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翎人物簡歷簡介,路翎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初試鋒芒

從抗戰初期到全國解放的十余年間，在國統區的中心區域活躍著一個特色鮮明的進步文學流派——“七月”流派。他們以《七月》、 《希望》、《泥土》等刊物為基本陣地，以灼熱的情感抒寫在生活的泥土上苦苦掙扎的人民的悲憤和憧憬，刻畫和揭示他們的血淋淋的人生和內心世界。他們把文學創作當作人生的搏斗來對待，那種沉痛激憤的藝術格調，使這個進步的文學流派宛若黑暗蒼茫的原野上的一堆篝火。瀏覽一下這個流派的刊物上所發表的文藝作品便知， 《七月》是以胡風的一首詩打頭的，而到了數年后創刊的《希望》，則以路翎的一篇小說啟卷了。這意味著路翎這個二十余歲的小說新秀，以其磅礴的熱情和豐碩的收獲，極大地提高了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在“七月”流派中的位置。隨著他的一部部短、中、長篇小說的陸續問世，人們紛紛對他的藝術才華贊嘆著、驚異著、議論著、批評著，他是一個頗不寂寞的作家，他迅速地成為國統區進步文學界一個眾所矚目的存在。一位詩人熱情地贊揚道： “路翎無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象力最豐富而又全心充滿著火焰似的熱情的小說家之一。” “路翎從日常生活里釀造了熱情的灼人的傳奇風的酒液” (唐湜《路翎與他的〈求愛〉》，載1947年《文藝復興》四卷二期)。

路翎，原名徐嗣興。路翎是他1940年在《七月》雜志上，發表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以后》首次使用的筆名，自此便以這個筆名行世。他于1923年1月23日出生在江蘇省南京市北明瓦廊，后來長期居住在該市的紅廟四號。這是一個冷僻的城區，到處點綴著舊式的小商店，以及土俗的烤燒餅、烤紅苕的攤販。他的生父趙村民，便是從安徽省無為縣到這里來開一爿小小的布店的。污濁的秦淮河支流從這里默默地流過，它那種頹唐衰颯的景象，令人憶及元代詩人薩都刺《滿紅紅·金陵懷古》的句子： “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路翎滿二歲，生父棄世，路翎便改從母親徐麗芬的姓氏。徐麗芬出身于薄有房產的小戶人家，但她的舅父卻是蘇州的一個封建大家庭。路翎童年時代曾經隨同外祖母到蘇州探親，耳聞目睹舅妗一輩爭分家產，致使一個顯赫的世家風流云散的情景，在他早慧的心靈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又隨外祖母到南京附近的龍潭鎮鄉村探親，在那里接觸過一些農民。他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描寫一個江南大家族的破落， 《平原》中的一些短篇小說描寫農民的苦難生活，與童年時代的這些見聞和感受有著密切的關系。

生父謝世，使這家小小的布店轟然倒塌。1925年，徐麗芬攜帶子女，改嫁湖北漢川人張濟東，張讀過大學，到路翎懂事的時候，他已經在南京政府經濟部主計處當職員了。全家過著坎坷的，有時受失業威脅，有時尚算小康的生活。路翎不滿五歲，即進南京蓮花橋小學附屬的幼兒園高級班。半年后，轉小學部，開始愛好文學。他少年時代，愛讀的古典小說是《三國演義》、《水滸傳》、 《西游記》和《封神演義》。1935年，入江蘇省立江寧中學，常讀具有進步傾向的《文學》雜志和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初中未及畢業，日寇侵華的鐵蹄便降災于江南。

在日軍的瘋狂進攻面前，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不可收拾。華東大地，生靈涂炭，南京城內，風聲鶴唳。上海“八·一三”事變前夕，國民黨政府匆惶西遷首都。八月上旬，路翎全家沿長江、漢水，飄泊到鄂中，在繼父的漢川縣老家駐腳一兩個月，讀到了鄒韜奮主編的《抗戰》三日刊，接觸到該刊所介紹的馬克思的思想。漢川是一個依山、瀕湖、臨江的小城，山水掩映，景色宜人。但是， “寄語石頭城下水”， “無情對面是山河”。這個初中尚未畢業的少年，站立在漢川山城，回望戰火紛飛的江南原野，思念著在血泊中呻吟的南京故里，沉痛地寫了《秋在山城》、 《一片血痕與淚跡》等散文，控訴日寇侵華罪行，傾吐流離失所之恨。后者投寄趙清閣在武漢主編的《彈花》文藝半月刊，旋被采用， “編后記”稱之為“充實兼有力的作品”，為“值得向讀者介紹的佳構”。一個初試筆墨的少年，受到文壇先進的熱情贊揚，無異于為他展示了一派光明。

路翎的文學才能，是受民族的災難和憂患所催發的，這顆早熟的心燃燒著沉痛、悲憤、追求和抗議的火焰。中學的教科書已經不能維系這匹沿長江飄泊千里的馬駒。1937年冬，路翎隨家入川。繼父在經濟部礦冶研究所當會計，他就讀于國立四川中學。這座中學坐落在三江匯流的合川縣，路翎的心靈也象匯聚了涪江、渠江之水的嘉陵江一樣，永無寧靜之秋。他購閱了《聯共(布)黨史》和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等進步書籍，用進步的政治社會思想滋潤自己的求知欲旺盛的靈臺。他對俄羅斯作家那種開闊而豐富的藝術境界心向往之，貪婪地閱讀了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 《罪與罰》，高爾基的《在人間》、 《草原故事》。為了實踐他早年寫下的“我要工作，為抗戰而工作”的愿望，他與同學劉國光(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組織了“哨兵”文藝社，并于1938年夏開始，編輯四川合川縣士紳報紙《大聲日報》的文藝副刊《哨兵》。這個副刊的主要傾向是宣傳抗戰，反對貪官污吏，幾乎每期都有路翎以徐烽、莎虹等筆名發表的文字。他憑熱情和想象寫過一篇小說《空戰日記》，描寫愛國抗敵的飛行員的生活和心理。這大概是他最早的小說試作。旋因文字觸犯官紳，思想反動的國文教員借口他在課堂上偷閱小說，與他尋釁打架。1938年底，他讀高中二年級，便被學校當局開除學籍。

