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一城而終老

浩蕩北京

我第一次感到北京浩浩蕩蕩、了無際涯是在小學二年級。我生在北京東郊一個叫垂楊柳的地方，那里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一棵飄拂著魏晉風度和晚唐詩意的垂柳。楊樹爬滿一種叫洋剌子的蟲子，槐樹墜滿一種叫吊死鬼的蟲子，滿街游走著工人階級，衣著灰暗眼大漏光，怎么看怎么不像這個國家的主人。苦夏夜，男的工人階級赤裸上身，女的工人階級大背心不戴奶罩，為了省電，關掉家里噪音巨大的風扇，或坐或站在楊樹槐樹周圍，毫不在意洋剌子和吊死鬼的存在。我每天走三百五十四步到垂楊柳中心小學上學，走三百五十四步回家吃飯。我小學二年級的一天，學校組織去人民印刷機械廠禮堂看《哪吒鬧海》，從垂楊柳中街一直走到垂楊柳南街的最東端，作為小朋友的我們兩兩手拉手走，整整一千零三步，真是遙遠，我的手被拉得酸痛。電影散場，我站在垂楊柳南街上看旁邊的東三環南路，當時還沒有任何立交橋，好大一條河流啊，一輛輛飛奔而過的212吉普、130卡車都是一團團的河水，河的對面是人民印刷機械廠的廠房，像個遙遠的另外的城市。海要比這大河更兇猛，我想，龍王真是可惡，哪吒的腦子也一定被驢后蹄子踢了，怎么能鬧得過海。我長大了，仰面躺下，成為一條木船，陽具豎起，內褲就是風帆，西風吹起，我就揚帆而去，橫渡這大河，脫離北京。

此城何城？

地理書上說：一億多年前，中國東部，火山噴發、地殼變動、山地隆起，運動之后的北京，如同一個海灣。漠北的野蠻民族打到這里，冬天的時候，覺得北風還能如刀，殘陽還能如血，認定這里是他們可以用一定形式定居下來，而又不會漸漸失去剽悍獸性和堅強判斷力的最南端。再往南，過了淮河，楊柳岸的暖風就會吹融刀劍，醉泥螺和黃魚鲞就會催生騎兵肚皮的贅肉，口小如櫻桃奶小如核桃的女人就會柔軟各個部落首領的身心。江南的漢人也逐漸悟出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規律：北京東南的所謂中原無險可守，北方異族入侵，一失北京，中原難保，江山難保，不在北方建立都城，就是自行加速政權的滅亡，于是平安險中求，明成祖朱棣不貪戀江南的暖風、醉泥螺以及小奶美人，遷都北京，在沙塵暴中真切感受塞北的威脅，在威脅中時刻警惕著。

北京的雛形是蒙古人在元朝奠定的，至今不變，三點突出：

一，四四方方。確立中軸線的設計，“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在大城之內，一條大馬路與中軸線垂直相交，馬路以北是中央部分，中央部分的前方是朝廷，后方是市場，左面是太廟，右面是社稷壇，清清楚楚。這條大馬路，經過歷代自大狂和虛無的民族主義者反復修建和拓展，形成了現今毫無人性的長安街。最寬處近百米，基本就是給坦克行駛和戰斗機起落用的，心臟不好的小老太太小老大爺橫過馬路，先舌下含一片硝酸甘油。在上海或者香港等等依海而建的城市里，一百米的距離，已經做了頭修了腳洗了衣吃了飯買了菜釘了鞋寄了信會了朋友。城市規劃院的一任老院長跟我說，別笑，為了閱兵的首長們站在天安門上，一抬頭就能舒服地看到新式的戰斗機從天空飛過，長安街兩邊，即使是在東三環附近，建筑物也要限高二百米。2000年左右，開發商開始一起炒CBD的概念，樸實的大北窯橋，也更名為國貿橋，所有附近的樓盤都夸耀長安街和東三環形成的“金十字”。我認識的一個法國設計師也被請來做CBD的整體規劃和功能定位，他老實跟我說，這哪里是什么金十字，簡直就是他媽的天塹，你們扒了美麗的城墻，修了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在飛機上看就是城市的一道道緊箍。

