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人物簡歷簡介,郁達夫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題 辭

古人說“多文為富”，他名叫郁文，真可謂名實相副，“郁郁乎文哉”了。

——郭沫若： 《郁達夫詩詞抄·序》

“五四”時期誕生的中國新文學，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那狂飆突進的時代，中國文壇產生了一群開拓型的作家。他們仿佛意識到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一個個脫穎而出，組成了浩浩蕩蕩的“五四”新文學大軍。在這支隊伍里，就有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郁達夫。郁達夫是“五四”的產兒，也是“五四”的弄潮兒。他與他同時代的作家，雖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卻又有其獨特的生活經歷和創作道路。

一

郁達夫名文，達夫是他的字。1896年12月7日夜半，郁達夫出生在浙江省富春江畔的富陽縣城里。他的家庭原是書香世家，太平天國之后，家道中落。郁達夫三歲喪父，孤兒寡母，家境凄涼。童年給他留下的印象是饑餓的恐怖，寂寞和孤獨。世人的欺凌和白眼，養成了他易于反抗、比較孤僻的內向性格。但富春江畔明媚秀麗的景色給他孤獨的童年帶來快樂和溫暖，大自然啟迪了他豐富的想象力。當他一個人立在家鄉半山的大石上時，山下是淙淙流淌的富春江，“近看看有一層陽光在顫動著的綠野桑田，遠看看天和水以及淡淡的青山，漸聽得阿千的唱戲聲音幽下去遠下去了，心里就莫名其妙的起了一種渴望與愁思。我要到什么時候才能大起來呢?我要到什么時候才可以到這象在天邊似的遠處去呢?” (郁達夫《我的夢，我的青春!——自傳之二》)孤寂的生活使他幼小的心靈只有與自然溝通，從對自然美的感受中，孕育著詩人般的情思。他后來說：“對于大自然的迷戀，似乎是我從小的一種天性。” (郁達夫《懺余獨白》)。

郁達夫七歲入私塾，十一歲進學堂。他是個品行端正、勤奮好學的學生。早年便顯露了作詩的才能，后來他在《自述詩》里說：“九歲題詩四座驚，阿連少小便聰明。”科舉制度的廢除，新式學堂的熏染，曾在郁達夫的思想上激起過波瀾，他后來回憶說：“由書塾而到學堂!這一個轉變，在當時的我的心里，比從天上飛到地上，還要來得大而且奇。” (郁達夫《書塾與學堂——自傳之三》)郁達夫求學之初，正是中華民族遭受苦難和屈辱的年代。帝國主義的入侵，清王朝的腐敗，使我們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民族，我們勤勞勇敢的人民，在脅迫和奴役下呻吟流血，許多志士仁人正為挽救祖國，推翻清王朝，醞釀著發動一次革命。時代的大潮撞擊著少年郁達夫的心扉，他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說： “到了我十三歲的那一年冬天，是光緒三十四年，皇帝死了;小小的這富陽縣里，也來了哀詔，發生了許多議論。熊成基的安徽起義，無知幼弱的溥儀的入嗣，帝室的荒淫，種族的歧異等等，都從幾位看報的教員的口里，傳入了我們的耳朵。而對于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國文教員拿給我們看的報紙上的一張青年軍官的半身肖像。他說，這一位革命義士，在哈爾濱被捕，在吉林被清廷的大員及漢族的賣國奴等生生地殺掉了;我們要復仇，我們要努力用功。所謂種族，所謂革命，所謂國家等等的概念，到這時候，才隱約地在我腦里生了一點根。” (郁達夫《書塾與學堂——自傳之三》)愛國主義的種子在郁達夫心中萌生。在八、九個春秋的學習生活中，郁達夫開始閱讀一些古典文學作品。他讀史書和唐詩古文，看小說《石頭記》和《六才子》，流覽《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進入中學后，讀書的范圍更有所擴展。他讀了《吳詩集覽》、《庚子拳匪始末記》、《晉天忠憤集》，這三部書對他影響很大。他說： “這三部書讀后的一個總感想，是恨我出世得太遲了，前既不能見吳梅村那樣的詩人，和他去做個朋友，后又不曾躬逢著甲午庚子的兩次大難，去沖鋒陷陣地嘗一嘗打仗的滋味。”(郁達夫《遠一程，再遠一程!——自傳之五》)他受到近代愛國志士的英雄氣概的陶冶，很想也有一番作為。他較多地涉獵了詩詞、小說、戲曲方面的書籍，《留青新集》里的《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啟示了他做詩詞的門徑，《西湖佳話》與《花月痕》使他愛不釋手，《桃花扇》、《燕子箋》以及流行本的各種傳奇雜劇，都是他最愛讀的。索居獨學時，又讀《資治通鑒》、《唐宋詩文醇》等等。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古代文學的滋養，為他奠定了較為厚實的中國古典詩文的基礎，為他日后踏入文壇，做了必要的準備。而辛亥革命前后的時代風雨，則對他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的初步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

1913年9月，郁達夫隨他哥哥東渡日本，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留學生活。當他站在輪船的甲板上，眺望浩淼無邊的大海，看那凌空翻飛的白鷗的時候，他是躊躇滿志的。

為了考取官費學校，郁達夫勤奮地補習功課和日語，1914年夏天，郁達夫考取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先是在第一部文哲經政科學習，后轉入第三部學醫科，與郭沫若是同班同學。1915年夏天，郁達夫以優異的成績在一高預科畢業，被分配到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學校學習，學的仍舊是醫科，1916年秋，又轉回第一部文科，重新開始學習。在高等學校學習期間，郁達夫開始接觸西洋文學。先是讀了俄國屠格涅夫的兩本英譯小說：《初戀》和《春潮》，這兩部小說給郁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后來他還一直念念不忘屠格涅夫對他的影響。郁達夫說，他開始讀小說，開始想寫小說，“受的完全是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點憂悒，繞腮胡長得滿滿的北國巨人的影響。”(郁達夫《屠格涅夫的<羅亭>問世以前》)西洋文學開擴了郁達夫的藝術視野，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從屠格涅夫到托爾斯泰，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高爾基，又從俄國作家轉到其它各國作家的作品上去。他后來回憶說： “在高等學校里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郁達夫《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如果說在國內他還很難接觸到歐洲各國及日本的文學，那這時他簡直是在西洋文學的海洋里遨游了。他飽覽了各種風格、流派，各種思想意識的作品。他吸吮著，攫取著西洋文學中的營養，也難免生吞活剝了一些不好的東西，他的西洋文學的根底，大抵是在這個時期積累起來的。

對郁達夫刺激最大的莫過于日本社會上一些人對弱國子民的歧視。如果說在國內對國家、祖國的概念和含義還了解得隱隱約約，那么這時通過親身感受，就更加深切地了解了什么叫國家，什么叫祖國。十九世紀末，清朝政府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遭失敗，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1901年，在八國聯軍武裝侵略的脅迫下，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民國成立以后，1914年，日本帝國主義派兵占領膠濟鐵路沿線和青島;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二十一條侵略要求，把中國的主權拱手相送。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使日本的一些具有狹隘民族感情的人對中國人十分歧視和鄙視。郁達夫回憶當時的情景：“有智識的中上流日本國民對中國留學生，原也在十分的籠絡;但笑里藏刀，深感著‘不及錯覺’的我們這些神經過敏的青年，胸懷那里能夠坦白到象現在當局的那些政治家一樣;至于無智識的中下流——這一流當然是國民中的最大多數——大和民種，則老實不客氣，在態度上言語上舉動上處處都直叫出來在說：‘你們這些劣等民族，亡國賤種，到我們這管理你們的大日本帝國來做什么!’簡直是最有成績的對于中國人使了解國家觀念的高等教師了。”(郁達夫《雪夜——日本國情的記述》) 大凡有愛國心的留日學生都會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民族歧視的氣氛，郭沫若說的“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氣”(郭沫若《三葉集》)，指的也是這種狀況。郁達夫由于幼年家境破落，加上長得又小又瘦，象只丑小鴨，性格上原就有點自卑和敏感，在日本又親身感受到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民族歧視的氛圍，沉重的民族自卑感，使他精神上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激起了他情感上的強烈的憤懣，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國盡快富強起來，掙脫屈辱，揚眉吐氣。而對于處于青春期的郁達夫，當這種民族的屈辱和自卑與男女間的關系聯系起來時，就更感到了自我尊嚴受到嚴重挫傷時的大悲哀。他在與日本少女接觸時，她們“一聽到了弱國的支那兩字，那里還能夠維持她們的常態，保留她們的人對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里心里，會起怎么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象不出來的”(郁達夫《雪夜——日本國情的記述》)。民族的尊嚴，個人的尊嚴所喚起的愛國主義感情，象潮水般地在郁達夫的胸中奔涌、起伏。

1919年7月，郁達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畢業，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這年9月，在郁達夫的生活道路上，發生了一件他終生難忘的事：他回國參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試，兩試不第。這個挫折和打擊既使他感到氣憤，也感到莫大的悲哀。他借詩抒情：“江上芙蓉慘遇霜，有人蘭佩祝東皇。獄中鈍劍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數行。燕雀豈知鴻鵠志，鳳凰終惜羽毛傷!明朝掛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在給未婚妻孫荃的信中說：“文少時曾負才名，自望亦頗不薄，今則一敗涂地，見棄于國君，見棄于同胞矣，傷心哉!傷心哉!”(《郁達夫致孫荃信》)報效國家和人民的強烈愿望成了泡影，加劇了郁達夫的精神痛苦，在心靈上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創傷，他對黑暗的中國現實感到了深深的絕望。后來，他還以這次考試為素材，寫成了一篇小說，抒發自己胸中的郁悶和憤慨。

1920年夏天，郁達夫與孫荃在富陽結婚。這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但初婚后的別離還是使兩人充滿相思。后來的生活證明，命運并未賜給他們幸福，郁達夫的坎坷飄浮的生活，注定了他們只能是一對苦難夫妻。