失學是路翎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生活的打擊，并沒有中斷他與文學的因緣，反而加深了這種因緣。既然沒有學校課程的羈絆，這位早慧的少年便更加專注地沉浸在文學的大海之中。他住在重慶李子壩家中，晝夜耽讀法捷耶夫的《毀滅》，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 《被開墾的處女地》。1939年初，他為謀職業，進入了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隊。這個宣傳隊曾經在重慶的劇院演出過老舍的《殘霧》，尤兢的《夜光杯》等戲劇，后來改名為青年劇社。這是后來寫了不少劇本的路翎，和戲劇的最早的接觸。但是，他在同年九月所寫的，卻是短篇小說《“要塞”退出以后》。這是一篇軍事題材的作品，描寫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在抗日前線的要塞撤退中，由怯懦到勇敢的思想轉變過程。它以一種稍嫌浮躁紊亂的筆調，透露了路翎刻畫動蕩環境中人物的起伏不定的內心世界的藝術追求。作為藝術品去要求，這篇小說顯得有些粗糙，因此路翎從來沒有把它收入小說集之中。但是，它卻是路翎的文學道路中的一塊重要的界碑。次年五月，《七月》第五集第三期發表了這篇小說，并列為“新作家五人小說集”的第一篇。路翎從此結織了胡風，當他被嫌疑為思想左傾，無法在三青團宣傳隊立足存身的時候，胡風就把他介紹到陶行知主辦的育才學校文學組當藝友了。至此，路翎走完了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準備階段。動蕩的生活在這顆早熟的心中留下了深切的社會和人生的體驗，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外國進步文學有力地培育、滋潤了他的小說家的靈感，在“七月”流派的文學前輩的鼓勵和提攜下，他的藝術創作力有若嘉陵江的激流，洶涌澎湃，一瀉千里。

二、小說重鎮

當路翎逐漸成長為“七月”流派的小說重鎮的時候，他依然是一個業余作家，依然是一個生活貧困、繁忙和不安定的礦區小職員。這種窮困的生活，使他有機會接觸下層社會的勞苦的人們，使他懷著極大的同情去體驗他們苦苦掙扎的生活和騷動不寧的心境。1940年，路翎由繼父介紹，到國民黨政府經濟部設在重慶北碚區的礦冶研究所會計室當辦事員，干一些記帳、填表格的雜務。家居礦區，有時還下井參觀。 “我時常有機會走過我底附近的這家煤礦。……我看見了它底轟鬧的，紊亂的，拼命求生的景狀，和坐在辦公室里的老爺們底悠閑和漠不關心。”他看到了礦工們住在破敗的工棚，衣衫襤褸或赤身露體，常常用一塊荷葉包著一點粗糧上工，還耳聞目睹了礦坑塌方、涌水、爆炸等慘事。每天晚上，他在昏暗的燈光下伏案疾書，寫出了一篇又一篇反映礦工的悲慘生活和自發斗爭的小說。這些小說在《七月》等刊物上發表的時候，給人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一些評論文章和文學史把他誤傳為“學生出身，當過礦工”的青年作家。《卸煤臺下》描寫一個青年礦工無錢為妻子醫病，在煩愁苦惱中失手打破了飯鍋，便把在山洪暴發時埋進土里的礦上的鐵鍋掘出來自用，因此被工頭逼得神經失常，逐出礦區。作品以酣暢而濃郁的筆墨，無情地揭露和鞭撻了“把人弄得比畜牲還不如”的礦區社會。盡管有的評論家批評他的其他作品把礦區人物的心理描寫得過于知識分子化，但也不能不承認“在《卸煤臺下》這一篇中，他就得到了他的工人生活的作品中最高的成就”(胡繩《評路翎的短篇小說》)。

1942年，是路翎開始進入創作高潮的時期。4月，他寫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說《饑餓的郭素娥》，為胡風編入“七月新叢”。這部小說描寫一個美麗而強悍的礦區勞動婦女郭素娥。她因逃荒遇匪，而被一個衰老的鴉片鬼收容為妻。她渴求好日子，瘋狂地愛著如野獸一般兇猛、冷酷的機器工人張振山。但是張振山“不愿被一個女人纏在褲帶上”，礦區的上層社會也把她視為墮落的女人，最后被丈夫伙同流氓把她燒死、奸死。作者通過一個勞動女性的悲慘命運，寫出了她的肉體的饑餓和精神的饑餓，執意發掘蘊藏在人民心中的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發反抗社會的“原始強力”，控訴了那個“把人燒死、奸死、打死、賣掉”的野蠻社會。路翎獨特的藝術風格，在這里得到充分的體現，正如胡風在該書“序言”中所說，作者“追求油畫式的，復雜的色彩和復雜的線條融合在一起的，能夠表現出每一條筋肉底表情，每一個動作底潛力的深度和立體”。這部小說在國統區進步文學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邵荃麟認為，這本小說“可以說在中國的新現實主義文學中已經放射出一道鮮明的光彩”。他指出： “當我初讀了幾章之后，非常吃驚。路翎的名字在讀者中間還是比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個二十幾歲，連中學都不曾讀完的青年，但是這本書里卻充滿著一種那么強烈的生命力!一種人類靈魂的呼聲，這種呼聲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卻叫出了多世紀來在舊傳統磨難下底中國人的痛苦、苦悶與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覺醒的最初過程。” (邵荃麟《(評)〈饑餓的郭素娥〉》，載1944年《青年文藝》1卷6期)