二，正南正北。四方的元大都，街道筆直，正南正北，正西正東。最近，花市斜街等僅有的幾條歪道也因為城市建設被消滅了，只剩后海附近的煙袋斜街，依湖成形，還在。蒙古人數學不好，如果打到北京的是哥倫布，建完這個四四方方正南正北的城池，南北走向的，都叫街，東西走向的，都叫道，街道統統編號，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戊。如果那樣，到了現在，打車赴局，和出租師傅就省了很多口舌。蒙古人不是哥倫布，所以現在去個沒去過的地方，要先問清楚附近的地標建筑。上個世紀80年代末，手機還基本用于軍事，裝固定電話還要賄賂電信局員工要排隊等待要繳五千元押金。我的一個大哥開始做生意，和楊樹下槐樹下的工人階級說，要不要鋼材，要不要火車車皮，要不要蘇聯造的客運飛機。在現在看，大哥當時的名片依舊實用：辦公住址，102中學西南五十米垂楊柳西區二樓，電話，6787864，讓小玲子媽媽叫一下。

三，親水建城。棄金中都的小家子氣的蓮花池水系，以上通下達的高粱河水系為設計中心，挖了通達江南的大運河，運河北邊的終點就是什剎海。于是北京有了水喝，有了水景，水路運來的醉泥螺還基本新鮮，吃了不會鬧肚子，運來的小奶美人依舊眼神憂郁，從頭發看到腳尖，耳邊就響起《聲聲慢》。什剎海、北海、中南海連接成片，對一個城市而言，極其奢侈。紐約曼哈頓中央公園以及舊金山金門大橋公園的設計都是由此產生靈感，所以華爾街上的銀行家今天才有舒展水景看，不至于大批量瘋掉，舊金山的同性戀才能在光天化日下在公園的大草地上手拉手，走啊走，心平氣和仿佛魏晉時候號稱Bamboo Seven的七個男人。那個法國設計師跟我說，新中國后，北京城最大的遺憾不是拆了城墻，而是沒把什剎海北海中南海合在一起，建個開放式的大公園，給作為國家主人的工人階級頤養心靈。

這個法國人回國之前的一天，北京來了沙塵暴，宇宙洪荒，天地間一片混沌赤黃，法國人興奮地在長安街上行走，問我說，這里是不是傳說中的火星？我想起很久遠的一天，我陪我的初戀在中山音樂堂聽管風琴，出來的時候也是沙塵暴，所有的星星都沒了，所有的路燈看上去都像星星。我們沿著長安街一直走到國貿，然后再沿著東三環一直走到團結湖，我的初戀表情堅定頭發飛揚，她笑了，我看到街邊的玉蘭花開了，她唱《晚霞中的紅蜻蜓》，我覺得比鳥叫好聽多了。我問她，你是不是來自火星？我的初戀說：“我真的懷疑你是不是北京孩子，要夸我長得像天仙，就眼睛看著我，舌頭伸直，直截了當地說，不用轉彎抹角地說什么月亮，什么火星。”

今夕何夕？

北京最不缺的是歷史，上世紀末聯合國評定的世界文化遺產，中國一共十九個，北京占了六個。而且不像西安等等過早輝煌過的城市，北京所有的歷史都是鮮活的或者根本沒有死過。我飛快地去過一次西安，秦始皇陵遠看像景山，但是不是公園，不讓攀爬，華清池仿佛某個民營企業在后院自己湊合挖的澡堂子。十年前，爬黃花城野長城，農民兄弟一塊錢賣我一根玉米，十塊錢賣我一塊五百年歷史的明代長城城磚。春天的時候，和姑娘去天壇，在墻根下揀薺菜，摘嫩枸杞葉子，中午配著雞蛋炒，煮清湯。風吹過來，沒有塵土，也沒有楊花柳絮，我眼看著，一根枯死的枝杈從巨大的柏樹上搖落，柏樹腰長得那么粗，也應該是三四百年的生命了。和所謂藝術家們吃飯，某個飯局上，某個姑娘扎眼，五官囂張，兩眼一抹獸光，似乎“非我族類”。聽熟悉情況的人介紹，這個姑娘有幾分之幾的滿族血統，幾分之幾的蒙古人血統，媽的媽的媽的媽使用下半身和咸豐皇帝戰斗過，如果大清不亡，她會是個格格。2005年，陜西周原發現四墓道的西周王侯級大墓，打開空空如也。我和幾個古董老大開玩笑，拉兩車武警封鎖東三環北京古玩城的所有出入口，撬開大小所有保險柜和暗門暗鎖，脫光古董老大們所有的衣服，搜查所有可以藏東西的所在（包括古董老大身體上的各個孔穴，難保里面沒有西漢上等白玉做的整套含蟬鼻塞耳塞肛塞），就會呈現中國2005年最大的考古發現。