在日本留學時期，是郁達夫生活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階段。他在這時期形成的思想感情，性格，氣質及文學素養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和創作的基本面貌。他在經歷了生活的磨煉和文學的陶冶之后，1921年，這個還在學經濟的大學生在島國日本寫出了震動中國文壇的作品，短篇小說《銀灰色的死》、《沉淪》、《南遷》應運而生。1921年10月上海泰東書局出版了小說集《沉淪》，至此郁達夫才真正踏上了文學之路，加入了“五四”新文學作家的行列。

《沉淪》是郁達夫最初創作的三篇小說的結集。其中最能代表他創作特色的是《沉淪》。這是郁達夫在異國唱出的對于祖國的戀歌和自己的激越、悲傷的心曲。他在回憶寫作《沉淪》的情景時說：“人生從十八九到二十余，總是要經過一個浪漫的抒情時代的，當這時候，就是不會說話的啞鳥，尚且要放開喉嚨來歌唱，何況乎感情豐富的人類呢?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專政的島國里過的。眼看到的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同初喪了夫主的少婦一般，毫無氣力，毫無勇毅，哀哀切切，悲鳴出來的，就是那一卷當時很惹起了許多非難的《沉淪》。”(郁達夫《懺余獨白》)這段自白，把小說的寫作背景介紹得十分清楚，祖國陸沉，異鄉受辱，飄零海外，沒有依傍，只有失望，憂傷和悲哀。同時，也一語破的，道出了這部小說的特色：這是一部抒情的，浪漫的小說。強烈的主觀抒情、真實的心理刻畫，是這部小說的鮮明的特色。小說通過一個中國留日學生的憂郁、自卑的性格和變態心理的刻畫，抒發了“弱國子民”在受到屈辱時的憤懣，以及希冀獲得純真的愛情而不可得的失望和苦悶，同時也表現了盼望祖國盡快富強起來的強烈愿望。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感受性異常強烈的青年，他性格孤僻，又懷著深深自卑的心理。現實在他的感受中被改造，他的感受又總是滲透到現實中去。外界現實包括自然和社會都抹上了他感情的強烈色彩，實際上也就是郁達夫主觀感情的色彩。我們先來看看郁達夫以清麗的筆調所描畫的“蒼空皎日”吧：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里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著了翅膀，肩上掛著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這里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班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里，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沉淪》把大自然當作主人公脫離世俗社會的逋逃藪。郁達夫的“蒼空皎日”顯現著一種蒼涼的美，通過想象把大自然詩化、美化、成為理想的大自然，以此與丑惡的現實社會加以對照，表示作者對丑惡，庸俗的世俗社會的鄙視，對純潔、高尚生活的熱烈向往。主人公以“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的心理來看周圍的人，覺得他們都好象懷著惡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脊背上，瞧不起他，鄙視他，因此覺得十分孤寂。心中呼喊著：“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這是郁達夫從自己親身經歷的生活道路中提煉出的主觀印象，并把這種印象賦予了小說的主人公，深刻地揭示了這種民族歧視給人心理上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創傷。作者的感受表現得十分細膩、真實、感人，蘊含著反帝愛國的強烈感情。

這種愛國主義的情緒是與主人公的個人欲望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既孤僻又自卑，渴望同情與安慰，渴望愛情，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里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愿意為她死的。

然而，在異國他鄉，在那種民族歧視的氣氛中，到哪里去尋找他所要的愛情呢?他羞卻又自卑，對愛的強烈要求，受到壓抑和扭曲，向性變態發展，先是“被窩里犯的罪惡”，后又偷看旅館主人女兒洗澡，在野外偷聽男女幽會的私語，直到自己跨進妓院，最后投海自殺。投海前，眼望故國，喊出了撕裂人心的聲音：“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郁達夫較為詳盡地描寫了主人公走向沉淪的過程，特別是展示了在這過程中，主人公內心的矛盾、自責和悔恨，那痛不欲生的內心獨白，加強了小說情感的力量，也不乏自然和真實，確以情感的真切和情節的自然，顯出巧奪天工，渾然一體的境界，容易把讀者引入作者安排的生活情境和主人公的心理狀態，無怪乎有人把郁達夫的小說稱之為心理寫真的浪漫主義小說。

這種偏重心理刻畫的浪漫主義小說，是以作者的內發感情為原動力的。這種內發感情往往成為作品主人公行動的動機，因而無形中也就成了推動作品情節發展的動力。《沉淪》故事情節的發展，不是象現實主義作品那樣，依照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而是借助作者的自我感受，內發情感加以展開，其中的構思是內涵著郁達夫的心理構架的。這樣，就使小說的感情色彩、浪漫色彩特別濃烈。法國浪漫派小說，很講究離奇的情節，但往往給人以造作和人為矯飾的感覺。浪漫主義大師雨果的小說如《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以巨大的歷史容量，曲折跌宕的故事情節，贏得了人們的喜愛。然而，雨果小說情節人工斧鑿的痕跡，是很明顯的。歌德是很贊賞雨果的天才的，但又十分惋惜他受了當時浪漫派小說的影響，使他的《巴黎圣母院》 “完全缺乏自然和真實。” (歌德《與艾克爾曼的談話錄》)郁達夫的《沉淪》雖也是抒情的浪漫的小說，但卻有它獨到的地方，自然暢達，真實可信。有人說：“我們在許多外國作品中感想到許多的偉大藝術，然在《沉淪》中所見到的這種平鋪直敘的藝術，都感到一種毫不為藝術形式所蒙蔽的真實性來。”(黎君亮《談談達夫的三種小說》)主情的小說，浪漫主義的小說，能達到如此的藝術境界，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郁達夫為開拓中國現代小說的表現方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比較露骨的性描寫和性心理活動的刻畫，是《沉淪》的一個特點。也是小說引起非議和被指斥為不道德的一個主要之點。對這些非議和指責不能籠統對待，必須具體分析。一種指責與謾罵無異，帶著濃厚的人身攻擊的性質，來自那些封建衛道者之口。他們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就象魯迅小說《肥皂》中所諷刺和抨擊的四銘那樣的人物，平日裝得象圣人，但腦袋里卻裝著把街上的那個很臟的少女咯支咯支洗干凈的猥褻的念頭。在“五四”時代，這種偽道學、假圣人還大有人在。郁達夫的作品對于他們，正象郭沫若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百萬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于狂怒了。為什么?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郭沫若《論郁達夫》)還有一種非議和指責大抵是來自同一營壘，他們更多地看到了這種性描寫的消極作用，因此對作品也持否定和保留的態度。對此首先應當明確：郁達夫的作品中雖然有不少色情描寫，但它并非是那種專門描寫性生活的作品。他的作品與張資平的那種專門描寫少女的肉體和豐臀，以此來挑逗和誘惑青年墮落的作品是根本不同的。張資平的這種描寫，是展示，是欣賞，是誘惑，投其所好，啟示人的性本能，使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中毒受害，走向歧途，陷入泥淖而不能自拔。郁達夫的性描寫不是這樣的，他更側重于人的自省，是靈魂的搏斗和抗爭，他從難以解脫的苦悶中，感受到生的痛苦，并企圖從這種苦痛中，探索人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沉淪》中的主人公，對自己的自戕是懷著深深的羞愧和恐懼的心情的，“漸漸兒的生了一種怕見人面的心思”;偷看少女洗澡，使他“心里怕得非常，羞得非常”，甚至還“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他在偷聽男女幽會時，更是從心里責備自己：“你去死罷，你去死罷，你怎么會下流到這樣的地步!”他從妓院出來，靈魂的搏斗就更激烈了：“我怎么會走上那樣的地方去的?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這種矛盾心理的刻畫，是蘊含著郁達夫本人對主人公這種行為的主觀態度的。有人說，郁達夫的《沉淪》寫的是“靈肉沖突”，達夫也首肯了。后來還有人說郁達夫是“摩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大概指的也都是這種狀況。此外，郁達夫的這種描寫并非僅僅作為個人的生活經驗，它還與主人公的愛國主義與反帝情緒聯系在一起，盡管這種聯系有其局限性和狹隘性，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作品的社會意義。只是從道德上對作品加以指責，容易貶低以至否定郁達夫作品的社會價值。而建國后，人們對郁達夫作品總是存著一種困惑以至猶疑的感情，原因也大抵出于此。道德作為人們行為和社會關系的一種道義準則，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變的。道德評價不能離開時代，具體說，就是不能離開郁達夫生活的“五四”時代，一般的抽象的道德評價不能讓人折服。文學批評的最高層次并非是首先進行道德上的評價，而要看其作品是阻礙了歷史的進步，還是推動歷史的發展，由此來確定作品的價值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意義。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郁達夫的《沉淪》是與時代精神合拍的。他以驚人的取材和大膽的描寫，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五四”時代人性解放的要求和社會思潮。也正是因為“驚人”和“大膽”，才很難為同時代的某些人所理解，這應該說是郁達夫的不幸。

對《沉淪》的評價的歧異，后來發展成為社會倫理的討論。這本書出版半年后，周作人在北京《晨報副鐫》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為郁達夫辯護。他認為，被人們認為的不道德的文學大體有三種：一種是反因襲思想的文學，也可以說是新道德的文學，一種是不端方的文學，它“雖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嚴肅的，雖不是勸善的而也并非誨淫的”，第三種才是真正不道德的文學，因為這種文學是“為罪惡作辯護的”(仲密《沉淪》)。周作人認為《沉淪》屬不端方的文學，決不是不道德的文學。把《沉淪》說成是不端方的文學是否妥當姑且不論，為郁達夫申明《沉淪》不是不道德的文學，畢竟是稍微平息了一些人對這部作品的抨擊和譏嘲，郁達夫對此是感激的。周作人還認為，《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在已經受過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與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從這些書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對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兒童’們卻是極不適合的。還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嚴肅的人們也沒有誦讀的資格;他們會把阿片去當飯吃的。關于這一層區別，我愿讀者特別注意。”(仲密《沉淪》)他的這個意見，應當說是較為中肯的。

這里必須指出，郁達夫的性描寫與性心理的刻畫，并非只是《沉淪》一部作品的特點，后來這種傾向還在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延續著，發展著，有的與作品情節發展有聯系，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不應全部否定;有的則僅局限于男女之間的性關系，甚至還發展到客觀的展示和描寫，作者的主觀態度亦很曖昧和含糊，這種描寫和刻畫的消極作用更加顯露出來，成為達夫作品的一個較大缺陷了。

