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人物簡歷簡介,鄭振鐸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鄭振鐸是我國“五四”時期涌現的著名作家、文學編輯和文學史家。從二十年代開始，他就活躍于中國文壇，為建立和發(fā)展我國的新文學而奔走呼號、積極戰(zhàn)斗。他是我國最早的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長期主編過《小說月報》、《文學旬刊》(后改為《文學周報》 )、《文學》月刊、《文藝復興》等重要文學刊物;他幾十年如一日勤奮寫作，寫下了為數極其可觀的、頗具特色的詩歌、小說和散文，外國名著和文學理論的翻譯介紹與評論文字，以及古典文學的研究論著。據初步統計，僅建國前和建國后結集出版的各種作品集和專著，就有二十多種。對于這樣一位在國內外都具有很大影響的老作家，探索其創(chuàng)作道路并作出恰當評價，無疑是必要的。

一、在“五四”社會改革的熱潮里

鄭振鐸，筆名西諦、CT、振鐸、文基、郭源新等，原籍福建省長樂縣，1898年底，誕生在浙江永嘉縣(今溫州市)這個氣候宜人、物產富饒的浙東沿海城市，并在那里度過了少年時代。在他童年，由于祖父在永嘉縣做小官有不薄的官俸和額外收入，鄭振鐸一家雖無恒產，生活過得還算不錯。然而好景不長，祖父和父親因病相繼去世，全家生活頓時陷入了逆境。除了依靠在北京外交部當差的叔父寄些錢回來維持生活以外，鄭振鐸的母親有時不得不做些女紅之類來增加點收入，貼補家用。但對于鄭振鐸來說還算是幸運的：在叔父的支持下，家里想方設法讓他讀完高等小學(在此之前也念過幾年私塾)，接著又考進了溫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上學，并于1916年夏中學畢業(yè)。在這段時間里，因為接觸到和受到中國古典詩詞和古代筆記小說《聊齋志異》等的影響，鄭振鐸也興致勃勃地嘗試過賦詠物小詞，寫筆記小說，只是未敢將它們出示給友朋。不過這也說明，喜愛文學的新苗，已在他年輕的心田開始萌生。

1917年夏秋之交，十九歲的鄭振鐸意外地獲得了升學深造的機會：他考上了交通部主辦的、可享受官費待遇的北京鐵路管理專科學校。這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鄭振鐸束裝就道，告別東南沿海的永嘉縣城，來到燕山腳下的古都北京，寄居在東城他叔父的寓所，過著刻苦而勤奮的學生生活。課余，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政治書刊，也常到東城北京青年會的圖書室借閱有關社會學的書籍和十九世紀以來的俄國文學名著。漸漸地，鄭振鐸同正在北京俄文專修館讀書的瞿秋白、耿濟之，以及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瞿世英(菊農)、許地山等，結成了莫逆之交。他們或在青年會，或借耿濟之的家，朝夕聚首，切磋學術，探討文藝，議論時事，達到無話不談的地步。其中，耿濟之厚重樸實的性格和發(fā)奮學習的精神，許地山豐富的社會閱歷和風趣橫生的談吐，曾給鄭振鐸以很深印象;而瞿秋白的少年老成、學識淵博和才思敏捷，尤其使鄭振鐸欽佩和折服。正是由于這段時間里受到瞿秋白、耿濟之閱讀、譯介俄國文學的薰陶，加上自己對部分俄國名著的涉獵，使鄭振鐸對于以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等為代表的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成為“五四”以后走上文學道路的一個重要誘因。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fā)，標志著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北京學生運動迅猛高漲，大中學校學生紛紛舉行集會、游行。鄭振鐸、瞿秋白、耿濟之和瞿世英，各以本校學生代表的資格，參加北京學生聯合會，投入這場反帝愛國的火熱斗爭。鄭振鐸雖然沒有機會象瞿秋白那樣帶領本校同學參加市里的游行示威，但也冒著被軍閥政府走狗追蹤、捕捉的危險，積極從事聲援被捕同學、參加秘密集會和向群眾宣傳等活動。他還利用放暑假的機會回到溫州從事新文化活動，支持并參加了當地進步文化界創(chuàng)立的“永嘉新學會”。在此期間，鄭振鐸還參加過由無產階級革命先驅李大釗同志主持的秘密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小組活動，沙灘北京大學圖書館等處，曾留下過他的足跡。在當時各種社會思潮和學說紛然雜陳，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觀點力爭擴大影響的情況下，鄭振鐸與瞿秋白等人，常就“社會主義”問題進行熱烈的討論，雖然囿于當時的環(huán)境和條件，對社會主義的了解，猶如隔窗看曉霧那樣，還不能有一個深入、正確的觀點，但鄭振鐸的思想深處，還是對它產生了朦朧的信仰，并且思考著中國社會改革的道路。

同年11月，應北京青年會的邀請，由鄭振鐸、瞿秋白、耿濟之、瞿世英和許地山共同編輯的一個“專供青年閱讀”的綜合性刊物《新社會》 (初為旬刊，后改周刊，共出版了19期)^①正式出版。這是“五四”初期鄭振鐸從事社會改革宣傳的一項重要活動。《新社會》的創(chuàng)辦宗旨，誠如鄭振鐸在《發(fā)刊詞》中寫到的和雜志所標示的，是要探討中國社會改造的方向、“目的”和“手段”，因此，它以討論社會問題，批評社會缺點，介紹社會學說，提倡社會服務為重點。作為《新社會》的主要編輯者和撰稿人，鄭振鐸出力甚多。在不滿一年的時間里，他撰寫和翻譯的各式長短文章，包括政治性論文、社會調查、隨感錄、詩歌、書報介紹等等，總數在三十篇以上，超過旁人而居首位。從這些文字的內容看，雖然夾雜著某些片面的、甚至唯心主義的觀念，總的還是旗幟鮮明地揭露和抨擊了舊社會，鼓吹建立一個民主、科學的新社會。

綜觀鄭振鐸在《新社會》中表達的社會改造思想，下列幾方面是值得重視的：

1.指出中國的現社會已黑暗到了極點，“處處都是不平等，處處都是不自由，處處都是罪惡”，必須徹底改造、而代之以一個“德謨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zhàn)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發(fā)刊詞》、《社會服務》 )

2.認為社會改造和社會服務的急要之著，是眼睛向下，“到田間和工廠里去”，向勞動階級進行啟蒙教育，“灌輸新思想”，因為“我們的希望在將來，在農工的身上”。為此須要注重社會調查，弄清“社會的受病在什么地方，一般平民所最缺乏，最需要的是什么”(《社會服務》、《怎樣服務社會》、《學生的根本上的運動》)。

3.強調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沒落，舉十月革命后的俄國為例，肯定由信奉馬克思的國家主義的勞農階級進行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社會改造的第一步”(《現代的社會改造運動》)。

在他后期寫的《什么是勞動問題?》《中國勞動問題雜談》等文章中，指出欲謀勞動問題的解決，有待“雇傭制度的推翻”;駁斥了所謂中國工業(yè)不發(fā)達，懷疑有勞動問題存在的荒謬觀點;呼吁工人們團結起來，“組織工會，互相聯絡，做歐洲式的大規(guī)模罷工”，以求實現人的生活。

