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理論家，曾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后來墮落為機會主義者。

1854年10月16日，考茨基誕生在當時屬于奧匈帝國的布拉格。祖父是波蘭人，父親是捷克人，都是舞臺美術家;母親是德國頗有聲望的演員和作家。考茨基稱自己的家系是“奧地利帝國民族混雜狀態的一個縮影。”

1863年，考茨基隨父母遷居維也納。1866年進中學讀書。當時，奧匈帝國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他受姑父、捷克的民族主義者普圖克的啟蒙，憎恨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考茨基受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影響，開始接觸社會主義學說。最初，他閱讀的是喬治·桑、路易·勃朗和拉薩爾等人的著作。他承認：“從中所能得到的關于社會主義的概念，終究還是極不明確的和帶有激情成分的”。1874年秋，他進入維也納大學哲學系學習，1875年1月加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大學期間，考茨基曾給奧地利和德國的黨報撰稿，并同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建立了聯系。1878年春，他寫了題為《人口增殖對社會進步的影響》，鼓吹新馬爾薩斯主義。他雖然不同意社會的貧困根源于人口過剩的說法，卻認為社會主義帶來的普遍富裕，將引起人口增長，導致新的貧困。這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十分膚淺，正如他自己承認的：“當時，我對馬克思還抱著淡漠態度，我的經濟學觀點當時帶有強烈的折衷主義性質。”

1880年1月，考茨基應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赫希伯格的邀請，到瑞士蘇黎世為其主辦的《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鑒》雜志撰稿，并研究歷史學和經濟學。他結識了赫希伯格的私人秘書伯恩施坦。他把伯恩施坦“看成是一位強有力的引導人”。

在這期間，考茨基閱讀了《資本論》、《反杜林論》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1881年3月至6月，考茨基隨倍倍爾去倫敦拜訪恩格斯和馬克思。他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印象是“一個很不錯的青年”①，“在他那種人當中他還算個正派人“;②同時他們指出，考茨基“是一個平庸而目光短淺的人，過分聰明(他才二十六歲)，自負”，③“是一個天生的學究和搞煩瑣哲學的人，他不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而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④。

1882年夏天，考茨基向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版家狄茨提議出一個理論刊物。這一計劃受到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的支持，并于1883年1月在斯圖加特出版了《新時代》。考茨基從《新時代》創刊到1917年一直擔任主編。它曾刊登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在1891年發表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輿論陣地。

在1885—1890年間，考茨基遷居倫敦，在大英博物館研究經濟學和歷史學。他于1886年發表了經過恩格斯審閱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恩格斯稱該書是敘述《資本論》的一個“提要”;認為敘述“盡管不總是十分準確，但是還不壞”①，對宣傳和解釋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起了積極作用。1888和1889年，考茨基先后發表了《托馬斯·莫爾及其烏托邦》和《1879年的階級矛盾》，在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方面得到恩格斯的好評。考茨基還受恩格斯委托，從1889年開始整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史》手稿。

1890年，德國議會通過廢除反社會黨人的非常法提案。社會民主黨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需要制定一個新黨綱。1891年，考茨基從倫敦返回斯圖加特，以《新時代》主編身份參加社會民主黨領導機構的活動，并起草新黨綱的理論部分。這個黨綱草案回避了關于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但它明確表達了無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要求，比以前的《哥達綱領》前進了一步，得到恩格斯和倍倍爾的肯定。與此同時，考茨基還代表德國黨參加第二國際的代表大會。這一切使他獲得愈來愈高的聲譽，成為德國黨和第二國際中的主要理論家。

然而，考茨基由于脫離工人運動，脫離實際，始終未擺脫煩瑣哲學，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時，就已流露出某些機會主義觀點。他在1891—1893年，寫了《愛爾福特綱領原則部分解說》、《議會制度、人民立法和社會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教義問答》。他認為資產階級“代議制是為各個極不相同的階級的利益服務”的，議會斗爭是使無產階級擺脫屈辱地位的“最有力的杠桿”;甚至宣揚統治階級會“自愿地退出舞臺”。這些錯誤觀點受到恩格斯的嚴肅批評。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與世長辭，考茨基參加了在倫敦滑鐵盧車站大廳舉行的追悼會。

