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銘德拜訪郭沫若

然而，只有膽量也是不夠的，你共產黨憑的是什么？我陳銘德是一個老牌的國民黨員，我為什么要為你們去冒那樣的風險呢？

其實，陳銘德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不僅是國民黨，他還是一個左右逢源的人。你想，一張報紙在那樣復雜的環境條件下，能夠辦得那么紅火，那么受歡迎，那么賺錢，沒有這樣一個領軍人物怎么可能呢？

可以說，陳銘德將報紙看成是一個代民立言的工具，而不是進行黨爭和索取個人利益的工具，所以他幾乎是“超黨派、超政治、純國民”那樣一個人。陳銘德后來在他自己寫的《我的簡歷》中這樣寫道：“從我最初辦《新民報》一念而起，想以超黨派立場，以輿論力量監督當權派和政府，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路上走……”所以在陳銘德這樣的指導思想下，《新民報》積聚了很多無黨無派的進步人士，報社同仁百分之九十九都沒有黨籍。

但是，無黨無派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其實人是有思想的動物，雖然沒有黨派，但是思想還是有傾向性的。他們雖然拉了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加入他們的董事會，網羅了大量國民黨高官做他們的靠山，但是暗中陳銘德也和共產黨的一些高官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和交情，報社之中也有共產黨的秘密滲透。

生活是現實的，而未來是不確定的，政治也是不可靠的，每一種選擇都不能確定有十足的把握。國民黨和共產黨誰能成為問鼎中原的勝利者？鹿死誰手？沒有人是算命的先生。對于一個信奉“無黨無派”的人而言，在兩股強大力量的中間游走是艱難的，做到涇渭分明也是不可能的，這是那個時代對這種非官方報人的特殊要求。所以陳銘德有接觸共產黨的需求。

《新民報》與共產黨最早建立聯系的人是郭沫若。

早在1936年，陳銘德和鄧季惺夫婦與郭沫若就已經相識了。

當時，陳銘德和鄧季惺到日本購買輪轉印刷機的時候，特地到千葉縣拜訪了他們傾慕已久的這位四川同鄉。當時，郭沫若在大革命的時候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因此受到蔣介石的追殺，最后逃亡到日本，生活非常凄苦、寂寞。就在郭沫若政治上寂寥、生活上失意的時候，陳銘德和鄧季惺遠道而來，專程拜訪，使郭沫若非常感動，并當即答應為《新民報》撰寫《留東時代》。雖然后來由于他百事纏身未能如愿，但是后來郭沫若還是沒有辜負朋友的期望，于1937年6月給《新民報》寄來了《讀實庵字說》一文。這篇文章是與陳獨秀討論中國社會進化的專論，《新民報》從7月1日到7月7日，連同郭沫若的信一起連載了七天。

盧溝橋事變之后，郭沫若在國民黨對他的通緝令還沒有取消的情況下，毅然回國，投身抗戰。郭沫若7月27日到達的上海，8月1日《新民報》就刊出了上海通訊《郭沫若訪問記》。8月8日，又刊出了郭沫若離開日本時所寫的一首詩：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余淚血，登舟三日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歷，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是一首極其具有煽動性的詩篇，對鼓舞人們的抗戰熱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9月下旬，郭沫若不顧蔣介石的刺刀和黑槍，來到了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南京。陳銘德和鄧季惺也毫不含糊，很講朋友義氣，他們將郭沫若接到自己家中款待。當時，日本人的飛機經常飛臨南京，陳銘德和鄧季惺在自己的寓所外面也挖了一個防空洞，空襲警報響起的時候，郭沫若就和陳銘德、鄧季惺一起躲到到防空洞里，高興的時候他們還會在防空洞里一邊啃螃蟹一邊飲酒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是決非一般的關系了。

1938年1月15日，《新民報》重慶版正式出刊。在出刊的初期，當時遠在武漢的周恩來對《新民報》表示出了非同一般的興趣，立刻向郭沫若了解《新民報》在重慶發行的一些情況。郭沫若馬上給陳銘德和鄧季惺二人去信，了解情況，同時向他們通報了《新華日報》準備在重慶出版的消息。在去信的時候，郭沫若又賦詩一首：

一別夔門廿五年，鳥驚花泣恨頻添，

寄語巴渝諸好友，復興責任在雙肩。

表達了郭沫若對友人的思念，也表達了郭沫若期望國家復興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