郁達夫的小說在暴露病態心理方面以及作品中的自然主義描寫，明顯地受到盧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日本某些自然主義作家的影響。郁達夫后來在闡發他的文學信條時說：“無論是文學、美術或音樂，當墮入衰運，流于淫靡的時候，對此下一棒喝的就是‘歸向自然’，‘回到天真’上去的一個標語。”(郁達夫《藝術與國家》)這主張是源于盧梭的。盧梭的《懺悔錄》很可以看作“皈依自然”的一個藝術標本。《懺悔錄》開宗明義：“我現在要做一項既無前例將來也不會有人仿效的艱巨工作。我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貌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這個人就是我。”這一番話，是可以作為郁達夫創作的卷首題辭的。郁達夫恪守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的主張，也與盧梭有關系，郁達夫對盧梭是很崇拜的，他還專門寫過介紹盧梭生平和作品的文章。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稱為有毒的天才，他筆下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物，大都是些在生活的險惡風濤中被搞得精神變態、隱忍憂郁、轉而自戕的形象，如果我們仔細比較一下，這些形象與郁達夫小說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對郁達夫影響較大的應當說是流行于日本的私小說。這種小說專寫作家自己的身邊瑣事，著重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不大追求情節的完整與結構的嚴謹，其中不乏男女性關系的自然主義的描寫。葛西善藏就是這個流派的一個代表作家。郁達夫非常喜歡葛西善藏的作品，回國后他還時常閱讀他的作品。他在日記中寫道：“看葛西善藏小說二短篇，仍復是好作品，感佩得了不得。”“又買了一本新年號，內有葛西善藏的一篇小說名《醉狂者之獨白》，實在做得很好。”日本作家除葛西善藏外，郁達夫還非常欽佩佐藤春夫，郁達夫曾寫道：“在日本現代的小說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我每想學到他的地步，但是終于畫虎不成。”佐藤春夫的小說，常以厭倦、憂郁和厭世為基調，深入刻畫近代社會人們的內心世界，充滿陰郁情調和頹廢情緒，這些都不能不對郁達夫產生影響。

有人把郁達夫說成是頹廢派，這種說法只見郁達夫的一面，而未見其反抗與追求的一面，不能作為對郁達夫全人的評價。但郁達夫的作品流露出感傷，頹廢的情緒，這是確實的，《沉淪》是這樣，他后來的一些作品也是這樣。這是郁達夫浪漫主義小說的一個突出特征，也是一個主要弱點。毫無疑問，郁達夫的感傷和頹廢的情緒，與他個人的生活經歷、思想性格密切相關，也不能否認這種情緒有其一定的時代的背景。鄭伯奇說：“《沉淪》的作者常自嘆身世，嘲世罵俗，落了個‘牢騷派’的美名，然而青年文學家中，頗有許多追隨者來稱贊他的，這是因為他的作品還有現實生活的深刻經驗作背景。”(鄭伯奇《新文學之警鐘》)郁達夫的感傷反映了“五四”時代部分青年的思想情緒，因而，他的作品能受到某些青年的激賞和推崇。郁達夫的感傷頹廢有他個人曲折坎坷的生活背景，有他時代的環境，同時也與他大量閱讀那些帶感傷、憂郁色彩的中外文學作品有密切關系。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作品培育并助長了郁達夫的這種思想情緒，養成了他的心理特質和審美趣味，形成了一種特有的達夫性格，一種帶有強烈的悲劇色彩的性格。后來，在郁達夫自覺地追求下，這種性格還有進一步的發展，《沉淪》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從他后來很多小說中的主人公的面孔上，似乎都可以找出與《沉淪》主人公相象的地方，他們的周圍仿佛都是黑暗，見不出一點光明，他們執著地反抗著這種黑暗，絕不妥協，但又看不到出路，在苦悶和感傷中掙扎、追求。郁達夫有著強烈的改造現實社會和人生的愿望，但在濃重的黑暗勢力的包圍中，他沒有看到指路的燈光，對人生和社會的改造存在著深深的疑慮，這正是“五四”時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共同思想特征，也是形成郁達夫悲劇性格的重要的思想上的根源。《沉淪》就是這種思想性格最初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就在郁達夫寫作《沉淪》前后，1921年7月初，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發生重大影響的文學社團——創造社在日本成立了。在創造社的醞釀時期，最初的發起人郭沫若、成仿吾等首先想到的是郁達夫。郭沫若在回憶當時郁達夫留給他們的印象時這樣寫道：“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著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郭沫若《論郁達夫》)當郭沫若等邀他參加創造社時，郁達夫慨然應允，并答應以后可以為創造社的每期刊物承擔一、兩萬字的文章。后來的事實證明，郁達夫不負重望，成了創造社這個“異軍蒼頭突起”的文學社團的臺柱之一。

1921年9月初，尚未結束學業的郁達夫回國，為創造社的第一個刊物《創造》季刊的編輯和出版做準備工作。第二年的5月1日，《創造》季刊創刊號問世，郁達夫在創刊號上發表了短論《藝文私見》和《淮爾特著<杜蓮格來>序文》的譯文，還有一篇兩萬余字的小說《茫茫夜》，并為創刊號寫了編后記。這時，正值《沉淪》發表，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又有創造社同人的鼓勵和支持，郁達夫是雄心勃勃，十分自信的。1922年4月，郁達夫在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7月19日離開東京回國，結束了整整十年的留學生活。當回國之際，郁達夫心情是復雜的、迷惘的：“我在那無情的島國上、受了十幾年的苦，若回到故國之后，仍不得不受社會的虐待，教我如何是好呢!”“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這里來了。但是我受了故國社會的壓迫，不得不自殺的時候，最后浮上我的腦子里來的，怕就是你這島國哩! Ave Japon!我的前途正黑暗得很呢!”(《中途》)

從《沉淪》發表，創造社成立，到郁達夫結束學業回國，他又創作了小說《胃病》、《茫茫夜》、《懷鄉病者》、《風鈴》及《秋柳》。在這些作品中，作者的藝術視野由國外轉到了國內，塑造了不滿軍閥統治下黑暗現實，但又找不到出路的于質夫的形象。從這個形象里，我們可以看到與《沉淪》主人公相似的面影。透過這個形象，我們看到的仍是郁達夫那張悲憤、憂郁的面孔。這些作品保留著《沉淪》的對現實的憤激的反抗和厭惡，但是也較明顯地發展了變態心理的表現。如果說他寫《沉淪》時，并沒有過多考慮技巧和詞句，只是感到了苦悶，不得不叫一聲，那么這時，他對生活和藝術，就有了更多的追求和思考了。

創造社的作家，在初期是很強調自我表現的和自然流露的。但不管自然流露還是自我表現，作為一個把文學當作嚴肅事業的作家，總要考慮社會的需要，揣摸時代的心理。他在藝術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他個人對時代和社會心理體驗的深度和廣度。郁達夫側重于體驗“五四”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心理特征。他認為目前的中國“一般青年男女都受西洋民主思想的感化，漸漸兒的生出了厭談政治、厭說武事的傾向來;于是乎文藝的世界，與理想的王國就變了他們的理想之鄉：大約晉代的竹林七賢同法國的高蹈派詩人的心理，也是如此，我之所謂時代精神，就是指著這一種心理而言。”(郁達夫《夕陽樓日記》)法國的高蹈派詩人，對現實不滿，但卻故作高蹈，超于現實，以藝術當作逃避現實的象牙塔;中國的竹林七賢，憤世嫉俗，卻又要超脫塵世，自作清高，以這樣的一些文人、詩人的精神狀態來比附“五四”時代的青年心理，并把它當作時代精神，未免有失于片面。郁達夫作品中苦悶感傷情緒的發展，與他對于時代心理理解的偏差有很大關系。同時，也由于他受到西方十九世紀末文藝思潮和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又十分傾慕于文學上的感傷主義。他后來說：“把古今的藝術總體積加起來，從中間刪去了感傷主義，那么所余的還有一點什么?”(《序孫譯出家及其弟子》)他格外喜愛那些表現愛情和憂郁情感的帶血和淚的文學作品，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在創作中加以追求，這就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創作個性和審美意識。他認為“性欲和死，是人生的兩大根本問題，所以以這兩者為材料的作品，其偏愛價值比一般其它的作品更大。”(《文藝賞鑒上之偏愛價值》)這雖是從文藝欣賞的角度，來談論文學的題材，但畢竟表達了郁達夫的一種創作傾向。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文學表現生活的領域是很廣闊的，只是用愛和死來概括，是有明顯的偏頗的。郁達夫的藝術趣味過多注意在這些方面，并且帶著一種病態的感傷來表現病態的愛和死，自然就顯出了審美趣味的偏狹，限制了他的眼界，影響了作品對生活的表現與藝術的價值，而且使他自己倍受感傷的熬煎，加劇了精神的痛苦。魯迅說過：“多傷感情調，乃知識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終不能改;楊村人都無之，此公實是一無賴子，無真情，亦無真相也。”(《魯迅書信集》上卷第533頁)郁達夫初期的作品讀后雖讓人感到悲愴，甚至意氣消沉，有其消極的作用，但他確也寫出了自已的“真情”與“真相”，表現了他對于黑暗現實的強烈反抗情緒，這就使他的作品也有著積極的意義在，不能因苦悶感傷而一筆加以抹煞的。

