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的成長環境芻議

張忞煜

1913年，印度文豪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以其詩集《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了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亞洲人，也是第一位來自非西方文化背景的獲獎者。泰戈爾的文學成就毋庸置疑，不過在今天看來，泰戈爾在20世紀初在西方文學界所獲得的地位更像是東西方文化互動的一個有趣現象：一方面，泰戈爾被塑造成為了一個“東方圣人”，代表了神秘的東方文化；另一方面，泰戈爾又不同于他那些聽不懂英語的印度同胞，被接納為“西方紳士”的一員。泰戈爾獲得或者說被賦予的這一“東西方文化橋梁”的特殊身份，與其成長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這種成長環境又與19世紀以來的世界格局息息相關。

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之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孟加拉地區站穩腳跟，并將這一地區作為統治中心。與之相應的，孟加拉地區成為西方文化在印度傳播的橋頭堡。無論是諸如印刷術等新的文化傳播技術，還是包括英語文學、基督教在內的新的文化要素，都為推動孟加拉語地區文化的新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印度本土語言中，孟加拉語率先出現了報紙和雜志，隨后產生了波斯語、古吉拉特語、印地語等其他語言的報紙（參見表1）。1826年8月出版的《亞洲學刊》（Asiatic Journal）這樣描述印度本土語言報刊的發展：“在過去的七年中，使用印度本土語言出版并且面向印度本土讀者的報紙數量由一份增加到了六份，其中四份使用孟加拉語，兩份使用波斯語。”

表1 印度部分語種報紙出版時間

[2]Julie F. Codell. Introduction：The Nineteenth-Century Newsfrom India//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 Vol.37，No.2，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in India，2004：106~123.

[3]Ramananda Chatterjee.Originand Growth of Journalism among Indians//Annalsof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45，Part2，1929：161~168.對于Samachar Darpan的發行時間，也有說法是1819年，參見Julie F.Codell.Introduction：The Nineteenth-Century News from India//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Vol.37，No.2，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in India，2004：106～123.

[4]Julie F.Codell,Introduction:The Nineteenth-Century News from India//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in India（Summer）,2004//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Vol.37,No.2.106～123.該報紙的創辦人為梵社創始人羅摩·摩罕·羅易。

[5]Ramananda Chatterjee.Originand Growthof Journalismamong Indians//Annalsofthe American A-cademyof Politicaland Social Science:Vol.145，Part2，1929：161~168.對于Samachar Darpan的發行時間，也有說法是1819年，參見Julie F.Codell.Introduction：The Nineteenth-Century Newsfrom India//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Vol.37，No.2，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in India，2004：106～123.

[6]Bankkatlāl Ojha,Hindi Samācarpatrasūcī，Pt.1，Hyderabad （Deccan），1950.轉引自R.S.Mc Gregor. The Rise of Standard Hindiand Early Hindi Prose Fictio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and Ireland:No.3/4，1967.

[7]theory.tifr.res.in/bombay/history/newspaper.html

泰戈爾出生于1861年，此時的孟加拉地區無論在經濟、還是在文化上都可以算的上是印度各地區的“領頭羊”。這種“領頭羊”的位置一直伴隨著泰戈爾的成長，而泰戈爾也以其不朽的成就進一步鞏固了孟加拉地區在全印的領先位置。

孟加拉地區社會的巨大變革為新的社會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機遇，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家族正是其中之一。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祖父德瓦卡納特·泰戈爾（1794~1846）憑借著商業上的成功奠定了泰戈爾家族在孟加拉地區的地位。德瓦卡納特·泰戈爾不僅擁有大量莊園，并且還涉足藍靛、糖、茶、煤等商品貿易，此外，與傳統的地主或者商人不同，德瓦卡納特·泰戈爾還涉足與英國人的貿易。在這一過程中，德瓦卡納特·泰戈爾不僅僅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同時也接觸到了西方文化，并進而以自身的經濟實力開始支持包括羅摩·摩罕·羅易等在內的進步思想家的社會活動。德瓦卡納特·泰戈爾在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出生之前便已過世，繼承他家業的便是長子德溫德拉納特·泰戈爾，也就是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父親。

德溫德拉納特·泰戈爾“身上兼有三種不同的氣質——對宗教的濃厚感情、對藝術的敏感性和對實際工作的精明善斷。第一種氣質反映在他精神上的唯心主義和對神靈的感悟力上；第二種氣質表現于他對大自然的熱愛中，表現于他的充滿著優美而富于詩意的言談和寫作中；第三種氣質體現在他對梵社的組織工作和對財產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方面。這是一種近乎完美的結合；此外，他待人溫文爾雅，舉止尊貴大方。他的才干和為人使他的名望與日俱增，后來人們稱他為‘瑪哈希’，即‘大圣人’”。德溫德拉納特·泰戈爾不僅在經濟上支持當時的社會改革運動，同時也身體力行，為梵社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德瓦卡納特·泰戈爾和德溫德拉納特·泰戈爾的影響下，泰戈爾家族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家風：一方面泰戈爾家族相比印度傳統婆羅門更加開放，廣泛接受西方文化元素，泰戈爾家族的孩子也從小在英式學校中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泰戈爾家族雖然對當時印度教的一些習俗多有抨擊，但卻又具有很強的宗教情感，注重培養孩子的傳統文化修養，而非“全盤西化”。如同孟加拉地區文化由于不同文化要素的結合而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一樣，泰戈爾家族也誕生了許多著名的文化大家。德溫德拉納特·泰戈爾的長子德維金德拉納特·泰戈爾是位著名的詩人、音樂家、哲學家和數學家。次子薩特因德拉納特·泰戈爾通曉多種語言，是一位梵文學者，同時精通英語和孟加拉語。五子喬迪林德拉納特·泰戈爾多才多藝，在詩歌、劇作、音樂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相比泰戈爾家族積累的商業財富和對精神文化的追求，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幼年的物質生活并談不上奢侈。“這個大家庭的生活其實是非常簡樸的，在飲食方面的要求是衛生和營養，絕不去追求美味佳肴……而且按照傳統，鞋子和襪子要等孩子長到10歲時才依照宗教法規批準穿用”。泰戈爾自己也說，“我在同年時幾乎不知奢侈為何物。總起來說，那時的生活水平比現在簡單得多”。由于家中孩子眾多，所以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可能并不會受到什么特別的關照，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形成自己的個性特點，尤其是對自由的熱愛提供了條件。

