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里帕德·阿姆里特·丹吉(Shrlpad Amrit Dange，1899—)印度共產黨前主席，現任全印共產黨總書記，全印工會大會主席。

丹吉1899年10月10日出生于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納西克縣一個地主兼銀行家的家庭，屬于婆羅門高級種姓。其父從事銀行證券交易事務。青年時代的丹吉受甘地思想影響，于1919年加入國大黨。1919—1920年，在孟買一所大學讀書，因參加甘地領導的不合作運動而被開除。1920年，丹吉擔任國大黨領袖V·巴特爾的私人秘書。1921年4月，他寫了《甘地對列寧》一書，宣揚甘地主義，批駁認為不合作運動帶有布爾什維克主義傾向的觀點。書中反對列寧的暴力革命學說，把俄國十月革命說成是“武裝暴亂”，贊賞甘地的非暴力學說，認為印度革命“應從紡車開始”，實行“印度教革命”。

二十年代初期，印度工人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印度也傳播開來。1920年10月17日，印度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羅易在蘇聯塔什干建立了印度第一個共產黨組織。①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新聞通訊》和羅易創辦的雜志《印度獨立先鋒》秘密地從國外運到印度。丹吉從中了解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改信社會主義。1922—1923年，在共產國際及羅易的指導和影響下，印度國內的共產主義者先后在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坎普爾和拉合爾建立了五個共產主義小組。其中力量最強的是孟買小組，由丹吉領導。丹吉根據羅易的建議，在孟買創辦了英文周刊《社會主義》。①該雜志是印度共產主義者在國內創辦的第一份刊物，有一定的影響。1922—1924年，丹吉任該雜志主編。共產國際及羅易曾對丹吉創辦的這一雜志給予較高的評價，說該雜志的出現，標志了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它是“正在形成中的革命領導的先驅”，并能指導運動“走向最終目標”。丹吉也因主編這份雜志成為印度共產主義運動有影響的人物。

1924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撲滅剛剛興起的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制造了所謂“康普爾共產黨陰謀案”。②丹吉在此案中被捕，判處4年監禁。據后來印度《潮流》雜志在1964年揭露，丹吉在監禁中曾幾次寫信給英國當局，申請釋放，表示效忠英國政府。在丹吉1924年7月26日寫給英國總督的信中說，孟買警察局長斯圖爾特曾經暗示他，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為政府效勞，而今卻有了這種機會。他寫道：“我想，我現在仍然具有這種地位，而且這種地位倒是因為這次起訴而提高了。如蒙閣下認為我應當利用這種地位來為閣下的政府和這個國家效勞的話，我將樂意這樣做，只要閣下能答應釋放我而給予我這種機會。”丹吉在信中說：“我被判處四年的嚴格監禁，以便使我對英皇在印度的統治權的態度能有好的轉變。我謹奉告閣下，這幾年的徒刑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從未在我的著作或講話中明確表示過不忠于英皇陛下，而且今后我也不打算這樣做”。1924年9月，丹吉通過地方政府單獨提出申請，請求赦免他的徒刑，并暗示愿意為英殖民當局效勞。

1927年5月，丹吉被提前釋放，同年11月出席在康普爾舉行的全印工會大會，當選為工會大會的副書記。1928年4—10月，孟買15萬紡織工人大罷工，建立“紅旗工會”。丹吉是這次罷工和成立工會的主要領導人。同年編輯《革命報》，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報道印度國內和國際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情況，對推動正在高漲的印度工農運動起了積極作用。1929年3月初，孟買紡織工人第二次總罷工。英國殖民當局趁此機會大批逮捕共產黨人和工會領袖，制造所謂“米拉特陰謀案”①。丹吉第二次被捕入獄，判處12年流放監禁，1935年5月提前獲釋。

1935年后，印共與國大黨建立統一戰線，印共黨員集體加入國大黨。翌年，丹吉出席并主持在貢土爾舉行的國大社會黨(國大黨左翼組織)會議。同年，當選為國大黨全國委員會委員。

1938年當選為印度紡織工會總書記，1938—1940年初，多次參加并組織工人罷工。1940年3月被捕，1943年2月獲釋。同年5月1—20日，出席在納格普爾舉行的第21屆全印工會大會，當選為大會主席。5月23日—6月1日，出席印度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入印共中央委員會②。1945年10月丹吉出席在巴黎召開的第一次世界工會聯合會大會，當選為世界工聯的副主席，以后一直連任該職務。1946年，丹吉參加孟買省立法議會選舉，當選為議員。1948年2月，出席印度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繼續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同年4月又被捕入獄。翌年5月，丹吉在獄中以身體不佳為由拒絕在絕食斗爭的聲明上簽字，受到印共中央的通報批評。印共政治局在1949年9月的一項決議中說，丹吉在孟買絕食斗爭中表現出的“膽小怕死”，辜負黨對他的信賴;并指出他應對絕食斗爭的失敗負主要責任。1950年7月，丹吉獲釋。

1948年2月至1950年5月，以蘭納地夫為首的印共中央在黨內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蘭納地夫主張印度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進行，并以城市為中心發動俄國式的武裝起義。在蘭納地夫錯誤路線指導下，黨的事業遭到嚴重損失，因此受到黨內廣大干部和黨員的強烈反對。丹吉參加了反對蘭納地夫路線的斗爭。1950年4月，丹吉在獄中寫了一篇專門批判蘭納地夫路線的長篇文章，題為《第二次代表大會后印共政治局的錯誤的根源》。文章指責蘭納地夫為首的政治局犯了“左”傾宗派主義錯誤，其根源在于修正了列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于印度土地問題提綱，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等等。