應當說，鄭振鐸的上述觀點，是比較進步和難能可貴的，它與當時某些著名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在《新青年》等刊物宣傳的觀點相一致。其中有些思想，例如《我們今后的社會改造運動》 (載第3號)所表達的，就直接來源于同《新青年》負責人陳獨秀一次談話的啟發(fā)。由于鄭振鐸、瞿秋白等人對“社會改革”的熱烈宣傳，《新社會》在全國的影響不斷擴大，遭致了北洋軍閥政府的忌恨。1920年5月，京師警察廳悍然加以查禁，罪名是“主張反對政府”。《新社會》的編者沒有屈服。鄭振鐸、瞿秋白等決定立即出版《人道》月刊。可惜也只出一期便因經費困難而停刊。鄭振鐸曾為該刊寫了《人道主義》的文章，雖也著眼于社會改造之探索，卻不正確地把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歸于人道主義思想體系，要求社會問題唯心解決的傾向更明顯一些。

鄭振鐸在“五四”初期以非凡的政治熱情鼓吹改革中國社會的時間雖然不長，而且表現出思想上的某種矛盾和迷惘，但對于他后來政治和文藝思想的影響，卻是很重要的。

二、執(zhí)著地推薦、紹介俄國文學、為新文學占領文壇立一基礎

一時代的文學的革新和發(fā)展，往往同社會的面臨某種轉折、發(fā)生急遽變化的形勢密切相關。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西方文化思想的相繼輸入中國，以及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迫使當時的中國先進分子嚴肅思考著拯救國家的問題，也推動著一批具有激進民主主義思想的文化人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就是著名的代表。其時已接觸了新思想新文化，擁護“文學革命”的鄭振鐸，也在努力探索怎樣建設新文學的問題。他十分強調，中國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不能依靠“古典式的，陳陳相因的，大部分為非人的中國文學書”(振鐸《文藝叢談》)，而必須借鑒世界進步文學，尤其是借鑒以“真實”、“平民的”、“人的”文學著稱的俄國現實主義文學。他不僅這樣講，也這樣做，滿腔熱情地投入了推薦、翻譯、介紹俄國文學的活動。

據不完全的數字，1920年到1923年間，鄭振鐸所推薦、翻譯的以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等為代表的俄國著名作家的作品、論文及為此撰寫的“序文”、論著，共有二十多篇(部)。他寫于1920年的兩篇論文： 《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俄羅斯文學底特質及其略史》，除了某些宣傳抽象的“人道的福音”、“愛的福音”的成分，主要是對真實地反映了社會人生，寫出了平民生活的俄羅斯文學的熱情贊揚，而對“非人”的中國舊文學提出尖銳批評。鄭振鐸明確表示，介紹俄國文學的目的，一是為創(chuàng)造新文學打基礎，二是“藥我們的病體”。

由鄭振鐸、耿濟之等共同翻譯的《俄國戲曲集》十種(共學社叢書之一，商務印書館于1921年出版)，是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這篇著名文章中專門提到的、“五四”時期在讀者中頗具影響的“大部”書。其中，鄭振鐸譯有契訶夫的《海鷗》和史拉美克的《六月》兩種，并寫有果戈里等五位作家介紹及“俄國名劇一覽”。1922年7月，鄭振鐸翻譯了俄國作家路卜洵的長篇小說《灰色馬》 (《小說月報》第13卷7號起連載，1924年出版單行本)。這是一部生動地描寫以實行“恐怖主義”作為革命手段和目的的俄國民粹派反對沙皇政權的作品，發(fā)表后引起讀者的注目。沈雁冰、俞平伯、瞿秋白先后為中譯本寫了“序言”、“跋”和評論文章，對作品的時代背景，俄國的社會革命及民粹派之主張，人物性格及其思想傾向，作了較深入的分析。

1923年春夏，鄭振鐸編著的《俄國文學史略》在《小說月報》連載(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這是我國早期較系統地介紹俄國文學發(fā)展概況及主要作家作品的一部專著。全書共十四章，最后一章《勞農俄國的新作家》，是專門請去過蘇聯、熟悉情況的瞿秋白執(zhí)筆的。而在《緒言》中，鄭振鐸再次對俄國文學作了高度評價：“全部的繁盛的歷史至今僅有一世紀，而其光芒卻在天空炫耀著，幾欲掩蔽一切同時代的文學之星，而使之黯然無光”;“在最近的中國，她的作品之引人注意，也比任何國家的文學更甚些”。

俄國文學所以如此受到我國進步作家和讀者的重視，不是偶然的。根本的原因，是十月革命引起的連鎖反應和造成的沖擊波。對此，瞿秋白有一段精當的論述：“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化，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響。大家要追溯他的遠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于俄國，都集于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里，人都想在生活現狀里開辟一條新道路，……于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

瞿秋白這兒說的人們在探索開辟生活的“新道路”，實際上也就是走俄國人的革命道路。自然，鄭振鐸當時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清晰認識，不過他對中俄兩國革命前的社會政治狀況存在著某種相似點，以及文藝應積極反映現實生活等問題，則觀點十分明確。例如，他替耿濟之譯的托爾斯泰《藝術論》^①所寫的“序言”中就說過：“中國現在正同以前的俄國一樣，正在改革的湍急的潮流中”;因而，對藝術決不應高談“唯美論”，而應“把藝術當做一種要求解放，征服暴力，創(chuàng)造愛的世界的工具”。從這一思想出發(fā)，鄭振鐸不僅對十月革命前的俄國進步文學積極紹介，備加推崇，而且對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新文藝政策及其發(fā)展趨勢，表示贊同和關心。

例子之一，是1920年9月鄭振鐸為翻譯高爾基《文學與現在的俄羅斯》一文發(fā)表所寫的“前記”^①，對于高爾基宣布蘇維埃政權將要刊行“世界文學名著”一千五百種的宏偉設想，由衷地表示欽佩，認為：“這是最偉大的出版宣言，使我們與俄國的文學關系，更增親切”;“由此，可以更了解布爾塞維克，知道他們不是‘文化的破壞者’，乃是‘文化的擁護者，創(chuàng)造者’。——無論那一個國家沒有比他更具有擁護的熱忱，與創(chuàng)造的力量的。”

例子之二，是鄭振鐸與耿濟之合譯的《赤色的詩歌》 (一名“第三國際黨的頌歌”)，在1921年《小說月報》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發(fā)表時，鄭振鐸特地寫了一個“附注”，熱情贊頌無產階級政權下產生的這些紅色詩歌“與舊的詩歌完全不同”，“充滿著極雄邁、極充實的革命的精神，聲勢浩蕩，如大鑼大鼓之鎚擊，聲滿天地，而深中乎人人的心中。雖然也許不如彼細管哀弦之凄美，然而浩氣貫乎中，其精采自有不可掩者，真可稱為赤化的革命的聲音。不惟可以藉此見蘇維埃的革命的精神，并且也可以窺見赤色文學的一斑。”

這種要求文學與時代的發(fā)展同步調，與社會的改革相適應，與人民的感情、愿望更一致的觀點，這種強調學習和借鑒俄國(甚至蘇聯)文學，以創(chuàng)造我國新文學的思想，集中體現在鄭振鐸、沈雁冰于二十年代提出并且堅持的“為人生的藝術”、“血和淚的文學”的主張里。

