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個人介紹與主要思想

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人，生卒年不詳，大約晚于孟子百年左右。荀子五十歲時，始游學齊國稷下。齊襄王時，荀卿三為祭酒，后遭齊人讒言，遂去齊適楚，楚相春申君任之為蘭陵(今山東蒼山西南蘭陵鎮)令。春申君被害后，荀卿廢居蘭陵，晚年“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李斯和韓非都是荀子的學生。

荀子是繼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學大師，精通《詩》、《禮》、《易》、《春秋》。荀子的思想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戰國末期，封建生產關系已經基本確立，經過長時間的兼并戰爭，結束諸侯割據的局面，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成為了時代的要求。此時，學術思想也由百家爭鳴趨向于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荀子適應時代的要求，批判吸收了各家之長，兼取儒、道、墨、法等諸家思想，成為戰國后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綜觀《荀子》一書，其思想博大精深，內容極為豐富，凡自然、社會、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學等皆有涉獵，堪稱我國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

荀子是杰出的進步思想家，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宇宙自然觀的看法上。在先秦時代的哲學中，儒家認為“天”是有意志、有精神的宇宙萬物的主宰者，人的命運是由上天決定的，孔、孟都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荀子在對這種“天人合一”的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尖銳批判的基礎上，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觀，但又摒棄了老莊消極無為的思想，大膽地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天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他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同上)，天是無意志無目的的自然界，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社會的治亂和國家的興亡是政治造成的，與天沒有關系。因此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口號，認為人們只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作用，認識、掌握自然規律，就能改造自然界、利用自然界。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同上)荀子的這種“人定勝天”的光輝命題在我國思想史上無疑具有劃時代的革命意義。

荀子的自然觀反映到人性論上，形成了他的“性惡說”，這是荀子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基石。荀子批判了孟子天賦道德觀念的“性善說”，在“天人之分”基礎上提出了“性偽之分”。他認為人的本性“固無禮義”(《性惡》)，不像孟子說的那樣天生是善的，而是惡的，充滿了對物質欲望的渴求。人們的善良行為是后天人為努力的結果，“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同上)。人性雖不可改變，但可以改造，荀子主張“化性起偽”，他說：“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要求人們不斷地學習、實踐來改造本“惡”的人性，實現“性偽合”(《禮論》)。基于此，荀子提出了“涂之人可以為禹”(《性惡》)的著名論點，認為人們只要不斷地“積偽”，都可以成為像禹一樣的人。荀子的性惡論從另一角度論證了人性問題，有其積極的進步意義，但他離開了人的社會屬性，僅僅從自然生物性來談論人性，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性的本質問題，而是一種抽象的人性論。

在性惡論的基礎上，荀子提出了他的政治論。荀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四海之內若一家”(《王制》)、“天下為一”(《王霸》)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隆禮”、“重法”是其政治理論的核心內容。荀子認為，禮可以制約人們的情欲，自覺約束人們的行為，它不僅是一種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富國》)的倫理道德等級制度，更是治國之根本，是一種最高的政治綱領。“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議兵》)“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強國》)，禮的作用重大，關系到國家的存亡，只有隆禮，才能治國。“禮義生而制法度”(《性惡》)，禮是治國治民之本，而法則是必不可少的手段，“隆禮至法而國有常”(《君道》)，荀子主張治理國家必須禮法并重，要做到“尚賢任能”、“賞功罰過”，嚴刑重罰。在治理國家的方法上，荀子不像孟子那樣重王道賤霸道，而是王霸并重，“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天論》)，認為二者只是層次不一樣。與此同時，荀子批評了孟子的“法先王”，言必稱“三王”的復古思想，明確提出要“法后王”，“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茍》)、“法后王，一制度”(《儒效》)，強調要從現實生活中去考察過去的歷史，而不要盲目崇古。在經濟上荀子提倡以農為本、開源節流、節用裕民、上下俱富的富國論思想。

