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正在瀏覽一些雅典衛城的照片時，我的朋友忽然感慨地說：“不知你能否理解我，這些希臘的東西讓我厭倦，它們太理性化了。”

是的，我能理解這一點。我們目睹了一系列災難，我們有過駭人聽聞的經歷，我們承受了可怕的體驗。現在，恐怕再沒有人敢重談某些天真的先哲所謂智慧就是仁慈的論調了。很早以來，人類就開始顯示它的那部分非理性存在，這股非理性力量終于發動了一場無情的戰爭。盡管出于對非理性的害怕，人們給它披上了各種名目的偽裝，它還是經常成為孕育罪惡的溫床。只要對歷史進行一些比較研究，就能夠發現這一點。在思想理論領域中，這場非理性運動始而被人們含糊其辭地稱作“反理智主義”，直至后來發展為“存在主義”。在心理學方面，探奧索隱的心理分析和研究潛意識的其他理論，將人類靈魂深處最污濁不堪的隱秘暴露于世，于是，我們心內這個被英國人稱作“老亞當”的野獸就有了公民證。人們通過小說或其他文學性自白，勇敢地披露以往所緘口不談或極力掩飾的離經叛道的念頭，甚至賦予它們合法地位。在詩歌方面，那些最新的冒險穿越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它們從浪漫主義起步，中經象征主義、未來主義(即“無拘無束的想象和自由的表達”)、達達主義，我們拉美大陸的尖聲派、創造主義，直至到達超現實主義。請注意，準確地描述一件事物并不一定意味著對它的批評，音樂領域內的革命受到了各種原始情緒沖動的浸染，已經發展到創造反音樂的音樂。繪畫不是經歷了印象主義、新印象主義點畫技法、已提及的未來主義、立體主義、表現主義、抽象主義以及具體主義的沖擊嗎？今天，人們把諸如此類完全不同于對自然進行純樸、理智的模仿的文化發掘出來了。不久前，新發現的非洲雕塑震動了作為世界藝術意識中心的巴黎；同時，古代墨西哥的奇跡也使巴黎人眼花繚亂。畢加索的作品好比一部生動的記錄，上述藝術史上的動蕩在他的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跡。朱爾·羅曼對1933年的歐洲作了如下描述——這些描寫也適用于更大的范圍：

“……在這個病態的歐洲，連阿波羅精神也染上了疾病，連繆斯們也墜入了邪惡。那些繼承了泛雅典娜節優美傳統的年輕女子，今天卻合著赤道莽林中達姆達姆鼓的鼓點，順從地擺動她們美麗的腰肢，并為此感到自豪。那些曾經以菲迪亞斯和米開朗琪羅的傳統為財富的雕塑家們，竟宣布自己是原始偶像制造者的謙卑學生。有教養的觀眾有史以來第一次為他們絲毫不理解的作品鼓掌，仿佛沉湎在貪戀不舍的歡樂中……”

這就是人類的非理性！但是，難道古希臘人對非理性毫無了解嗎？在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是不了解的。古希臘文化是一道抵御團團圍住他們的野蠻勢力的壁壘，構成這種野蠻勢力的不僅有外族人，還有離希臘城邦不遠的本國村野之民。希臘人剛剛擺脫野蠻的夢魘，面對著可能發生的再次墮落，他們在生活中時刻保持著警惕。阿波羅的業績就在于馴化了狄俄尼索斯，狄俄尼索斯本來單槍匹馬就能把整個希臘拖進瘋狂的激流。然而，希臘人對非理性也并非全然沒有了解。希臘人不是不知道我們腳下踩著的是一塊不安定的土地。這種感覺早在荷馬詩歌的晨曦中就已出現，而且從此以后再也沒有離開過文學作品。總有一天，我們會以應有的關注認真研究這個題目。到那時，我們將糾正那些缺少敏感的、“正統的”人文主義者長期以來對希臘所作的歪曲。

與此同時也不能否認，在古希臘末期，人們極力想接近理性，結果，過分強烈的愿望引起了一種窒息狀態。隨著基督教的傳播給人們帶來的安慰，上述窒息狀況才得到緩解，但這種緩解過程也是凌亂無序的。因此，我在我的《古修辭學》中這樣結束道：“……從某天開始，希臘人瘋狂地愛上了理性，這對于心靈的命運來說，既是偉大的，又是悲哀的。”