三、“為藝術而藝術”的批判者，“為人生的藝術”、“血與淚的文學”的提倡者

隨著《新社會》周刊和《人道》月刊的被迫停刊，以及五四運動轉入低潮，鄭振鐸的主要興趣和注意力也轉到文學方面來。為了推動新文學創(chuàng)作，介紹外國文學作品與理論知識，提倡科學地整理中國舊文學，鄭振鐸同在北京的幾位愛好文藝的朋友如瞿秋白、蔣百里、耿濟之、許地山等商量，決定做兩件事：出版一個文學刊物，成立一個文學團體。因為經費不易籌集，自辦刊物一時不能實現，他們想借助上海商務印書館之力來進行。適值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菊生與編譯所主任高夢旦來京征求改革意見和訪聘新人，鄭振鐸便與耿濟之登門拜訪。結果，商務當局雖未允另辦新雜志，卻同意將原來主要登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的《小說月報》加以全面革新，并聘請沈雁冰任主編。改革后的《小說月報》 (第12卷第1號起)得到文學研究會成員的全力支持，許多稿件由他們撰譯和推薦，鄭振鐸還擔負了在北京集稿寄滬的事宜。不過它并非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仍屬商務印書館所辦。

至于建立文學團體問題，經過鄭振鐸等的熱心奔走聯絡，1920年11—12月間召開了幾次“文學研究會”的籌備會，推定鄭振鐸起草“會章”，周作人起草“宣言”，并舉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共十二人為發(fā)起人。1921年1月4日，我國第一個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宣告成立。鄭振鐸當選為書記干事，“文學研究會”的會址，即設在鄭的住所：東城西石槽六號。文學研究會雖然是個松散的文學團體，也沒有一個響亮有力的“綱領”，但由于多數會員創(chuàng)作中表現了“為人生”的傾向，而且涌現了諸如沈雁冰、葉圣陶、冰心、許地山、王統照等一批著名作家，所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直有著廣泛的影響。而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按照葉圣陶的說法，主要是鄭振鐸的功績，沒有這位核心人物，未必能結合成這個團體。《〈鄭振鐸選集〉序》這話是有道理的。

1921年春天，鄭振鐸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畢業(yè)，分配到上海火車站下屬的南站當見習生。他對這項工作沒有什么興趣，沒有多久，就應邀擔任了《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的編輯。緊接著，由鄭振鐸主編的《文學旬刊》，作為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也在這年5月10日創(chuàng)刊(后改名《文學周報》，出刊到四百余期方停刊)。同年秋天，經沈雁冰介紹，鄭振鐸也進了商務印書館負責編輯“文學研究會叢書”，同時籌備出版中國第一個專供兒童閱讀的《兒童世界》周刊。

1923年1月，《小說月報》從第14卷開始，由鄭振鐸接替沈雁冰任主編。從那時起，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小說月報》宣告停刊為止，鄭振鐸主持這個大型文藝刊物有八年之久(其間除1927年5月到1928年10月因去歐洲考察和研究文藝，由葉圣陶代理主編)。《小說月報》由于鄭振鐸保持了沈雁冰開創(chuàng)的革新方針，注意團結、吸收一批成名的和新進的作家在自己周圍，不斷發(fā)表質量較高的有影響的作品和論文，內容扎實，文情并茂，所以它一直擁有著廣泛的讀者群。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鄭振鐸和沈雁冰在創(chuàng)立我國早期新文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上，令人注目地提出了“為人生的藝術”、“血與淚的文學”的主張。雖然這主張還缺乏明確的階級觀點，但在當時反對“高興時當作游戲、失意時當作消遣”的文學觀中，卻發(fā)揮了很大的戰(zhàn)斗作用。十多年后，鄭振鐸曾回顧了這段歷史，談到當時“他們提倡血與淚的文學，主張文人們必須和時代的呼號相應答，必須敏感著苦難的社會而為之寫作”。同時，也談到《小說月報》和《文學周報》“這兩個刊物，都是鼓吹著為人生的藝術，標示著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以文學為游戲的鴛鴦蝴蝶派的‘海派’文人們。他們是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的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的。他們不僅推翻傳統的惡習，也力拯青年們于流俗的陷溺與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純正的文學大道”。(《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應當說，這些看法大體上符合“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文學發(fā)展的實際。

要發(fā)展新文學，提倡“為人生的藝術”，首先要反對當時文壇上喧鬧一時的“鴛鴦蝴蝶派文學”。鄭振鐸于1921年間在《文學旬刊》上發(fā)表的許多文學短論和批評，如《思想的反流》、《新舊文學的調和》、《新舊文學果可調和么?》、《血和淚的文學》、《消閑?!》、《中國文人(? )對于文學的根本誤解》等，對打出“為藝術而藝術”旗號，公開宣揚以“消閑”、“趣味”、“游戲”為宗旨的“鴛鴦蝴蝶派”文學，開展嚴肅而猛烈的批評。他義憤填膺地指責那些專以頹廢的情調、陳腐的內容和游戲的筆法作“鴛鴦蝴蝶式的情詩情文”來貽害青年的洋場才子和舊文人是“文丐”。他強調：“在此到處是榛棘、是悲慘、是槍聲炮影的世界上”，“我們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不是‘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冷血的產品”(《血和淚的文學》)。除此以外，鄭振鐸還針對文壇上的復古主義傾向，以及黑幕小說(譴責小說)、武俠小說的流行、泛濫的不良傾向，寫了《論武俠小說》、《譴責小說》、《文藝叢談》等評論進行批評。在他看來，這不光是替新文學的發(fā)展廓清道路所必需，也是直接“關系我們民族的運命”，“關系無量數第二代青年們的思想的軌轍”的問題。

1923年7月，鄭振鐸在《文學旬刊》的“改革宣言”中，進一步談到了文藝上“認清敵友”的問題。他說：“以文藝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與游戲的態(tài)度來侮辱文藝，熏染青年的頭腦的，我們則認他們?yōu)椤當场晕覀兊牧α浚Φ陌阉麄儝叱鑫乃嚱缰?抱傳統的文藝觀，想閉塞我們文藝界前進之路的，或想往后退走去的，我們則認他們?yōu)椤當场晕覀兊牧α浚εc他們奮斗。至于其他和我們在同路上走的人，即使他們的主張與態(tài)度和我們不同，我們還是認他們?yōu)椤选摹！敝灰嬲斫猓诙甏捌冢岢c堅持現實主義的“為人生的藝術”主張，對于我國新文學的順利發(fā)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那么，我們對于鄭振鐸、沈雁冰在文學理論戰(zhàn)線的奮斗，在眾多的論敵面前發(fā)揚著“扎硬寨，打死戰(zhàn)，不退讓，不妥協”的精神，也就絲毫不感到奇怪了。

