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代、家世和蜀中生活

李白,字太白,生于701年(武后長安元年),卒于762年(代宗寶應元年),是盛唐時期的偉大詩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正當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那時社會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知識分子比較普遍地富于進取精神。但到了玄宗后期,統治集團的腐朽性日益增長,各種社會矛盾逐漸激化,終于在755年(天寶十四年)爆發了安史之亂。直到詩人逝世后的第二年,這場戰亂方告平息。

由于資料缺乏,關于李白家世至今還有一些疑問,引起人們的種種猜測。大致說來,他的先世曾遠謫西域,居于碎葉(今蘇聯吉爾吉斯共和國托克馬克附近),其時大約正當隋末。至唐中宗時,李白之父攜家內遷,居于綿州昌隆縣青廉鄉(在今四川江油)。李白父親終身未仕,在政治上沒有什么地位,但是頗有文化修養,而且家庭十分富有。

李白從小廣泛地閱讀各種書籍,接受了古代思想家多方面的影響。他還學習劍術,頗有任俠之風。又常與一些隱者道士來往,從《登峨眉山》詩便可見出他青年時代向往神仙道教的志趣。平民化的、儒教氣息并不濃厚的家庭,道家、縱橫家思想和任俠作風的影響,對于李白豪放不羈的氣質以至其詩歌縱恣奔放的獨特風格的形成,無疑都是很有關系的。

李白蜀中時的作品流傳下來不多,但從當時所作詩歌如《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白頭吟》等篇中,已經表現出頗高的文學才能。

大約在二十五歲那年秋天,李白乘舟出三峽,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此后除暮年因流放到過三峽西端的奉節外,詩人就再也不曾回過蜀中了。

二、從去蜀遠游到應詔入京

李白沿江東下,在江陵結識了年屆八十、備受唐王朝禮遇的著名道士司馬承禎。司馬承禎稱他“有仙鳳道骨”,李白非常興奮,為之而作《大鵬賦》。他以大鵬自喻,借《莊子·逍遙游》的故事寄托自己宏大的胸懷,表現了向往不平凡事物、追求自由、不愿過平庸生活的性格。以后李白詩中還曾不止一次自比為大鵬,充分體現了他的豪邁氣質和自負心情。離開江陵后,李白又泛洞庭,登廬山,直下金陵、揚州、會稽一帶。一路上廣為結交,豪爽慷慨,揮金如土。然后又溯江西上,最后到達安州治所安陸(今湖北安陸),并與故相許圉師孫女結婚。從此以安陸為中心,漫游荊襄、長安、洛陽、嵩山、太原、東魯等地,為時約有十年。

這十年其實是李白爭取朝廷重用、為實現自己的生活理想而奮斗的十年。李白抱負很大,希望做帝王的輔佐大臣,在政治上取得赫赫建樹,然后再象古代范蠡、張良那樣,決然舍棄卿相之貴,浮游江海,棲隱山林。他把宏偉的政治抱負和對隱逸求仙自由生活的喜愛,統一于自我設計的“功成身退”的生活道路之中。在安州所作《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就是這一生活理想的集中表現。他更重視的是“功成”,須待功成后方能安心退隱。這種政治上的進取精神貫穿了李白一生。

李白渴望參與政治,但又不愿循規蹈矩,走唐代一般士子所經由的通過常規科舉考試以入仕的道路。他希望能一朝蒙受帝王賞識而被大用。于是他多次干謁地方長官,投贈詩文以表現自己的才能,希望得到推薦,以至于聲聞朝廷。有名的《與韓荊州書》就是這十年漫游期間在襄陽謁見荊州長史韓朝宗所作。他入長安約在開元十八年,當時可能與玉真公主有過交往。玉真是玄宗之妹,出家為道士,拜司馬承禎為師。李白與這樣的人物交往,不僅是由于道教信仰,更是為了讓自己為統治集團最上層人物所知。據李白晚年好友魏顥說,李白天寶初入京就是與玉真有關系的。

經過許多活動,李白聲名大起來了。742年(天寶元年),終于得到了玄宗征召入京的詔書。李白興高采烈地高唱著:“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一作《古意》)再次踏上前往京都的行程。