三

郁達夫回國后，正值“五四”落潮，社會上對新文學的熱情減退了。正在為創造社的刊物《創造》季刊編輯出版而費盡心思，奔走忙碌的郁達夫感到十分孤獨和苦悶。留學時代的書生意氣和浪漫熱情，被現實生活和經濟的重壓所窒息，真切地嘗到了時世的艱辛。他后來回憶說：“一九二二年，在日本的大學里畢了業，回國來東奔西走，為饑寒所驅使，竟成了一個販賣知識的商人。”(《雞肋集》題辭)這沉痛的話，表達了郁達夫幻滅的悲哀。在《懺余獨白》中達夫更為具體地談到了回國后的心境和寫作的情況。他說：“流刑的判處期間總算滿了，With a Diploma興濃濃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爭利，后先不見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國。碰壁，碰壁，再碰壁，剛從流放地點遇赦回來的一位旅客，卻永遠地踏入了一個并無鐵窗的故國的囚牢，……愁來無路，拿起筆來寫寫，只好寫些憤世疾邪，怨天罵地的牢騷，放幾句破壞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囈。越是這樣，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壞，越想反抗。這一期中間的作品，大半都是在這一種心情之下寫成的。”失業的焦燥和貧困的威脅，加之難以解脫的精神苦悶，使郁達夫幾次萌生了輕生自殺的念頭，但郁達夫終于沒有走《沉淪》主人公的末路，仍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奮力掙扎、追求。他與郭沫若、成仿吾等全力以赴，為創造社的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除《創造》季刊外，1923年5月他們又創辦了《創造周報》。本來編輯、出版工作已經十分忙碌，又于七月為《中華新報》每天編一版文學副刊，名曰《創造日》，由郁達夫與成仿吾主持。至此，創造社已經同時編輯、出版三種刊物，這是創造社的黃金時代。創造社的聲望也與日俱增。郁達夫一面編輯出版刊物，一面自己辛勤寫作，1923年，是郁達夫創作豐收和寫作力最旺盛的一年。正如他自己所說：“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1923的一年，總算是我的Most-productive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緊張的寫作和繁忙的編務并未使郁達夫擺脫悲苦和空虛的心情，他仿佛是在喝著一杯人生的苦酒，盡管難以下咽，卻又細細品嘗。1923年秋，郁達夫離開創作社同人，去北京大學擔任統計學講師。不久便發覺這個工作并非自己興趣所在，而且對自己束縛太大，感到無聊和厭倦。他周圍吸引了不少青年學生，他與他們傾心交談，不拘形跡。這期間，他寫下了膾炙人口的《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以特有的達夫的方式，抒發了對黑暗社會的憎惡和憤激。離開了創造社的同伴，郁達夫深感寂寞，他覺得自己象一葉孤舟，在人生的苦海中飄泊。他給郭沫若的信中寫道：“沫若!我覺得人生一切都是虛幻，真真實在的，只有你說的‘凄切的孤單’，倒是我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北國的微音》)這一年，郁達夫除了創作了短篇小說《薄奠》外，作品終究不多。

1925年初，郁達夫離開北京，去武昌師范大學任文科教授。這期間，看到社會上的烏煙瘴氣，陰謀詭計，心情更加沉重、悲哀。他曾說： “1925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任教未滿一年，郁達夫便離開了武昌，回上海重新參加了創造社的工作。1926年初，他與郭沫若一道編輯出版了《創造月刊》創刊號。當時大革命的洪流洶涌澎湃，創造社成員在革命風暴的推動和鼓舞下，紛紛離開上海奔赴大革命的策源地廣州，郁達夫也滿懷熱情投入了大革命的激流。

郁達夫回國后，更多地接觸了國內黑暗的現實，切身感受了經濟壓迫的苦悶，看到了勞動人民在三座大山的重壓下的極其悲慘的境遇，創作上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一時期，他的小說雖還保持著《沉淪》時代的風格，但現實主義因素明顯增長，他開始關注勞動人民的命運，創作題材從個人遭際擴展到表現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群眾的生活，塑造了幾個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勞動者的形象，從更深廣的意義上，對舊社會提出了抗爭，突破了創造社作品歷來的自我表現的局面。這一類作品以《薄奠》和《春風沉醉的晚上》最有代表性。以個人生活經歷和家庭遭遇為素材寫作的小說如《蔦蘿行》、《還鄉記》《還鄉后記》等雖也表達著個人的悲憤，但已明顯增加了厚度，使作品顯得沉重而凝練。此外，郁達夫在藝術上又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些新的特色。

郁達夫為中國現代文學藝術形象的畫廊留下了幾個在苦難生活的壓榨下輾轉掙扎純樸可信的工人、車夫的形象。《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的煙廠女工陳二妹，孤苦零丁，孑然一身。每天在極其惡劣的環境里工作十幾個小時，還不能維持起碼的溫飽生活。在工廠里不僅受資本家的壓榨，而且還遭受到不能容忍的人身污辱。這個在苦難生活中掙扎的女工，她的生活沒有歡笑，沒有陽光，沒有幸福，養成了她憂郁、沉悶的性格。她對資本家和工頭是憎恨的，對自己的命運是不平的，對黑暗的社會是反抗的。雖然她的反抗還只是停留在勸“我”不要吸N工廠的煙，以此表示對剝削和壓迫的憤怒，但毫無疑義，她是屬于對舊制度充滿仇恨的被壓迫的基本群眾。可以想見，只要有火種點燃，喚起她的階級覺醒，她的反抗怒火是會熊熊地燃燒起來，走上與這個罪惡的社會制度交火的戰線上去。她雖然被痛苦的生活所折磨，但卻保持著工人的純樸、善良、忠厚的品質。她用僅有的一點錢，招待“我”吃香蕉，吃麥食，勸“我”不要與社會上的壞人為伙，要戒煙。作者很有層次，很含蓄地揭示了這個女工心靈中美好的東西，寫得很有厚度。努力發掘生活在底層的工人群眾心靈中美好的品質，使一直充滿悲戚的郁達夫作品中出現了亮色，顯示了他思想的進步和時代對他的影響。

如果說《春風沉醉的晚上》給我們留下的是一個正直純樸的女工形象的話，那么到了《薄奠》作者又為我們塑造了一個被生活的苦難所扭曲了的車夫的形象。車夫雖正值壯年，卻已被生活折磨得象是五十多歲的樣子。他忍受著生活的熬煎，沉默寡言。物價飛漲給他一家帶來了災難，車主的挑剔盤剝又加重了他生活的苦難。他含辛茹苦地積攢了一點錢，渴望著自己買一輛舊車，自食其力。但入不敷出，錢被他的女人用了，他便把悲憤一古腦地傾泄到他女人身上。作者深入地揭示了苦難的生活怎樣把一個純樸的車夫扭曲成這種樣子，讀來沉痛感人，情摯意深，可以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對郁達夫的浸染。不僅如此，作者還以充滿同情的筆觸，描寫了車夫一家極其悲慘的處境，揭示了在這種處境下車夫的美好心靈。當有人偷偷地把銀表送給車夫時，車夫卻又把它送還了表的主人，并后悔他不應對他的女人發火，使作品的主題得到了進一步的開掘：那是對黑暗社會的控訴與抗議!雖然由于生活的限制，郁達夫還沒有為我們提供具有反抗性格的工人形象，但是，郁達夫在這兩篇小說中所塑造的純樸的正直的勞動群眾的形象，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較早出現的，比較成熟的形象。

在這兩篇小說中，作者在表現自我心理的同時，也采用了比較客觀的寫實手法，多側面地展示生活。對陳二妹性格的描寫，車夫一家悲慘遭遇的描寫，都能給人以真實，細膩的感受。而當郁達夫把這種描寫與自我感情的抒發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時，就使作品充滿了動人心魄的力量。當《薄奠》中的“我”買了一個紙糊的洋車，到車夫墳前去祭奠的時候，再也不能抑制自己悲憤的感情，他向大街上的紅男綠女和汽車中的貴人罵道：“豬狗!畜生!你們看什么?我的朋友，這可憐的拉車者，是為你們所逼死的呀!你們還看什么?”讀來讓人感到酣暢淋漓，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反抗色彩。

創造社作家回國以后，便失去了一切經濟來源，生活毫無保障。郭沫若說：“我自有生以來不知道就過甚么業。”(《創造十年》)這沉痛的話，反映了顛沛的中國下層知識分子當時的悲慘處境。孩子嗷嗷待哺，妻子憂心忡忡，這種狀況極易使他們敏銳地感受世態的炎涼，激起了他們憤激的感情，他們對于金錢社會的深深憎惡。他們在生活的險惡風濤中沖撞、抗爭，使他們感到困擾的問題常常是：人為什么變得這么冷酷無情?社會為什么變得如此黑暗腐敗?在他們看來，人的本性本來是純潔高尚的，社會的童年時代人們也是和睦相親的，而自從有了私利和爭奪，人和社會才變成如今這個樣子。他們發自內心的對人性異化的憎惡，對人性復歸的憧憬便成了反映經濟苦悶的作品的中心主題。郭沫若所看到的現代人生，只是名與利扭成的一道彩繩，成仿吾則認為人生的一切不幸，大都是因為名、利這兩匹劣馬所造成。最有趣的是郁達夫，他在《還鄉記》中稱自己是：“有識無產者”。有點錢的時候，把錢填在鞋子底里，“一則可以防止扒手，二則因為我受足了金錢的迫害，借此可以滿足滿足我對金錢復仇的心思。”這便是郁達夫對金錢的反抗方式，帶著浪漫色彩的反抗方式，從情感出發的反抗方式。郁達夫說：“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現代散文導論》(下))當時個性的覺醒和個性解放的要求代表了時代的進步。這種要求集中表現在要掙脫一切束縛個性的社會羈絆，而在一切束縛中，經濟的困頓可以說是最帶根本性的。郁達夫決不向金錢社會低頭，反映了當時青年尊崇個性，維護個性尊嚴的強烈要求和絕不與黑暗社會妥協的思想情緒。因此，他的作品使青年受到極大的感動，得到青年的歡迎。《還鄉記》和《還鄉后記》寫了“我”從上海回富陽老家的感受。主要表現囊空如洗的“我”一路上的思想情緒和心理活動。在這里，生的煩惱代替了《沉淪》及初期作品中的性的苦悶，經濟拮據的悲哀占據了主人公的心，也給他的家庭生活、夫妻感情蒙上一層濃重的陰影。這類作品雖然寫的是郁達夫個人的遭際，但無疑是有較為廣泛的社會性，從而，也就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下層勞苦大眾的呼聲。后來郁達夫創作的《煙影》與《還鄉記》有極為相似的地方。文樸歸家前的矛盾心情寫得十分凄楚動人。當母親問他有沒有帶錢回來時，他唯有自我解嘲：“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里。”母說：“那么可以去取的呀!”他答到：“這錢么，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隨之便是全家的痛苦。以這種自我作踐的方式表示對金錢社會的反抗，雖然能讓人感到一種強烈的內心的悲哀，然而，卻又總給人以情雖濃，而力不足的感覺。這類作品并不是以提出問題的深刻給人以啟示，而是以濃烈的情感的力量感染讀者，激動讀者。實際上，無論是郁達夫，還是創造社作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都不可能擺脫經濟對他們的束縛和壓迫，而當他們因此而表現出更大的苦悶和焦燥，在作品中流露出對金錢、名利的渴慕時，就走向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的對立面，從而顯出了發自情感的、個人的反抗的局限性了。