當代人文主義者也堅持認為，希臘的理性主義經歷過內部的瓦解。比如，費斯蒂吉埃就說：“人們對于整天討論問題已經感到厭倦，已經不愿再發表言論了；余下的只有技術。”這最后一句話我們聽起來很耳熟，在我們的意識中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回聲。尼爾森也告訴我們說：“像一盞因缺少燃料而熄滅的燈一樣，理性主義已耗盡了自己的活力。”然而，為什么會缺少燃料呢？通常認為，這是由于古希臘人在科學領域里未能發展起實驗方法。這種答復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也僅僅是在某種程度上。如果我們繼而發問，為什么希臘科學會有如此命運？又有人會說，原因在于希臘人的演繹思維結構。但是諸如此類的答復，只能引起問題的反復。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析更為可取；這種分析認為希臘人之所以沒有發展起實驗科學，是由于在希臘不曾出現過真正的技術；希臘之所以不曾有過真正的技術，是由于勞動力的價格過于低廉；而廉價的勞動力則由于大批奴隸的存在。根據這種復合三段論或曰連鎖影響論，人們就會得出結論說，奴隸制決定了希臘理性主義的潰崩。但是，這種論據仍嫌脆弱，不足以支持對這一玄妙問題的完滿答復。比方說，這種答復較適用于物理學領域，但在數學或醫學領域就不盡然；至于在宗教和哲學領域，這種答復就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它也難以透徹地解釋當時人們為什么會這樣普遍地摒棄理性。

在類似希臘理性衰落這樣復雜的整個進程中，經濟、社會因素肯定將以它們自己的方式產生影響。但是，這類危機實質上是一種精神危機；也就是說，是外部世界在人的整個思維領域中所引起的反應的變化。假如我們確實希望理解這種變化，就必須探究更深的、更富有活力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上，動機并不那么符合邏輯，也并不那么清晰明確。流行于當代的“逃避自由”之類的提法就與對這個層次的研究有關，這只是一個例子。理智的世界觀使個人背負起自我決定的沉重壓力，這種重負使個人在無意識中采取了畏縮的態度，這就是“逃避自由”。當古典理性主義開始對來自習慣和信仰的結構施加影響時，當亞歷山大大帝拆除了分隔古希臘各城邦的障礙，使他們融于一個不曾相識的廣大世界之中時，希臘人立即變得比他們的前輩更加自由，同時也更加無所依托，他們面臨著一個更為有力、更加廣闊的大自然。這時，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和主宰，他們必須在形形色色的哲學面前自己決定取舍，他們必須自己選擇為個人謀取福利的道路。每個人都有自由在地球上拓寬了的領域里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都有自由憑自己的物質手段開辟自己的生活之路；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地成為他自己，這種自由最后使他面對令人暈眩的外部世界產生了孤獨感。這就是看來珍貴的自由所包含的危險。

確實，當人類能夠隨心所欲時，他們就遇到了更大的困難。我認為，后古典時期的希臘人曾經發現了這一令人不悅的真理。前幾代希臘人也許還能夠在生活中正視自己的思維自由。后來的希臘人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面對不可把握的前景，恐懼萬分。他們所遇到的困難與我們今天所遇到的相似。希臘人的脫身之計就是否認自由的存在。于是，他們向星卜術求援，他們寧要巴比倫人僵化的宿命論，也不要每天所承受的可怕的責任感。也正因為如此，歷史循環論在當時得以廣為流傳。人們認為一切在昨天都已經發生，一切又將在明天、后天重演，以至無窮；進步本是一種幻想，未來在沒有出世之前就已經衰老。一些更富于批評精神的人在懷疑論中尋找庇蔭。他們認為，既然一切皆作真實，理性的選擇就不再可行，責任感隨之消失。還有些人宣揚簡樸的生活中包含著美德。像今天一樣，置城市文化于腦后，從而回避城市文化所帶來的令人疑惑的結果。最后，還有一些人主動接受權威，以求減輕自身的負擔；接受權威最終成了主要的解決方式。(雷米德·古爾蒙不是說過接受和服從是一條“天鵝絨鋪成的小路”嗎？)古代城市的諸神已經不適宜充當這種權威。誠然，他們依然存在，但是隨著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出現，它們的權威已經低落；而在過去，它們曾是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組成部分。

分析到這里，我們發現，當時的不協調之處與今天何其相似，兩者都造成了同一種癥候，這就是群眾對帝王和獨裁者的奉承。當然，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對統治者的崇拜無疑是一種政治手段；但是，這類手段之所以行得通，還在于群眾需要某種具有魔力的援助。在古代諸神離開它們的寶座后，這些空著的寶座期待著繼承者。此時，只要有一點好運氣，任何一個無賴都能夠占領這個位置。這一點對帝王們來說，更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大多數人總是習慣于不知不覺地把帝王看成他們的父親。不過，人們所能發現的具有魔力的援助并不僅僅來自帝王。隨著時機的成熟或時局的惡化，隨著宗教思辨日益教條化，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甚至伊壁鳩魯等古代大思想家，都成了人們敬重的人物，人們認為他們具有某些超越凡人的美德，具有高于一切理性判斷力的眼光和能力。奧爾德斯·赫胥黎也曾談起過智者，說他們“因改變了自己的生存公式，使之超越了凡人的規范，因而也就獲得了超越凡人的認識能力”。