鄭振鐸對“為人生的藝術”、“血與淚的文學”的提倡，總的說是有著明確而積極的目的：主張同對社會的改造密切聯系。例如他認為，新文藝應當擔負一部分“制造光明”、“改造社會”的責任;它所反映的社會與人生，應“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間”(《光明運動的開始》、《文藝叢談》)。甚至認為：“把現在中國青年的革命之火燃著，正是現在的中國文學家最重要最偉大的責任。”(《文學與革命》)但是，也不必諱言，由于世界觀的限制和思想上受到西方文藝理論的某些影響，鄭振鐸當時對文藝反映人生的理解，也確有片面的、甚至脫離階級觀點從抽象人性看問題的地方。如他在《新文學觀的建設》一文中，批判“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觀以及“只是供人娛樂的”文學觀，強調文藝必須以真摯的感情來打動讀者的心，這是正確必要的。但他同時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否認文學有任何目的性和任何的宣傳教育作用，而認為文學“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然發(fā)生的。它的使命，它的偉大的價值，就在于通人類的感情之郵。……作者無所為而作，讀者也無所為而讀。”^①這就顯然不正確了。不過，類似這樣的觀點，只是一時存在，后來也很少看到。鄭振鐸的“為人生”的文學觀，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而不斷發(fā)展著。三十年代初期，他響亮地喊出了：“偉大的作家們永遠是和偉大的時代相合奏的。最偉大的作品也總是為最廣大的群眾而寫的。”他明確地表示：“力的文學，爭斗的文學，為群眾而寫的文學，刺激的，呼號的，熱烈的文學，這——：乃是我們所需要的!”(《痀僂集·我們所需要的文學》)

四、前期詩歌、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的豐收

“五四”時期作家中，不乏能夠熟練地運用多種文藝樣式從事創(chuàng)作，馳騁于文壇上的作家，鄭振鐸也屬于這樣的一位。從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正是他在詩歌、小說和散文創(chuàng)作方面獲得豐收的一段時間。下面，我們打算分三個方面作一簡要的介紹分析。

鄭振鐸新詩寫作第一次成功的嘗試，應舉出發(fā)表于1919年11月的《我是少年》。在這首被葉圣陶所推崇，認為代表“當時年輕一代人覺醒的呼聲”，也標志著鄭振鐸充滿著“激情”和“活力”的一生(《鄭振鐸選集·序》 )的短詩里，以火樣的熱情，迸發(fā)出了這樣鏗鏘有力的詩句：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犧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我過不慣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慣奴隸的茍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權。……

詩作充分表達了“五四”青年渴望自由，反對茍安，決心戰(zhàn)勝排空濁浪與肆虐狂飚，向光明前進的意志和氣概。今日讀來，仍然有很大的感染力。

1922年出版的新詩集《雪朝》 (為朱自清、周作人、葉紹鈞、鄭振鐸等八人的合集)，收有鄭振鐸三十多首新詩。在這些詩歌以及另外的一些詩作中，同樣比較明顯地反映了五四愛國青年的朦朧覺醒的心聲，他們在追求進步、光明的同時，也流露出一些迷惘和消沉的情緒。比如，一方面是對于人力車夫、工人等勞動者非人生活的深厚同情(《祈禱》、《脆弱之心》、《感覺》)，對于壓迫者、權勢者的蔑視與反抗(《有衛(wèi)兵的車》、《侮辱》、《死者》)，對于“生命之火燃了”，要用革命呼聲沖破沉寂空氣的青年朋友的勉勵(《生命之火燃了!》)對于好友瞿秋白等去蘇聯過“新世界的生活”的羨慕(《追寄秋白、頌華、仲武》)。另一方面，在榛荊滿路、黑暗㳽漫的現實生活面前，又流露了某種迷惘、消沉和悲觀的情緒。如《祈禱》寫到詩人看見工農受苦而“不能說什么，只能合掌地祈禱”; 《自由》認為在人世間根本沒法找到自由，只有在“死之宮”才能找到; 《忘了》一篇宣傳不管是乞丐、工人，還是將軍、富商，在死神面前一律平等，被帶走后“什么都忘了”;小詩《鼓聲》只有短短四句：“‘人生’帶著一面鼓，/一邊走著，一邊打著。/在凄涼的鼓聲中，/他一步步地向墓場走去。”卻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對人生的消極觀點，情調顯得低沉。當然，這畢竟是少數。它出之于當時尚未獲得先進世界觀的鄭振鐸的詩歌中，也不難理解。隨著時局的發(fā)展，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傾向不斷趨于進步。1922年初，湖南工人領袖黃愛、龐人銓領導工人罷工，被軍閥趙恒惕慘殺于長沙城外，引起全國震動。鄭振鐸事后寫了一首詩《死者》，以悲憤的心情控訴劊子手罪行，號召“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為“親愛的兄弟”報仇。詩作表明，在血的事實面前，鄭振鐸開始摒棄他原先樂于宣傳的人道主義觀點。

1925年，英帝國主義在上海南京路制造了“五卅”事件，屠殺為顧正紅事件舉行游行的上海青年學生，全國掀起反帝國主義的怒潮。鄭振鐸積極投入這一斗爭。他與胡愈之、葉圣陶等人，憤于上海報紙對大屠殺不肯據實報道和說公道話，發(fā)起創(chuàng)辦《公理日報》，揭露與抨擊了英、日帝國主義暴行，深受上海各界群眾的歡迎和支持。與此同時，鄭振鐸還將《小說月報》第十六卷七號，編成一個抗議“五卅”事件的“專號”，刊登了朱自清、葉圣陶、燕志㑺、焦菊隱等的詩歌、散文。其中鄭振鐸一人就捷筆寫了六篇：卷頭語、詩四首(《為中國》、《墻角的傷痕》、《我們的中國》和《泥澤》)、散文一篇(《街血洗去后》)。其中《墻角的傷痕》^①一首，尤其滿含著作者的憤激和反抗意識：

這些墻角的創(chuàng)痕——僅留在這大屠場上的創(chuàng)痕呀!它們使我回憶起那一日，那永遠不忘記的大屠殺的一日。/我摩撫著它們，凝視著它們，/似乎一個個創(chuàng)孔，都在汨汨的流著紅血。/掩溢了“無恥”與“懦怯”罷，/沖掃了“暴力”與“蔑視”罷，/這血，這無辜者的紅血!/仿佛，這些創(chuàng)孔，又漲大了，漲大了，/每個創(chuàng)孔中似都現出一個無辜者的痛楚的臉。/他們的口在伸訴些什么?/他們的眼在凝望著什么?/后死者呀，后死者呀，/你們將何以慰他們?/將何以使他們安心的瞑目?