這十年間李白的詩作已顯示出他巨大的天才。我們首先應提到那些感情強烈、氣勢奔放的七言歌行。例如《襄陽歌》、《江上吟》、《梁園吟》等。《梁園吟》作于入長安干謁無成失意東歸時。詩人心情抑郁,故詩中頗多人命短促、及時行樂之語,甚至有“莫學夷齊事高潔”那樣頹廢的話。但“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卻又表明他仍對前途滿懷希望,渴求參與政治。此外,他還在這一時期寫下一些以婦女愛情生活為題材的詩歌和表現真摯友情的詩篇。

三、長安時期

開元二十四年,在奸臣李林甫打擊下,號稱賢明的張九齡罷相,李林甫任中書令。次年,九齡貶荊州長史。從此玄宗朝政治便由比較清明而日趨黑暗。

李白入京后,被置于翰林院。唐制,皇帝所在處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之流,隨時待詔命,備顧問。玄宗時名其待詔之所曰翰林院。開元二十六年,又別建學士院,以他官兼充學士,專掌起草詔命。李白入翰林,只是以文詞秀異待詔供奉而已,并未授以正式官職,與以他官充任的學士不同,但以其名聲之大,玄宗初亦頗加禮遇,并命其起草詔誥,據說作過《和蕃書》、《出師詔》等文。當時李白還寫過《宣唐鴻猷》一類歌功頌德的作品,又應詔作過一些描寫宮廷歌舞享樂生活的詩文,如《泛白蓮池序》、《宮中行樂詞》、《清平調》等。但這時的李白即使在沾沾自喜時,仍保持著向往自由生活、“平交王侯”,不肯屈己下人的故態。李白的此種態度自然易招忌恨,于是讒言屢及。李白已感到“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學士》),因而萌發去志。后上疏求去,終于高吟著“鳳饑不啄粟,所食唯瑯玕,焉能與群雞,刺蹙爭一餐”(《古風》其四十)的高傲的詩句,告別了帝都,經由商州大道,離開關中。這時是天寶三年。從天寶元年秋入京,至此首尾三年,在京時間實際不過一年有余。

短短的翰林生活,使李白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他不過以一介布衣供奉翰林,以其文學才能為帝王服務,遠未表現出什么政治才能,離開“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宏偉目標還相去不知凡幾,也未見發表何種與當朝權貴不合的政見;僅因不愿謹小慎微地拘守禮法、屈己下人,加以具有輝煌的文學才能,便已使權貴們側目而視,忌恨萬端。封建社會壓抑人才的弊端由此可見。他的被擠出京,乃是愛好自由、蔑視權貴的性格與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相沖突的必然結果。而李白正因此而對封建社會的某些黑暗面有了認識,他的詩歌創作也因此而產生了一個飛躍,他的天才閃射出了批判現實的犀利光芒。

《古風》中一部分反映黑暗現實的詩篇,可能作于天寶初長安生活的后期。第八首(“咸陽二三月”)、第十五首(“燕昭延郭隗”)、第二十四首(“大車揚飛塵”)抨擊了“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的不合理現象,對氣勢煊赫的王侯貴族、戚里小人、宦官以及得寵的斗雞之徒加以辛辣的諷刺。第三十九首(“登高望四海”)更慨嘆玄宗為奸佞所蔽而昏暗不明,已將批判的筆鋒指向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這幾首《古風》受阮籍《詠懷》、左思《詠史》、陳子昂《感遇》等作品的影響,而情調更為慷慨激昂,表現更為顯豁明朗。

《行路難》三首、《月下獨酌》四首等作品則著重抒寫詩人的內心沖突。在《行路難》中,詩人因政治上遭受打擊,時而長嘆,時而自慰,時而兀傲,時而消沉;痛苦、失望、頹喪、憤怒和希望、自負種種復雜的情緒,變幻交織,難以名狀。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詩句,使我們鮮明地看到了一個盡管痛苦茫然卻仍十分豪放的形象。這個形象與南朝詩人鮑照《擬行路難》中“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的形象有一脈相承的聯系。《月下獨酌》極寫飲酒之樂,而透露出詩人郁結輪困、難以言說的悲憤、孤寂,其情調與《襄陽歌》、《江上吟》泛詠人生無常、鼓吹及時行樂有所不同。