恩格斯逝世后，隨著歐洲各國政府對工人運動較多地采取“自由主義”策略，機會主義在第二國際首先在德國黨內泛濫起來。理論上的不徹底使考茨基在這重要關頭產生動搖。他從1896年10月起，讓《新時代》不加評述發表伯恩施坦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的一系列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由于這些文章引起德國黨內和國際上一些社會主義者的不滿，考茨基才于1898年在《新時代》雜志上開辟欄辯論關于伯恩施坦問題。

1898年10月，德國黨召開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以盧森堡為代表的左派開展了對伯恩施坦的批判。考茨基在發言中，表示不能同意“伯恩施坦所建議的道路”;會后，考茨基給伯恩施坦寫信，解釋自己發言的動機是為了讓他不致受到左派的嚴厲批判，表示對他在會上發表的批評意見“深有同感”。

1899年1月， 伯恩施坦發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全面修正。考茨基于4月發表一些批判伯恩施坦觀點的文章， 9月出版了《伯恩施坦和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一書，批駁了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列寧稱該書是考茨基“反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作”。①但是，考茨基回避了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要害，宣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我們滿可以心平氣和地留待將來去解決”。列寧對此指出：“這不是反駁伯恩施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②。

這一年，考茨基還發表了《土地問題》一書。他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不能剝奪農民，而應當通過合作制把他們組織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大農業。列寧給予這一見解以肯定的評價。

1900年9月，考茨基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上就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加入資產階級內閣展開激烈爭論。各國左派對米勒蘭的變節行為進行譴責，要求給予制裁，而右派為米勒蘭辯護。考茨基提出了一個折衷的決議案。他不同意把社會黨人入閣視為奪取政權的正常開端;然而認為，米勒蘭入閣應看作是在特殊情況下勢必要采取的臨時的、例外的手段，“只是一個策略問題，而不是原則問題”，“國際代表大會不應對此發表意見”。考茨基的決議案以24票對4票被通過。這個決議在原則問題上持曖昧和調和的態度，具有類似橡皮一樣的伸縮性，考茨基的名字正好是橡皮(Kautschuk)的諧音，結果被稱為“橡皮決議”。這是考茨基在第二國際中首次以中派面目出現。

考茨基在1902年出版的《社會革命》一書中宣稱，要反對機會主義，宣傳革命思想;認為社會革命的思想沒有過時，社會革命的時代也沒有結束，無產階級應當奪取國家政權。但是，考茨基反對無產階級要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說“沒有任何根據設想，武裝起義和街壘戰以及類似的軍事事件現在還能夠起決定性作用”。列寧對該書的評價是：考茨基“發表了許多極寶貴的見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國家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考茨基選擇的說法都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①

考茨基對俄國1905年革命抱支持和歡迎態度。他在這場革命和隨后在歐洲國家爆發的政治罷工的鼓舞下，于1909年出版了《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他認為，革命的新時代已經到來，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號召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準備奪取政權。但他仍然回避打碎舊國家機器問題，一般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回避這一專政的實質與內容。列寧認為， 這是“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著作”①，但由于他在國家問題上保持緘默，躲躲閃閃，“就必然使他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②

1912年7月， 荷蘭社會民主黨人潘涅庫克發表《群眾行動與革命》一文，對考茨基在革命和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進行批判。考茨基發表《新策略》一文進行答辯。他提出無產階級政治斗爭的目標是“通過在議會中取得多數， 并且使議會上升為政府的主宰而奪取國家政權， 但不是破壞國家政權”。 他明顯地主張無產階級在保留資產階級國家制度條件下去掌握政權，在國家問題上完全墮落到機會主義立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年中，戰爭與和平問題成了第二國際各次代表大會的主要議題。1912年11月，考茨基參加了巴塞爾代表大會，并在大會通過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言上簽了字。但他在行動上卻背叛了巴塞爾宣言。

