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哀悼

知道江曉天老師去世的消息，是今年的暮春，他已走了半年了。由于我平時既不看報，又從不主動與文壇聯絡，故消息閉塞。不過，這一回我倒是深深地自責了。先生離去，我竟未能親到靈前致祭，以至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哀傷。

我與曉天老師相識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的一次文藝座談會上。我的恩師駱文同志介紹我與他認識，一聽說他是《紅旗譜》、《紅日》、《紅巖》、《創業史》、《李自成》等長篇小說的責任編輯，頓時肅然起敬。這些小說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代人，它們都是我少年時代的最好讀物，正因為讀了它們，我的文學夢才開始萌動。可以說，上面這些小說，每一部都是新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名著。一個人能夠編輯這么多的名著，或者說，一個小說編輯能夠與這么多的經典作家結為好友，真是“集萬千寵愛于一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曉天老師與駱文是至交，我有幸幾次陪駱文赴曉天老師的家宴，李茹阿姨的菜做得很好。席間，曉天老師憑著三杯兩杯的濃酒，縱論文壇，點評時事，似乎有說不完的話。接觸多了，我才發現，曉天老師雖然干瘦如一支蠟燭，但內心激情澎湃，且待人真摯友善。我這才明白，正是他的性格與人品，使他獲得了那么多大作家的信任。

曉天老師稱我為小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與他交往漸稀。這原因是因為我曾有一段時間告別了文壇。自一九九三年開始，我一面經商，一面研究明史，為創作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作準備。那段時間，為了適應全新的生活，我惟其離文壇不遠，但到動筆寫作《張居正》的時候，我幾乎摒棄了一切應酬。所以，很多朋友若干年后見到我，都會問一句：“你怎么突然失蹤了？”

一九九九年，《張居正》的第一卷《木蘭歌》問世。我帶著新書來到北京，第一個拜訪的便是曉天老師。向他說明了我這十幾年的經歷后，他不但沒有責怪我，反而激賞我作了正確的選擇，特別是看到我的新書后，他一下子提起了精氣神兒，說：“你們湖北有寫歷史小說的傳統，姚雪垠的《李自成》，是歷史小說的經典。”我說：“姚老的寫作對我啟示很大。”他說：“姚老是學者型作家，經歷又豐富，又舍得下功夫。你學習他，是正路。”不久，曉天老師讀完《木蘭歌》，他給我打電話說：“我一口氣讀完你的這本書，感覺你出手不凡。”

曉天老師的鼓勵使我信心大增。大約是二〇〇〇年春天，《文藝報》為《張居正·木蘭歌》召開了一次研討會。曉天老師在會上作了一個題為《一部匠心獨運的歷史小說》的發言。結尾，他作了如下概述：

召政的這部小說，在當代歷史小說創作上，有這么幾點可以說是獨到的創新：一、打破以時間推進為主線的敘事方法，選擇各種矛盾最為尖銳、交織在一起的聚集點切入，縱橫展開。《木蘭歌》從隆慶六年初春到盛夏九個月時間內，一代王朝更迭，展開來寫朱元璋開國以來二百年間的史制沿革；二、對豐富多樣的歷史知識典故，不用靜止的回敘或穿插解說的手法，而是有機地化入表現人物性格的情節、細節描寫之中，從而避免枯燥、單調、乏味，寫得鮮活、流暢；三、不把下部的伏筆和懸念留在結尾，而是放到中間各章節中，這樣更耐人尋味，又使全書的結構更加獨立完整。

作為久負盛名的編輯家，曉天老師的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張居正》這部書首先引起京城一些文學評論家的關注，曉天老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幾年，因為我進行第二部小說的創作準備，很少到京城，亦效仿當年創作《張居正》時的生活狀態，少與文壇接觸。與曉天老師的交往，秉承一貫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宗旨，平時少通音問，卻不知其間隔了一個大限。現在回想起來，甚為愧疚。補寫這篇短文，算是遲到的哀悼吧。

2009年7月16日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