在這類作品中，寫得最真切動人的要算《蔦蘿行》。它為我們揭示了經濟窘困給夫妻感情與家庭生活帶來的悲劇。這部小說既有個人心理寫真，也有對現實生活的活描，兩相結合，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小說中的“我”因失業的苦悶無法排遣，便以變態的方式，虐待妻子：“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頭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為什么人在這里作牛馬的呀。要只有我一個人，我何處不可去，我何苦要在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這行尸，你究竟是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這世上的呀?……”悲憤發泄完了，便是自責、懺悔和更大的悲哀。這是何等沉痛的家庭悲劇!造成這個悲劇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寫到：“唉唉，這悲劇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結婚的罪惡呢?還是社會的罪惡?若是為結婚錯了的原因而起的，那這問題倒還容易解決;若因社會的組織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適當的職業，你不能過安樂的日子，因而生出這種家庭的悲劇的，那我們的社會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在這兒，郁達夫的矛頭指向了那個罪惡的社會，《蔦蘿行》是對社會的控訴!小說還為我們塑造了妻子這個受舊禮教束縛的婦女形象，使這控訴更加充滿力量。郁達夫以細膩的自我感受，對妻子的痛苦做了活描。她是一個柔順的女人，逆來順受的弱者，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侍候婆婆，生兒育女，服從丈夫，然而，得到的卻是婆婆的斥責，丈夫的謾罵。當丈夫向她使氣的時候，她只能揩著眼淚對孩子自語：“……你要乖些……要乖些。……小寶睡了吧……不要討爸爸的厭……不要討……娘去之后……要……要……乖些……”讀到此處，怎能不為之動情，激起深深的同情，并且對那個給她的家庭帶來痛苦的社會的憤恨呢?特別是火車站分別時夫妻兩人不忍對視的情景，寫得形神兼備，描述得細致，內心的感受的復雜真切，全都活靈活現，如托紙上。郁達夫不僅擅長個人心理寫真，而且能精細地運用寫實的手法，并且把兩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在小說創作上確有獨到的功力。

《采石磯》是郁達夫寫作歷史題材小說的一次嘗試。這篇小說是以清代詩人黃仲則的一段經歷為題材寫成的，塑造了詩人黃仲則孤高自負，才氣橫溢的藝術形象。這篇小說雖也有歷史事實的依據，但作者并不拘泥于歷史的事實，而是根據創作的需要和對現實生活的感受，進行了大膽的藝術再創造。雖然取材于歷史，但著眼于現實。與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方法有某些相似之處。郭沫若說，郁達夫的短篇小說《采石磯》中的黃仲則，其實是在夫子自道。小說以大考據家戴東原影射胡適，說他是一個排斥異己的卑鄙文人，也可見出小說在多大程度上對歷史事實加以改造和藝術的加工。把黃仲則的詩作寫進小說，則使作品呈現了多姿多彩的面貌，增添了詩情畫意。

除探索歷史題材的小說外，郁達夫還試用象征主義詩歌的表現方法來寫小說。這種小說不象《沉淪》等作品似的直寫，用生活的具象象征內心潛在的種種情緒，風格含蓄凝重，是這一類小說的特色。這種小說中，有尚未回國在東京寫成的《懷鄉病者》，后來創作的《青煙》也是這類小說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懷鄉病者》寫的是身居異國的游子思戀故鄉的復雜感情。初看這篇小說，就會發現它的時間跳躍性很大，空間的變動也很大，而且似乎顯得很不連貫，每個部分都是片段的，仿佛其中并無什么必然的聯系。第一部分時間是在殘春，主人公在寄寓的小樓上;第二部分回到十年前的初夏，在主人公的故鄉;第三部分是數年前的深秋，在北方的故都。第四部分又回到了殘春時節寄寓的小樓中。但是我們仔細推敲，卻能看出作者的構思別具匠心。或許是別人曾經責備過達夫小說情節散漫，所以他才在小說的情節上刻意用心。這篇小說不似《沉淪》那樣以主人公的內在感情推動情節的進展，而是把情緒編織在事實的敘述之中。雖然時間地點不斷變換轉移，事實的敘述也不能一下子看出內在的聯系，但在各個部分之中卻都隱伏著一條線索，就是作者此時此刻的復雜的情緒和心理狀態。這種情緒似一個焦點，把整篇小說收束為一個整體，其間有關部分又都是作者自己情緒的象征。第一部分作者用一系列的比喻寫了小樓中的于質夫精神的枯寂和麻木，用殘春來加以象征。第二部分，作者寫了故鄉與自己熱戀的少女離開了自己，沒有獲得發展的愛情迅即夭折，就象是那初夏還沒有進入火熱的中夏，表現了作者愛而怨的情緒。第三部分作者寫了于質夫在北方故都北京考留學生時，因主考人事先舞弊而落選的情景，表現了作者悲憤的感情，用深秋來暗喻這悲憤的沉厚及心情的悲涼。第四部分收束到殘春的小樓，并以家在上海的侍女酒醉后苦悶的發泄，把懷鄉病者凄愴欲絕的心情烘托出來，給人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藝術感受。這樣一來，懷鄉病者的枯寂和麻木，愛而怨，悲而憤，苦悶和孤獨的復雜情緒，便多側面地表現出來，顯得切實而又渾厚。以生活的具體形象表現潛在的心理和情緒，是象征派詩歌的一個特點。郁達夫從心理寫真出發，移用于小說，用來得心應手。郁達夫曾說：“藝術家是美的事物的創造者。啟示藝術隱藏藝術家是藝術的目的。……各種藝術都是表面的而且又是象征的。”(《淮爾特著〈杜蓮格來〉序文》)這話的含義是什么?由《懷鄉病者》這篇小說可以得到印證。《青煙》除了象征的特色外，很突出的特點是作者富有詩情畫意地安排了一個撲朔迷離的“意境”，刻意造成一種浪漫的氣氛。煙卷的青煙吐在綠紗燈罩上，在淡紫色的云霧中，坐在燈下的“我”一分為二，一個縮小的我，回到家鄉的縣城，過去的戀人家已搬走，給主人公只留下了空漠的失望和感傷。另一個我卻仍舊坐在綠紗燈下，觀看著那個在青煙中離去的縮小的我。小說用離去的我的活動和思緒的具象來表現綠紗燈下我的心情，構思巧妙縝密，那煙卷的青煙，綠色的紗燈，淡紫色的云霧，仿佛都在象征著主人公那幽深的暗愁。后來，郁達夫說過：“歷來我持以批評作品的好壞的標準，是‘情調’兩字。只教一篇作品，能夠釀出一種‘情調’來，使讀者受了這‘情調’的感染，能夠很切實地感著這作品的‘氛圍氣’的時候，那么不管它的文字美不美，前后的意思連續不連續，我就能承認這是一個好作品。”(《我承認是“失敗了”》) 《青煙》在藝術上比《懷鄉病者》更為精巧，意境的創造也獨具一格，小說的風格比前一時期的作品顯得凝重含蓄，象是詩，但又是實實在在的小說。

四

郁達夫去廣州是應廣東大學之聘任文科教授的。在他與郭沫若等去廣東前，創造社的成仿吾、鄭伯奇等已先到廣州。這樣，創造社的骨干大都集中在廣州了，創造社的活動實際上也由上海南移到廣州。在這里，創造社成立了出版部分部。郁達夫既擔任著廣東大學的教學工作，又為創造社而奔忙。但時隔不久，郁達夫便收到北京家中拍來的電報告知他的兒子生病，他便又于六月初匆匆北上。在經上海停留時，又接到家中的危急電報，“電報上雖只說是‘病篤速回’，然而電后的來信，隱約說是兒子的病，已經是沒有余望，我的女人，在悲痛之余，也已病倒了好多天了。”“到京之日，只希望不至有更惡的兇聞，被我發見!”(《達夫全集》自序)不出郁達夫所料，等他到京，五歲的兒子已經見不到了，喪子之痛對郁達夫是一個莫大的打擊，他陷入了極大的悲哀里。后來他回憶此時的心情時說：“這三四個月中間，死了兒子，病了老婆，在北京的危險狀態里，躲藏著，悶憤著，非但做文章的趣味沒有，并且連做人的感興都消亡盡了。”(《非編輯者言》)

待十月二十日，郁達夫返回廣州時，廣州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國民革命軍的主力已經出師北伐，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國民黨政客戴季陶當了校長，郁達夫也由文科教授改任法科教授，并任學校出版部主任。

滿懷熱情的郁達夫重返廣州后，更多地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陰暗面，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感到深深的失望。他在1926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一種孤冷的情懷，籠罩著我，很想脫離這個污濁吐不出氣來的廣州。”正值郁達夫情緒低沉，很想離去的時候，留在上海的創造社小兄弟們在主辦出版部事務中鬧出了一些麻煩，必須整頓，否則難以為繼。創造社成員們決定，要郁達夫近期返回上海，主持創造社出版部內部事務。于是，郁達夫于12月17日離開廣州，臨行之前，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行矣廣州，不再來了，這一種齷齪腐敗的地方，不再來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當肅清廣州，肅清中國。”(1926年12月14日日記)他懷著深深失望的心情離廣州赴上海。