《饑餓的郭素娥》的問世，使路翎成為一個才華橫溢的多產的青年作家而馳名文壇。他開始重寫現代文學中最長的長篇小說之一《財主底兒女們》。本來他在1940年已寫成本書的第一稿二十萬言，但寄給胡風的原稿在香港戰事中丟失了。他并沒有被這種意外而遺憾的事情挫折了銳氣。讀過《薩克雷傳》的人們知道，當這位英國作家的一部小說原稿，被女仆誤為廢紙，用以生火之后，他二話沒說，振筆重寫。路翎不乏這種“薩克雷精神”，他端坐在昏暗的桐油燈之前，重寫《財主底兒女們》，積三、四年的努力，成八十九萬言的巨著。這時，路翎已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圖書館助理員，與該校講師舒蕪同居一宅，交談政治、文藝道路、馬克思主義。他讀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這兩部巨若對他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財主底兒女們》力求把托爾斯泰的史詩筆觸和羅曼·羅蘭的心靈解剖藝術融為一爐，以酣暢渾厚的筆墨，使大家族的破敗、知識分子的心靈歷程和自上海“一·二八”事變到蘇德戰爭爆發這十年間我們民族的歷史，匯聚成了一股波瀾壯闊的藝術洪流。它的上半部，描寫蘇州巨室蔣捷三一家，在兒女們的守成、叛逆、分化和勾心斗角之中分崩離析;下半部則以蔣純祖為中心，展開了出身于這個破敗世家的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在抗戰期間聚散無常的生活道路和去從岐異的心靈軌跡。小說的背景極為廣闊，七十余個人物的活動場所涉及上海、蘇州、南京、武漢和四川城鄉。作者努力表現人物的心理變化，小說所表現的強烈的內心沖突和銳角式的情緒波折的心理描寫特色，在我國現代小說中頗具獨到之處。 “七月”流派把這部巨著視為本流派在創作上的巨大收獲，胡風在該書序言上作了高度的評價，認為“《財主底兒女們》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甚至有人認為，這部作品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底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書” (魯芋： 《蔣純祖底勝利》，載1984年《螞蟻小集》之四)。

如果說抗戰前期，路翎的小說在《七月》半月刊上發表，時有間歇，那么到了抗戰后期，他的小說在《希望》雜志上已經是連翩而至，常有一期多篇的情形。這表明，路翎作為“七月”流派小說方面的臺柱的地位，已經完全確立。1945年1月《希望》雜志創刊，打頭的文章就是路翎的小說《羅大斗底一生》。5月， 《希望》出版第二期，列出“有‘希望’的人們”專欄，收錄了路翎的《感情教育》、 《可憐的父親》、 《秋夜》、《瞎子》、 《王老太婆和她底小豬》、 《新奇的娛樂》等六篇小說，另載一篇署用筆名“冰菱”的評論。在一期刊物上，集中登載一個作家如此多的小說和評論，是極為罕見的。隨著他在文壇上地位的上升，他的家庭生活也漸趨安定。1943年，路翎重回“國民政府”經濟部謀職，任燃料管理委員會北碚辦事處黃桷鎮管理處辦事員。次年與湖北沙市人余明英結婚，余當時在國民黨中央社電臺任報務員，經濟收入較為可靠。家事略為安定，使作家可以專心致志地開始新的藝術追求。《希望》時期的路翎，在藝術的成熟和精致程度上比《七月》時期略勝一籌。《羅大斗底一生》雖然還保留著那種深度心理描寫的濃重的風格，但它在題材上卻揭示了以往文學很少問津的一個污穢的社會角落和發臭的心靈角落。主人公羅大斗是一個由破落戶子弟墮落而成的游民，他的最高理想是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一個站在街頭上欺凌他人的光棍。但是這個光棍社會也存在著一條以強凌弱的法則，使這個破落戶子弟三番五次地在社會的污泥和心靈的污泥中打滾，無以自拔。小說的“題記”寫道，“他是一個卑劣的奴才，鞭撻他啊!請你鞭撻他!”作者以真摯的義憤，對這種舊制度的渣滓作了無情的審判，使作品具有一種沉甸甸的份量。《王老太婆和她底小豬》在藝術上別具一格，它不是油畫式的作品，而是抒情詩式的作品。這篇小說在《希望》上發表時，排列在路翎小說專欄的第五號的位置，但收入小說集《求愛》的時候，它已經列于卷首了。由此可知，路翎對這篇小說是極為喜愛的。王老太婆是一個孤苦的老農婦，她借錢買了一頭小豬，把自己將來的殮葬用度都寄托在小豬長成收益上，這種要求象“人”一樣死的愿望是值得同情的。小豬在風雨中逃走，她舍命地追趕，跌倒在泥濘里。臨死時，她的心境趨于安寧和溫柔，幻見彩云金光，在這金色的光里，外孫女捧著光潔的大冬瓜向她跑來。這種幻覺的描寫，使作品的社會價值得到升華：泥濘中的這線金光，顯示了這個老農婦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幸福的祈求，但是冷酷的社會把它甩進泥濘中，老農婦生前求之不得，只好在彌留間求之于幻覺了。路翎《求愛》集里的二十余篇小說，皆寫于《希望》時期，其中大多數篇什都帶有蘊藉柔和的美，宛若晨曦，“寧靜而致遠”。當時就有人認為， “如果拿《青春的祝福》(按：路翎在《七月》時期創作的第一個小說集)與《求愛》來作一番比較，那《求愛》就顯得更成熟，更細致，更柔和，更是有生活的實感了。”“讀著這本書，我象是在一個江流邊靜靜地踱著，看那些金色的水花涌起又平伏，有一股郁郁的流，帶著奮激的熱力，在水花底下，也在我的心里靜靜地流過。一些無聲又遒勁的呼喊，一些陽光的從憂郁的云層里透出的喜悅，美麗又溫柔的人性的躍動的詩篇，激動又凝結的人性的詩篇，使我想起了沈從文與契訶夫的許多短篇。但沈從文多松散，契訶夫的憂郁是近乎悲切與嗚咽的，路翎的筆卻有更多凝煉的流質的華采與飛楊著的從無意識的深淵里突發出來的生命的呼喊與神采。” (唐湜： 《路翎與他的<求愛>》)《求愛》是以韻味悠長為人們所稱道的，比起他那些元氣淋漓的作品來，藝術份量是輕倩一些了。這種表面上的退步卻包含著一種深沉的進步：路翎以大批粗豪濃郁的作品確立了自己的風格，又以一批富有筆情墨韻的作品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風格。作者的這種抒情性的現實主義，在他日后描寫朝鮮戰場的佳作《初雪》、《洼地上的“戰役”》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它代表著路翎的未來。因此，路翎，這個二十余歲的小說重鎮，其藝術世界是充實而豐滿的，他對于我國現實主義藝術的多樣化發展，盡了探索者的責任。

