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國第三十一屆總統，共和黨保守派首領。

1874年8月10日，胡佛出生于美國衣阿華州西布蘭奇一個教友派教徒的家庭。父親杰斯·克拉克是農村鐵匠。母親哈爾達·明瑟恩·胡佛是教師，很有才能，參加過當地的禁酒運動。他們有三個子女，胡佛排行第二。胡佛六歲時，父親死于傷寒，由母親節衣縮食供養讀書。他八歲時，母親又死于肺炎。他被送到俄勒岡州舅父家里。舅父是個熱心教育的鄉村醫生，又經營土地業務。胡佛在舅父開辦的小地產公司里做事，并入夜校讀書。到15歲時，他在那里當了兩年雜役，初步學會了打字技術。他又進職業學校學習，增長了數學知識。有一天，一個漫游各地的礦業工程師來到這個地產公司，談了很多采礦的事情。胡佛在旁邊聽了很是羨慕，決意要把自己造就成一個采礦工程師。

1891年10月，他以特別生資格進入新開辦的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大學，專攻采礦。當時他手中僅有存款200美元，不夠念大學的開支，靠著打字，經營洗衣代辦處和發送報紙賺一些錢，來維持自己的學費和生活。每到暑假，他還參加內華達、阿肯色、加利福尼亞州的地質調查。他對數學和地質學特別有興趣，學習成績優秀，大學畢業時獲工程學士學位。

1895年胡佛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后，在加利福尼亞金礦當過短時間的采礦工人，借以獲得實際經驗。后在舊金山給采礦工程師路易斯·占寧當秘書。不久被提升擔任工程事務，由此，他開始嶄露頭角。1897年，澳大利亞采金之風正熾，倫敦比威克·摩林礦業公司為發展在澳大利亞的采金業，委托占寧物色一個35歲以上的有才干的工程師。胡佛當時雖然僅23歲，但占寧出于愛才，謊報胡佛已達33歲，把他推薦給該公司。胡佛去見他的新雇主時，故意留起八字胡子，英國雇主一見胡佛，驚嘆道：“你們美國人真有妙法使人長青不老，你的樣子簡直看不出會在25歲以上，你究竟有何秘訣!”

胡佛到倫敦接洽成功之后，被派往澳大利亞西部去尋覓新礦，發展舊礦。那時，澳大利亞西部是一個荒蕪區域，工作環境非常艱苦，離倫敦又遠。胡佛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問題，來不及請示總公司，只得自己加以解決。這對胡佛無疑是一個困難的差事，但也是他取得獨立工作能力和勇氣的好機會。在兩年多時間內，胡佛居然把一切都處理得妥貼，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在礦業界的聲譽大著，很快變成了有名的工程師。

不久，中國清朝政府聘請胡佛擔任開平礦務局總工程師。來中國之前，胡佛同他在斯坦福大學的女友路·亨利結婚。1899年3月，胡佛夫婦到達北平(北京)。接著中國發生了反帝的義和團運動。這時胡佛跑到天津，對盤踞在租界的外國侵略者的“防御”工事進行檢查。在八國聯軍鎮壓了義和團運動之后，胡佛就任開平礦務局總經理。

1901年，倫敦比威克·摩林礦業公司邀請胡佛做該公司的股東。胡佛夫婦便取道加利福尼亞赴倫敦，同該公司合伙經營約七年。該公司的業務遍布全球，除了澳大利亞、中國和英國外，胡佛還到過俄國、印度、朝鮮、緬甸、新西蘭、南非聯邦、加拿大、墨西哥、比利時等許多國家，經辦礦業、鐵路、冶金等業務。他自詡曾環游了地球五次。1908年，他創辦工程咨詢公司，在倫敦、紐約、舊金山和其他地方都設有辦事處。

1909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講學，主講工程學。這些講稿后來編成了一部書，名叫《礦業原理》。他不僅當工程師、總工程師，而且當股東、經理，在中國、緬甸、朝鮮、澳大利亞和美國等處獨立開礦，成為礦業界的巨富。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胡佛在倫敦和歐洲其他地區從事救濟活動。大戰初期，美國駐英國大使請他主持一個美國救濟會。通過這個救濟會，他幫助12萬貧困的美僑回到祖國。當比利時遭德軍蹂躪、400萬人民處于饑餓狀態的時候，胡佛受各方請求，組織了規模龐大的比利時救濟會。該救濟會使用職員五萬人、運糧輪船70艘、救濟費15億美元，對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約1，000萬平民的地區進行了救濟。