郁達夫何以對廣州如此的憤憤呢?這首先是和廣州當時的狀況分不開的。國民革命軍主力北伐后，革命的策源地實際上成了革命的大后方，革命的氣氛開始淡薄。統一戰線中的國民黨右派勢力活動比較囂張，把廣州城鬧得烏煙瘴氣，革命的策源地實際上面臨著極大的危機。比郁達夫稍后來到廣州的魯迅先生曾在他的雜文中記下了他對廣州的印象，并深刻地指出了這種危機。他在《革命時代的文學》 (《而己集》)中寫道：“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的廣東。”他在《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中更指出：“堅苦的進擊者向前進行，遺下廣大的已經革命的地方，使我們可以放心歌呼，也顯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舊。”“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說的危機。”魯迅敏銳地洞察了廣州的情況，看到革命潛在的危險，向革命的人民敲響了警鐘，他的認識是清醒而深刻的。沒有實際革命斗爭經驗的郁達夫雖也看到了廣州的情況，但他當時的思想水平，還不能一下子辨別和認識統一戰線中那種十分復雜的斗爭現象，因而，就容易把右翼勢力的胡作非為，卑鄙污濁，歸之于大革命本身，引發對革命的失望。此外，郁達夫在赴廣州前，對革命也抱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但革命“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對此郁達夫是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的，因而一碰到革命的消極面，幻想便轟毀，余下的便只有失望了。事后他說，他去廣州，“在那里本想改變舊習，把滿腔熱忱，滿懷悲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誰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見到的，又只是些陰謀詭計，卑鄙污濁。一種幻想，如兒童吹玩的肥皂球兒，不待半年，就被現實的惡風吹破了。這中間雖沒有寫得文章，然而對于中國人心的死滅，革命事業的難成，卻添了一層確信。”(《雞肋集》題辭)這一番話，真實地記錄了郁達夫思想變化的過程。盡管對廣州失望，但對北伐軍的勝利進軍，他始終是擁護和支持的。當他回到上海后，得知北伐軍已到杭州，感到十分興奮，在日記中寫下了他這種心情：“杭州確已入黨軍手，喜歡得了不得。”(1927年2月18日)后來郁達夫親自目睹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參加總罷工的工人給他留下極好的印象，由于受到工人革命精神的感染，他也曾上街去游行，這些都說明郁達夫即使在失望的情況下也仍然是同情革命、追隨革命的，始終是站在進步的立場上的。

經過郁達夫的努力，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大為改觀，成績斐然。這時，他創作并發表了著名的小說《過去》以及《清冷的午后》，還寫作一些政治論文和文藝論文。

《過去》這篇小說寫了一個青年，因為一念之差，在愛情上鑄成了無可挽回的悲劇，當三年后覺察到的時候，已經晚了，黃金時代已成過去，留下的是無窮的惋惜與悵惘。這篇愛情小說與以前同類的小說相比，內容充實得多了。過去小說中對于愛情與女性的那種近于狂熱的浪漫的感情，已被一種冷靜和清醒的感情所代替，風格上也顯出了凝重、穩健。小說給人們在愛情上帶點哲理性的思考，頗值得回味。作者好象要與過去的浪漫熱情告別似的，為小說起了《過去》的名字，這其中是包含著郁達夫的深意的，青年時代的郁達夫已成過去，成年的郁達夫是著眼于未來的。《過去》的結構一改以前小說的散漫恣肆，變得嚴謹完整，渾然一體。小說為我們塑造了幾個個性迥異的女性形象。小說發表后，周作人寫信給他，稱贊它“是可與Dostoieffski、Garsin相比的杰作，描寫女性，很有獨到的地方。”(郁達夫1927年2月15日日記)有人把小說《過去》的創作看作是達夫創作的一個新時期的開始，說它是一篇重要的杰作”，“藝術已臻完全成功的境地了”(錦明《達夫的三時期》)。小說中所表現的憂郁感情，帶著俄國寫實文學的烙痕，其中性變態的描寫，又明顯地受到了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小說《癡人之愛》的影響。

《清冷的午后》中聚芳號分店的小老板雖有妻室，卻仍與過去的情婦勾勾搭搭，藕斷絲連，當他發現自己的情婦另有新歡，便投湖自盡了。對那種荒唐無恥的勾當，作者仿佛是帶著一種復仇、嘲弄似的態度，給了他一個應有的報應。小說增加了客觀描寫的成份，作者的主觀態度寓于對事實的描述之中，不留痕跡卻也了了分明。

1927年2至4月，郁達夫寫了一系列的政治論文和文藝論文，其中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學》、《告浙江的教育當局》、《在方向轉換的途中》、《公開狀答日本山口君》等等。這些文章，有的觀點并非十分妥當，但卻明顯地看出郁達夫思想中的一些新因素的滋長，這些新因素明顯地表現為他對無產階級革命和文學的關注和向往。但他又堅持認為：“真正無產階級文學，必須由無產階級者自己來創造”(《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學》)的觀點，否認小資產階級作家經過努力可以寫出無產階級的作品，這種絕對化的看法，使他自覺不自覺地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阻礙著他自己前進的步伐。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向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慘案發生了。大屠殺首先從上海開始。親歷這次事件的郁達夫對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出賣國民革命的罪行表示了極大的憤怒。半個月后，郁達夫寫了《訴諸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界同志》一文，發表在日本左翼文藝刊物上。文章指出：“蔣介石頭腦昏亂，封建思想未除，這一回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功敗垂成，是他一個人的責任。”“我們覺得蔣介石之類的新軍閥，比往昔的舊軍閥更有礙于我們的國民革命。”同時，失望和愁悶加劇了。他在后來寫的《懺余獨白》中再一次描繪了他思想幻滅的變化過程：“然而這一個Bastille的囚牢終于破裂了，許多同我一樣，在一樣的幽閉狀態里的青年都狂奔出來了，霹靂一聲，天下響應，于是‘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可是反將過來，就是‘青年倒霉!革命落空!’在囚牢里奔放出來的成千成萬的青年，只空做了一場歡喜的惡夢，……在這一個出獄之后的苦役狀態之下，我也竟垂垂老了，氣力也沒有了，喉嚨也嘶啞了，動都動彈不得，哪里還能夠伸一伸手，拿一拿筆。”這話自然是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幾年，蔣介石建立了反革命獨裁政權之后，但這種失望和灰頹的心情，卻是他離開廣州到上海后，始終縈繞在他的腦際的。這種心情使他輕率地做了一件冒失事，導致他最終離開了朝夕為之奮斗的創造社。

由廣州回上海幾天后，郁達夫寫了一篇《廣州事情》的文章，這篇文章后來以筆名發表在創造社刊物《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5期上。文章主要是暴露廣州的政治、農工、教育運動等方面的陰暗面，文章寫道：“廣州的情形復雜，事實離奇，有許多關于軍事政治的具體的話，在目下的狀態里，記者也不敢說。總之這一次的革命，仍復是去我們的理想很遠。我們民眾還應該要為爭我們的利益而奮斗。現在總要盡我們的力量來作第二次工作的預備，務必使目下的這種畸形的過渡現象，早日消滅才對。”這篇文章暴露的某些事實確是國民黨右翼勢力的活動，反映了達夫政治上的一定的敏感性，但在北伐軍正在進軍的途中，來對革命策源地做這樣的揭露，很容易被革命的敵人所利用，過早地發表這樣的文章，很明顯是欠考慮的、不妥當的。這篇文章發表后，受到郭沫若、成仿吾的尖銳批評，郁達夫不服;加之大革命失敗后，創造社及出版部受到日甚一日的迫害，有人又過多責怪郁達夫，他一氣之下，于1927年8月15日發表了一個啟示，宣布脫離創造社。此事雖由于認識上的分歧所導致，但其中多少也有郁達夫意氣用事，莽撞輕率的成份。

脫離創造社前夕，郁達夫發表的小說《微雪的早晨》和1927年年底發表的小說《迷羊》是這段時間的主要作品。郁達夫自認為《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帶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小說中的主人公朱雅儒是個很有抱負和正義感的青年，他不滿封建婚姻，自主地與小時同學陳惠英相愛，但后來小軍閥強娶了惠英后，朱雅儒痛不欲生，終日郁悶，以至神經錯亂，悲慘地死去。小說表現了郁達夫對軍閥官僚的痛恨及對主人公愛情悲劇的同情，其中洋溢著郁達夫改造社會的熱切愿望，發表后受到青年的歡迎。《迷羊》雖是中篇，但與《微雪的早晨》及郁達夫的有進步意義的作品相比，則遜色多了。小說寫了畫家王介成狂熱追逐女演員謝月英，后來又失去了的故事，作品離開了當時的時代氣氛和社會背景，很難看出有什么積極的社會內容，加上在兩性關系的描寫上又有不少不健康的東西，使小說呈現出灰暗、頹喪的色彩，是郁達夫小說創作的一個重大的失誤，受到了進步評論界的批評。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以后，白色恐怖遍及全國。郁達夫親自感受了令人窒息的壓迫，心頭充滿悲憤。后來的進步文藝界展開的關于“革命文學”的論爭，又把他也當作攻擊的對象，指責他是厭世家和時代的落伍者，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墮落的享樂主義者”(彭康《革命文藝與大眾文藝》)。這就更使他感到了孤單和悲哀。1928年10月，他在一次通信中說：“近來的生活，正同住在荒島上的人一樣，孤寂得可憐”(《通信兩件》)。但他仍然堅持著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一個愛國主義者的立場，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和種種倒行逆施，始終抱著不妥協的斗爭態度，他仍在追隨著時代的潮流前進、探索，并非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

1928年6月，郁達夫與魯迅合編的刊物《奔流》月刊問世了。這個刊物從創刊到停刊經歷了一年半的時間，在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介紹世界進步文學方面，成績卓著。郁達夫除擔當一點編務外，是這個刊物的主要著譯者，在全部十五期《奔流》中，他發表的譯文和作品就有十多篇。他對魯迅先生是敬重的，魯迅先生對郁達夫也有較好的印象，這個時期的合作，使兩人建立了友誼，郁達夫也獲益非淺。

在主要從事文學活動的同時，郁達夫還參加了許多社會活動。1930年2月，他與魯迅等一起作了中國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經魯迅的推薦，3月，他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這些都表明了郁達夫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黑暗年月里，始終是站在革命的進步的陣營一邊，不妥協地堅持著進步的政治立場。

