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贊彭德懷的來龍去脈

“”這是毛澤東的詩《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人們對此詩不陌生，許多人都能背誦之。然而，這首寫于1935年10月的詩，問世后幾多波折，直至51年后才被正式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這首詩的背后，有著幾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捷報傳來，毛澤東即興賦詩

長征已近尾聲的1935年10月，蔣介石發(fā)電報給盤踞在陜甘寧一帶的國民黨軍隊各部：“朱毛赤匪長途行軍，疲憊不堪，企圖進入陜北會合劉志丹”，各部要“前往堵截，相機包圍，予以殲滅”。

其時，蔣介石集團的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部隊追了上來。為確保長征紅軍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毛澤東提出決不能把尾追長征紅軍的敵軍帶進陜北根據地。于是毛澤東把砍掉尾追長征紅軍“尾巴”的重任交給百戰(zhàn)名將、陜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

接到命令后，彭德懷馬上深入實地考察，以做到知己知彼。基于對軍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懷與周恩來、葉劍英共同擬定發(fā)給前線作戰(zhàn)部隊及毛澤東的作戰(zhàn)電報，在作戰(zhàn)電報中分析該地區(qū)地理環(huán)境特點時，寫了“山高路遠溝深”一句電文。根據彭德懷等人制定的作戰(zhàn)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德懷親自部署和指揮紅軍陜甘支隊（原紅一方面軍縮編改稱）第一縱隊和第二縱隊，在吳起鎮(zhèn)西北部的五里溝口一帶設下埋伏。

翌日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敵35師騎兵團2000多騎兵進入我軍伏擊圈。陜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一聲令下，埋伏在周圍的紅軍戰(zhàn)士居高臨下同時向敵騎兵開火。這一仗紅軍吃掉敵1個騎兵團，擊潰敵2個騎兵團，俘虜敵官兵700余人，迫使敵軍停止了對長征紅軍的追擊，遠離陜北革命根據地。

在戰(zhàn)斗打響的當天上午，毛澤東在作戰(zhàn)科長伍修權陪同下來到前線，心情異常興奮，即興創(chuàng)作六言詩一首：“

其中“山高路遠坑深”一句詩，是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作戰(zhàn)電文中“山高路遠溝深”一句用語，略作文字修改而成。

這次大獲全勝的戰(zhàn)斗結束后，彭德懷來到毛澤東住處匯報作戰(zhàn)情況時，恰逢毛澤東不在住處，彭德懷無意中看到毛澤東已寫好放在辦公桌上的贊頌自己的詩，感到很不安。于是隨手拿起筆，將最后一句修改為“唯我英勇紅軍”，然后將詩稿放在原處離去。

都是錯注惹的禍

1947年8月1日，冀魯豫軍區(qū)政治部主辦的《戰(zhàn)友報》根據一些老同志回憶，以《毛主席的詩》為題第一次公開發(fā)表了《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這首詩。由于沒向毛澤東索取原稿，也沒有經過毛澤東本人校閱，所以首發(fā)此詩的《戰(zhàn)友報》不慎出現(xiàn)一個史實錯誤，編者注釋誤把該詩創(chuàng)作的軍事歷史背景注釋為是在紅軍取得突破臘子口戰(zhàn)斗之后寫成的。此詩發(fā)表后也沒有人對錯誤注釋提出糾正。

在炮火紛飛的戰(zhàn)爭年代，作品的留存與流傳遠沒有現(xiàn)在這樣方便，很容易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偏差，毛澤東詩詞也概莫能外。也正是首次發(fā)表時的錯誤注釋，為毛澤東后來否認他曾創(chuàng)作該詩贊頌彭德懷，留下了最初的隱患，使得原本很簡單的一件事情變成了一個歷史公案。

轉眼到了1954年。這一年的八一建軍節(jié)之際，《解放軍報》沿用《戰(zhàn)友報》發(fā)表的原文及原注釋，再次發(fā)表了這首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豪邁詩句不脛而走，為眾多的讀者所喜愛。

