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的牢騷
1949年初,呆在香港的柳亞子突然接到一份電報,打開一看,竟然是毛澤東和黨中央發來的,這使他感到非常的意外。再看電報的內容,竟然是歡迎他到北平來,共同商討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柳亞子又是感到意外,這種意外本來是意料之中的,只是這種喜訊比自己的預料來得快了一些。他當即與沈鈞儒、馬敘倫等人取得聯系,經過商量決定應毛澤東之召,立即北上。
1949年3月18日,柳亞子、葉圣陶、鄭振鐸等多人到達北平。3月25日上午,毛澤東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抵達北平清華園車站,下午,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等到達北平西苑機場,同前來迎接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多人見面。柳亞子當時與沈鈞儒、陳叔通等都在這一千多人當中,柳亞子還榮幸地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一起乘車檢閱了部隊。當天晚上,毛澤東邀請柳亞子到香山雙清別墅赴宴,宴席只有兩桌,民主黨派和文化界人士僅有柳亞子、陳叔通、郭沫若、沈鈞儒、黃炎培、許德珩等數人而已,可見毛澤東的老朋友柳亞子享受了非常高的禮遇。
回到家里,興奮的柳亞子就感慨萬端,立刻乘著興致賦詩一首: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換到今茲。
珠江粵海驚初見,巴縣渝州別一時。
延水鏖兵吾有淚,燕都定鼎汝休辭。
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
詩句將柳亞子和毛澤東初識、重慶再會以及如今共商建國大計的過程高度概括,對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贊揚。
然而,在這段時間里,在全國解放這段最令人激動的日子里,柳亞子和毛澤東之間又發生了一段故事,又引出了一段詩詞唱和的插曲。
1949年3月25日,在毛澤東剛剛讀過了柳亞子“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這首讓人心情舒暢的詩之后,僅僅過了三天,3月28日夜,柳亞子卻又寫出了一首牢騷滿腹的七律,題為《感事呈毛主席》,詩曰:
開天辟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
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
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
柳亞子在這首詩的后面加了一個小注:“分湖為吳越間巨浸,元季楊鐵崖曾游其地,因以得名。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勝村。第宅為倭寇所毀。先德舊疇,思之凄絕!”
毛澤東看到這首詩以后,引起了高度的重視,不顧手頭諸事繁忙,指示對柳亞子的生活給予妥善安排,4月25日,根據毛澤東建議,柳亞子的住處從六國飯店遷至頤和園益壽堂。但是對于柳亞子的詩,毛澤東并沒有馬上給予答復,直到一個月之后,4月29日,毛澤東才寫了一首《七律·和柳亞子先生》,對柳亞子進行勸慰:
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這首詩表示了毛澤東對詩友的真摯情感和誠懇的規勸,語重心長。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毛澤東詩中說到了“牢騷”,這個“牢騷”里面又藏著什么典故呢?就是說,柳亞子有了什么樣的牢騷呢?
是的,柳亞子的確有牢騷。說起柳亞子的牢騷,應該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歷史的牢騷,一個是現實的牢騷。
我們知道,早在1926年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提出“整理黨務案”時,柳亞子就堅決主張倒蔣,甚至建議采用暗殺手段。但是毛澤東和惲代英都沒有接受他的建議,這可以說是柳亞子歷史的牢騷之一。
1949年3月18日,柳亞子剛剛踏進北平城,就賦詩贈予前來迎迓的葉劍英市長:“授餐適館何由報?飲馬長江待細論。”用詩句急切地向共產黨提出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的建議。在北平,柳亞子看到解放軍即將渡江南下橫掃蔣家王朝,心中的欣喜常常溢于言表。不過他也聽到有關國共再次和談的傳聞,但他深信毛澤東不會中此緩兵之計。柳亞子在3月25日到機場迎迓從石家莊前來北平的毛澤東,歡迎晚宴后柳亞子寫了四首七律,力主立即渡江作戰:“百萬大軍渡江好,夫差授首甬東天。”觀點鮮明,直陳己見。
