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曰： 人生應該像一件藝術作品。對此高論我向來特別反感。人之所以需要藝術，正是因為生活畸形丑陋，與藝術毫不相似。然而在我那位于中歐的年邁的祖國正穿越的偉大日子里，我無比欣喜地獲悉瓦茨拉夫·哈韋爾大有希望于不久的將來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統。想到他，我不禁對自己說： 在某種情況下(但極少)將人生比作藝術作品也還不無道理。

哈韋爾的人生確實完全建立在一個偉大主題上： 它既未迷失過方向，也未改變過方向(哈韋爾從未被抒情詩般的幻想所觸動，因而并不需要如其前任那樣從這些幻想中擺脫出來)；這樣的人生連貫有序，使人感到它就像一個完美無缺的統一體。再說哈韋爾本人，在我看來，一直以藝術家的興致在雕琢人生，就像雕塑家在雕琢石頭，逐步地賦予它越來越明確的內涵和造型。他最近一個月來搏斗的方式，不僅從政治角度而且從美學角度來看，都頗具魅力。猶如一位大師所作的奏鳴曲中最后那最快的速度。

一件藝術作品的使命便是為別人所感知。變人生為藝術作品者同時也將人生呈現給了所有視線，使它充滿光芒。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倘若如此光彩奪目的人同時又是位藝術家，那么他將承擔一個風險： 他那成了藝術作品的人生有可能通過忘卻而使其藝術作品黯然失色。就哈韋爾的情況而言那將是令人遺憾的。他的最早的劇本《游園會》和《通告》在布拉格上演時，他還不到30歲。這兩部劇作充滿智慧，富于挑戰精神，奇特無比(我曾在一篇序言中談過它們；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非常近似的程度上可以被劃入荒誕派戲劇)，而且還有著難以抗拒的幽默。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對這兩部劇作倍感親切，這是因為當時我還能在布拉格的劇院里觀看它們，導演上乘，完全忠實于作者的意圖。我可以在“欄桿”劇院觀看它們，當時哈韋爾便在那里工作。這座劇院對于捷克知識分子來說已然成為60年代和他們那自由奔放的精神的象征。

即使對于全世界的公眾來說，哈韋爾首先(合情合理)是“七七憲章”的締造者，是一位度過多年鐵窗生涯的持不同政見者，是他的國家的第一道德代表，本質上他卻始終是一位劇作家，一位戲劇詩人。忽視這一事實就等于沒有理解他。就意味著首先沒有理解在民族特色方面他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19世紀捷克的復興運動并非在教堂，也并非在軍隊和在某個政黨內部，而是在整個文化界，尤其是在戲劇界組織開展的。那時捷克最了不起的政治風云人物都是作家： 帕拉茨基，歷史編纂學家；哈夫利切克(奇怪的是他的名字恰好是哈韋爾的愛稱)，諷刺詩人；然后是馬薩里克，哲學家。

作為一名造詣頗深的藝術家，哈韋爾將不同于當今所有的大政治家。別忘了他最早的劇作總是令觀眾笑聲不斷。不錯，在哈韋爾事業的開端是笑聲，幽默。而幽默意味著： 懷疑。而幽默意味著： 自嘲。兩年前我在巴黎觀看了《凄涼的廣板》一劇。哈韋爾在嘲諷中映照出了自身的處境： 一個人一旦投身于政治，便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所有的人都企圖主宰他的生活。在最后一幕中，當警察前來逮捕主人公時，他甚至很高興自己終于又孤身一人，可以完全屬于自己了。這位持不同政見者，這個現代主人公，并不視自己的命運為一種令人欣快的榮耀，而更多地把它當作一個荒唐的負擔。他更愛做其他的事(比如寫戲或寫詩)，他試圖掙脫自己的命運，但顯然已力不從心。在此期間某種更強有力的東西主宰了他，他無法越過它，哈韋爾稱之為責任。

瞧，在他看來，這就是持不同政見者的道德觀。這一道德觀的基礎是確信(唯有劇作家或小說家可以做到這一點)。在一個人的性格和命運之間并不存在統一體，這一個總是另一個的犧牲品(由人生轉變成的藝術作品并不與人生相同，它甚至會與人生敵對)。這種以譏諷看待自身處境，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劇色彩(在中歐我們稱之為“媚俗”)的能力可以被稱為智慧。在我們時代的所有杰出人物中，具備這種智慧的人，我一個也沒看到。因為這是一種詩人的智慧。