這個時期，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戀愛，應該算是他個人生活中的一件較為重要的事情。郁達夫已經有了家室，如果我們單從道德的角度對郁達夫加以指責，脫離了當時的時代環境，那就難免對他提出更多的苛求。自然郁達夫有他性格上的弱點，但他畢竟不是那種朝三暮四、玩弄女性的浪蕩子弟，在婚姻戀愛問題上，他象當時與他同時代的青年一樣，經歷了舊式婚姻和“五·四”之后個性解放、自由戀愛婚姻的兩個階段，時代的社會的習尚不能不在他的思想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在他追求王映霞時，思想感情是矛盾的、痛苦的，他對孫荃不能說沒有一點感情，但他畢竟不滿于舊式的婚姻。因而，當他突破了道德的藩籬，與王映霞結合，就不能只是用文人無形的陳舊看法來解釋。現代文學史上有好幾位作家在個人婚姻問題上都有與郁達夫相似的情況，對這些情況都應當從五四前后時代風尚和社會思潮的變遷上求得合理的解釋。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戀愛，盡管后來釀成了悲劇，但在當時，對郁達夫思想情緒，還是起到了激勵和鼓舞的作用的。他自述：“閑居了半年，看了些愈來愈險的軍閥的陰謀，嘗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親信的苦味，本來是應該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該沉大江的了，可是這前后卻得到了一種外來的助力，把我的靈魂，把我的肉體，全部都救度了。”(《雞肋集·題辭》)這里說的“外來的助力”，就是說的他與王映霞的愛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我國東北，中華民族面臨著生存危機。但蔣介石反動政府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使祖國的大片土地淪入日寇的鐵蹄蹂躪之下。全國人民發出了怒吼，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郁達夫以一個愛國主義者的高度熱忱，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他寫詩著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滿懷憤怒地抨擊國民黨政府對外實行不抵抗的投降主義，對內實行高壓和獨裁的反革命專制主義。他呼吁文學家用文學喚醒民眾，動員民眾，走上抗日救亡的第一線。在日本留學飽受了民族歧視和屈辱的郁達夫是深知亡國滅種的痛楚的，他在抗戰初期迸發出的愛國熱情，是建立在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十幾年沉痛的經歷的基礎上的。

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留下了郁達夫這時期的一些思想印記。這部小說幾年前就有所構思，但未成篇。他說：“這小說的題材，我是在好幾年前就想好了的，不過有許多細節和近事，是在這一次的滬戰中，因為閱舊時的日記，才編好穿插進去，用作點綴的東西。”(《滬戰中的生活》)作品反映了大革命前后青年知識分子的生活，接觸到軍閥橫行，工人罷工等有時代特色的現實生活，最后作者讓女主人公在“一二八”戰爭中受日本侵略者糟蹋蹂躪而慘死，更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暴行的憤怒控訴。小說一再被國民黨反動派禁止出版發行，顯示出這部小說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但是，從小說全篇看，作者用大量筆墨描寫主人公與其同學的同性戀，與其老師的不正常的兩性關系，甚至使兩性關系的猥褻描寫成了小說的主要篇幅，這就極大地沖淡了小說想要表現的嚴肅主題。作者想要塑造的向上的小資產階級奮斗的女性，又只是從側面加以描寫，顯得很不充實，很單薄，難以給人以完整的鮮明的印象，這些就都成了這部小說的較嚴重的缺陷。

三十年代初期，國民黨反動派對左翼文藝運動實行殘酷的迫害和摧殘。郁達夫雖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文化專制主義和種種罪惡行徑表示了不滿和抗議，但是卻明顯地滋長了消極隱退的思想。他在杭州養病期間，寫了這樣一首詩給王映霞：“一帶溪山曲又彎，秦亭回望更清閑。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隱此間。”這種逃避現實的情緒，與時代氣氛和時代精神相去甚遠了，顯示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發展的曲折歷程。他在杭州休養期間，寫的小說《遲桂花》、《遲暮》、《瓢兒和尚》等等大都是隱逸生活和逃避斗爭的思想情緒的反映。他仿佛象是一個經過長途跋踄的旅人，對繼續向前已經厭倦了，禁不住停下了自己的腳步，欣賞著周圍的湖光山色。小說大都流露出對恬靜的安適的生活的渴慕，甚至帶著看破紅塵，遁入空門，遠離塵世的悲觀厭世的思想情緒。這些思想情緒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迫害，以及郁達夫個人思想情緒的低落，但中國舊文人的那種寄情山水，消極退隱的灰頹思想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小說一般都寫得文筆暢達清新，風格蘊藉、恬淡，節奏迂緩，把散文的一些寫法揉進小說，藝術上有一些獨到的地方。

五

1933年4月25日，郁達夫離開了反文化“圍剿”斗爭的第一線，他曾生活、戰斗了六年的上海，舉家移居杭州。1933年底，郁達夫再來上海訪魯迅時，魯迅曾寫詩勸阻郁達夫移居杭州。詩中魯迅語重心長，誠懇地開導郁達夫，好象是在與老朋友漫話關于杭州的古代史實，自然景物和名勝古跡，實際上是借古喻今，寓理于景，曲折委婉地多方陳說利害，勸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希望他不要彷徨，堅持在反文化“圍剿”斗爭前線的浩蕩風波中吟詠歌唱。

郁達夫并未聽從魯迅的勸導，后來，他以懊悔的心情談及此事：“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郁達夫《回憶魯迅》)這個黨部的先生，就是國民黨黨棍許紹棣，三十年代初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宣傳部長，他所在的黨部曾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就是這個惡貫滿盈的黨棍，以極其卑劣的手段，一手破壞了郁達夫和睦的家庭，使郁達夫含淚忍辱，心靈留下創傷。幾年后，終于導致了郁達夫家庭的悲劇。

在杭州隱居的三年時間里，郁達夫幾乎遍歷了浙江的山水，過著閑散安適，優哉游哉的生活。這段時間里，郁達夫寫了大量的游記，結集出版了《屐痕處處》、《達夫游記》。中篇小說《出奔》是他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主要成果。

郁達夫堪稱寫作游記散文的里手。對于他的小說，早就有人批評并指出它的散漫。在達夫的頭腦里，小說和散文的界限，并不像有些作家那樣涇渭分明，截然劃開的。郁達夫長于描寫湖光山色，他對自然景色有敏銳而細膩的審美感受力，能準確地捕捉住自然景色的特征。雖是自然景色的描寫，卻往往表現出作者的愛國主義的情懷，時而也披露山河破碎，社會動亂的時代氣氛，透出作者的憤激之音。他曾談到自己平生最愛讀散記一類的文字，“而自己試來一寫，覺得總要把熱情滲入，不能達到忘情忘我的境地”(《達夫自選集·序》)。郁達夫很注重散文中要表現出作家的個性，以情滲入，情景交融，以情動人是郁達夫游記作品的一個主要特征。他的小說是抒情的，他的散文也是抒情的。郁達夫在小說創作中，情之所至，常穿插一些舊詩，他在散文游記中，也時常征引舊詩，使作品增加了情韻和文采。在寫作舊詩方面，郁達夫造詣頗深。他一生寫了大量的詩詞，現在已經搜集到的就有五百多首。他的許多小說常借感情的奔涌，一瀉無余，但他的詩詞卻含蓄雋永，非常耐人尋味，呈現出與小說不同的風格，顯示了郁達夫多方面的才思和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郭沫若曾說：“達夫的詩詞實在比他的小說或者散文還好。”(《郁達夫詩詞抄·序》)只有深知郁達夫的郭沫若，才能講出如此透辟的話。郁達夫本色是詩人。自然，就其社會影響和社會作用而言，他的散文和詩詞不能與他的小說相比，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作家，郁達夫畢竟主要是以他的小說而著稱文壇的。

《出奔》是郁達夫所創作的最后一篇小說，寫于1935年9月。小說描寫了1927年大革命前后，一個青年革命者被地主拉攏、腐蝕以至后來覺醒燒毀地主全家而“出奔”的過程。小說揭露了地主董玉林慳吝、貪婪、陰險、刻薄的階級本性，反映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及對革命的破壞，揭示了地主與農民、革命與反革命的尖銳矛盾。小說選擇了革命斗爭的重大題材，主題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啟發作用。作者改變了過去比較熟悉的抒情小說的寫法，以客觀描寫的方法反映生活，顯示了作者創作上的可喜的進展。或許因為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還不那么得心應手，小說在刻畫人物方面存在一些缺點。塑造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方法不多，呈述性的介紹過于冗長，使人物形象缺乏立體感;青年革命者錢時英的覺醒過程層次不夠鮮明，使得他最后放火燒地主房子的行為顯得有些突兀，沒有充分地揭示出人物行動的必然性，因而，使小說情節的進展缺乏內在的邏輯性，這些缺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主題的揭示，削弱了作品的藝術力量。

從處女作《沉淪》的主觀抒情到《薄奠》、《春風沉醉的晚上》的主觀抒情與客觀描寫參半，再到《出奔》的較為冷靜的客觀描寫，我們可以看出郁達夫創作發展的大致的軌跡。在時代的推動和現實生活感召下，郁達夫小說中，現實主義的因素不斷增長，表現生活、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也有所擴展，勤奮地探索和追求，使他的作品不斷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顯示了作者創作上的進步。應該指出的是，《出奔》是郁達夫的最后一篇小說，我們還不能由這一篇小說斷定郁達夫實現了創作上的根本轉變。

1936年2月初，郁達夫接受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招聘，從杭州到福建任省政府參議。到福建后，除了忙于應酬社交活動，便是游山玩水，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消磨在“做官”和“做名人”上，空虛無聊的生活幾乎扼殺了郁達夫的藝術生命。1936年冬天，郁達夫受日本各社團及學校的邀請，去東京講演。這期間，他多次看望流亡到千葉縣鄉下的郭沫若。九年前郁達夫脫離創造社前后，與郭沫若發生齟齬。幾次會見，前嫌盡釋，兩人重歸于好。郭沫若規勸郁達夫：“與其為俗吏式的事務所糾纏，倒應該隨時隨地去豐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郭沫若《達夫的來訪》)郁達夫則勸郭沫若回國，后來，還為郭沫若能返回祖國做了不少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國掀起了抗日戰爭的高潮。7月下旬，郭沫若由日本回到祖國。郁達夫親自到上海迎接。由于受到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感染，郁達夫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心中的愛國主義的烈火又熊熊燃燒起來。1938年3月9日，郁達夫應郭沫若邀請，離福州，去武漢任軍委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愛國的工作。郁達夫多次赴前線慰勞將士，著文表示自己對抗戰必勝的信念，義無返顧地站在抗日斗爭的前列。