歷史長當然好，民族可以自豪，可以沖淡眼下很多問題。北京的悠久歷史中，最夸張的是周口店北京猿人，五十多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啊，意義重大。幾乎所有的新物種都產生于非洲，比如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西方學術界認為，除了中國，所有其他原始人類都起源于非洲。這種認可極為難得，河南偃師二里頭鄭州二里崗都挖了那么多年，西方還是一直不承認夏朝的存在，更不要說三皇五帝，在他們眼里，中華文明湊不到五千年。唯一的一個北京人頭蓋骨后來在協和醫院神秘地消失，一定是日本人干的，仿佛上世紀60年代的人沒有學好任何一門功課，都是“四人幫”害的。之后好像又找到一些碎骨和牙齒，據見過那個丟了的頭蓋骨的專家說，一定是同一批人身上的，證據確鑿。上世紀60年代美國登上月球也一定是真的。我做腫瘤研究的時候，也偶爾聽說同道做出了非常喜人的科研成果，然后傳出動物模型意外跑失或者被游蕩的民工殺了吃了，所以需要追加科研經費，重新培養兔子和老鼠，這些應該也是真的。

已經死了的或者快要死了的歷史集中起來，活在博物館。人家送我一本北京博物館套票，八十元，可以逛上百個博物館。我心里流淌著口水，幻想著有時間休個無比悠長的假期，和懂明清家具的老大逛紫檀博物館，和懂書畫的老大逛故宮博物院，和懂青銅瓷器玉器的老大逛國家博物館。一個上海人問，總說北京有文化，這些博物館，多數北京人連名字都不知道，別說去過了，你一輩子也不一定都會去一遍。我說道理很簡單，最奢侈的不是實際享受了多少，而是有享受的權利和自由，所以手機才具備攝像和看電影的功能，所以中年男人才會羨慕皇帝的三宮六院。

我想，就像一把茶壺，茶葉在茶壺里泡過一段時間，即使茶水被喝光了，即使茶葉被倒出來了，茶氣還是在的。北京是個大茶壺。太多有權的有錢的有性情的人像茶葉似的在北京泡過，即使權沒了錢沒了性情被耗沒了，即使人死了，但是人氣還在，仿佛茶氣。鬼是沒有重量的，我想，死人的人氣也不會很沉吧，沙塵暴一樣，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飄浮在這座城市上空。復雜豐富的城市里，活人也變成鬼，熟悉過的老大，喜歡過的姑娘，我對他們的記憶如同可吸入顆粒物。天空灰蒙蒙的，載我的出租車開過華威橋，一個恍惚，我聽見一個老大的聲音：仔細看看這個白玉雞心，拉絲對不對，游絲紋對不對，是西漢的還是宋朝仿造的？你再仔細看看。我聽見一個女聲在唱：“晚霞中的紅蜻蜓你在哪里啊，童年時候遇見你，那是哪一天？”

彼何人哉？

判斷對一個城市熟悉程度，我有一個自己的標準。比較熟悉就是我知道這個城市里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知道什么地方的酒又好又便宜。很熟悉就是城市里最好吃的館子，老板或者老板娘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有人送我回家或者去醫院。極其熟悉：城市里最好吃的館子，我去了，老板或者老板娘會自己下廚房，炒菜上桌子，老板和我干第一碗酒或者老板娘看著我夾第一口菜，喝到極高，送進醫院，急診室門口有四個以上的醫生弟兄等著看我的熊樣。