這類事實似乎引導我們產生這樣的想法，即蕓蕓眾生現在無法、將來也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在同意這個令人厭惡的結論之前，有必要注意兩個情況。第一個情況就是，我們能夠把鐘表往回撥，卻無法改變時間的進程。人類一旦失去了信仰支柱，一旦認識了自由可能導致的種種前景，似乎只能付出某些代價來逃避自己的責任。人類壘起禁閉自己自由的防衛性城墻，為此，他們必須承受某種無意識的負罪感作為代價。這種負罪感在意識層次表現為懼怕。所有處于衰落時期的古代社會好像都感受著非理性的懼怕的威脅。當時的人們，不管是異教徒還是基督徒，不僅普遍懼怕地獄之火，而且對離自己更近的現實也懷有懼怕的心理。在離我們最近的那個帝國時代，異教徒和基督徒都害怕中邪和著魔，害怕可怖的惡夢和在空中運行的物體，懼怕“騙人的魔鬼”、“無頭狗”，他們因此而祈求保佑。特圖利亞諾曾說，幾乎所有的人都受某種惡魔的追逐。波菲里奧認為所有的房屋里都充滿了鬼怪。的確，在今天，我們并不懼怕——更準確地說，我們還不曾懼怕——什么精靈、鬼怪等等。但是，當代人在理性面前的退縮總是伴隨著不同一般的苦惱，這種現象在今天已經司空見慣。有些苦惱也許有理由，而更多的則無疑是出于純神經性的原因，我們必須牢牢記取： 為了換來怯懦地逃避過的自由，昔日付出的代價很可能再次付出。

我想說的另一個情況是，盡管表面上看起來歷史在重復，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我們并沒有回到公元前1世紀。今天，我們不僅處于與以往不同的物質環境中，而且擁有一些西塞羅的同代人以及18世紀——人類思維史上理性認識的發端年代——的人們都不曾知道的東西。正是由于人類認識的不斷進步，我們今天得以發現，古希臘時代的理性主義者曾陷入一些錯誤認識。他們的理性生活觀有許多缺陷。這種觀念非常狹隘、自負、缺乏敏感。持有這種觀念的古希臘人輕視人本應戰勝的內心深處的黑暗勢力，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這種黑暗勢力最終要進行可怕的報復，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談到。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希臘的理性主義之所以失敗，并不是因為一切理性主義注定要招致不可避免的失敗。希臘人對于人性的脆弱缺少足夠的、正確的認識，他們在構思理性所能擔負的任務時，眼界過于狹窄，并以理性的名義提出了一些難以實現的要求，這種情況有如一百年前就已有人說過的那樣，他們“在海灣里尋找洋姜——異想天開”。這起碼是希臘理性主義受挫的部分原因。18世紀和19世紀的理性主義者基本上重犯了他們的錯誤，而我們今天正在品嘗這些錯誤引起的反應所帶來的苦果。在一個明智的理性主義者看來，上述錯誤引起的反應乃是一場挑戰；這種反應并不意味著必須交出理性已經征服的領域，而是說明理性應該采取一種更加聰明、更為現實的戰略。理性必須認清它的對手，古希臘后期的人們回避了這一點。應該承認，有人曾大膽地說過，文明“是靠一些人的意志和個性維持的一個細長而又微弱的燭花”。理性應該承認深深影響著人類思想和行為而往往又不曾被人們意識到的非理性的力量。真正具有想象力的作家總是能夠憑本能理解這一點。為了同非理性力量進行斗爭，人們必須理解它的運動規律，必須深知，與它論理(這是沒有用的)和否定它的存在(這是危險的)都不是戰勝它的辦法，只有耐心地運用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道德主義”這種社會性手段或曰社會制約，才能達到目的。道德主義是一種實用性手段，它意味著有意識地運用、強調一種美德，以便最后獲得這種美德。這場理性與非理性之戰不可能決出最后的勝負。然而，如果我們對之加以引導，就有希望逃脫葬送了希臘理性主義的那種失敗命運。

(劉承軍　譯)

注釋：

朱爾·羅曼(1885—1972)： 法國作家。

菲迪亞斯(前490—前430)： 古希臘最著名的雕塑家。

米開朗琪羅(1475—1564)：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刻家、畫家、建筑設計師、詩人。