在結束這一階段的敘述時,還必須提到《蜀道難》這篇瑰麗雄奇的杰作。據《本事詩》說,八十高齡的太子賓客賀知章一讀到這首詩,便嘆賞不已,當面稱李白為“謫仙人”。但關于這首詩的寫作年代和主旨,從中唐以后直至今日,始終是眾說紛紜。其中還是描寫故國山川、別無政治寓意之說較為可信。它可能是詩人天寶元年剛到長安時送友人入蜀所作。全詩從各個角度攝取畫面,多方突出蜀道之險。其結構回旋往復,又層次井然。句式多樣,參以散文句法,節奏鮮明而富于變化。雖然詩中竭力描繪蜀道之艱險,但人們讀后并不感到低沉,反為詩中夸張的描寫、雄健奔放的氣勢所激動,感到一種崇高的美,并感受到詩人豪邁的氣魄和向往雄偉不凡事物的精神面貌。它是李白獨特風格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四、從出京到安史之亂爆發

李白出京后,再次南北漫游,為時十年余。以下分三段敘述:

(一)東游梁宋、齊魯,南下剡中,往來于長江中下游一帶,然后又北上(約當744—751,即天寶三年至天寶十年)。

李白離京后,曾與杜甫、高適同游梁宋,他們狂歌痛飲,慷慨懷古。第二年李、杜又同游東魯。杜甫比李白小十一歲,當時尚未入仕,也正過著裘馬清狂的生活,與李白一見如故。高適年輩與李白相當,其詩作以風骨高舉著稱。約當天寶四、五年之際,李白南下吳越,杜甫西赴長安,從此二人再也未曾相見。

李白此時已聲名大著,漫游所至,經常受到歡迎。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他思想上消極因素有所發展。他受了道箓,在求仙學道的生涯中尋求寄托。另一方面,其眷戀朝廷之意仍非常執著,并未忘懷政治和自己的理想。

這幾年內,李白的詩歌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他繼續寫作了許多表現內心情感激蕩的詩篇。《鳴皋歌送岑征君》、《夢游天姥吟留別》都在表示向往隱逸求仙生活的同時,寄托了蔑視權貴、憎恨黑暗現實的感情。《將進酒》、《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是飲酒之歌。透過那些看似達觀的狂言醉語,讀者不難感受到詩人理想破滅的悲哀。詩人同時又豪邁地宣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仍是那樣自負。他渴望擺脫憂郁,施展自己的才華。

隨著唐王朝政治腐敗程度的加深,李白對現實的批判擴大了范圍,也更加有力。天寶五、六年間,口蜜腹劍的宰相李林甫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政治迫害,許多知名大臣被陷害殺戮,太子李亨也受到威脅。李白對此種危及政局安危的倒行逆施感到震驚憤怒,他的《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梁甫吟》都把對國事的關切、對朝政黑暗的批判,與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交織成一片傾瀉而出。《梁甫吟》說“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影射李林甫專政、朝政黑暗;“猰?磨牙競人肉”,“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是寫酷吏肆虐和李林甫手段之惡毒。《遠別離》更集中表現了詩人憂心如焚而無可奈何的悲慟心情。詩人創造性地借用屈原《九歌》中《山鬼》、《湘君》、《湘夫人》等篇的意境,以抒發不敢明言的悲憤,表達了對國家前途的焦慮。全詩籠罩著迷離惝恍而凄厲哀慟的氣氛,具有特殊的藝術魅力。