正當郁達夫為抗日獻力的時候，他的家庭起了大風波。源頭就是國民黨黨棍許紹棣的插入，使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關系幾達破裂的邊緣。這時郁達夫也失去了冷靜，王映霞因一次爭吵，一氣出走。郁達夫便在漢口《大公報》上發表一則尋人啟事，說：“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的關系，及攜去之細軟衣飾現款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這里有些夸張不實之詞。武漢撤退后，雖有暫時的家庭的平靜，也還是為后來的離散埋下了禍根。

1938年9月底，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電召回到福州，共商抗日對策。年底，便應星洲日報社之邀，偕王映霞及孩子奔赴新加坡。從1938年12月28日抵新加坡，到1942年2月4日離開，郁達夫在星洲生活工作了三年多的時間。郁達夫主要從事編輯《星洲日報》副刊《晨星》、《繁星》及《文藝》副刊的工作，為發展華僑文化事業，培養文藝新人，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熱情和心血。為僑胞的抗日愛國運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用自己那支戰斗的筆，寫了許多雜文、政論，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真賣國的反動嘴臉，鼓舞海外僑胞的抗日熱情，對抗日懷著必勝的信念。這一切都說明，在抗日戰爭中，郁達夫始終站在抗戰和進步的立場上，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者。

到新加坡后，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關系進一步惡化，已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39年3月，郁達夫在香港《大風旬刊》上發表了《毀家詩集》，其中收錄了郁達夫近年寫的二十首舊體詩詞，在每首詩詞后都寫一則紀事，把他與王映霞關系的內幕合盤托出，此事轟動國內外。在這種情況下，王映霞寫了《一封長信的開始》、《請看事實》二文寄《大風旬刊》發表。兩人的關系已經無可挽回，終至協議離婚。1940年5月下旬，王映霞離新加坡回國。關于此事，后來郭沫若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評論，他說：“達夫始終是摯愛著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來他們到過常德，又回到福州，再遠赴南洋，何以終至于乖離，詳細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志上。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著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丑不可外揚’，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丑’。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郭沫若《論郁達夫》)

新加坡淪陷后，郁達夫處境險惡，他輾轉流離，隱名埋姓。1942年5月初，到達蘇門答臘西部高原小市鎮巴爺公務，以商人身份隱蔽自己。因一偶然機會，日本憲兵發現他精通日語，便強迫他到巴爺公務附近的武吉丁宜日本憲兵分隊擔任翻譯，目睹了日本憲兵許多罪行，同時也暗中掩護了不少抗日群眾和華僑。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正當郁達夫歡欣鼓舞，準備迎接抗戰勝利之際，日本憲兵秘密逮捕了郁達夫。9月17日，郁達夫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時年五十歲。

當得知郁達夫失蹤，且已知不在人世的消息后，郭沫若憤然寫道：“假使達夫確實是遭受了蘇門答臘的日本憲兵的屠殺，單只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來上絞刑臺!英國的加萊爾說過：‘英國寧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亞’;我們今天失掉了郁達夫，我們應該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頭子償命!……”(郭沫若《論郁達夫》)

從富陽出生，到南洋遇害，郁達夫在人生的道路上，度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光。從這位杰出的作家身上，人們看到了一系列的矛盾的現象：他對黑暗的現實社會是反抗的、斗爭的，反抗和斗爭幾乎貫穿于郁達夫的一生，但時而也有妥協、逃避的傾向;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內心燃燒著烈火一樣的熱情，但又常常有頹喪、感傷的情緒相伴隨;他在文學上是勇敢的、大膽的，不肯放過自己靈魂中任何一點輕微的顫動，把自己的精神生活毫無顧忌地展現出來，但又常常顯出怯弱和猶疑，甚至于否定自己;他是自信的，有時還帶著一點自負，但又時常為自己自卑的心理所折磨，不相信自己，懷疑自己;他是理智的，但也時常為感情所驅使;他渴望前進，但有時卻又停下了腳步，這一切看來是對立的，竭然相反的性格素質，卻又那么自然地統一在郁達夫的身上，表現在他的作品中，顯出了多側面的不同的特色。在郁達夫所生活的年代，象他這種類型的人或者近似他這種類型的人，是不少的，從特色的突出和鮮明上，郁達夫可以說是他們的代表。他們在“五四”思潮的沖激下，首先覺醒了，懷著個性自由和個性解放的強烈愿望，向壓迫他們的社會，壓迫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喊出了反抗的呼聲，這呼聲是如此地振奮人心，驚醒了更多的人，“他們以為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魯迅《〈草鞋腳〉小引》)。但是，當黑暗勢力撲頭蓋腦地壓下來的時候，他們感到了難以擺脫的孤獨，知道了改造社會，改造中國之艱難，心中充滿了深深的疑慮。這正是那些尚沒有和廣大群眾的革命斗爭真正融為一體的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特征。他們中有些人繼續前進，揚棄了“五四”中所接受的人道主義思想，終于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是這些人的光輝代表。郁達夫在探索和追求的道路上，也曾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但又總是步履艱難，千迴百轉，形成了時而昂揚激越，時而低沉失望，時而信心十足，時而又灰心喪氣兩種精神狀態互相消長的情況。郭沫若指出：“他盡管一直在反抗舊社會，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但總覺得不夠勇敢，不夠堅定，他有時有點逃避的傾向，這是他的短處。但短處是誰也難免的，達夫也頗知道自己的短處，而他卻不是加以掩蔽，文飾，而是加以揭露，更改。自己始終是想更堅強、更勇敢一些，和惡勢力搏斗。他是一位一片天真的人，有時甚至天真到對于敵人也不夠警惕。但我們應該肯定：他是和惡勢力搏斗中陣亡在前線上的一位戰友。”(郭沫若《郁達夫詩詞抄·序》 )

是的，郁達夫是革命的諍友。他是一個杰出的愛國主義者，是一個傾向革命，向往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作為一個作家和詩人，郁達夫是裸露的，透明的。他的一生和整個創作生涯象是一條清澈見底的溪流。關于自己的性格，他曾說過：“因自小就習于孤獨，困于家境的結果，怕羞的心，畏縮的性，更使我的膽量，變得異常的小。”(《水樣的春愁——自傳之四》)進入社會后，受到了民族壓迫和社會的壓迫，反抗的怒火在心中燃燒。他不滿于自己幼年養成的性情，甚至于反其道而行之，以真率和大膽的自我暴露來和那充滿瞞和騙的社會抗爭。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的反抗方式，行諸于文字，形成了他獨特的創作個性和文體，那種以作家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感受為素材，偏于抒情和心理刻畫的自敘傳文學及清麗流暢的文字風格，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表現方法，為開拓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道路，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郁達夫的文學活動時間上跨度較大，經歷了從“五四”起到大革命，再到抗日戰爭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從開始表現青年的苦悶，擴大到反映生活在底層的勞動群眾的不幸，以至描寫革命風暴時期的現實生活，表現重大主題，這種變化顯示了郁達夫在時代推動下創作的發展和思想的進步。“作為一個詩人與理想主義者的郁達夫，是‘五四’巨匠之一。他永遠忠實于‘五四’，沒有背叛過‘五四’。”(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 )他幾十年的探索和追求，為后人留下了富有現實意義的啟示，郁達夫名字將永遠鐫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的創作理應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

注釋

附錄一 郁達夫主要作品目錄

《沉淪》 (小說集),1921年10月15日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為“創造社叢書”第三種。

《蔦蘿集》(小說·散文集),1923年10月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為創造社“辛夷小叢書第三種”。

《小說論》署名郁達夫,1926年1月上海光華書局初版。

《文藝論集》,1926年6月上海光華書局初版。

《寒灰集》(收入《達夫全集》第一卷),1927年6月1日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初版。

《日記九種》,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書局初版。

《雞肋集》(收入《達夫全集》第二卷),1927年10月20日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初版。

《過去集》(收入《達夫全集》第三卷),1927年11月15日上海開明書店初版。

《奇零集》(收入《達夫全集》第四卷),1928年3月1日上海開明書店初版。

《敝帚集》(收入《達夫全集》第五卷),1928年4月上海現代書局初版。

《薇蕨集》 (收入《達夫全集》第六卷),1930年12月上海北新書局初版。

《她是一個弱女子》(中篇小說),1932年4月20日上海湖風書局初版。為“文藝創作叢書”之一。

《懺余集》(小說·散文集),1933年2月上海天馬書店初版。

《斷殘集》(《達夫全集》第七卷),1933年8月上海北新書局初版。

《屐痕處處》(散文集),1934年6月上海現代書局初版。

《出奔》(中篇小說),載1935年11月1日《文學》月刊第五卷第

五號。

《郁達夫詩詞抄》,周艾文、于聽編。1981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

《郁達夫小說集》(上、下二冊),浙江人民出版社編。1982年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

附錄二 郁達夫研究論文、傳記目錄

仲密(周作人)《沉淪》,載1922年3月26日《晨報副鐫》“文藝批評”欄。

錢杏邨《<達夫代表作>后敘》,載《達夫代表作》之后,1928年3月上海春野書店初版。

秀子《郁達夫的思想和作品》,原載1936年3月3日、4日、6日、8日、10日《福建民報·小園林》。

丁易《<郁達夫選集>序》,載1951年7月北京開明書店初版《郁達夫選集》。

王瑤《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史稿》之一節。載1953年11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修訂重版的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一編第三章第四節。

田仲濟《郁達夫的創作道路》,1959年作,載1980年6月山東人民出版社初版《文學評論集》。

郭沫若《望遠鏡中看故人——序<郁達夫詩歌抄>》,1959年10月17日作。載1962年8月4日《光明日報·東風》。

唐弢《郁達夫》,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之一節。載1979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一分冊。

董易《郁達夫的小說創作初探》(上),載1980年9月《文學評論》第五期。

董易《郁達夫的小說創作初探》(下),載1980年11月《文學評論》第六期。

曾華鵬、范伯群《郁達夫評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1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