荀子的認識論是建立在進步的自然觀基礎之上的，在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反對孟子的“良知”、“良能”、“萬物皆備于我”的說法，而繼承了孔子“學而知之”的認識論思想。荀子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認識事物的能力，客觀事物是可以被認識的，“凡以知，人之性;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他認為人們經過不斷地努力學習、實踐，依靠外界客觀條件就能獲得豐富的認識。那么人是如何認識事物的呢?荀子認為人的認識過程要經過“天官意物”和“心有征知”(《正名》)兩個階段，即人的各種感覺器官(天官)首先同外界事物進行廣泛的接觸，再經過心的“征知”，即把獲得的各種現象分析、綜合，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他告誡人們在認識過程中要防止各種片面性，克服那種“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的毛病。荀子特別重視“行”的作用，強調人的認識僅得到“知”是遠遠不夠的，“行”才是認識的歸宿和終點，“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儒效》)，荀子的這種知行統一觀在哲學史上具有深刻的意義。

與荀子的認識論相聯系的是他的以正名為目的的邏輯思想。戰國末期，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名辯思潮，各家各派紛紛加入了這場大討論中，荀子也積極參加了這場名辯爭論。針對當時“圣王沒，名實慢，奇辭起，名實亂”(《正名》)和“擅作名以亂正名”(同上)的情況，荀子在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正名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正名主張：“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同上)他認為，統治者通過“制名”，使名實相符，就可以統一人民的思想，使人民遵守法度。荀子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制定名稱的原因是“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同上)，制名是關系到國家治與亂的大事，“此所為有名也”(同上);不同名稱制定的根據是“緣天官”，天官必須與各自的對象相接觸，然后心再加以驗證，“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同上);名稱的命名是“約定俗成”的，但要做到“稽實定數”，“此制名之樞要也”(同上)。荀子建立的一套完整的邏輯學說，對我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文學藝術方面，荀子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荀子首先是一個出色的散文家。他主張文章要有文采，講究語言的錘煉，“語言之類，穆穆皇皇”(《大略》)，注重文質并茂，“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里”(《禮論》)。荀子強調“言必當理”(《儒效》)，語言文字一定要符合禮義，開后世文學批評“文以明道”的濫觴。荀子的散文不但繼承了《墨子》論說文邏輯性強、結構嚴密的特點，還在體制上、技巧上作了新的探索，把孔孟的語錄體散文發展成了獨立的長篇巨制式的專題議論文，對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荀子的散文脈絡分明，長于議論，論證嚴密，氣勢磅礴，善用譬喻，言辭優美。善于用比，是其散文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如《勸學》一篇，開頭便一連用了五個比喻展開論證，說明后天學習的重要性，形象生動而又富于邏輯。后面論述學習專心一致的重要性，連用八個比喻，并與對比相結合，從正反兩面反復論證，層層剖析，極富感染力。像這樣的取譬設喻，引物連類，在荀文中比比皆是。此外，荀子還經常運用排比、對偶等修辭手法，使文章氣勢磅礴，富有節奏感和韻律美。對于荀子文章的特色，郭沫若作了較高的評論：“荀子的文章頗為宏富……他以思想家而兼長于文藝，在先秦諸子中與孟軻、莊周可以鼎足而三，加上相傳是他的弟子的韓非，也可以稱之為四大臺柱。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是各有千秋。”(《十批判書·荀子的批判》)

荀子又是一位優秀的辭賦家。其創作的《成相》和《賦》篇，已經是嚴格意義上的純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成相》是荀子以民間通俗文學的形式，表達其政治思想的韻文，是抒寫其內心憤懣的政治抒情詩。所謂“相”，是指古時一種擊打樂器，“成相”就是一邊擊樂、一邊演唱的一種文學樣式。其句式整齊而富有變化，以三字句、四字句和七字句為主，每節押韻，讀起來瑯瑯上口，有人認為它是后世彈詞之祖(盧文弨說)。《成相》一文直接影響了后來七言詩的出現，其長短句式對后代散文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荀子的《賦》篇是最早以“賦”名篇的文章，在賦體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全文以《禮》、《知》、《云》、《蠶》、《箴》五篇賦和一首佹詩、一首小歌的形式，表達了荀子的政治理想和對社會的不滿情緒。這五篇賦都采用問答的形式，前面是對事物的描述，類似于謎面，后面以反問排比的句式，對這種事物的功效和事理作了陳述，最后揭出謎底。《賦》語言質樸、平實雅正，描寫生動形象，開后代詠物小賦之先河。其體物言志、托物以諷的寫法，對后代賦家有很大的啟發。