左聯作家阿英談到這時期的作品時認為，鄭振鐸、葉紹鈞反映“五卅”事件的詩歌與散文，標志著創(chuàng)作傾向一個轉變：“約略的說，是從反封建的重心移到反帝國主義的重心，從激昂的反抗到相對的肉搏，從對現狀的不滿到憤怒的抨擊，從個人主義的觀點到反個人主義的立場。”(《現代十六家小品“序”》)確實，這種從反封建的重心到反帝國主義的重心的轉移，成為鄭振鐸以后詩歌創(chuàng)作主題和內容的一個顯著變化。這在他出版于蘆溝橋戰(zhàn)爭爆發(fā)不久的詩集《戰(zhàn)號》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全集二十多首詩中，除第一輯幾首作于1925年，屬于“五卅”時期的歌，其余均寫于“一·二八”戰(zhàn)役及蘆溝橋戰(zhàn)爭之后，主題也只有一個——抗日。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歌頌了在淞滬戰(zhàn)爭中犧牲的抗日烈士，他們迎著敵人炮火呼嘯前進，傷痕永不在背上;歌頌了堅守崗位，“天神似的立在吳淞口斷垣危壁之下”的哨兵;歌頌了珍惜“武士的人格與光榮”，以自殺抗議國民黨屈辱的退讓政策的豐臺士兵;也歌頌了步兵、馬隊、機關槍手、飛機師共赴國難、英勇殺敵的精神。《祈戰(zhàn)死》一首，感人地抒寫了他們誓死報國的悲壯氣概。而在《回擊》中，更其明確地表達了詩人的抗戰(zhàn)意志：

茍安的和平是一條死路，/忍辱的退讓是一種罪惡。/以鐵來回答鐵的呼嘯，/以血來回答血的渴望。/“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抗戰(zhàn)才是一條活路，……

值得注意的是，鄭振鐸在《吊平津》一詩中，嚴厲責問了實行不抵抗主義、丟失平津的國民黨政權：聽任日寇蹂躪國土和殘殺人民，“我們還是有國之民呢，還是無保護之民?”

如果說，“五四”時期的鄭振鐸還在單純地相信“詩歌是人類的情緒的產品”，認為只要作者在現實中有了強烈感觸，不管喜怒哀樂，“真率”、“質樸”地表現出來即可以，因而給人一種感覺，衡量詩歌的高下好壞，情緒是否真摯懇切成為關鍵，而理智的道德的因素是無關緊要的，那么，隨著時間的推進和認識的發(fā)展，使他進一步懂得，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真摯熱烈的情緒固然重要，但只有與表現時代精神和人民的意志結合起來才有意義。《戰(zhàn)號》可算得這方面的一個成果。

鄭振鐸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發(fā)表的短篇《驚悸》^①從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他有好幾個小說集問世，例如《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

鄭振鐸于1928年初版的第一個短篇集《家庭的故事》，收有作于1923—1927間的十五個短篇^②。除《淡漠》、《病室》兩篇外，均以我國南方舊家庭的日常生活故事為題材，按照作者的說法，寫的是“將逝的中國舊家庭的片影”或者“積影”。(《家庭的故事》自序)。從作品的內容情節(jié)看，描寫可能有幾分是作者所經歷或熟悉的，不過并非“舊事的紀實”，人物的塑造也已經過典型化;從作品流露的思想傾向看，雖然作者對這種行將從社會消逝的舊家庭表現出某種眷戀的情緒，但在客觀上，它卻起了替舊家庭唱挽歌的作用。

《淡漠》寫于1923年，屬于最早創(chuàng)作的短篇之一。它描寫兩個五四時代青年男女學生文貞與芝清，志同道合而掙脫原有婚姻的束縛，實行自由戀愛。但由于彼此對“人生目的”的看法、態(tài)度不同，以及文貞把戀愛看得超過一切，過于理想化，因而不免釀成悲劇。同居的開始也就是分手的起點。文貞對經過生活磕碰，變得現實、世故和隨波逐流的芝清不滿，由摯愛而淡漠、消沉、悲觀，以至幻滅，認為彼此已生活在“兩個絕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應當承認，《淡漠》塑造的這兩個典型人物，在五四初期是有其現實意義的。《病室》一篇的引人注目，在于它通過秋迂等幾個青年冬夜圍爐，回憶遠方病友由幸福轉入絕望的家庭生活變化的描繪，宣傳了所謂“人生真是渺茫，真是不可測”這樣一個帶有唯心色彩的哲學命題。以致這段回憶結束時，凄然的氛圍彌漫全屋，使原來氣壯如虹的子通，高叫著人生就是“不斷的向前進”，“有什么不可測的?”也受到感染，露出了悵然的神色。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現象，它們的出現，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對于一個具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人來說，不難做到正確地去認識和對待。《病室》中所反映的“人生渺茫”、“禍福無常”觀點，無疑是當時處于探索人生過程中的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真實思想寫照。

短篇小說《五老爹》、《王榆》、《三年》、《三姑燕娟與三姑丈》、《九叔》、《五叔春荊》、《趙太太》等，是鄭振鐸1927年旅居巴黎期間一口氣寫出的，它們大多在《小說月報》上發(fā)表過，后收入《家庭的故事》短篇集。在這些作品中，鄭振鐸以細致、熟練和生動的筆觸，描繪了舊家庭里人與人之間種種利害關系，不同的處世哲學和思想道德觀念，包括親屬、朋友、主仆之間互相依存、互相矛盾的關系，男女愛情和婚姻問題上反映出來的新舊觀念的激烈斗爭;同時，也塑造了眾多傳神的、性格迥異的人物形象。例如，這里有忠厚豁達、窮通知命，一生靠投奔富裕親戚“謀衣食”的五老爹;有地位“介乎傭人和親密的朋友之間，”信守傳統禮儀，耿直盡責的王榆;有忠厚無能，遭人欺弄，以致把偌大一筆祖?zhèn)鳟a業(yè)敗得精光，在窮愁中掙扎到死的三姑丈和修和三姑燕娟;有“飯碗”常敲破，寄食大哥家，“無足輕重，而又為人人眼中釘，心中刺”，但后來突然發(fā)生轉變，交了“好運”的九叔;等等。都寫得比較真實和感人。此外值得提到的，是《三年》中描繪的十七嫂這個人物。一個原先活潑美麗的姑娘，嫁后三年，在可怕的封建迷信思想摧殘下，成了“活死人”。其原因呢，就是由于應了算命人的所謂“尅死”公公、兒子的“預言”。《三年》是射向當時比較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的一發(fā)炮彈。《家庭的故事》的出版，曾得到葉圣陶、老舍等友人的支持。誠如鄭振鐸自己說的：在當時“革命與戀愛兩大批出版物”中，有這樣一本略帶“懷舊”性質的小說集問世，不是沒有意義的。(《家庭的故事》自序)它與鄭振鐸大力鼓吹的“文學為人生”的主張，也并不相違背。

寫于三十年代初的《取火者的逮捕》，是鄭振鐸創(chuàng)作的第二部短篇集。全集包括《取火者的逮捕》、《亞凱諾的誘惑》、《埃娥》、《神的滅亡》四篇。各篇故事相銜接，合在一起就是一部長篇小說。鄭振鐸對于希臘神話本來很感興趣。1927年旅居英國期間，就研讀、譯述過希臘神話傳說中膾炙人口的幾十段故事，陸續(xù)寄給《小說月報》發(fā)表，旋即匯合出版了《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戀愛故事》^①。《取火者的逮捕》是鄭振鐸于北平燕京大學執(zhí)教期間所作。它們的“題材只是一個，那就是：描寫‘神’的統治的橫暴與歌頌‘人’的最后勝利”。(《取火者的逮捕》新序)它塑造了人類好朋友普洛米修斯的高大形象——是他，將天上的火竊給人類，因而受到諸神之父宙斯的殘酷迫害，但這也沒能使他屈服，最終滅亡的恰恰是堅決與人類敵對的神之族。《取火者的逮捕》的現實針對性較為明顯：它是要借諷刺、批判、否定以宙斯為代表的神權統治，來諷刺、批判、否定倒行逆施、正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進行白色圍剿和屠殺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尤其是，《神的滅亡》一篇發(fā)表后，有人認為構思過于大膽，跡近荒唐無稽。但讀者倒是可以從中看到，作者對人類必定戰(zhàn)勝神之族的前景，抱著不移的信念。這一信念或預言，是由歷史來加以證實了。不過，小說也有一個缺點，把普羅米修斯也寫成最終與諸神一起滅亡。在建國以后重新出版時，鄭振鐸對此作了必要的修改。