與他的兄長一樣，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也被送到了英國殖民者為了培養“英國式紳士”在孟加拉地區建立的西式學校之中，然而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對學校的印象并不好。“師范學校的特異之處我只記得一點，那就是：每天上課之前，全校學生都得在走廊上坐成一排，或是唱歌，或是誦詩……不幸得很，歌詞是英文的，曲子也是洋腔洋調，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念的什么咒語；那毫無意義的單調的表演不會使我們快活起來”。“那里的老師我只記得一位了。他的談吐粗俗，出于對他的極端輕蔑，他提出的任何問題，我都堅決拒絕作答。整整一年，我坐在教室最后面，別人忙著上課時，我卻在考慮如何解決許多錯綜復雜的難題”。

熱愛自由的天性、良好的傳統文化修養、正規的西式教育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印度社會，尤其是孟加拉地區的變化更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藝提供了一個舞臺。

如上文所述，19世紀以來，孟加拉地區逐漸出現了新的社會精英群體。相比傳統的婆羅門文化精英，他們無疑或多或少的“西化”了。在與西方文化的接觸過程中，這些社會精英開始關注印度傳統社會的一些不同于西方的習俗，并且希望以社會運動的方式改良印度傳統社會包括通婚、寡婦殉葬等在內的一些陋習。如上文所述，泰戈爾家族在宗教改革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也對此深感自豪。“我引以為自豪的是，我父親曾是這場運動的偉大領導之一。為此，他被逐出教族，但他勇敢地承受了社會施加的凌辱。我在一種充滿理想的氣氛中長大。這些理想既是嶄新的，又是古老的，要比當時有些人引以為榮的一切東西要古老得多”。

與這些西方文化因素一同進入印度的還有一套不同于印度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想，而歐洲殖民者在印度統治的陰暗面更加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并逐漸在新的社會精英的主導下形成了不同于1857年由舊式王公發起的民族大起義。在這個意義上，印度近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和中國近代的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無論是印度的精英，還是中國的精英，都處于這樣一個困境之中：一方面需要學習西方文化中的先進成分，另一方面需要保存自己。不過，兩者的不同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對印度來說，由于英國已經得以利用印度自身政治分崩離析的機遇建立起了相對穩固的殖民統治秩序，并且有效地培養起了一批在政治上忠于英印體制的精英，因此，這種情況下，印度所求的“保存自己”已經很難在短時間內在現實政治層面實現，1857年民族大起義的失敗更是完全擊垮了那些擁有與殖民當局叫板的政治勢力。于是，印度的精英或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轉向文化上的“保存自己”，開始相對從容地從基本的人性出發重新思考印度民族乃至世界的命運。相比之下，近代中國并未完全成為殖民地，因此也就一直處在“亡國滅種”的現實政治危機之中，為了保存中國在政治意義上的完整性，中國的相當一些知識精英不惜“全盤西化”，并出現了“打倒孔家店”“廢除漢字”等激進思想。現在看來，中國在“政治保存”上的努力使得國家未曾成為殖民地，并憑借在二戰中獨當一面的表現在戰后迅速躋身世界大國行列，并且在這一壓力重重的環境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充分動員能力的政治體制，相比之下，印度未曾在政治上取得中國的成就，社會精英也與普通民眾長期脫節，但卻在保存傳統文化，融合東方與西方、現代與傳統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而這一融合的平臺便是19世紀下半葉在孟加拉地區興起的文學革命運動。

印度文學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古典梵語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沙恭達羅》《云使》等作品更是享譽全球。自公元10世紀以來，古典梵語文學逐漸走向衰落，文學的創造力明顯下滑，與之相應的是地方語言文學的興起。抗擊外來入侵者的英雄故事、對大神的虔誠信仰以及外來的波斯文化都在此后的不同歷史時期為印度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樣地，西方文化的到來和印度社會的劇變進一步推動了以孟加拉語文學為代表的地方語言文學的發展。以印刷技術、出版物等媒介為代表的新的傳播手段，以現代小說、散文等為代表的新的文學體裁、以新興的市民階層為代表的新的讀者群體都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學發展具備了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歷史時期的新環境。第那·般豆·米特拉（1829~1873）、般吉姆·錢德拉·查特吉（1838~1894）等作為現代孟加拉語文學的先驅開創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發展道路，而泰戈爾正是在他們的基礎上將自己的才情與社會環境結合在一起，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樣，也如前文所說，作為一個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成長起來的新興印度精英，泰戈爾不存在強烈的“剔除雜粕”的壓力，他從小所接受的傳統文化熏陶并沒有成為內心沖突與糾結的源頭，反而成為了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一口泉水。也正是這口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印度文化泉水與西方文化的和諧共存，最終讓西方讀者為泰戈爾的作品所傾倒，成就了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泰戈爾的成就與他的成長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在他個人成長環境的背后，卻包含著許多影響了孟加拉地區、全印，乃至整個亞洲和世界的文化要素。

張忞煜，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