荀子作為一位杰出的哲學家，其思想對后代進步思想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東漢王充的“天地合氣”、“萬物自生”(《論衡·自然》)的思想，唐代柳宗元的“功者自功，禍者自禍”(《天說》)的思想，劉禹錫“天與人交相勝”(《天論》)的思想和清初王夫之的“圣人之志在勝天”(《張子正蒙注·太和》)的思想等等，都能看到荀子“天人之分”、“人定勝天”自然觀的影子。此外，后世一大批文學家也從荀子散文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漢初政論家賈誼、晁錯的政論散文明顯受到了荀文的影響，唐代的柳宗元、劉禹錫和宋代的王安石等人的文章，也都帶有荀子散文的風格。

然而，歷史上的荀子卻是個飽受爭議的人物。本來荀子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各家各派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和總結，其思想帶有鮮明的時代氣息，雖然以儒為宗，但對儒家思想進行了富有時代特色的發揮和改造，具有明顯的進步性。但是荀子在當時卻“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堯問》)，不為人們重視。其對思孟學派的批判以及性惡說，也引起了后儒的不滿，有人甚至把他歸為法家一派。所以荀子雖與孟子同為大儒，但遠沒有得到孟子那樣的禮遇，后人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

西漢時期，荀子影響不及孟子，但地位和孟子不相上下，大體上是荀、孟并尊。司馬遷在《史記》中把荀子和孟子并為《孟子荀卿列傳》，認為二人都繼承了孔子的事業。劉向在《孫卿新書敘錄》中說董仲舒曾“作書美荀卿”，還認為與二人同時代的諸子中，只有荀、孟是尊孔的。司馬遷和劉向對荀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到了東漢，荀子的地位就不及孟子了。揚雄尤尊孟子，對荀子只以“同門異戶”(《法言·君子》)作一輕描淡寫，雖未作貶斥，然而對待荀子和孟子的態度已經有了不同。到了王充作《論衡》時，荀子的地位就低于孟子了。唐代以降，荀學受到了世人的重視。韓愈在《讀荀子》中認為荀子“大醇而小疵”，“與孔子異者鮮矣”，雖然不及“醇乎醇者也”的孟子，但基本上對荀子進行了肯定。楊倞則第一次為《荀子》作注，認為它“羽翼六經，增光孔氏”，給予它很高的評價。同時期的柳宗元、劉禹錫、杜牧等人對荀學的弘揚都作出了貢獻。宋明時期，由于荀子的思想與理學家們的理論格格不入，理學家們便對之大加排斥，認為他“大本已失”(程頤語)、“全是申韓”(朱熹語)，荀子遂被打入了冷宮。明中葉后期，隨著思想的解放，才有人把荀子從冷宮中解禁出來，為之翻案。比如歸有光就對荀子進行了充分肯定，他說：“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并馳。顧其為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聯類，蔓衍夸多，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荀子敘錄》)思想大師李贄也對荀子大加褒揚：“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荀卿傳贊》)二人都認為荀子的成就不在孟子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超過了孟子，評價甚高。在他們的努力下，荀子漸漸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有清一代，理學式微，荀子逐漸為世人重視，特別是乾、嘉時期，對荀子的校注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荀學步入了一個繁榮時期。清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有人對荀子大加非議，甚至有“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譚嗣同《仁學》)的說法，但荀學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過。

對于《荀子》一書的作者，世人爭議不大，一般認為《荀子》的大部分章節出自荀子之手，只有極少數篇章是荀子的學生或門人記錄荀子的言行編纂而成。梁啟超、郭沫若認為《荀子》中的《君子》、《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仲尼》等八篇，皆非荀子自著，是荀子的門人雜錄或后人附益所為。至于《荀子》的篇數，今無可考，西漢劉向校讎《孫卿書》時有三百二十二篇，去其重復，定為三十二篇，取名《孫卿新書》。唐楊倞則把三十二篇分為二十卷，次序略作調整，并為之作注，取名《荀卿子》，從此楊倞的《荀子》注本便作為通行本流傳于世，遂成定本。清人對荀子的研究成果頗多，以盧文弨的《荀子校》、謝墉的《荀子箋釋》、汪中的《荀子通論》、郝懿行的《荀子補注》和王念孫的《讀荀子雜志》最有代表性。清末王先謙的《荀子集解》則采集眾家之說，是清儒中最完善、最精詳的注本。近人梁啟雄的《荀子簡釋》、章詩同的《荀子簡注》和張覺的《荀子譯注》等都各具特色，是了解荀子思想的較好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