1917年4月6日美國參戰后，全國鬧缺糧。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鑒于胡佛救濟比利時有方，迅即召其回國，任命他為糧食總署署長，授以管理全國糧食的全權。在任期間，胡佛大力鼓勵增加糧食生產，采取種種措施杜絕浪費、穩定價格和改善分配。

大戰結束后，歐洲到處缺錢缺糧，饑民充斥城鄉。威爾遜總統又派胡佛去歐洲主持協約國的救濟活動，并任美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的經濟顧問。在巴黎設有胡佛指揮部，協調指揮糧食總署、救濟委員會、救濟和重建歐洲委員會的工作。胡佛的這些活動，遍及30多個歐洲國家，使用救濟費近33億美元，分配食品、藥品和衣物2，300萬噸。巴黎和約簽訂后，上述官方救濟組織停止活動。胡佛又建立志愿組織，對歐洲一些國家的兒童和難民繼續施行救濟，募集救濟費2.5億美元。胡佛這一段履歷，使他作為一個“慈善事業家”而揚名于歐美。

胡佛在領導歐洲的救濟活動時，利用歐洲的饑饉，以糧食為手段，破壞歐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大力組織對蘇俄的糧食封鎖和武裝干涉活動，援助外國武裝干涉者和蘇俄白匪軍。

胡佛對歷史頗感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一直在收集歷史資料，還派專人在交戰國收集有關戰爭的資料。他收集整理的有關西歐各國政府的建立和變化的大部頭手稿和資料，成了重要的歷史文獻。這些文獻被用來建立胡佛圖書館，以后又繼續擴充，建成了胡佛研究院。

胡佛青少年時代自我奮斗的經歷，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集中表現在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的形成上。1924年，他在《美國的個人主義》的小冊子中對這種影響作了簡明的表述。他寫道：“我們的個人主義和所有其他個人主義不同。我們的個人主義包含著這樣一些偉大的思想：當我們在個人造詣的基礎上建設我們的社會的時候，我們將維護每個人以同等的機會在該社會取得相應的地位，而這種地位是他的知識、資格、能力和抱負所授權獲得的;我們解決各種問題不受凝固的階級地位所限制;我們將激勵每一個人努力去取得成績，辦法就是增強個人的責任心和理解力，而個人當然也必須在競爭的砂輪上接受考驗。”有的歷史學家認為，胡佛簡直把個人主義當作宗教來信仰。

1921—1928年，胡佛先在哈定政府，后在柯立芝政府中擔任商業部長。他徹底改組了商業部，擴大該部各方面的，特別是對外貿易方面的活動。在這期間，他還是限制海軍協會的顧問和世界大戰外債委員會成員，并擔任科羅拉多河委員會和圣·勞倫斯水路委員會主席，領導建筑胡佛水壩和圣·勞倫斯海道。他組織美國兒童衛生協會，任該會第一任主席。

胡佛在學業、事業和公務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使他在共和黨內和公眾中贏得相當高的威望。1928年6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推選他為總統候選人。胡佛在競選過程中作了七次演講，鼓吹個人主義和機會均等，把社會各階層自愿合作的“美國制度”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在具體政策措施上，他強調特殊繁榮、農業救濟、保護關稅和開展禁酒運動。他甚至向美國人民許愿說，如果他當選總統，將使“家家鍋里有一只雞，家家有一輛小汽車”。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一段時間，資本主義處于相對穩定時期，美國憑借從大戰中牟取的暴利，經濟發展較快。這一階段又是共和黨當政，人們很容易把這一階段的“繁榮”與共和黨聯系起來。因此，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的胡佛，在競選中沒有費什么力氣，便以很大優勢(以選舉人票①444票對84票)擊敗了民主黨的候選人史密斯，當選美國第三十一屆總統。

胡佛就任總統后，1929年4月15日召開國會特別會議。6月15日，國會通過農業品銷售條例，目的是幫助那些在繁榮時期由于收入低而遭受損失的農民。根據胡佛的建議，國會還制定了關稅法案，該法案規定的稅率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高的關稅率。在執政初期，胡佛曾經得意忘形地談論美國的經濟制度如何如何地“完美無缺”，吹噓“美國比以往任何國家的歷史上都更接近于最后戰勝貧困”。實際上，美國的經濟已經危機四伏，快要大難臨頭了。

當胡佛正在談論經濟情況“基本健康”的時候，1929年10月24日，以紐約證券市場崩潰為起點，開始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并迅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危機沉重地打擊了美國的經濟，工業生產總指數下降了53.8%，商業進出口總額從96.4億美元下降到29.3億美元，農產品價格下降60%，近6，000家銀行倒閉，1，300萬工人失業，大批農民破產。人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點。接受食品救濟的失業工人和城鎮居民排起了長長的“面包線”;由于付不起房租而被趕出住房的人們，用包裝箱、破油布、汽車皮等搭起了“胡佛小屋”;因為糧食生產過剩而破產的農民用野菜充饑。二十年代的“繁榮”溜得無影無蹤了。