如果這樣分類，我極其熟悉的城市，只有北京。

一個上海人較真，在上海成為經濟首都之后，說，有了經濟實力才能談得上文化，問，北京是文化首都，憑什么。如果逛一下北京的夜店，聽聽聊天，了解一下夜店里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北京集中了全中國百分之五十以上頂尖的文學家、畫家、雕塑家、音樂家、歌手、地下樂隊、演員、攝影師、建筑設計師。走進一個這些人常聚集的去處，隨便就看到一個橫斷面。有的已經成名了，有的還在混。成名的，不一定有才氣，但是的確努力；在混的，有的才氣濃重，在眼睛里忽明忽暗繚繞盤旋。我看著那些剛出道的才情濃重的人，我知道這些人中，必定有一部分會在某種程度上不朽，盡管這些人現在可能還汗味濃重鼻毛悠長，還沒找到合適的表達方法，還沒用過信用卡，還不會說純正的普通話，就像我在斯坦福大學的棕櫚大街上，聽那些話都說不利落的毛頭小伙子聊他們的創業計劃，什么血管生長素抑制因子治療腫瘤，什么DNA芯片，我知道這些人早晚會創造出下一個輝瑞和惠普。在北京的一個桑拿天里，我蹭票在工體聽了許巍的第一個個人演唱會，他唱到三分之一的時候嗓子就劈了，聲音銼刀一樣割耳朵，唱到最后，他終于撐不住，哭了。他一定想起他來到北京城這十幾年，多少人沒有混出來啊。坐我前排一個女孩，渾身打了無數的洞，穿了無數的金屬環，揮舞著熒光棒，喊，許巍，我愛你。我心里想，又一個小混混，混出來了。

有個美國知識分子說，北京最像紐約，上海不像，太不像了，有股票交易市場又怎樣。在北京和紐約，一個人必須非主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out to be in）；在上海，這個人必須入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in to be in）。我們在東三環靠近農展館附近有個食堂，沒有名字，沒有霓虹燈招牌，水泥地，水泥墻，金華土菜。艾未未的設計，招牌式的冷靜干燥，沒有多余的一點零碎。保爾·柯察金的那句“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影響了我的上半生；艾未未說，人不應該追求快樂生活，快樂就像糖一樣，只是人生的一種味道，這句話我時常想起，或許會影響我后半生。在食堂里，我見到各種非主流的人：有自閉癥嫌疑的小提琴手，說話從不看人眼睛，從臉上看不出年齡，酒喝到老高才放開些，死活讓我叫她舅媽，她出的唱片上全是外文，據說她是國內第一把小提琴，男的女的都算上。有二十年沒寫東西了的作家，對古玉和舊家具的見識遠遠在對文字的見識之上，從小到大，唯一做過的正式工作就是在作協當他爸的秘書，他爸早就仙去了，他還一直是他爸的秘書，每月從作協領一份工資。有滿頭白發的老詩人，沒有工作，娶了80后的姑娘，姑娘的爸爸比他小兩歲，叫他大哥，他還貸款買了房子，還生了胖兒子。老詩人常勸我，別眼饞，80后的嫁給了他和楊振寧，再過兩年，90后的就會看上我，一撥一撥的，耐心等待，別著急。總之，除了我，基本沒有見過一個需要朝九晚五穿西裝打領帶上班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一個稅務局處長，快五十了吧，一天喝多了，反復念叨，他應該快升副局長了，他辛辛苦苦啊，副局長牛啊，沒完沒了。一個姐姐平常總是微笑著，喝很少的酒，吃青菜，終于忍不住了，說，你有完沒完？我老爸進政治局那年你中學還沒畢業呢，又怎么樣啊，現在還是天天傻子似的看《新聞聯播》，測血糖看糖尿病好點沒有。雍正皇帝用的第二任宰相是誰啊，有人記得嗎，我看你還是省省力氣吧。

一次喝多了一點，借著酒勁撥我初戀的手機，問她在不在食堂的附近，有沒有開著車，可不可以接我回家。她的車開得又快又穩，我說北京開始沒勁兒了，出國的出國，去上海的去上海，生孩子的生孩子，一桌麻將都湊不夠手了。她說，哪兒那么多要求，北京至少還有人馱你回家去。她還說，給我帶了明前的新茶，今年雨水大，是小年，讓我將就喝，如果敢先喝別人送的，就腐刑伺候。

二十七歲之前，我沒出過北京，第一次坐飛機，就飛到了舊金山。之后四年間，飛國航，積累了三十五萬公里里程。我想，我算是脫離北京了吧。但是偶爾在南方遇到風沙，摸到腰里拴的紅山青玉鷹，見到白發的詩人或者收到我初戀的短信，問，最近如何？我樓下的馬路就恍惚變成東三環，天邊就隱隱壓來沙塵暴。我想，我無處可逃，就像孫悟空飛不出如來那雙肥厚的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