三、迎接勝利

路翎是一個關心著祖國的新生的作家，但他深切的體會到祖國的新生，必須經過一番強烈的陣痛。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他曾經寫過一首《致中國》的長詩，這首詩于1948年揭載于《泥土》，表達了他對民族解放事業的殷切而焦灼的期望：

啊 中國/假若能夠 你飛翔/你將飛過荒涼的農村和它的田野沼澤/看看兩個瘦弱的母親怎樣紡線 怎樣喂她底奶兒/你將飛過城市和它的公路碼頭/看看那個老工人怎樣照護他的熔爐 看看血紅的火光/你將飛過破爛的軍營看年輕的兵士怎樣守衛土地/……/那么你呵!為了我們底窮苦和不幸/為了被侮辱的青春和老年/為了祖先底墳墓/為了將來的孩子們底快樂的嬉戲——/只有雷霆的奔馳/才能從地獄中拯救世界!

抗日戰爭的勝利，使路翎歡欣鼓舞。他以新聞剪影的形式，寫了短篇小說《中國勝利之夜》，橫向地展開了四川一個小城的公務員、市民、商人聽到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欣喜若狂的情景。但是他沒有停留在廉價的歡喜之中，他的心還聯系著社會的下層：“我底周圍是充滿了各樣的歡宴;新興的權貴們底豪奢和破落戶底子弟們底豪興。我在這樣的晚上坐在我底房間里，關于我自己，和一切中國底男女們底命運，心里充滿了荒涼的思想。”他同情礦區罷工的工人，憤恨欺榨工人的資產者，他預感到： “現在那些丑惡的英雄們又在用血來掩沒這個中國了。”(路翎：《鄉鎮散記》，載1946年4月《希望》第1集第4期)對這種充滿血和淚的階級對立的形象揭示，成為路翎抗戰以后藝術創作的主旋律。

1946年5月，路翎坐汽車取道劍閣，翻越秦嶺，到達寶雞，然后改坐隴海、津浦線的火車，返回闊別九年的故鄉南京。在顛簸的旅途中，他看到了黃河流域饑餓的土地，流離失所的人群，他看到了荷槍的國民黨士兵驅逐成群的鄉民去修筑碉堡，準備發動罪惡的內戰。他壓抑不住心頭的怒火，感嘆道： “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當他重新踏上南京土地的時候，心情陡然沉重起來： “南京是一個庸俗的、可惡的、臟臭的都城，人們現在在血腥里尋樂，腐臭的鬼魂各各得到附麗與升騰”。他的戀鄉之情化作憤火： “好的，不管你愿意與否，我回來了!我僅僅希望我能夠成為血腥與仇恨的見證人，我要站在你底面前!”(冰菱《從重慶到南京》，載1946年7月《希望》2集3期)在這個統治者以歌舞和酒宴，頌歌與演說，輕輕地抹去了中國人民多年來所流的鮮血的都市里，款待著這位青年作家的是：失業。全家依靠在電臺當報務員的余明英的微薄薪金維持生活。路翎住在電臺機關一間如同鴿子籠一般的宿舍里，一邊哄著剛滿周歲的女兒，一邊揮筆寫小說。直到1947年春，他才重新回到經濟部燃料管理處南京辦事處當辦事員。短篇小說《天堂地獄之間》雖然不是寫他個人的經歷，但那個小職員徘徊于天堂地獄之間，因失業而想自殺，卻紀錄了作者在失業期間的悲憤心境。