見朱爾·羅曼《奴顏婢膝的人們》第27卷(1947)，第24章。

見《阿爾豐索·雷耶斯全集》第13卷，第558頁。

雷米德·古爾蒙(1858—1915)： 法國作家。

奧爾德斯·赫胥黎(1894—1963)： 英國作家，《天演論》作者老赫胥黎之孫。

特圖利亞諾(155—220)： 生于迦太基，基督教的贊頌者。

波菲里奧(234—305)： 亞歷山大哲學家。

【賞析】

雷耶斯在《理性的瀕死奮斗》這篇文章中再一次點燃了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戰火。作者認為，20世紀人類進入了一個非理性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非理性不僅導致了戰爭的爆發，而且導致了文學和藝術領域的退化，例如，典雅的歐洲文學藝術要向原始的非洲藝術學習了。作家認為，這是理性的失敗，也是人類的失敗。作者相信，理性失敗的根源，在古希臘人那里就已經埋下了種子。理性的退化和非理性的盛行，是人類發展中的一個錯誤；人們需要做的，就是盡力糾正這個錯誤。

實際上，縱觀歷史，我們會發現，理性和非理性兩者之間的戰爭在人類發展過程中從未停止過；理性和非理性都曾經統治思維領域，但誰都不曾永久地占據上風；關于二者孰優孰劣的爭論，至今仍在延續。

早期人類，不分理性與非理性，自然科學、哲學與巫術、宗教、迷信是混合的，巫師、祭司壟斷知識，總體上是非理性占上風。古希臘實現了理性主義的興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都是理性主義者。柏拉圖將人性分為三個部分，即理性、志氣、欲望，其中以理性為最高，理性應該支配志氣和欲望。從希臘哲人以降，理性被當做人類的本質，是人類思想的目的和主宰。當基督教神學興起，神性被夸大到極端，而人的理性被踩在了腳下，應該說是非理性處于統治地位。中世紀以后，資產階級哲學家高舉著理性主義大旗，批判中世紀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的虛妄，反對封建主義的愚昧、無知和非理性，理性主義取得了全面勝利。此后，哲學家不斷構筑和完善著理性主義哲學體系。黑格爾在康德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致密的思辨哲學，使理性主義哲學達到了頂峰。18世紀英、法等國的啟蒙運動倡導以理性作為建立道德、美學以及思想體系的方式，倡導者將自己視為大無畏的文化先鋒，并且認為啟蒙運動的目的是引導世界走出充滿著傳統教義、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專制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通常被稱為“黑暗時期”)，理性重新戰勝了神學。德國的哲學革命使18世紀成為“人類理性化”的偉大世紀。然而，19世紀開始，非理性開始它的反攻。叔本華的唯意志哲學開創了非理性主義的先河，接著尼采將其改造為“超人”哲學。20世紀初形成的以狄爾泰、柏格森為代表的生命哲學繼承了唯意志主義思想，使非理性主義哲學系統化了。20世紀20年代形成的弗洛伊德主義又繼承了唯意志主義和生命哲學關于人的精神活動具有復雜的多層次的結構的論說，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社會歷史和文化現象。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的存在主義使非理性主義思潮洶涌澎湃，影響遍及西歐、美洲。而這正是作者所不能接受的理性的失敗，作者呼喚理性的回歸，壓制這股非理性的浪潮。

其實，現在的時代到底是理性占上風還是非理性占上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問題的關鍵在于，人到底是應該崇尚理性，還是崇尚非理性？我們知道，在人類的思想史上，笛卡兒是杰出的理性主義大師，而尼采是典型的非理性主義代表。那么，要判斷理性與非理性誰更重要，如同判斷笛卡兒與尼采誰更重要一樣。理性是人所獨有的，是人與其他任何生命體的根本區別之所在。沒有理性，人類就不可能認識到自身對于社會規范的需求，也不可能自主地創設或者運用法來約束自我，規范自我，制止惡行。正是由于人有了理性，才可能有自知之明。理性主義給人類帶來了19世紀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和物質財富的繁榮。

尼采是非理性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古希臘文化包括了兩方面的特質： 酒神阿波羅代表理性，而酒神狄奧尼索斯則代表了非理性。古希臘崇尚理性精神，為西方科技發展埋下了根基；而古希臘崇尚非理性精神，則直接帶來了它的文化藝術的繁榮。尼采認為，酒神精神體現了酒醉后的生命原始沖動，而有原始沖動的生命才真正具有生命力。生命哲學大師柏格森也有句名言：“理性的特點就是無法理解生命。”在他看來，生命是綿延流動的，充滿激情的，這些原始沖動力或生命激情正是文化藝術的原動力。連馬克思也說：“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所以，理性不是萬能的，而非理性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是道德墮落和滋生罪惡的溫床。

在許多人的思想中，崇尚理性，排斥非理性，已司空見慣。要么認為非理性就是“不要理性”，“否定理性”，甚至“喪失理性”；要么將非理性同非理性主義混為一談。其實，理性、非理性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工具”，無時無刻不在人的認識、生活和實踐中相輔相成地發生著影響。理性是文明進步的導向，非理性是歷史前進不可或缺的動源，已歷史地成為人們的共識。人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體，具有雙重性和復雜性。

(徐杏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