鄭振鐸創(chuàng)作的第三部小說集《桂公塘》 (包括《桂公塘》、《黃公俊之最后》和《毀滅》三個中篇)，是他于國民黨政府對魯迅為首的進步的、革命的文藝界加緊“圍剿”的1934年間寫成的。由于客觀環(huán)境的險惡和覓取現實題材所受的限制，鄭振鐸決定利用自己豐富的史學知識，來從事歷史題材的小說創(chuàng)作。上述幾篇作品，正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事實說明，這種題材的小說寫好了，它們在運用借古諷今、借古喻今的獨特方式給讀者以思想和美感的教育方面，效果決不比某些現實題材的作品來得遜色。三篇作品中，《桂公塘》截取了文天祥的一段生活經歷，形象地突出他矢忠于宋王朝，同蒙古入侵者勢不兩立的立場與態(tài)度，諷刺和批判了國民黨政權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黃公俊之最后》比較細致地描寫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狂飆，是如何震撼、席卷了古老中國的黑暗大地，以致使下層群眾，包括富有民族氣節(jié)的文人黃公俊聞風往投，直至慨然就義不變初衷!而《毀滅》則以明末兩個權臣馬士英、阮大鋮作為勾勒和鞭撻的重點，他們狼狽為奸、為保全身家性命不惜投敵的可恥行為遭到萬人唾棄，到頭來不免于“毀滅”。其中，根據文天祥的《指南錄》記述敷演而成的《桂公塘》，具有較大的影響。南宋德佑二年，剛任右丞相之職的文天祥，舍身赴國難，親自與南侵的蒙古族統治者議和，結果被俘，旋于押解途中設法潛逃。他原擬在揚州一帶率領各路義軍抗敵，但遭地方見疑被放逐。文天祥為報國失去良機而悲憤無已。《桂公塘》比較成功地刻劃了文天祥、杜滸等忠貞報國，生死榮辱在所不計的典型性格和內心活動;同時，它“借古喻今，從反面諷刺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對日本軍閥的侵略步步退讓，到了談虎色變的地步”(茅盾： 《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圍剿’和反‘圍剿’——回憶錄‘十七’》)。《桂公塘》1934年4月在《文學》發(fā)表后，曾引起魯迅的注意，他在讀后指出，寫法上欠活潑是一缺點。

散文，由于它可以自由地抒寫對生活、自然的感受，形式不拘一格，內容生動廣闊，所以成為五四以后發(fā)展迅速的一種文學樣式。1935年，郁達夫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曾從1917——1927年間發(fā)表的大量名家散文中，選出十六家約一百五十篇散文編成厚厚的一本。收得最多的要算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其中，也收有鄭振鐸的兩篇： 《蝴蝶的文學》、《離別》，郁達夫且作了扼要的評語。這說明，鄭振鐸的散文創(chuàng)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同樣占有一席之地。

導致鄭振鐸愛國主義思想感情進一步升華的觸發(fā)點，是1925年“五卅”慘案的產生。鄭振鐸作于“五卅”以后的一組散文《街血洗去后》、《迂緩與麻木》、《六月一日》和《止水的下層》，集中地表達了他對帝國主義殺人兇手的無比仇恨，對飲彈南京路上的死難者的深切悲悼，對某些國民的怯懦、麻木和冷酷的痛心和鄙視，對工農大眾在血的教訓下趨于覺醒的殷切期待。鄭振鐸曾經懷著難以抑止的愛國主義感情寫道：“無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腦中，永遠是紅紅的洗滌不去。”(《六月一日》)昭示每個有民族良心的中國人牢記英帝國主義欠下的這筆血債，令人印象深刻。但另一方面，他以偏激的情緒，把民眾說成是“一泓止水”，是“最自私的”、近視的，“一絲一毫的反抗思想和前進意志都沒有”，(《止水的下層》)這種觀點，顯然不符合當時廣大工農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起從事革命斗爭的實際。

出版于1927年初的《山中雜記》，是鄭振鐸第一本散文專集。實際上，這是一本游記，它以寫莫干山的避暑見聞為主，由十篇短文組成。從這組文章的內容看，誠然沒有反映重大的事件或高深的思想，只是一個初登莫干山的游客的山居雜記或通信，所記的也是些日常生活見聞。但鄭振鐸卻以自己特有的充沛的感情，流暢自然的筆觸，對山上清幽可人的自然景色，饒有興味的風土人情，娓娓寫出，抒情中有感懷，敘述中有議論，不由不吸引住了讀者。其中《蟬與紡織娘》一篇，描繪山中夏蟲夜鳴如樂隊合奏的情景，觀察細致，想象豐富，文字優(yōu)美，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試引一段如下：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系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著自己滿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曲，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之歌。無論聽了那嘰——嘰的曼長聲，或嘰格——嘰格——的較短聲，都可同樣的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復雜。但無論紡織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凄抑卻都是一樣的;它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它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遠而凄迷，低徊而愁腸百結。……

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鄭振鐸因為參加了游行集會和書面抗議的活動，有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的危險，乃在朋友們和岳父高夢旦的勸告、安排下，決定到法、英等國作短時期的文化考察。他在1932年出版的散文集《海燕》中的大部分篇幅，便是于赴法途中所作。七篇短文中，既有對海上生活種種的見聞散記和即興抒發(fā)，也包含著對離別祖國、家鄉(xiāng)、親人的難以言說的愁緒和惆悵。特別是曾經得到郁達夫稱賞的《離別》一篇，一方面，是毫不掩飾地敘寫了一對相互摯愛的年輕夫婦的難舍難分的離情;另一方面，又真切地表達了鄭振鐸的去國出于無奈，對祖國、工作無限眷戀的心情。他一顆灼熱的心尤其向著為祖國光明前程而奮斗不息的勇士們：

我不忍離了中國而去，更不忍在這大時代中放棄每人應做的工作而去，拋棄了許多親愛的勇士在后面，他們是正用他們的血建造著新的中國，正在以純摯的熱誠，爭斗著，奮擊著。……

然而我終將在這大時代中工作著的，我終將為中國而努力，而呈獻了我的身，我的心;我別了中國，為的是求更好的經驗，求更好的奮斗的工具。暫別了，暫別了。在各方面爭斗著的勇士們，我不久即將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你們當中了。

鄭振鐸所衷心欽佩的為建造新中國而流血的勇士，顯然是指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革命戰(zhàn)士。嚴酷階級斗爭的事實，使鄭振鐸逐漸認識清楚哪一種政治力量才是中國之希望所在，從而也跟著投身進去。事實表明，他后來是以自己獨特的工作方式、斗爭方式來實踐自己的諾言的。