也就在這時，錯誤注釋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彭德懷辦公室的軍事參謀讀報后，對林彪指揮紅軍取得攻打臘子口戰(zhàn)斗勝利后，毛澤東為何要寫詩贊頌彭德懷感到不好理解，于是便向彭德懷詢問這首詩的寫作歷史背景。彭德懷看了報紙，發(fā)現(xiàn)了上述錯誤注釋，于是以當事人的身份做出糾正：“攻占臘子口戰(zhàn)斗是林彪指揮一軍團打的，不是我指揮的。這首詩不是在臘子口寫的，是在一方面軍到達陜甘蘇區(qū)后寫的。”彭德懷向軍事參謀簡要介紹了毛澤東寫這首詩的軍事歷史背景。

遺憾的是，當時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整日忙于事務的彭德懷也沒有把這個太當回事。所以他對軍事參謀面談式的糾正，當時知道的人不多，也未能使有關方面從此徹底糾正這個注釋上的錯誤。

三年后的1957年2月6日，《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致函毛澤東，準備再次發(fā)表這首詩，并請毛澤東校閱詩稿。該編輯部在致毛澤東信中沿用《戰(zhàn)友報》的錯誤注釋，繼續(xù)把該詩說成是在紅軍取得攻打臘子口戰(zhàn)斗勝利后，毛澤東在發(fā)給彭德懷的作戰(zhàn)電報中寫出的詩句。而毛澤東此時仍清楚地記得，攻打臘子口的戰(zhàn)斗是林彪指揮的，而不是彭德懷。

錯誤注釋的誤導，加上毛澤東工作繁忙，無暇深入回憶該詩寫作的有關情況等原因，致使毛澤東決定不讓發(fā)表這首詩了，他當時給《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寫了一封內容十分簡單的回信：

編輯部同志們：

記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臘）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法打電報的。那幾句不宜發(fā)表。《東海》收到，甚謝！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彭德懷自述說原委

廬山會議后，彭德懷遭遇不公正批判，黨內極少數(shù)別有用心者乘機落井下石，歪曲歷史事實，以誣蔑不實之詞攻擊彭德懷說：彭德懷在歷史上與毛澤東就存在隔閡，毛澤東在歷史上也并不信任彭德懷。面對上述誣蔑之詞，彭德懷曾據史力爭，為自己作了有限的辯護。彭德懷在蒙冤期間所寫的自述中，寫出了以下的這段文字：“有人說：‘在1935年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以后，彭德懷在大部分時期仍然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并且在黨內、軍隊內進行分裂活動。’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實作根據呢？是完全沒有事實作根據的。相反，在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時，擊敗追敵騎兵后，承毛澤東同志給以夸獎：我把最后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將原詩退還毛主席了。從這詩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與我不僅沒有什么隔閡，還表現(xiàn)了相互依賴。”

疑云散盡終入選

鑒于毛澤東在致《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的信中提出該詩不宜發(fā)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中，就未把該詩收入其中發(fā)表。1959年彭德懷被錯誤罷官，這首詩更是很少有人提及了。在1963年和1976年兩次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中，也都沒有收錄該詩。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彭德懷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一些老同志開始認真回憶當年的真實歷史，長征中一直與彭德懷并肩作戰(zhàn)的楊尚昆（長征前期彭德懷與楊尚昆分別任紅三軍團軍團長、軍團政委；長征后期中央紅軍改變?yōu)榧t軍陜甘支隊后，彭德懷任紅軍陜甘支隊司令員，楊尚昆任該支隊政治部副主任），在其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再次肯定了毛澤東曾創(chuàng)作該詩及彭德懷修改該詩的歷史事實，指出了該詩寫于長征末期，并非是攻打臘子口之后。

經過多方面史實考證，根據多位知情人提供的可靠史料，疑云散盡，歷史的迷霧終于被撥開了。由曾長期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喬木主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正式收入了《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還了歷史以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