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董筆正 【本書體例】

【原文】：

豈曰無衣⁽¹⁾?與子同袍⁽²⁾。王于興師⁽³⁾，修我戈矛⁽⁴⁾。與子同仇⁽⁵⁾!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⁶⁾。王于興師，修我矛戟⁽⁷⁾。與子偕作⁽⁸⁾!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⁹⁾。王于興師，修我甲兵⁽¹⁰⁾。與子偕行⁽¹¹⁾!

【鑒賞】：

《秦風·無衣》是《詩經》研究中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詩序》云：“《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殊與詩意不符，因為詩中根本沒有任何“刺用兵”之意，相反地，卻是在贊頌和支持“王于興師”的。王夫之《詩經稗疏》首先提出異議，他以《左傳·定公四年》中記載秦哀公三十一年，楚臣申包胥到秦國乞師救楚，“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認為《無衣》是“哀公為申胥作也。”詩中的“王”指楚王，“于”指申包胥。此說亦與詩意不符，因為詩中完全是戰士口吻，而決不是秦哀公對楚臣之辭。“賦”字，古時可稱作詩，也可稱誦詩。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在“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后加注道：“《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可見，《無衣》乃秦早有此詩，秦哀公不過誦此詩，表示秦將出師救楚而已，并非秦哀公作了此詩。

那么，《無衣》的創作年代是什么時候呢?弄清這個問題，對我們正確地把握和理解這首詩的思想內容是很有幫助的。

《史記·秦本紀》有這樣一段記載：

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莊公……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逐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這段記載，與《無衣》詩的內容是相符的，因而，把《無衣》解釋為秦莊公或秦襄公對西戎作戰時的戰歌是比較合理的，創作時間在公元前821年至公元前760年之間，是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的作品。

全詩三章，章五句，每句四言。每章前三句為第一層，以豪邁的反問語氣的設問句“豈曰無衣”起句后，分別以“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與子同裳”作出回答，用自問自答的方式，表現了士兵們團結互助，克服困難，共同對敵的豪邁氣概和有我即無困難的樂觀性格。中間二句為第二層，“王于興師”的“王”，應指周天子，古制：興兵征伐自天子出。三代時唯最高統治者稱王，諸候在本國內雖亦自稱王，但多在周衰亡后。由于西戎經常侵擾邊境，華夏族的反侵略戰爭，一直在西周至春秋的長達幾百年的時期內進行著。而毗鄰西戎的秦國更是首當其沖。當時西戎對周王朝的任何一個諸侯國的侵犯，都是對周王朝的侵犯。各諸侯國討伐西戎的戰爭，都是受周天子之命，打著周天子的旗號進行的。所以，朱熹在《詩集傳》中說：“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寫出了戰士們擐甲礪兵，積極進行戰斗準備的高昂情緒。末句是第三層，是各章的結語。“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以同仇敵愾，共同殺敵的強烈愿望和堅定決心，把上兩層所寫的內容推向更高的境界。從詩中可以看出，雖然當時的勞動人民，在奴隸主階級的壓迫下，過著“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詩經·豳風·七月》)的悲慘生活，但當外族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他們便義無反顧地決心為衛國保家而戰。這種深明大義、團結戰斗的民族精神，這種熱愛祖國、豪邁樂觀、一往無前的民族豪情和英雄氣概，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重要表現，表明愛國主義在我國源遠流長，而且很早就進入了文學領域。

這首詩用直言其事的賦的手法，直接抒寫了戰士們團結互助、共同赴敵的參戰激情。全詩用重章疊句的復沓手法，逐層遞進地表現了主題，加強了主題的感染力。三章詩的字數和結構完全相同，只在相對應的個別地方換了不同的詞語，通過反復吟詠，深化了主題。如寫戰士們面對“無衣”的困難，他們團結互助，克服困難，三章詩中先后用“同袍”、“同澤”、“同裳”表現了他們這種精神，先寫外衣“袍”，次寫內衣“澤”，最后寫下衣“裳”，從外到內，從上到下，層層深入地進行了詠嘆；又如寫戰士們的參戰情緒，先寫了他們共同的思想基礎——“同仇”，后寫他們的共同行動，寫共同行動時，又先寫共同行動起來——“偕作”，后寫共同上戰場——“偕行”，層層深入地表現了戰士們高昂的參戰情緒。另外，這首詩的章法變化奇特有致。它與《詩經》中占絕大多數的偶句詩不同，而是一首奇句詩。每章都先用兩個偶句的吟唱內容作基礎，緊接著用一個奇句把該章內容推向高潮，使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更加顯明、強烈和突出。

這首秦國戰士們抗擊西戎入侵者的戰歌，威武雄壯，在行進中和著整齊的步伐唱起來，真象《馬賽曲》和《義勇軍進行曲》一樣鼓舞人心，能夠產生壓倒敵人的氣勢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