然而就在次日,即3月26日的電臺廣播了一條重要新聞:以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將于4月1日與張治中、章士釗等人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舉行和平談判。這大大出乎柳亞子的意料。僅僅隔了一天,即3月28日,柳亞子就寫了這首《感事呈毛主席》,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其中的“說項依劉我大難”的原意是說,勸說項羽接受劉邦的領導,這是不可能的事。而其現實的意義是在說,要說服蔣介石交出政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在我柳亞子看來是天大的難題。這是柳亞子在詩中明確表示對中共中央爭取南京政府接受和平解決方案的困惑和不滿。要說“牢騷”,這是柳亞子當時最大的牢騷。
可以說,柳亞子對蔣介石的認識是深刻的,而毛澤東對蔣的認識同樣是深刻的,而且棋高一籌,他要利用和談爭取更多的中間人士。4月20日,當蔣介石拒絕在中共提出的和談方案上簽字之后,毛澤東與朱德立刻發布渡江命令,不僅軍事上勢如破竹,在輿論上也廣收仁德。毛澤東在3月28日接到柳亞子的詩,沒有立即作答,直到4月29日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過了長江,毛澤東才信心十足地回贈柳亞子的詩篇,就是這個道理。“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正是出于對國家大局的考慮,毛澤東才沒有對老朋友立即作答。毛澤東是理解老朋友的,也是理解老朋友的“牢騷”的,他希望老朋友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共產黨不會中蔣介石的緩兵之計,現在不是打過長江了嗎?詩人自有詩人的語言。
然而,現實的牢騷并不止這些,柳亞子還有更為現實的牢騷,這從柳亞子《感事呈毛主席》這首詩的第三句中可以看出。其實,柳亞子的《感事呈毛主席》還有一個初稿,初稿與發表稿并不完全相同,發表稿的第三句寫的是“奪席談經非五鹿”,而初稿寫的是“醉尉夜行呵李廣”,雖然用的典故不同,語氣的輕重不同,但是要表達的意思是相同的,是不滿于被閑置。
“醉尉夜行呵李廣”,典出于《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廣一度賦閑家居,一次帶著隨從外出,喝酒喝得很晚才回家。路過霸陵亭時,喝得醉醺醺的霸陵尉大聲吆喝,命令停步。隨從告訴霸陵尉,他的主人就是原先很有名的李將軍,結果霸陵尉說,即使現任將軍也不得夜行,別說是原先的將軍了,粗暴地命令李廣在霸陵亭下過夜。這個典故常指有名人物在失勢或特定場合遭人欺凌羞辱。
在詩詞創作方面,柳亞子曾以“推倒一世豪杰,開拓萬古心胸”期許,曾有“除卻毛公即柳公,紛紜余子虎龍從”、“一代文豪應屬我”的快語。早在1945年10月4日,毛澤東在信中就高度評價柳詩:“先生詩慨當以慷,鄙視陸游陳亮,讀之使人感發奮起。”可以說,在舊體詩創作方面,柳亞子堪稱大家,首屈一指。可是,柳亞子剛剛到北平,就有某同志對他的詩文妄加詆訾,還有人對柳亞子的《沁園春》最后一句“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說三道四,認為柳亞子不知道天高地厚,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對此柳亞子非常慍怒,大有被醉尉呵斥的感覺。
此事柳亞子曾專門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于1949年5月21日復信給柳亞子,在信中勸慰道:“某同志妄評大著,查有實據,我亦不以為然。希望先生出以寬大政策,今后和他們相處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則應進行教導,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發生。”
《感事呈毛主席》發表稿中“奪席談經非五鹿”一句,還提到了“奪席談經”和“非五鹿”兩個典故。
“奪席談經”,典出《后漢書·戴憑傳》:東漢光武帝劉秀喜歡談“經”,在正月初一令能夠談經的群臣百官互相詰難,凡在經義上辯駁失敗者,就將座位讓給辯勝者。侍中戴憑連續取勝,一連坐了五十余個席位。因此經師都有“解經不窮戴侍中”的贊譽。