(二)北游燕薊,旋南返梁宋(約751—753,即天寶十年至天寶十二年)。



李白漫游南方之后,又北上燕薊,于天寶十一年十月到達范陽郡。從開元末至天寶末,唐王朝與邊境民族間的戰爭非常頻繁。玄宗實行大力鼓勵軍功的政策,社會上一部分人(包括一部分士人)因之而卷入了立功絕域的狂熱空氣之中。但是,連年的戰爭、龐大的軍備破壞了生產和社會安定,加劇了社會矛盾,當時不少有遠見的詩人都在作品中深表憂慮。李白《戰城南》、《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登高丘而望遠海》等詩也都批評了窮兵黷武的政策,認為一味用兵并不能真正安定邊境。因此,李白北上固然是想要立功邊塞,而他大約是想通過向邊將陳獻安邊守境之策來達到這一目的。然而此種打算注定要失敗。當時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已身兼三鎮,氣焰囂張,潛謀反叛。他不斷侵擾契丹、奚,正是為了邀功固寵,擴張自己的勢力。李白當初大約對此不甚了解,及至到幽州目睹了安祿山的跋扈,不禁滿懷憂懼。后來他追述當時心情道:“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人參與政治、為國立功的幻夢再次破滅了。他迅即南返,于次年回到梁宋。對于安祿山發動侵略給人民造成的災難,詩人有《北風行》予以反映。詩中以幽州陰冷苦寒之狀襯托思婦哀悼戰死丈夫的感情,有撕心裂肺之痛。

(三)往來宣城、金陵等地(753—755,即天寶十二年至天寶十四年)。

李白在梁園略事停留,又南下往來于宣城、金陵、廣陵等處,而以在宣城時為多。詩人已過半百,在政治上仍一無所成。他只得盤桓于山水之間,煉丹學道,狂歌痛飲,銷磨自己的雄心。然而內心的波濤難以平靜。“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贈何七判官昌浩》)“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陪侍御叔華登樓歌》,一作《宣州謝跳樓餞別校書叔云》)這些超忽不平的詩句淋漓盡致地寫出了詩人壯志難酬的苦悶,而其形象仍然豪放雄健。這不是蟲吟草間似的哀訴,而是一個深陷于苦痛之中的強有力的靈魂的怒吼。

詩人在痛苦中仍關切著國家和人民。《古風》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描寫人民被迫從軍遠征云南的慘狀,對楊國忠迷信武力、用兵南詔的行為進行批評。有一些詩還反映了詩人對關中連年水旱、長安糧食缺乏的關注。他說:“自顧無所用,辭家方未歸。霜驚壯士發,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違。”(《書懷贈南陵常賛府》)身處江海而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

從賜金還山到隱居宣城的十年中,李白還寫了許多歌詠大好河山的詩篇。他描繪北國雄偉的山岳和奔騰的黃河,也描繪江南明凈秀美、清新雋永的風光。《西岳云臺歌送丹丘子》、《秋浦歌》、《清溪行》都是其中的名篇。詩人也寫了不少表現友朋間深摯情誼的作品,如《沙丘城下寄杜甫》、《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金鄉送韋八之西京》、《贈汪倫》,都有強烈的感染力量。還有《哭晁卿衡》則是古代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見證。

五、安史之亂時期

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次年,玄宗奔蜀,長安失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而玄宗卻下詔令永王李璘(李亨之弟)經營江淮。于是正當國家危急之時,兄弟鬩墻的局面卻已形成。肅宗恐李璘勢力壯大,將不利于己,乃命其歸蜀。李璘不從。肅宗便進行了對付李璘的軍事部署。而李璘仍沿江東下。當他經廬山時,慕李白大名,便再三邀其入幕。

李白此時正隱居廬山。他已年邁體衰,又屢經挫折,其雄心銳氣自已減弱。但眼見又有了實現其立功報國理想的機會,不免心為之動。他對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之復雜缺乏了解,見安史亂軍猖獗于北方,唐軍屢敗,破敵難料,認為李璘經營江淮,至少可保有南方,以圖恢復。于是終于懷著矛盾復雜的心情應聘入幕。誰料當李璘部隊進至長江下游時,迅即被李亨方面的部隊擊敗,李璘被殺。李白倉皇南奔,被捕系于潯陽獄中。此時距他入幕不過數十日。后雖有某些官員為之洗雪,但終于被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年邁的詩人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當759年(肅宗乾元二年)春抵達奉節時,得到赦令。于是立即返舟東下。最后仍往來于宣城、金陵之間。761年(上元二年)秋,詩人已六十一歲,還打算前往臨淮入李光弼幕府,參加防御安史殘余勢力南侵的工作。不幸得病,只得中途折回,往當涂縣投靠縣令李陽冰。762年(寶應元年)代宗即位,詔命李白為左拾遺。但就在這年冬天,詩人病逝于當涂。李白一生滿懷報國熱情,但是蹭蹬失意,在政治上一無所成。所以他臨終時痛苦地唱道:“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仲尼亡兮誰為出涕!”(《臨終歌》)然而正是現實生活的種種磨難苦痛,掀起了他內心強大的風暴,化作了許多動人的詩篇,使他的名字千古不朽。

