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文治與武功

毛澤東的“武功”無論是在對日作戰，還是對國民黨的作戰上都獲得了絕對的勝利，蔣介石對此是深有感觸的。蔣介石的五次“圍剿”已經說明了一切。國民黨不但沒有將“共匪”剿滅，反而是越剿“共匪”越多；幾百萬軍隊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同樣也以國民黨的失敗而告終，最后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在陜北實現了大會師。如今，小日本投降了，但是，抗戰八年，共產黨卻壯大了，共產黨的地盤也擴大了，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的軍隊也大得令人不敢小覷了。所以，蔣介石現在想通過重慶談判，實現最大目的，就是削減共產黨軍隊、控制共產黨軍隊，其他的東西，他都可以放棄。真沒有想到，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句千真萬確的真理，蔣介石竟然也明白。他在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晚上，就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后之方針，決心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要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之遷就。”

而毛澤東的謀略與蔣介石卻截然不同，毛澤東既注重軍事也注重政治，既講究“武功”也講究“文治”。所以早在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曾經高屋建瓴地說過：“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和戰爭是不可偏廢的；他在贈給丁玲的《臨江仙》中也有這樣的一句：“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可見，毛澤東重視槍桿子，但是他也從來不小看手中的“筆桿子”。文治與武功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毛澤東在來重慶之前，對政治、軍事內心都有著非常充分的準備。

在軍事上，從延安出發之前，毛澤東曾經和劉少奇密談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后來劉少奇曾經透露了毛澤東談話的一些內容，其中有一句話最為經典，毛澤東說：“須知蔣委員長只認得拳頭，不認識禮讓。”毛澤東這句話的意思已經非常明確了，他告訴劉少奇他到重慶之后，如果蔣介石向共產黨的軍隊進攻，“動拳頭”，我們就“動拳頭”，給他有力的回擊。回擊得越猛烈，他在重慶說話就越有底氣。倘若被蔣介石的“拳頭”嚇住了，他在重慶反而直不起腰桿了。

在政治上，其實毛澤東敢于只身赴渝，就已經取得了最大的政治資本，已經取得了政治上的最大勝利，就已經獲得了全國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政治上最大的支持和同情了。對蔣介石的風格，毛澤東是非常了解的，他深深知道，重慶的和談，不過是蔣介石的一個幌子而已，是蔣介石在棋局上的一步刁棋而已。他無非是給一個“將軍”。但是毛澤東的對手，似乎過于高估了自己這招刁棋，他以為沒有人能夠接著和他繼續走下去，所以下一步怎么走，他自己竟然沒有絲毫的準備。而蔣介石的對手毛澤東呢，他根本沒有把蔣介石的這個高招看在眼里，毛澤東不過是走了一步“閑棋”而已。但是，蔣介石面對毛澤東隨手而走的這步“閑棋”卻措手不及了，在自己的這招“妙棋”被對方接著走下去之后，他的妙棋竟然成了死棋，倒把自己推到了死胡同里。

后來，面對受到極大歡迎的毛澤東，蔣介石顯得特別煩躁，便把為他獻計的吳鼎昌叫去，非常惱怒地訓斥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現在娘希匹他們真來了！你說，你說怎么辦好？”

毛澤東親臨重慶，其實對“談判”結果，根本就沒抱什么更大期望，因為毛澤東早已將蔣介石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稟性，看得再明白不過。毛澤東來重慶最大的政治意義，在于贏得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的人們政治上的最大支持。他不過是借此堵住蔣介石的嘴巴而已，從而在政治上獲得主動權。回到延安之后的10月17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關于重慶談判》的報告，他告誡人們說：“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并不等于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這就是毛澤東對重慶談判所作的力透紙背的結論。

軍事上的機宜，已經面授給劉少奇，具體的談判事宜，毛澤東已全權交給了周恩來。所以毛澤東在重慶的四十三個日日夜夜里，反而是“無所事事”了。因而，有了廣泛接觸后方群眾的機會，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所以，他在胸中布下了另外一招妙棋。他要通過自己獨特的外交手段，廣泛結交各界的民主人士、社會賢達、國民黨進步左派……他要利用這個無事可做的“余暇”時間，在軍事和政治之外的另一個戰場上，給蔣介石以迎頭痛擊。他要利用自己的《沁園春·雪》，在重慶的文化領域里，做一篇更大的文章，和蔣介石再來一番特殊的較量——文化領域的較量。

幾十年之后，很多研究毛澤東《沁園春·雪》的人，只是鉆到故紙堆中，對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寫作時間、發表時間、藝術特色、寫作風格、誰拿到報社發表的等等一些細枝末節感興趣，卻忽略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無比高妙的精心策劃和運籌帷幄。

毛澤東在這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地點，面對特殊的人物，拿出了這闋“有爭議”的特殊的妙詞。乍看，似一步隨心所欲的“閑棋”，其實不然，這一切其實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都完全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

毛澤東在重慶的四十三天時間里，他的“文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