面對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一向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胡佛，被迫采取了一些反危機措施。危機之初，胡佛召集大企業主、大農場主、勞工領袖等舉行一系列“白宮會議”以商討對策。為了提高農產品價格，他通過聯邦農業局向大農場主提供低息貸款，收購了數百萬美元的農產品。從這些措施中獲利的只是大農場主，而對整個農業經濟影響不大。

1932年，胡佛建立法定可擁有20億美元的復興金融公司來穩定財政金融狀況。但該公司只向那些有償還能力的大銀行、保險公司和企業貸款，并未能阻止銀行破產和企業倒閉的浪潮。盡管后來增加了該公司的資金，擴大了貸款范圍，但指導其業務活動的保守方針依然如故。到胡佛倒臺前，它并未發揮什么有效的作用。

胡佛在處理危機問題時，實行“放任政策”，竭力幫助大銀行家、大企業主，卻置廣大人民群眾于不顧。他充耳不聞人民群眾要求救濟的呼聲，幾次否決在全國實行普遍救濟的議案。1932年當退伍軍人向國會請愿，要求發還政府積欠他們的補助金時，胡佛竟然派軍隊，野蠻地鎮壓請愿者，造成50多人傷亡。這就是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星期四血腥大屠殺”。

胡佛拚命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殘酷鎮壓人民的反危機措施遭到了失敗。為了掩人耳目，他多次發表危機即將結束的盲目樂觀的講話。正如某些報刊所說：胡佛每發表一次樂觀的講話，危機就加深一步。

胡佛在總統任期內，對外加緊推行擴張政策，敵視和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他反對承認蘇聯，幫助德國恢復軍事工業的潛力，慫恿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和其他國家。胡佛是一個從事諜報活動的老手。

到1932年大選時，胡佛已越來越不得人心。可是，共和黨內找不出另一個更合適的人選，在這年6月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只好再度提名胡佛為該黨總統候選人。在競選中，胡佛面對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化，除了重申那些已經失靈的反危機措施外，拿不出任何有效辦法。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卻向美國人民保證實行“新政”。結果，羅斯福以選舉人票472票對59票戰勝了胡佛。

胡佛下臺后，過隱退生活。他除在紐約有一所公寓外，在斯坦福大學校園內也有一所房子。這所大學不僅有胡佛研究院;在胡佛領導下，還建立了一所商業學校和一個糧食研究所。胡佛很留戀這個地方。在羅斯福執政的12年內，胡佛堅決拒絕在羅斯福政府任職，極力反對羅斯福政府的內政與外交政策。1934年他寫了攻擊羅斯福新政的《對自由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他要求采取“不干涉”政策，反對援助蘇聯對德國作戰。大戰期間，他出版了兩本討論外交政策的著作，即《美國第一次十字軍》(1941年)和《持久和平的問題》(1942年)。

羅斯福去世后，胡佛再度活躍于政界。他除繼續從事一些“慈善救濟”活動外，主要以元老身份參與制定共和黨的各項政策，成為共和黨保守派的首領，以“孤立主義者”著稱。1946年，杜魯門總統邀請胡佛幫助組織大饑荒的救濟工作，任饑荒緊急委員會主席。為此，胡佛出訪了39個國家，調查研究糧食供應情況，提出救濟建議。1947年，胡佛又奉杜魯門之命到德、奧等國推銷美國的政策。以后，他應艾森豪威爾總統和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之請，多次出訪聯邦德國。

鑒于胡佛曾做過改善行政工作、消滅低效與浪費方面的嘗試，1947年9月，杜魯門任命他為政府行政部門改組委員會(為直屬總統的獨立組織，亦稱“胡佛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提出了270條建議，70%被采納。1953年7月10日，艾森豪威爾又建立了以胡佛為主席的第二個“胡佛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對有關政策問題進行調查，提出了375條建議，其中很多被采納。

1955年6月，第二個胡佛委員會完成使命后，胡佛正式退休。之后，他埋頭著書，1958年寫了《伍德羅·威爾遜的痛苦經歷》，1959—1964年完成了四卷本的《美國史詩》。

1964年10月20日，胡佛在紐約城病故，終年90歲。他的著作除前面提到的幾種外，主要的還有：《有關美國道路問題的答辯》(七卷，1938—1955年)、《回憶錄》(三卷，1951—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