這番為期一年多的歐洲三國之行的經歷與感受，鄭振鐸后來在正式出版的《歐行日記》 (主要是旅法期間的一部分)中，有較為詳細的記敘。雖然是日記片斷，原先又不打算公開發(fā)表，卻是了解、研究鄭振鐸這段時間生活、工作和思想的珍貴資料。

在《海燕》集中，《蝴蝶的文學》、《宴之趣》和《黃昏的觀前街》三篇，是屬于另一類的。其中，作于1929年春天的《黃昏的觀前街》，也是值得一讀的佳作。它把東方威尼斯——蘇州觀前街的繁華夜市和人們蹓跶時的賞心悅目神態(tài)，寫得如此生動、富有詩意和令人神往：

半里多長的一條古式的石板街道，半部車子也沒有，你可以安安穩(wěn)穩(wěn)的在街心踱方步。燈光耀耀煌煌的，銅的，布的，黑漆金字的市招，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頭上，一舉手便可觸到了幾塊。茶食店里的玻璃盒，亮晶晶的在繁燈之下發(fā)光，照得盒內的茶食通明的映入行人眼里，似欲伸手招致他們去買幾色蘇制的糖食回去。野味店的山雞野兔，已烹制的，或尚帶著皮毛的，都一串一掛的懸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眼前，那香味直撲到你的鼻上。……你白天覺得這條街狹小，在這時，你才覺得這條街狹小得妙。她將你緊壓住了，如夜間將自己的手放在心頭，做了很刺激的夢;她將你緊緊的擁抱住了，如一個愛人身體的熱情的擁抱;她將所有的寶藏，所有的繁華，所有的可引動人的東西，都陳列在你的面前，即在你的眼下，相去不到三尺左右，而別用一種黃昏的燈紗籠罩了起來，使它們更顯得隱約而動情，如一位對窗里面的美人，如一位躲于綠簾后的少女。

寫于1934年的一組總題為《西行書簡》 (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單行本)的游記式散文，內容包含了鄭振鐸兩次沿平綏路作短期旅行，察考沿途地區(qū)文化、藝術、古跡的見聞。作者以廣博的知識，細致的觀察力，熱烈的感情，生動的文筆，記敘了大同、云岡、百靈廟、包頭等地的宗教勝跡、造型藝術成就，以及有關的風土人情、社會經濟面貌。其中，《大同》、《云岡》、《口泉鉦》、《大同的再游》、《百靈廟之一》、《百靈廟之二》、《昭君墓》、《包頭》等篇，為讀者提供了不少西北歷史文化藝術和現實的真實情況，今天讀來，也還是能給人們以啟發(fā)的。

綜觀鄭振鐸的前期創(chuàng)作，有以下兩點特色：

1.從思想內容上看，隨著他政治上的不斷前進而有發(fā)展變化。從“五四”時期站在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角度來反帝反封建，反映時代精神，進到“五卅”以后，特別是“四一二”以后，開始用階級觀點看問題，認識文藝不能脫離現實政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推翻舊制度的斗爭，因而在創(chuàng)作題材、主題的選擇和人物的塑造等方面，都比過去顯得不同，意境有所擴大，開掘有所加深。這種傾向在詩集《戰(zhàn)號》、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散文《向光明走去》，獨幕劇《春的中國》中都可看到。

2.從藝術風格上看，感情的熱烈奔放和真摯;敘寫上的剛健、明快，富有氣勢和抒情味;文字的講求達意和生動，反對晦澀、堆砌和裝腔作勢，不很注意煉字和煉句;表達形式的不拘一格，反對各種人為束縛;……這些，大致構成了鄭振鐸前期創(chuàng)作和文章的藝術風格。自然，鄭振鐸的這種文風的形成，又是同他的個性和思想特點，同時代所提倡的文風，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

五、古典文學整理和研究領域的辛勤耕耘者

我國的新文學是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一部分，是當時現實生活的直接產物，但它同長達幾千年之久的古典文學之間，卻存在著某種不能割斷的繼承關系。正因為如此，一些“五四”作家在開始雖也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地位和作用抱有某種偏激的貶低甚至否定的情緒，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于用科學方法整理和研究古典文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深的認識，并見之實際行動。鄭振鐸即屬于其中的一位。

早在1921年1月，革新改版后的《小說月報》第12卷1中，鄭振鐸便著文，把整理中國的文學，當作現在中國文學家兩項“重大的責任”之一(《文藝叢談》)。這個觀點，同沈雁冰在同期發(fā)表的《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所說的，“中國文學變遷之過程則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也是完全一致的。自然，這兒所說的“整理”，同有些反對新文學的“整理國故”論者的看法全然不同，按鄭振鐸的說法，就是：“采用已公認的文學原理與關于文學批評的有力言論，來研究中國文學的源流與發(fā)展”(《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避免牽強附會的論調。

鄭振鐸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整理和研究，歷時彌久，著述甚富，成果顯著，下面僅舉其犖犖大者，作一簡單評述。

1.二十年代編撰出版的《文學大綱》 (曾在《小說月報》連載三年之久)，是當時在我國讀者中頗具影響的一部介紹世界文學的著作。其中論述中國歷代詩歌、戲曲、小說及其作者的十多章，全是由鄭振鐸選材撰寫、增添進去的。而作者的一些創(chuàng)見，在有關戲曲的幾章中比較明顯。如第十五章談中國戲曲形成較晚、發(fā)展緩慢的原因，對關漢卿、王實甫名作《竇娥冤》、《西廂記》的高度評價和細致分析，第二十六章對孔尚任《桃花扇》一劇題材的社會意義及其藝術成就的充分肯定，等等。

2.有感于原有的文學史著述，對中國作家的生卒年均不加注意和作明確記載，給讀者和研究者造成諸多不便和困難，鄭振鐸在夫人高君箴協助下，廣泛搜集資料，編寫了《中國文學者生卒考》 (附略傳)，《小說月報》自15卷1號起連續(xù)刊登。上自漢代賈誼、司馬相如等開始，下至清末，原計劃一年完成，后因故中止刊載。前后七期共介紹了三百八十三位中國文學家的生卒年及其略傳，它有益于文學愛好者及研究者，也有助于后來鄭振鐸從事于中國文學史的著述。兩年后，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了這本經作者補充和訂正的《生卒考》，算得是早期的“中國文學家辭典”。

3.為了倡導中國文學的研究，先后在《小說月報》 (17卷號外)及《文學》 ( 2卷6期)上主編過兩期規(guī)模頗大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前者共刊登專家學者撰寫的各式論文六十七篇^①，象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梁啟超的《釋四詩名義》、陸侃如的《宋玉評傳》、劉大白的《中國舊詩中的聲調問題》、吳瞿安的《元劇略說》、張友鸞的《西廂的批評與考證》、沈雁冰的《中國文學內的性欲描寫》等等，都是有一定學術見解和分量的文章。其中，鄭振鐸發(fā)表的長短論文有十三篇之多，重點在對小說、戲曲、民間故事的研究上。他的論文《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對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和方法發(fā)表了自己的雖然未必成熟的看法(例如，主張用“進化論”來研究中國文學的演變，等等)，但有一點值得肯定，即對于中國文學研究之“極不發(fā)達”，尚未走上“正軌”感到不滿，呼吁有更多學者去致力“墾殖”這塊肥沃的“大荒原”，用科學的觀點，寫出系統的研究專著來。