(高興　譯)

注釋：

帕拉茨基(1798—1876)： 現代捷克史學奠基者，19世紀波希米亞政界頭面人物。

哈夫利切克(1821—1856)： 捷克作家和政治家。

馬薩里克(1850—1937)： 哲學家，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總統。

【賞析】

捷克，一個南鄰奧地利、西接德國的中歐小國，處于音樂和哲學故鄉的溫柔懷抱中，長期以來幸福而不事張揚地培養著屬于自己的藝術花朵并屢次震驚世界。這片不足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曾為世界文學史孕育過哈謝克、卡夫卡、米蘭·昆德拉，甚至包括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韋爾。

“1993年1月26日，瓦茨拉夫·哈韋爾當選捷克第一任總統。瓦茨拉夫·哈韋爾出生于1936年，作為一名持不同政見者，長期從事反對前政府的活動，曾3次入獄。他是‘七七憲章’和‘公民論壇’的創始人。”世界以這樣的方式認識哈韋爾，卻總是忽略另一種陳述“哈韋爾自20世紀60年代起從文，出版過數十部戲劇和隨筆”。政治和藝術這冰與火的兩極在哈韋爾的身上奇怪地糾纏著，仿佛他的人生成了歌德所謂的“一件藝術作品”。

但人生真的能夠成為藝術作品嗎？

從表面看起來仿佛如此。哈韋爾的人生正如一件藝術作品一樣，始終貫串著一個主題：戰斗。他以藝術家的氣質輾轉于政治的漩渦中而樂此不疲，終于以最后的勝利使他藝術作品般的人生具有了美學上的無限魅力。但是在世人迷戀于哈韋爾人生藝術色彩的同時，那個行走于真正藝術殿堂的哈韋爾，那個曾經創作出“充滿智慧，富于挑戰精神，奇特無比”的劇本的哈韋爾卻被悲劇性地、輕而易舉地忘掉了。昆德拉這樣總結：“倘若如此光彩奪目的人同時又是一位藝術家，那么他將會承擔一個風險：他那成了藝術作品的人生有可能通過忘卻而使其藝術作品黯然失色。”而哈韋爾的人生，作為一個“造詣頗深的藝術家”、“一位戲劇詩人”的人生恰恰犧牲在了這一忘卻中。究竟該怎樣認識真正的哈韋爾？究竟怎樣不致迷失于人生的所謂“藝術作品”色彩里？昆德拉徒勞地想喚起人們對哈韋爾存在的另一面(或許是真實的一面？)的回憶，試圖拯救隱沒在政治霧靄中的哈韋爾的藝術生命。但即使哈韋爾本人都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在他把自己的人生像一件藝術品那樣呈獻給了所有視線的同時，他就明白他已經把自身的存在拋擲在了一片不可挽回的虛空里，從此只能在他人的注視下徘徊于天堂或地獄。是的，哈韋爾未必以為作為藝術家的人生就是他真的存在，或許在他看來那也僅僅是一片荒誕，或許這拋擲本身就是擺脫荒誕的一種選擇、一種嘗試，雖然也許他只是從一個荒誕走入了另一個荒誕。但畢竟，哈韋爾邁出了那樣關鍵的一步——不停止于荒誕，同時也不停止懷疑，他懷疑著他投身其中的所謂責任并發現了其中深深的諷刺意味。

但哈韋爾無法逃脫這種諷刺，這是他的悲哀之處。昆德拉說，“以譏諷看待自身處境，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劇色彩(在中歐我們稱之為“媚俗”)的能力可以被稱為智慧”。哈韋爾不具有這種“詩人的智慧”。他不能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劇色彩，他的藝術生命犧牲在政治生涯里。昆德拉也不能防止自己的人生染上通俗劇色彩，他成了讀者眼中的暢銷書作家。畢竟，這種“詩人的智慧”幾乎沒有人能夠擁有，因而，人生也始終不能成為一件藝術作品。

(馬賢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