互不相望的村莊升向同一天空。無論在四野，還是在遠離人煙的牧場緩行，你永遠不會是孤身一人： 在厚墻似的森林之上，在一垛垛干草之上，在四月的原野之上，總有洛韋茨基教堂，或是柳比奇教堂，或是加夫里洛夫斯基教堂的鐘樓那圓圓的頂部向你招手。

但是當你走進村子，你會發現，不是活人，而是逝者在遠遠地迎接你。十字架早被推倒或是歪斜了；千瘡百孔的教堂圓頂露出了生銹的支架；屋頂和墻縫間生著雜草；教堂四周的墓地很少保留下來，即使還在，十字架也被放倒了，墳墓也被掘了；祭壇后的圣像被雨水洗蝕了幾十年，又被涂滿了下流的字句。

教堂門前的臺階上放著一只大油桶，拖拉機來這里加油。要不就是一輛卡車，車身蹭著門開進來，裝運麻袋。彼座教堂里有機床震顫；此座掛著鐵鎖無聲無息。另一座，還有另一座，成了俱樂部，貼有“奪取牛奶高產！”、“和平的史詩”、“偉大的功勛”等標語。

人總是自私的，也常常是惡意的。但是，有傍晚的鐘聲響起，在村莊、田野和森林的上空飄蕩。

它在提醒人們，該擺脫塵世的瑣事了，該向永恒奉獻一點時間或是思考了。這鐘聲如今是為我們留存的唯一古音，它能使人擺脫對現實的屈服。

在這些磚石間、這些鐘樓里，我們的祖先砌進了他們所有美好的愿望，對生活所有的理解。

快挖，維契卡！使勁，別怕！

電影6點放映，舞會8點開始……

篝火和群蟻

我將一根枯枝扔進篝火，沒有注意到枯枝中住有滿滿一窩的螞蟻。

樹枝燃著了，噼啪作響。群蟻鉆出來，在絕望中奔跑。它們在樹枝上方奔跑，被火焰燒得直抽搐。我抽了抽樹枝，將它放在火堆的最邊緣處。這樣，有許多螞蟻就可以獲救了。它們可以爬向沙地，爬向松針堆。

但是奇怪的是，它們并不逃離篝火。

剛剛克服恐懼，它們又翻過身來，轉著圈兒，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拖它們向后，返回失去的祖國！其中的許多螞蟻復又爬上燃燒的樹枝，在樹枝上奔走，最后就死在那兒。

沙里克

在我們的院子里，有個小男孩養了一條狗叫沙里克。它從幼崽時就被人用鏈條拴了起來。

一次，我給它拿去一些雞骨頭。雞骨頭還飄著熱氣兒，香噴噴的——正在這個時候，那男孩放了這可憐的狗，讓它在院兒里溜達。院子里積雪厚厚的，沙里克像只兔子似的跳躍，一會兒前腳著地，一會兒后腳著地，從院子的這個角跑到另一個角，弄得滿頭的雪。

毛茸茸的它跑到我身邊，碰了我的手，嗅了嗅骨頭，然后肚皮卻蹭著雪地跑開了！

它像是在說： 我不需要您的骨頭，我要的只是自由！

(劉文飛　譯)

注釋：

拔都(1208—1255)： 中國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孫，曾在13世紀率軍遠征歐洲。

波隆斯基(1819—1898)： 俄羅斯詩人，彼得堡科學院通訊院士。

普特： 俄羅斯的重量單位。一普特合16。38公斤。

謝爾蓋： 蘇聯詩人葉賽寧(1895—1925)的名。

所引為葉賽寧的詩句。

所引為葉賽寧的詩句。

結尾處原還有一句：“這便是20世紀哲學的頂峰。”后為作者所刪去。

【賞析】

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的散文《詩人的遺骸》是蘇聯時期社會變革的一個縮影。它以游記的形式描述了早先的古城奧里戈夫——現在的村莊里戈沃在俄國社會改造過程中的變遷，并把焦點聚集在該地區的兩座教堂上。索爾仁尼琴尋訪了與當地有關的兩位詩人波隆斯基和葉賽寧的足跡，以大量隱喻和象征的巧妙穿插，鮮活地勾勒出一幅俄羅斯傳統的宗教精神、詩性品質正被享樂、功利的世俗價值所吞噬的圖景。