然而，路翎并沒有沉溺在個人的悲歡之中，他把筆鋒伸向城市的下層和農村的曠野。他描繪了一些都市小景，展示了一幅官吏貪贓，通貨膨脹，小市民、小商人、小職員在饑餓和死亡線上苦苦掙扎的風雨飄搖的社會圖像。他把深情的眼光投向工人，寫出了他們受欺凌、受壓榨、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慘境遇。《屈辱》寫一個生活得連牲口也不如的鐵廠工人，他在家鄉的父母、妻子被誣為通匪，離鄉避難。他無錢安置家室，致使妻子在廠房臨產。廠主怒斥沖了工廠的運氣，逼他掛紅放鞭炮，在這種百般凌辱的折磨中，嬰兒落地便嗚呼了。《預言》寫一個離鄉別井的女工，向算命先生問卜遠在河南的家人的吉兇。算命先生斷言她與家人天各一方，災禍頻仍，無以團聚，致使她憂心如焚，喪魂失魄，喪生于汽車輪下。國民黨統治區經濟破產，戰禍連綿，滿目瘡痍的情景，都被這些小說透露出來了。自然，由于路翎一直生活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他沒有看到、也不可能寫下我國人民在解放戰爭中昂首闊步的英雄姿態，但他的一些小說或多或少地錄下了這場偉大的人民戰爭在國統區下層民眾心中的投影，盡管這種投影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是顯得模糊的。《學徒劉景順》寫一個失業的學徒，憤慨于有錢有勢的人騎在千千萬萬的受苦人頭上的黑暗現實，想報名當兵，與“勇敢的人群”為伍， “擊倒黑暗的暴虐的統治，為苦難的人們開辟生路”。但他到招兵處報名的時候，卻看到聽到闊人出錢收買壯丁，充當內戰炮灰的情景，因而毅然決然涂去已報上的名字。《饑渴的兵士》寫的是一個因生病而被遺棄的舊軍隊的士兵，他曾經被驅逐去與共產黨打仗，但他以切身的經歷向鄉民宣傳： “共產好，他們分田!”從路翎的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國統區人民的苦難和憧憬，看到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失道寡助、失盡民心。盡管石頭城上依然是長夜漫漫，但人們已經可以或隱或現地體會到一種“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的氣氛。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路翎這個學生出身、當過礦區小職員的青年作家，在抗戰勝利以后極為重視我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村和農民問題。他在以前并非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比如在四十年代初，他寫過一篇很有特色的小說《棺材》。它描寫一對地主兄弟，一個吝嗇得出奇，一個腐化得出奇，因為爭奪一棵祖遺的桐木做棺材，互相攻訐、興訟、斗毆。作品以棺材作為這個垂死階級的象征物，辛辣地諷刺了鄉村財主的兇殘、陰險、霉爛、冷酷，運筆綿密周到，讀來醰然有味。寫于抗戰末期的《王興發夫婦》，堪稱有力的短篇。鄉兵想抓農民王興發去當壯丁，他躲進包谷地去了。當他決心為抗日而從軍的時候，看到鄉兵為非作歹，豪奪巧取，憤而斧劈了鄉兵頭目。這些作品與《羅大斗的一生》、《王老太婆和她底小豬》一樣，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比起他的礦區和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來，還是有所不逮的。

抗戰勝利以后，路翎對農村和農民題材的創作興趣顯然增濃。他在這方面貢獻了一部長篇、兩部中篇和十來個短篇。假若不算早已有所構思的《財主底兒女們》下卷，那么他在這方面的收獲應該說是居于各類題材小說之冠的。1946年春問世的中篇小說《蝸牛在荊棘上》，描寫一個當兵的農民因聽信流言，想離棄自己的妻子。在鎮公所判決的時候，他幡然悔悟，公然怒斥“剝皮吃肉”的劣紳。這部作品以一出愚蠢而原始的悲喜劇揭示了農村中的階級矛盾，但它對女主角的心理描寫有知識分子化的瑕疵。1946年5月，路翎在告別重慶的前夕，寫成中篇小說《嘉陵江畔的傳奇》，主要內容是寫四川青紅幫的流氓騙子哄騙鄉鎮群眾朝山敬香，斂取錢財，農村姑娘王桂香起而反對這種欺騙行為。在路翎的作品中，這種傳奇性的題材和人物是別具一格的。比起這些中篇小說來，農民題材的短篇小說寫得更為真實和深刻有力。 《平原》寫保長帶兵“征”走一戶農家僅有的六斗米，致使他們夫婦反目，咒罵，毆打，妻子遠走娘家，氣急跳河，丈夫把她撈起來，又變得百般溫存，絮絮談起微末可憐的理想。但這時傳來了車站到兵，又須征糧的消息。《易學富和他的牛》寫一個農民妻子病死，賣牛償債。又見那頭水牛悠閑安適，無動于衷，怨它忘恩負義，以石擊傷它的眼睛。旋又抱著牛頸痛哭，與牛相抱著躺在水邊的鵝卵石上，旁人牽拽也不能把他們分開。這些作品以農村經濟破產為主題，社會意義既深，人情味也足，小說人物的情緒瞬息萬變，而作者的行文運筆卻圓轉自然。1948年上半年，路翎在南京中央大學任講師，開設小說寫作課程。實際上是以茅盾、丁玲等現代小說家的作品為例，講授了許多文學概論的知識。在此期間，他創作了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這部小說描寫內地農村一個流氓型的地主和一個笑面虎型的地主明爭暗斗，相互傾軋，又相互勾結，致使處于夾縫之中的農民備受折磨、凌辱和播弄，終于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向地主們進行自發的復仇。作者把農民的精神負擔描寫得過于沉重和難以解脫，他在作品中不斷地鞭撻著佃農張老二的精神麻木和奴性，使之在生活的苦刑中歷盡精神的苦刑，最后才提起斧頭向地主復仇。在這種重重疊疊的暗影和微弱的反抗之光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農民們的階級復仇的火焰。

