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鮮為人知的軍事高參

入學考試時名列榜首、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的高材生郭化若不僅是開國中將，戰功赫赫，而且是杰出的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鮮為人知的是，他曾當面拒絕給蔣介石當秘書，而在戰爭年代幾度為毛澤東做軍事高參，深受毛澤東信賴與欣賞。

郭化若曾寫過《孫子兵法之新研究》。有一次，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在毛澤東住所對郭化若說，“有些國民黨軍官向我打聽寫《孫子》文章的郭化若何許人也？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答：他是我黨毛澤東同志的軍事高參。他和郭沫若先生沒有親戚關系，但他在我國軍事理論界的地位應該和郭沫若先生在革命文學上的地位相當。”

郭化若，原名郭可彬，福州人。1904年8月10日，他出生在化民營一個破落書香之家。1920年，郭化若小學畢業，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學。但該校學費昂貴，只好放棄，改到免費的農林學校。先讀預科，后轉入本科。但兩年后，他連免費的農林學校也讀不成了，家里窮得揭不開鍋。郭化若只得去做工。1923年冬，經人介紹，郭化若到桂軍警備司令部當上了書記員。

1925年10月，郭化若報考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名列榜首，被編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入伍生第二團，不久隨團東征惠州。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又參加周恩來組織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第二年考入炮兵科，屢受表彰。一次蔣介石到炮兵科檢查學員的作業。當他翻到第三本時，說：“怎么把字帖混在一起呢？”負責的教官大笑：“這是學員郭化若的作業本，不是字帖。”蔣介石連聲贊嘆：“化若的字寫得太好了！明天叫他來見我。”蔣介石要郭化若來當他的秘書。郭化若在蔣介石面前，慷慨激昂：“學生不喜歡當秘書。校長說過，軍人應當戰死在疆場！”蔣介石只好作罷。

1926年，在炮兵科畢業后，郭化若任炮兵第二隊代理隊長，在黨內，他任炮兵科支部書記兼炮、工兩科黨團書記，第二年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炮兵大隊第二隊隊長，不久分校縮編為教導團，他任教導團炮兵連連長。八一南昌起義炮聲一響，郭化若急著趕到南昌參加起義。8月6日他們一行7人到九江，獲知起義部隊已撤離武昌，到上海才找到黨組織。組織安排郭化若他們南下，在廣東梅縣找到起義部隊，參加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10月，黨組織派他護送一批同志到上海。到上海后，被黨中央送到蘇聯炮兵學校學習深造。

郭化若在蘇聯期間，正是王明搞宗派活動最嚴重的時期。王明任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對不同觀點的人打擊和排擠。郭化若想：與其在蘇聯受打擊，不如回國干革命。他找劉伯承、葉劍英等匯報思想。劉伯承說：“回國跟朱德、毛澤東干革命也好。”于是郭化若不上課，關禁閉7天后被“驅逐”回國。1929年初春，他到上海向黨中央請求到江西參加紅四軍，得到批準，他喬裝成商人到南昌。但紅四軍已轉移到閩西，他又徒步趕到龍巖，接待他的是紅四軍軍長朱德。朱德分配他到二縱司令部任作戰參謀。在二縱，他率領第四支隊，攻入漳平縣城，全殲守敵，扭轉了二支隊兩次攻打漳平受挫的局面。朱德很高興，簽署命令，將郭化若提拔為二縱參謀長。

這時毛澤東受黨內排擠而辭職，正在福建蛟洋養病。郭化若認為，紅四軍不能沒有毛澤東的領導，請求朱德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信是郭化若寫的。毛澤東看了信，很受感動，又得到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名義寫的《給紅軍第四軍的指示信》，于11月26日回紅四軍，恢復前委書記的職務。朱德向毛澤東匯報了郭化若寫信的事。毛澤東覺得人才難得，說：“我要見見他！”

此次見面，兩人談得很投機。毛澤東說：“你說的問題很好，能否寫成材料？”郭說：“試試！”他回去寫了三天三夜，文章的標題是“關于當前部隊的錯誤思想及解決辦法”。此材料同毛澤東正在整理的《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觀點一樣。毛澤東很高興。他對朱德說：“紅四軍很需要這樣高參。我提議化若當參謀處處長。”于是郭化若出任紅四軍軍部參謀處處長。

1930年5月，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三軍、紅二十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朱德為總指揮，毛澤東為總政委，郭化若為參謀處處長。翌年5月，紅一方面軍參謀長朱云卿病重，郭化若接任參謀長，兼毛澤東為書記的總前委秘書長。中央紅軍到延安后，毛澤東請郭化若任紅軍慶陽步兵學校校長，不久又命令郭化若擔任他的軍事教育顧問，協助他從事軍事理論研究。

1931年3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參謀處處長的郭化若在起草第二次反“圍剿”通令時，提出了游擊戰的十項法則，即“擾敵、堵敵、截敵、襲敵、誘敵、毒敵、捉敵、偵敵、餓敵、盲敵”，這樣就使毛澤東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更加具體化。后來，他又進一步指出，對于“十六字訣”要靈活運用，“這個戰術本身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如果進攻之敵并非優勢，并且情況已經明了，我軍已有準備，則無先退后打之必要，自可代之以‘敵進我打’。駐止之敵也是一樣，如果并非優勢，情況已明，我軍又已準備好，再加敵方尚無堅固工事與嚴密警戒，自然也應該打他，而不僅限于擾亂他。”