政治上的疏離使索爾仁尼琴得以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從俄羅斯的傳統宗教中尋找精神資源，并用詩人別具特質的眼光，看待當時發生的荒謬而殘酷的一切——教堂被毀壞，神圣的東西被打破；詩歌被遺棄，詩人被放逐；人們沉湎于物質生活，或者僅是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用來享樂。這是一幅普遍的現代圖景，無論東方或是西方。馬克斯·韋伯將這一過程稱為“世界的祛魅”，世界的一體化宗教性解釋的解體，社會精神結構的世俗化過程。這一過程在西方是被普遍感受到的，且被理論家們闡釋過無數遍。而在蘇聯，卻只有少數像索爾仁尼琴這樣優秀的作家才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敏感的俄羅斯靈魂讓他面對現實時，總有那么幾根神經會被觸動。當他來到里戈沃的鄉間，看到在那里已矗立了千年的兩座修道院只剩下了廢墟——人們拆除它們僅僅貪圖那些結實的磚塊，看到詩人波隆斯基的遺骸被人們隨意拖去外省，看到占據街道的威嚴的豬和齊心協力的鵝，他深切地感受到俄羅斯傳統的宗教價值完全被破壞了，人們完全被生活本身的物質需求所占據。“在我們這個時代，見一個人每日都耐心地、關注地伺候自己的身體，誰都不會覺得吃驚。”“但是，如果他以同樣的方式伺候自己的精神，卻可能會受到凌辱。”“詩人的遺骸”已經被挖，去了外省，而整個俄羅斯宗教傳統的精神遺骸又將被置于何處？

索爾仁尼琴也打破了人們對于蘇聯社會的一般性想象。這里不是西方，但是并不拒絕甚至有著潛藏的更加歡迎赤裸裸的物質主義的意識——嗑著瓜子的妻子，晨練的人們，詩人故鄉街道上的豬和雞，被改作車間的教堂，“電影6點放映，舞會8點開始”。文章有一段的標題是“我們是不會死的”。如果生活的價值在于物質享受本身，如果人拒絕他的歷史性存在而把生命的意義凝固在永恒的、快活的當前時刻，那么人理應是不會死的，盡管“我們已變得最懼怕死人和死亡”。而在他的那個哈佛演講中，他訴說著自己的看法——“人本主義說人生在世只為享樂，如果這是對的，那么人出生后就不應該死亡……”“我們是永遠不會死的！”不論西方或是蘇聯，享樂主義者們都這樣喊道。他們都信奉這“20世紀的哲學”。

由于他的《古拉格群島》，索爾仁尼琴一直被視為一位十分政治化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歸結為以思想性、政論性見長。但是散文《詩人的遺骸》卻給予我們的閱讀一種新的視角，文字的光輝令我們發現，政治角度并非衡量他作品的唯一維度，甚至不是主要的維度，他像他的那些偉大前輩們一樣，從屬于俄羅斯文學那個屬靈的傳統。這讓我們想起他在著名的哈佛演講中對于社會屬靈結構的呼喚：“我們需要有屬靈火焰的洗禮，要有更高的視野，要有一個嶄新的生命層次，使我們屬肉身的本性，不致像中世紀那樣受咒詛；更重要的是，使我們的屬靈生命也不像現代世紀那樣被踐踏。”我們不禁想起他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受獎演講： 他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拯救世界”的重新闡釋，他在文中“沿奧卡河旅行”一段對于“該向永恒奉獻一點時間或是思考”的呼吁，都表明他超越了政治的局限，將批判建立在對于什么東西才具有永恒價值的理解上。

索爾仁尼琴力圖發掘自己與俄羅斯的緊密的精神聯系，力圖回到那個光輝的、偉大的北方大地上的文學傳統，他孤獨地守著一點“靈火”。面對這樣的作家，我們的閱讀有時顯得過于輕松，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已看到一個名叫索爾仁尼琴的俄國人，他盡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做了一些屬于真理的事情。

(曲佩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