路翎正式走上戲劇創作的道路，始于1947年。在胡風、石羽、路曦等人的建議下，他在1947年4月至7月，寫出了四幕悲劇《云雀》。 “云雀”指的是女主人公陳芝慶，她長著個性解放的翅膀，想離開家庭生活的卑瑣的泥地，翱翔在個人享受的晴朗的藍空。她玩弄幻想而又被幻想玩弄，她離棄了誠實的丈夫，終于被虛偽的幻想燒死。她的丈夫李立人似乎是一只“海燕”，他對著風雨如晦的天空呼喚： “好罷，讓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罷!”他不滿于腐朽的教育當局，卻又無力搖撼腐朽教育的根基;他把鄉下農夫和他們的子弟當作“唯一的安慰”，卻又不能拋棄身上孤獨自傲的精神負擔。劇本寫到了社會“壓迫太重”，也挖掘了知識分子心靈里的“創痕太深”，在這二者的矛盾交織中，演出了一場性格的和心靈的悲劇。胡風認為， “《云雀》是知識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劇”， “它所宣示的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它們之間的搏斗，是照明了包含著這一類的性格斗爭在內的每一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的。” (《為<云雀>上演寫的》，收入作家書屋1950年初版《為了明天》)這個劇本由南京戲劇專科學校附屬劇團(團長黃若海，解放后曾在電影局當編輯)搬上舞臺，上演一周，場場滿座。這種成功鼓舞了路翎創作話劇的熱情，此后，他便以小說家兼劇作家的雙重身份出現在文壇了。

1948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成功地進行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蔣介石王朝覆滅的時日已屈指可待。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毛澤東： 《將革命進行到底》)路翎身處國民黨統治的腹地，以文藝反映了這種歷史的必然趨勢。1948年底到次年春，他撰寫了散文《危樓日記》。他已看到了人民解放斗爭的曙光，更加無情地鞭撻身邊的黑暗現實：“現在新的、偉大的時代已經鮮明在望，我就有一種愿望，要記下這些破磚、鬼影、泥土、人形、悲哭、歡笑，和舞蹈的萬木底簡略的形態來。”前此不久，路翎曾寫了短篇小說《愛民大會》。作品里的偽縣長為了收買人心，把一位五個兒子都被拉去當壯丁的母親，尊為“民族之母”，召開“愛民大會”。但是這位母親原來幻覺兒子們還活著，一經點破，便撲向長官，要求復仇。群聚起來的百姓一齊怒吼著沖進縣衙門。小說寫出了國民黨政權覆滅前夕，風雨欲來的階級形勢和社會心理，正如《平原·后記》所說： “從這里，可以看到作者底壓之又壓，終于還是爆出來了的悲憤罷。因而，這個象征的短篇，就好象……作者解放以前的全部作品底結語了。”

四、痛苦的新生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筆下滿身血痕淚跡的勞苦人民，成了歷史的主人和新世界的創造者，他為之歡欣鼓舞的心情是不難想象的。幾天后，他出任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為了在五月份轟轟烈烈地開展慶祝勝利的宣傳活動，他在暮春的一夜，趕寫成可以演出四十分鐘的獨幕劇《反動派一團糟》。劇本描寫百萬雄師渡江前夕，國民黨反動派的軍官、特務的驚慌和混亂，氣氛十分熱烈，演出近二十場。不久，他把一篇小說稿改寫成四幕劇《迎著明天》，描寫華東地區一個工廠的工人們在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的鼓舞下，勝利地進行反壓迫、反迫害、反遷廠的斗爭。1949年7月，路翎參加得第一屆文代會，為“文協”會員。他回顧以往文學創作上的得失，這樣寫道：

我所奉獻出來的是我們土地上的陰暗的血跡，而在這解放了的大地上，這是已經快要成為陳舊的回憶了。……

從這樣的道路走來，我底一些原來用作對舊社會斗爭的武器的東西，會慢慢地失去了它們底作為武器的性能罷。到了陽光中，我身上的創疤就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對于過去我無所留戀，我希望在這偉大的時代中，我能夠更有力氣追隨著毛澤東底光輝的旗幟而前進，不再象過去追隨得那么痛苦。 (《在鐵煉中·后記》)

為了表現新的時代、新的人民，路翎于1949年秋，到南京被服廠深入生活，參觀訪問了浦口機車修理廠。他在一兩年間陸續寫了十一篇小說，除了一篇是反映農村的階級動向之外，其余作品都是描寫解放初期工人群眾的生活和思想，描寫他們對黨的深厚感情，他們的優秀品質，他們由農民轉化為工人、由落后轉化為先進的思想狀態。雖然不少作品在藝術的深度上有所缺欠，但它們無不表現了作者追隨新的時代而進行新的藝術探索的可貴熱情。短篇小說《朱桂花的故事》以深沉的筆致，展示了一個受苦受難的農村婦女成為工人后的新的生活面貌。她是那樣樸實厚道，對與自己同過命運的丈夫滿懷深情，又對束縛婦女的所謂“女人不拋頭露面”的傳統觀念有所顧忌，終于在工人姊妹的幫助下，得到丈夫的理解，并且成為一個勞動模范。路翎的筆下的勞動婦女，不再是郭素娥那種“肉體上饑餓”加上“精神上饑餓”的悲劇人物，而是新時代的勞動模范和勞動英雄了。正如他在短篇小說《英雄的事業》中所寫的那樣，新中國的工人不僅能夠填好炸彈坑，醫好戰爭的創傷，而且能夠蓋起大樓，開創前所未有的英雄事業。