大戰爆發后， 第二國際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集團在“保衛祖國”口號下支持本國政府進行戰爭。考茨基公然為他們辯護，墮落為隱蔽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考茨基在1914年8月德國帝國議會表決軍事預算的前一天，向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建議，要他們在表決時棄權，對帝國主義戰爭采取默許態度。此后，他在《新時代》上接連發表《戰爭的影響》、《戰爭時期的社會民主黨》等文章，否認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 宣揚帝國主義“沒有一個真正要戰爭”，戰爭既是帝國主義的又是民族性質的。

考茨基為了給他的社會沙文主義提供理論依據，以1914年9月發表的《帝國主義》一文為標志，提出了“超帝國主義”論，宣稱隨著國際壟斷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帝國主義可以進入一個彼此聯合，即“由實行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共同剝削世界，來代替各國金融資本的相互斗爭”的“超帝國主義”階段。這樣，統一的世界托拉斯將消除資本主義各國間的沖突、戰爭、生產無政府狀態和經濟危機。他要求工人階級不要“為時過早”地談論資本主義完全的、最終的破產和奪取政權。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否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是一種巧妙地宣傳同帝國主義妥協的謬論。

1916年后半年，考茨基用“超帝國主義”論為帝國主義的“和平”煙幕辯護，宣揚帝國主義政府相互達成協議會“帶來世界和平”，“甚至能保障和平”。他同列寧提出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正確口號相對抗，離開階級斗爭和革命，空談“和平”，成為向帝國主義效勞的社會和平主義者。

大戰期間，德國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人民的反戰情緒不斷高漲。社會民主黨右派的社會沙文主義言行愈益不得人心。1917年4月，考茨基為欺騙群眾，阻止左派組成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伙同伯恩施坦作出向“左”轉的姿態;糾集中派，建立獨立社會民主黨，誘騙左派黨和工人加入他們的組織，破壞工人運動。

考茨基極端仇視俄國十月革命勝利，1918年夏天，他配合帝國主義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干涉，發表《無產階級專政》一書，鼓吹“純粹民主”、“一般民主”，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是“獨裁”、“專橫”和“毀滅民主”，蘇維埃政權是“專制政權”，是“軍事、官僚、警察的國家機器”;咒罵蘇維埃國家是“早產”和“活不成”的“孩子”。列寧痛斥說：“考茨基的書就不應該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而應該叫做《附和資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①。這時，考茨基已經徹底墮落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

1918年，德國爆發了十一月革命。社會民主黨右派篡奪了革命成果，成立了臨時政府。考茨基擔任了外交部副部長。他反對左派——斯巴達克聯盟提出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支持右派召開資產階級國民議會的主張。當右派血腥鎮壓革命，殺害左派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時，他為右派辯護，扮演了幫兇的角色。

1919年8月，考茨基寫了《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書，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續篇，攻擊蘇維埃俄國。他誣蔑布爾什維克黨已“從工人蘇維埃的獨占統治中產生了一個新的官僚階級”，蘇維埃政權是“俄國迄今有過的一切暴政中最暴虐的一個”。

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考茨基訪問了當時還在孟什維克控制下的格魯吉亞，寫了《格魯吉亞·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農民共和國》。他吹捧孟什維克政府是“純粹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東方地區的“榜樣”。當這個政府被推翻后，考茨基哀嘆：“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結出果實之前就被活活地折斷了。”此后，考茨基一再發表著作，對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進行誹謗。

從二十年代以后，考茨基還在國際和國內進行分裂工人隊伍的活動。1921年2月，他為對抗列寧建立的共產國際，積極贊助原第二國際內的中派在維也納建立“社會黨國際工人聯合會”，即“第二半國際”(1923年與戰后復活的第二國際合并)。1922年，考茨基為與國內的左派相抗衡，將以他為代表的獨立社會民主黨重新并入社會民主黨。

考茨基的晚年，把主要精力花在使其機會主義理論系統化上。1927年，他發表了兩厚本《唯物主義歷史觀》，作為考茨基“畢生著作的精華”，在階級、階級斗爭、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重要問題上，全面、徹底、公開地摒棄了馬克思主義，成為他的機會主義理論的總結。

1933年希特勒上臺，考茨基從德國遷往維也納。1938年德軍侵入奧地利，他從維也納到了布拉格，不久又移居荷蘭。同年10月17日，考茨基正好年滿84歲，病死在阿姆斯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