安史亂中李白所作許多詩歌表現了對時局的焦慮、對人民的同情。如《古風》之十九(“西上蓮花山”)、《扶風豪士歌》、《猛虎行》等都反映了洛陽一帶生民涂炭的慘痛景象。又如《豫章行》描繪洪州一帶人民被迫入伍開赴前線時與家人生離死別的場面,與杜甫《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等詩的主題相近。《荊州賊亂臨洞庭言懷作》等詩則反映了唐軍叛將擾亂地方的罪行。詩人說:“長叫天可聞,吾將問蒼昊。”心情極為悲憤。八百三十字的長篇五古《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是一首自傳體作品,詩中斥責安史亂軍的罪惡,抒發“中夜四五嘆,常為大國憂”的情懷,也非常動人。

這一時期李白的一些抒情作品,如七古《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江夏贈韋南陵冰》等,仍然保持著那種豪蕩的氣勢。寫景詩《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早發白帝城》、《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游洞庭》等,或寫名山之秀麗雄奇,或寫江行之風馳電掣,或寫湖光之開闊明凈,豐富多樣,各具特色。詩人歷盡坎坷,但對大自然的美好始終有著敏銳的感受。

六、李白詩歌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一)在恢復和發展詩歌反映現實的優良傳統方面,李白詩歌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我國古典詩歌,從《詩經》、屈賦、漢樂府到建安作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聯系現實、較廣闊地反映社會生活的優點。而建安以后迄于南朝,除少數作家外,大量存在的是遠離社會現實、內容貧弱的作品。至初唐陳子昂才開始自覺地改變這一局面。至開元、天寶間,經過許多詩人的共同努力,詩歌反映現實、關心政治的優良傳統才得到恢復,并有了重大發展。而李白詩所體現的批判黑暗和不合理現實、憂國憂民的內容,在同時代詩人中相當突出,其中如對李林甫迫害大臣和天寶末云南之役的反映,在同時人作品中是很少見的。

(二)在展示封建時代進步知識分子的心靈、表現其性格方面,李白詩歌開辟出一個前無古人的新境界。

李白熱切關注現實和國家命運,渴望對國家有所貢獻,雖屢經挫折,仍表現出執著充沛的政治熱情,這一點有如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同時他又向往自由的生活,蔑視權貴,不拘禮法,不肯屈己下人,這又具有杰出思想家莊周的性格特點。莊、屈兩家思想頗有距離,李白詩歌卻將它們融而為一,二者都表現得非常鮮明突出。這就使他的詩歌既熱情,又潑辣;既執著,又超脫;所表現的內心世界中沖突之尖銳,風暴之強烈,波瀾之壯闊,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境界。

(三)李白發展了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成為屈原以后最偉大的積極浪漫主義詩人。

盡管在無情的現實中一再受挫,李白卻始終懷抱宏偉的理想和抱負;他那強烈的反抗精神以及豪放熱烈、有時甚至近于天真的氣質,也始終不曾改變,這種種因素決定了李白主要以積極浪漫主義的方法進行創作。不論是揭露和抨擊黑暗現實,還是描寫山水,他都不對客觀對象作細致的表現,而是著重表現自己的感受,具有濃厚的主觀色彩。詩人常常借助幻想、神話或有強烈抒情色彩的議論來表現內心世界;又常依據感情發展的邏輯來結撰詩作,形成跌宕起伏的結構。其語言則既極度夸張,又自然真率,不矯揉造作,也不精雕細琢,處處是其心聲的流露。

此外,在描寫自然景物方面,李白也異軍突起,境界獨辟,大大豐富了我國山水風景詩的畫廊。在詩體建設方面,李白詩也有重大成就,五、七言絕句和七言古詩方面貢獻尤大。

李白的詩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詩人。今天,它們不但是我國人民、而且正在成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李白和他的詩歌,永遠是我們民族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