五十年代初期，路翎有兩三年是以劇本創作為主的。1950年初，他調到北京，任青年藝術劇院(廖承志為院長)創作組副組長。1952年初，又調到中國戲劇家協會劇本創作室，為創作員。他走南串北，希望盡快地以劇本的形式反映我國經濟恢復時期新的生活面貌。1950年5月，他南下上海，到申新九廠了解紡織工人的生活，回京后寫成四幕劇《英雄母親》。10月，他陪同青年劇院的演員到天津國棉二廠，寫成以工人支援抗美援朝前線的事跡為題材的獨幕劇《軍布》。11月初，余明英攜帶兩個女兒隨機關調京，草草安置一下家室，他就在第二天隨同劇院人員到東北沈陽，訪問準備出國的志愿軍。年底，寫成四幕劇《祖國在前進》。應該說，路翎是我國解放初期一個相當活躍、充滿熱情而又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劇作家。《祖國在前進》，描寫新中國誕生伊始的歲月民族資本家徘徊和動搖于反動勢力和工人之間的兩重性格。某私營紡織廠的經理郭錫和，在到底是興建裝修車間，擴大生產，還是提走資金，與港商勾結，投機牟利的問題上，展開了復雜而又激烈的思想斗爭，終于在工人階級、人民政府以及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幫助、教育和敦促下，艱難地走向愛國主義的道路。這種兩重性格和心理矛盾的描寫，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歷史真實性、深刻性和探索性的。但是，探索者的道路，是那樣崎嶇險峻。這個劇本問世不久，1952年3月，即受到苛刻的批評，被冠上“一部明目張膽地為資本家捧場的作品”的帽子。自此，一條“左”的棍影不時地在路翎的作品的周圍晃動著，但他似乎并不想悔改。

探索者有如跨欄賽跑的運動員，當他面對擋住去路的橫欄的時候，總是發揮健捷的腿力，躍過它，奔向勝利的終點。路翎這個正當“而立”之年的作家，在他創作反映朝鮮戰場上的人民志愿軍戰士的那些小說的時候，已經克服了解放初期作品的簡單和粗糙的傾向，達到了相當成熟、新穎和精致的境界。1952年12月，全國文聯繼續組織作家深入生活，路翎主動要求到了炮火紛飛的朝鮮前線。他在硝煙中分享了粉碎麥克阿瑟的“圣誕節攻勢”的勝利的喜悅，他在戰壕中度過了自己的三十歲生日，他在板門店停戰協定簽字的那一天，踏訪了三八線南北，欣喜地贊賞著一棵受炮火摧殘的老樹重發嫩葉。在朝鮮半年多的時間里，他先后訪問過志愿軍的幾個部隊，到過開城、平壤等地，接觸過志愿軍的一些指戰員，聽到了在幾次戰役中中朝人民軍隊英勇作戰的事跡和戰斗情誼，還和戰士們在前沿陣地的壕溝里躲避過敵機的轟炸。他還到過朝鮮人民家里作客，和他們同桌共餐，欣賞他們的歌唱和舞蹈，聆聽他們傾訴這幾年間經歷的苦難。在戰火硝煙之間，路翎采用報告文學的形式，熱忱地記述中朝人民和軍隊的生活、戰斗和性格，這些文字后來結集為《板門店前線散記》。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后，路翎歸國。9月，第二屆文代會在京召開，路翎被選為作協理事。會后兩個月的時間里，他寫出了反映志愿軍生活的短篇小說《戰士的心》、 《初雪》、《你的永遠忠實的同志》、 《洼地上的“戰役”》和《節日》(已佚)。其中《初雪》是路翎的得意之作，深夜寫畢，他即向夫人余明英說， “夜里我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說”，隨即興奮不已地復述小說的內容。這篇小說描寫志愿軍的司機和助手，奉命從前線附近地區把一批受敵人炮火洗劫的朝鮮婦孺運往安全的后方。作者在一車之間的有限天地、一途之程的有限時間內，把戰士對朝鮮人民的愛與自己的悲慘身世的回憶、對祖國親人幸福生活的聯想交融在一起，較為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戰士的豐富而又美好的心靈世界。《洼地上的“戰役”》以朝鮮姑娘金圣姬和志愿軍戰士王應洪之間的真實、樸素而又微妙的愛情為中心情節，生動地反映了中朝兩國人民用鮮血與生命凝結成的深厚友誼。小說的分寸感很強，既寫出了金、王之間由無私的幫助、共同的戰斗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來的愛情，又寫出了志愿軍戰士自覺地以紀律約束感情，不作兒女之態，在戰火中接受磨煉的國際主義獻身精神。這種感情不是傷感的、穢褻的，而是純潔的、向上的，是能夠給人以健康而美好的心靈陶冶的。在這些小說中，路翎表現出一種善于在如火如荼的戰火中的小插曲里，發掘生活的最高真實，發掘細膩而又深邃的人物內心世界的才能。