“五鹿”典出《漢書·朱云傳》:少府五鹿充宗學《易》,特善《梁丘易》,漢元帝也喜歡梁丘易學說,命五鹿與諸易家辯論,五鹿將諸易家一一駁倒。后來,有人推薦了朱云,元帝召朱云入宮與五鹿同考異同,結果朱云連連將五鹿充宗駁倒。所以諸儒有云“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
關于這兩個典故,相當部分的注釋說成柳亞子非常自負,把自己比喻作極有能力極有學問的人,也就是像朱云、像戴憑。其實,正好相反,柳亞子引用“奪席談經”之典,不是說自己是戴憑,相反自己是被戴憑奪了席的人;“非五鹿”,被非難被駁斥了的五鹿。也就是說柳亞子將自己比喻為被非難被駁斥的五鹿充宗。
新中國成立在即,柳亞子作為著名的愛國詩人、文學藝術頗有造詣的活動家,極望發揮特長,有所貢獻。但是,現實中他卻得不到人們的重視,這使他很苦惱。
1949年3月20日晚,李維漢和周揚召集并主持了學術工作者會議,討論成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籌委會問題。柳亞子應邀出席,可是發言時意見不同,“頗不痛快”,這在3月24日的日記中有所記述。后又應邀在中國婦女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講話,日記中寫道:“尚未垮臺為幸。”對沒有列名“文協籌委會”則寫道:“從此可以卸肩了。”這幾句話顯然都是有情緒的。柳亞子一生無意仕進,未脫書生本色,不過他一生愛國愛民救國救民的思想信念不衰,始終想著為黎民百姓貢獻才力。可是,至此柳亞子開始產生了一種被閑置起來的感覺。
后來柳亞子在頷聯的下句寫道:“無車彈鋏怨馮”。“無車”典出《戰國策·齊策四》,馮當時投靠孟嘗君門下的田文,田文將門下的食客分成三等,下等吃粗飯,中等吃魚,上等有車坐。馮被列為下等,他發牢騷,彈劍高唱:“長鋏歸來兮,食無魚。”田文聽到后,把他改列為中等。他還是不滿意,又彈劍高唱:“長鋏歸來兮,出無輿。”企圖列為上等,出入有車可坐。后來他的要求一一得到了滿足。柳亞子借此向毛陳述了自己無車的困難,委婉地向毛提出要一輛小車作為交通工具的要求。
關于“無車”,柳亞子在《恭謁孫先生靈堂有感》中又進一步寫道:“余稅駕北平之日,館舍粗定,即思往香山碧云寺恭謁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之靈堂及衣冠冢。乃招待處諸同志恒以道為言。嗣遷頤和園,相距益近,相思益切,因乘毛主席枉駕之便,面陳衷曲,一諾無辭。……”又1949年4月1日《日記》,“夜,餐時與任老夫婦及寰老之夫人同席,談得很起勁,約明日同往北京飯店赴民盟例會,可不嘆出無車矣。”柳是高度近視,又加那時體弱多病,出門無車無陪同,是方向莫辨寸步難行。一個行動不便但社會活動十分頻繁的老人,感到無車的苦惱而提出要車的要求,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
“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這在柳亞子的《感事呈毛主席》一詩中初稿和改稿完全相同。“安得”一句,表明柳亞子堅決反對和談的態度,他用詩人的語言表述了自己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的觀點。
“分湖便是子陵灘”一句其實表達了柳亞子內心的一種惆悵落寞的情緒。并不是想要真的引退。而且,柳亞子的“退隱”與一般人頭腦中的退隱概念也不是可以畫上等號的。早在1912年元月,柳亞子在南京總統府擔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駢文秘書,他對總統府與袁世凱議和的氣氛不滿,就托病辭職,臨走時也寫了一首《感事》詩,最后兩句也是說到歸隱,“不如歸去分湖好,煙水能容一釣舟”。與“分湖便是子陵灘”簡直如出一轍。可當時柳亞子其實并未垂釣,他來到上海,進入天鐸報社,每兩天寫一篇社論,反對議和,指責主和派,痛罵袁世凱。1915年,袁世凱稱帝,柳亞子隱居家鄉黎里,組織南社支社酒社,收羅鄉邦文獻,后來又辦《新黎里》報,宣傳新文化新思潮。柳亞子的“隱居”就是這樣的隱居。
再說“分湖”句還隱含著向毛澤東的探詢:到大軍解放全中國之后,是讓我留在北平呢,還是讓我回家鄉去干點工作?這個問題在以后柳、毛二人贈答的詩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證。
當時,柳亞子看到毛澤東的和詩后,甚感溫暖,當即寫《次韻奉和毛主席惠詩》,其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許,未必嚴光憶富江”、“《離騷》屈子幽蘭怨,風度元戎海水量”的句子,表明他的牢騷已經消了,愿意留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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