1950年5月，以拉奧為首的印共中央開始糾正蘭納地夫的錯誤路線，主張在印度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走中國式的武裝斗爭道路，支持并在全國開展正在安德拉邦進行的特侖甘納農民武裝斗爭①。拉奧路線還未來得及實行，就受到黨內高士、丹吉等人的極力反對。1950年9月，丹吉與高士，卡特聯名發表《論黨內目前形勢》一書，反對在印度實行特侖甘納式的斗爭道路，說這是“左”傾恐怖行動和冒險主義，強調“對大選需要有一個積極的態度”，“各城市和鄉村中人民大眾正盼望著選舉，”“必須要求政府立即舉行選舉”等等。該書稱拉奧的路線是“一條自滿的宗派主義和盲動的冒險主義路線”。

1950年12月，印共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改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高士任總書記，丹吉首次進入政治局。同月，他與高士、拉奧等一起赴莫斯科與蘇共領導商議印共的綱領和策略。回國后，丹吉支持高士放棄特侖甘納武裝斗爭，參加即將到來的印度大選的新方針。1952年印度舉行第一次大選。丹吉積極參加聯邦議會的競選活動，競選議員失敗。1953年12月印共三大和1956年4月印共四大，丹吉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1957年印度第二次大選時，他當選為人民院議員，并擔任印共議會黨團領袖。1958年印共五大和1961年印共六大，丹吉擔任印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委員。

丹吉在高士任印共總書記期間(1961—1962年)，在黨內與約希等人結合在一起與孫達拉雅等人相對抗，在印度國內外政策問題上存在著分歧。①1955年印共四大前夕丹吉發表的《關于國大黨的國內外政策及我們對這些政策的態度的意見》和1961年他為印共六大起草(與約希·阿迪卡里聯合)的黨綱草案，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綱領。丹吉認為，印度的國家是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印度已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印度仍面臨著徹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鞏固政治獨立，消滅封建制度的殘余，根除帝國主義的經濟控制，發展民族工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要完成這一任務必須建立“民族民主陣線”，走“一條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建立“民族民主國家”。完成這一目標將“通過和平的方式來實現”，即“通過開展強大的群眾革命運動，通過在這樣一種運動支持下爭取得到穩定的多數，來克服反動勢力的反抗，使議會從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具，變成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工具”。關于外交政策，丹吉認為尼赫魯已放棄了投靠帝國主義陣營的立場而采取了一種認真的中立的立場。“就整個說來，民族資產階級是擁護五項原則的”。

1962年4月，印共總書記高士逝世。全國委員會選舉丹吉為主席，南布里巴德為總書記。1962年10月，尼赫魯政府在中印邊境發動大規模武裝進攻后，丹吉發表了大量反華言論，攻擊中國是“侵略者”。11月14日，丹吉寫信給尼赫魯說，“印度共產黨保證無保留地支持您的國防政策和全國團結政策”，“今天，在中國侵略所造成的這個嚴重危機的時刻，全國已經像一個人一樣地團結在您的周圍，以保衛它的榮譽、完整和主權”。1963年4月，丹吉發表一篇長達10萬余字的文章，題為《我們的指導思想既不是修正主義，也不是教條主義》，就中印邊境事件問題對中國進行全面攻擊。

1963年丹吉在國內公開號召實行階級合作。在他的建議下于11月3日召開了勞資政三方會議，通過政府提出的“勞資休戰”的決議。丹吉說：“在這歷史關頭，毫無保留地支持本國資產階級，并不違背工人階級的利益。”他不斷向群眾發出“停止工人罷工”的號召，把國防基金捐款，加班加點和星期日工作，取消罷工和怠工，提高生產率都說成是“工人階級應當履行的義務”。

1964年初，印共黨內斗爭激化。3月7日，《潮流》雜志刊登了丹吉1924年在獄中致當時英國駐印總督的前述變節信件。丹吉信件發表后，在印共內引起強烈反響。以孫達拉雅和南布迪里巴德為首的32名中央委員聯合發表譴責丹吉的聲明，并決定將丹吉開除出黨。于是孫達拉雅一派和丹吉一派于同年10月和12月各自召開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各自擬定了新的綱領。孫達拉雅一派后來將黨的名稱改為“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丹吉一派仍沿用“印度共產黨”這一名稱，丹吉繼續擔任印共主席。

丹吉在印共分裂后，鼓吹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支持蘇聯侵捷，稱頌蘇軍占領阿富汗和越南侵略柬埔寨。

1974年10月，丹吉75歲生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授予他列寧勛章。此時，丹吉對印度政府繼續推行合作政策。他稱英·甘地是愛國民主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把國大黨看作是印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主要朋友。1977年英·甘地政府實行緊急狀態，他們表示要在英·甘地領導下“捍衛和鞏固印度的民族自由和主權，并朝社會主義方向前進”。

1978年1月印共十一大及以后，以印共總書記拉奧為首的印共多數派對丹吉的這種親英·甘地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滿，丹吉在黨內受到孤立。1979年11月26日，丹吉正式辭去黨主席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務。1980年4月印共黨內支持丹吉的一部分人組成“全印共產黨”。1981年4月，印共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認為“由于丹吉一貫無視和違反黨的各項紀律，進行分裂和其他反黨活動”，決定將他正式開除出印共。同年5月1日，丹吉正式加入“全印共產黨”，任該黨總書記。

丹吉的著作有：《文學與人民》(1943年)、《印度從原始公社到奴隸制的變遷》(1942年)、《中世紀馬拉提文學注釋》(1952年)、《論工會運動》(1952年)、《關于工會的若干問題》(1954)、《工會和殖民主義的滅亡》(1957年)、《工會和社會主義》(1962年)、《黨和工會的若干問題》(1964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