遺憾的是，這種才能卻遭到了一場狂風驟雨的襲擊。從1954年5月起，全國幾大報刊載文批判路翎描寫志愿軍生活的幾篇小說，調子逐漸升級。路翎帶著苦惱，于8月，發憤寫成描寫抗美援朝運動的長達五十萬言的長篇小說《戰爭，為了和平》。但是，這部小說已經找不到發表的機會了。11月10日，他不滿于一些批評家“以政治結論和政治判決來代替創作上的討論”，寫出三萬余言的反批評文章《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批評?》。這篇文章在《文藝報》上剛剛連載完，1955年6月，他便被當作“胡風反黨集團”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從此銷聲文壇二十余年，并患了精神分裂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胡風集團案”得到平反。路翎獲得新生，成為劇協會員、作協會員。他描寫抗美援朝運動的小說，重新受到重視。《江南》文學季刊從1981年第2期起，連載了塵封四分之一世紀、佚失了頭兩章的長篇小說《戰爭，為了和平》。小說的第一部描寫戰火紛飛的朝鮮前線，第二部描寫解放初期祖國的沸騰生活，兩相交織，令人深切地體會到，志愿軍戰士“在這冰冷的戰壕里，是為了千千萬萬的人們，為了在這夜里安睡著的人，為了和他家鄉的村莊一樣的那些村莊，為了在鐵路上奔跑的火車，為了燈火通明的城市”。作品以濃墨重彩塑造了一群黃繼光、邱少云式的英雄戰士， 《江南》雜志的編者稱“它是戰斗的頌歌，是瑰麗的油畫，是青春的詩篇”。

重新獲得新生的路翎雖然身體尚未復原，但他的詩人的熱情卻被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干四化的宏偉景象鼓舞和煥發起來了。1981年5月，他參加劇協參觀團，赴山東德州參觀農村經濟改革。歸來后，作“短詩”三題發表于《詩刊》。他的筆下的農村生活充滿生機：公社的果樹園在夏日里吐著芳香，預示著豐碩的收獲;城市和鄉村的生活沸騰著，歡樂和希望在顫動;一個初考取小學一年級的女孩子是那樣歡快與忙碌。重新獲得陽光的人，更懂得陽光的可貴，路翎的心境已是烏云消散，對生活的敏感和激情漸次代替了由痛苦而產生的遲鈍和冷漠。他所寫的新詩，發表者不到十分之一，但多是歌頌人民新的希望。1982年1月在香港《新晚報》發表的《陽光燦爛》、 《鵬程萬里》二詩有云：“因為街頭行走著鄧小平和陳云……”，“中國共產黨牽引著生活前進”，因此“白云寧靜，陽光燦爛”，“鵬程萬里，雄鷹飛翔”。這是一件令人沉思而又值得欣喜的事情：一株繁茂十余年、凋萎二十余年的藝術之樹，重新返青吐翠，在新時代的燦爛陽光之下。

1984年8月

注釋

附錄一 路翎主要著作目錄

《饑餓的郭素娥》(中篇小說),生活書店1943年3月初版。

《青春的祝福》(短篇小說集),生活書店1945年7月初版。

《財主底兒女們》(長篇小說),上卷,南無出版社1945年11月初版;下卷,上海希望社1948年2月初版。

《蝸牛在荊棘上》(中篇小說),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年3月版。

《求愛》(短篇小說集),海燕書店1947年初版。

《云雀》(劇本),上海希望社1948年11月初版。

《在鐵鏈中》(短篇小說集),上海海燕書店1949年8月初版。

《燃燒的荒地》(長篇小說),上海聯營書店1951年5月版。

《平原》(短篇小說集),上海聯營書店1952年1月初版。

《朱桂花的故事》(短篇小說集),天津知識書店1950年10月初版。

《迎著明天》(劇本),天下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

《英雄母親》(劇本),泥土社1951年9月初版。

《祖國在前進》(劇本),上海泥土社1952年1月初版。

《初雪》(小說、報告文學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初版。

附錄二 路翎研究論文要目

胡風《饑餓的郭素娥·序》,載生活書店1943年版《饑餓的郭素娥》。

邵荃麟《(評)<饑餓的郭素娥>,》載1944年《青年文藝》1卷6期,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邵荃麟評論選集》。

胡風《財主底兒女們·序》,載希望社版《財主底女兒們》(上)。

馮亦代《評<蝸牛在荊棘上>》,載1946年《希望》2集2期。

劉西渭《三個中篇》,載1946年8月《文藝復興》2卷1期。

胡風《為<云雀>上演寫的》,收入作家書屋1950年版《為了明天》。

唐湜《路翎與他的<求愛>》,載1947年《文藝復興》4卷2期。

胡繩《評路翎的短篇小說》,載1948年《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文藝的新方向》。

魯芋《蔣純祖底勝利》,載1948年11月《螞蟻小集》之四。

巴人《讀<初雪>》,載1954年2月《文藝報》。

侯金鏡《評路翎的三篇小說<洼地上的戰役>、 <戰士的心>、<你的永遠忠實的同志>》,載1954年8月《新華日報》。

野艾《對一個熟悉的陌生人的問候》,載1981年《讀書》第2期。

錢理群《探索者的得失——路翎小說創作漫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1年第3期。

楊義《路翎——靈魂奧秘的探索者》,載《文學評論》1983年第5期。

錢理群《展示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史詩——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簡論》,載《抗戰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