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塊非同尋常的手表說起

1961年8月，毛澤東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休息期間，毛澤東在舞會上結識了江西農墾文工團的演員邢韻聲。當時，毛澤東腕上戴著一塊又老又舊的手表，引起了邢韻聲的興趣。她驚訝地說：“主席，這表這么舊了，你怎么不換一塊呀？”

毛澤東抬起手腕看了看，說：“這可不能換，這表跟了我幾十年嘍，為我立下了大功呢！”

這的確是一塊非同尋常的手表，這要從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去重慶談判說起。

那天，毛澤東剛剛走下舷梯，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郭沫若等便紛紛走上前來，他們熱情地將毛澤東團團圍住。這是在國民黨的陪都，是國民黨統治的地盤，距離延安有幾千里的關山阻隔，但是這萬水千山卻沒有隔斷朋友之間的深情厚誼。面對朋友們熱情的面孔，毛澤東感到異常興奮，他一一和這些走上前的他鄉故友握手、交談……

就在這個時候，站在一邊的郭沫若看到了一個別人沒有注意到的細節：毛澤東在與大家握手的時候，人們的手腕上都有一塊閃閃發光的手表，而毛澤東的手腕上卻是空空的。當時，手表是一種非常流行的時尚物品，不僅實用，而且也是身份的象征。郭沫若感到十分的訝異。一方面他深深地為共產黨領袖的清貧、艱苦而感動，另一方面他卻預感到毛澤東在重慶的日日夜夜將是充滿著無數的風險，將面臨異常繁重的工作，時間對于毛澤東來說一定是十分重要的，沒有一塊手表將是非常不便的。

毛澤東與郭沫若

當毛澤東走過來與郭沫若握手的時候，四目相對，兩個神交已久的朋友竟然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了。就在這個彼此審視的瞬間，郭沫若迅速地將腕上的手表摘下來雙手送到了毛澤東的面前。毛澤東微笑著，并沒有感到意外，也沒有推辭，像已經彼此有過約定似的，欣然地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從這個細節上，在這個短暫的時間里，我們已經感覺到毛澤東與郭沫若之間所蘊藏的非同一般的交情了。

毛澤東和郭沫若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的春天，即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當時，瞿秋白和林伯渠推薦郭沫若到廣東大學任文科學長。3月23日，郭沫若和郁達夫幾個人乘船由上海到達廣州。成仿吾在碼頭迎接他們，并將一切安排妥當。之后，郭沫若到林伯渠家中拜訪。

不巧，林伯渠不在家。在林伯渠的家中郭沫若遇到了一位瘦高身材、兩眼炯炯有神的客人。先來的客人反客為主上前迎接后來的客人，并且主動進行了自我介紹：“我是毛澤東。”

郭沫若急忙上前兩步，緊緊握住毛澤東的大手說：“我是郭沫若。”

兩位彼此都是久聞大名，但是未曾謀面，今天在這里偶然相遇了。毛澤東關切地詢問了郭沫若旅途上的一些情況，郭沫若講述了路上的一些情況，并告訴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毛澤東點頭說：“這個我知道。”

接下來，毛澤東向郭沫若談了廣東和全國的政治形勢，陪著郭沫若在林伯渠家中高興地聊著，一直等林伯渠回來，毛澤東才匆匆離去。這就是毛澤東與郭沫若初識的情形。

1926年7月，郭沫若參加了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郭沫若回到武漢，在那里郭沫若和毛澤東再一次相聚。經過戰爭的洗禮，經過硝煙的考驗，他們的會見備感親切。毛澤東對郭沫若所寫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篇討伐蔣介石的檄文大加贊賞，并鼓勵郭沫若繼續奮斗。

1937年抗戰爆發之時，郭沫若從日本歸來，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與毛澤東領導的抗日救國運動互成策應之勢。他在很短的時間里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歷史劇和大量的詩文，借古諷今，鞭撻國民黨和蔣介石消極抗日的丑惡行徑。

1944年，毛澤東曾多次談到郭沫若和郭沫若的文章，對郭沫若的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1944年1月9日，毛澤東在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說：“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同一天，毛澤東請董必武轉交郭沫若的電報，說：“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慶賀。”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作《學習和時局》的報告時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毛澤東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手跡

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說：“大示讀悉。獎飾過分，十分不敢當；但當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沒有讀書鉆研機會，故對于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進北平，柳亞子等前往迎接。前排左起柳亞子、黃炎培、郭沫若、毛澤東

由于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共同的愛好與理解，他們對中國詩詞曲賦有著非常深入的研究，同時彼此在事業上互相支持、人格上互相敬重，因而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而長久的友誼。自1926年廣州相識，直到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差不多分別了二十個寒暑春秋，但是他們的心卻始終是相通的。

在后來的歲月里，對詩詞的共同愛好，使他們走得更近，毛澤東與郭沫若之間的友誼得到了更大的發展。郭沫若對毛澤東的詩才是極為推崇的，在他的詩詞中盛贊毛澤東為“經綸外，詩詞余事，泰山北斗”。又說：“我自己是特別喜歡詩詞的人，而且是有點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所發表了的詩詞卻使我五體投地。”

這些都是后話，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