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抵達陜北，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同時成立，郭化若擔任訓練處處長。其后，他又歷任紅軍教導師參謀長、抗日紅軍大學第三科訓練處處長、抗日紅軍大學第二校教育長，主要從事部隊的教育訓練工作。1937年7月，郭化若致信毛澤東，提出了《關于部隊軍事教育的一點意見》，指出應重視軍事教材的編寫和軍事教員的選拔。毛澤東閱后回信，表示以后“仍請你對軍事教育作我的顧問（先生）”。

兩個月后，在毛澤東親自安排下，郭化若進入中共中央黨校第五班學習，同班同學有黃華、陳少敏、羅炳輝、賴傳珠等。郭化若既是學員，又當教員：他和羅炳輝兩人講授“游擊戰爭”課程。郭化若在中央黨校的學習、教學活動給校友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一致認為“毛主席的高參的確不簡單”。

年底，郭化若剛剛結束中央黨校的學習，就先后出任中央軍委第一局（軍委一局）局長兼中央軍委編譯處處長等職，負責編輯《抗日戰爭叢書》，重新成為毛澤東的軍事高參。毛澤東專門致信郭化若：“你不擔任任何別的事，專注于戰略問題的研究及編輯部事務，務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接受任務后，郭化若跑遍了延安各大學、圖書館查找資料，最后《抗日戰爭叢書》和一系列文章順利出版，《抗日戰爭叢書》中收錄有郭化若和毛澤東等合著的《抗日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一文。

在擔任軍委一局局長期間，郭化若還牽頭成立了延安黃埔同學會（現在大陸黃埔同學會的前身）。同時還專心致志地研究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并擬出《抗日游擊戰爭一般戰略問題》的提綱，重點論證兩個問題：一是游擊戰爭是否有戰略問題；二是抗日游擊戰爭究竟有哪些戰略問題。論證結果深受毛澤東好評，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吸收了郭的部分觀點。

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中央軍委在延安開辦了第一期參謀訓練隊，共有學員130余人。毛澤東特派郭化若主授“戰略學”課程，并對希望他主授“戰略學”課的訓練班負責人說：“你們放心，郭化若授得不亞于我。所謂‘不亞’，就是和我差不多甚至超過我！”

郭化若是我軍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系統研究《孫子兵法》的學者，是現代中國威望最高的《孫子兵法》研究專家。1939年底，郭化若寫出了4萬多字的《孫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并讓他在“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專門講演，后又全文刊登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后來，郭化若出版了著作《新編今譯孫子兵法》，毛澤東知道后欣喜地說：“古有孫子，今有郭子。”

1940年8月，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郭化若以自己對毛澤東《論持久戰》等軍事著述的深入思考為主線，作了題為“軍事辯證法”的報告。1941年春，《八路軍軍政雜志》以“軍事辯證法之一斑”為題發表在該刊第三卷第一、三、四期上。毛澤東閱后大喜，指出：“用唯物辯證法來說明軍事問題，大有文章可做。”1949年12月，上海新群出版社以“軍事辯證法”為書名編輯出版。郭化若的這部論著，是毛澤東提出“軍事辯證法”的概念之后最早誕生的一部軍事辯證法理論專著。

1941年秋，郭化若奉命離開了軍委一局，又回到了軍事教育工作崗位上，從事軍隊院校的教學工作直到抗戰結束，歷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長、延安軍事教育委員會委員和軍事學院教育長，為我軍培養了大批軍事干部。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郭化若被任命為魯南軍區副司令員兼人民武裝部部長，自此又橫槍馳馬，拼殺戰場。1947年他調任第六縱隊副司令員，用“急進奔襲”、“包圍迂回”、“猛打猛追”的戰術，僅1個月，解放10余座縣城，俘敵1000多人。

1948年8月，郭化若調任華野四縱政委兼黨委書記。四縱司令員陶勇樂不可支：“有主席高參坐鎮，我陶勇真的是既無憂更無畏了！”郭化若到職不久，著名的淮海戰役拉開了序幕。陶勇、郭化若率領四縱圍殲黃百韜兵團，干凈利落地配合兄弟部隊取得了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的勝利。

在淮海戰役的第二階段的戰斗中，陶勇、郭化若統一指揮六縱、一縱、十二縱組成東路阻擊集團，配合友鄰部隊堅決阻擊徐州南援之敵，隨后又協同各兄弟部隊合圍杜聿明集團，獲得了巨大成果。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對杜聿明集團發起總攻，俘虜了杜聿明本人。當這個黃埔一期的學長被押送到他的師弟——黃埔四期的郭化若面前時，開始還擺出一副驕橫高傲、不肯認輸的姿態。在聽說此人就是毛澤東的軍事高參郭化若后，杜聿明才露出慚愧之色。

1949年9月10日，中央軍委任命郭化若為淞滬警備部隊司令員兼政委，后該部隊改編為華東軍區公安司令部，郭化若仍然為司令員。1955年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授中將軍銜。1973年調任中國軍事學院副院長，1982年退下崗位后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1995年11月在京病逝，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