1934年，鄭振鐸在北平再次為《文學》主編一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刊載論文三十七篇，內容同樣豐富多彩。其中有魏建功的《中國純文學的姿態(tài)與中國語言文字》、郭紹虞的《中國詩歌中之雙聲疊韻》、朱自清的《論“逼真”與“如畫”》、李嘉言的《韓愈復古運動的新探討》、龍榆生的《蘇門四學士詞》、趙萬里的《散曲的歷史觀》、吳晗的《歷史中的小說》等。鄭振鐸為這期專號一共寫了九篇文章。而從資料的翔實、立論的新穎、傾向的鮮明等方面看，不能不提到《元明之際的文壇概觀》、《元代“公案劇”發(fā)生的原因及其特質》、《凈與丑》幾篇。魯迅讀了這期專號，曾寫信給鄭振鐸，說它“內容極充實，有許多是可以借以明白中國人的思想根柢的。”魯迅也幾次向茅盾談到這期專號，表示滿意。

4.1932年出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是鄭振鐸在北平執(zhí)教期間潛心寫成的一部大型專著(全書六十四章，近八十萬字)。他之所以花費大量心血來寫這部書，是鑒于出版的一些文學史書不盡令人滿意：不是資料不全，許多應該論述的重要文學流派和現象未加觸及，便是從陳舊的正統的文學觀念出發(fā)，只注意士大夫文人的詩歌散文作品，而忽視扎根在人民中的在文學史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文藝樣式和作品，因而決心編寫出一部“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文學史書來，供一般讀者閱讀。作為一家之言，鄭振鐸的這個愿望基本上得到實現。該書的特色表現在以下幾點：內容更為豐富全面，除諸家所關注論述的有代表性的詩歌、散文以外，又認真補充進了大量的新材料，象唐、五代的變文，宋、元的戲文與諸宮調，元、明的講史與散曲，明、清的短劇與民歌，以及寶卷、彈詞、鼓詞等，約占全書三分之一以上。分期不襲舊說，而是就文學史自然進展的趨勢，分為古代、中世及近代三期。每章又大抵以某一文學運動，一種文體或一個文學流派的起落興衰來劃分和論述。附入珍貴插圖一百七十余幅，此為中國文學史著作的首次嘗試。每章末尾，列舉若干參考書目，利于讀者進一步探討和閱讀。《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后受到好評。建國后也曾多次翻印出版。

5.1934年，鄭振鐸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這是他十多年間研究中國文學心得的一個結集。集中共收二十四篇文章。其中，于搜集整理資料、分析研究方面花了較大功夫的，有《讀毛詩序》、《論北劇的楔子》、《水滸傳的演化》、《三國志演義的演化》、《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明清二代的平話集》等。而《林琴南先生》、《梁任公先生》二文，面對的是中國近代思想界、文藝界有影響的人物，鄭振鐸用自己的標準，對他們的成就和欠缺、是非功過作了較為客觀的評價。

6.在經過多年悉心搜集、分析中國民歌、話本、戲曲和講唱文學資料的基礎上，鄭振鐸于1938年出版了以流行民間的歷代通俗文學為對象的《中國俗文學史》。這部近四十萬字的專著，以豐富而有代表性的材料，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分析，描繪出了我國民間文學的產生，發(fā)展和演變的面貌，從而有助于讀者正確理解民間文學與各個時代文學藝術發(fā)展的關系。這本書在建國后也曾加以重印，以滿足讀者需要。

建國以后，鄭振鐸將過去寫的有關中國文學的八十多篇文章重行編成《中國文學研究》 (上、中、下)出版。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作者的這方面辛勤探索歷程。盡管鄭振鐸自謙“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沒有什么深厚的根底”(《中國文學研究·序》)，但人們不難從中了解，鄭振鐸作為一位知名的現代作家，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造詣，他對古籍和版本資料的不倦搜集精神令人欽佩，他獲得的研究成果堪稱豐碩!

六、堅持民族抗戰(zhàn)和民主建國的斗士

從1931年下半年起，到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鄭振鐸一直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及上海暨南大學執(zhí)教。但他與文藝界仍然保持密切的聯系，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他沒有忘掉自己的作家責任，積極從事于編書，創(chuàng)辦刊物和寫作等一系列推進、發(fā)揚民族文化的活動。比較突出的有：與魯迅合作，編選出版了對保存中國傳統木刻畫極有意義的《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經他提議，在魯迅、茅盾等支持和參加下，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三十年代影響很大的《文學》雜志(1933年7月創(chuàng)刊，1937年底停刊)，鄭任主編和編委。與章靳以等在北平創(chuàng)辦《文學季刊》。應良友圖書公司邀請，擔任《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的編輯工作，并寫出立論精闢的長篇“導言”。應生活書店之約，主編規(guī)模龐大的以介紹世界各國文學名著為目標的《世界文庫》叢刊本(按原計劃，五，六年間出版60——80厚冊，后因抗戰(zhàn)發(fā)生中止，共出12冊)。茅盾曾經談到出版“文庫”的意義：“用最經濟的手段使研究文學的人們得備一部不得不讀的世界文學名著的匯刻。”(《新文學史料》1983年1期);不怕白色恐怖，積極協助魯迅編輯出版瞿秋白同志的文集《海上述林》。發(fā)起并參加左聯解散后新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擔任理事。與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葉紹鈞等二十一人發(fā)表著名的《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

在創(chuàng)作方面，前面提到過，他的小說《桂公塘》及詩集《戰(zhàn)號》中的大部分作品，可以充分說明鄭振鐸在民族救亡問題上的態(tài)度和思想傾向。蘆溝橋戰(zhàn)爭打響后，他進一步考慮著“該怎樣盡力于這個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戰(zhàn)”(《八月十三夜》)。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并在《救亡日報》等報刊上發(fā)表了不少提倡團結抗戰(zhàn)、組織民眾、撲滅漢奸、焦土抗戰(zhàn)的政論、文藝短論和有關通訊報告。如他認為，“戰(zhàn)時文藝政策的綱領，是發(fā)動抗戰(zhàn)的意志，整齊抗戰(zhàn)的步驟，激起抗戰(zhàn)的情緒。在前方和后方發(fā)揮有益于抗戰(zhàn)的作用。”(《戰(zhàn)時的文藝政策》)在《為士兵們做的文藝工作》一文中，鄭振鐸提出后方的文藝工作者應為忠勇的前線士兵和傷兵們提供精神食糧，出版內容多樣、淺顯生動的刊物。隨后，他運用自己豐富的文學歷史知識，撰寫《民族文話》 (在《申報·自由談》和《魯迅風》上連載)，目的是將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的抗戰(zhàn)故事，特別是表現在詩、文、小說、戲曲中的，通俗地寫出來，以激勵人們的抗戰(zhàn)情緒。

1937年11月，中國軍隊從上海撤退，租界變成“孤島”，但它也成了我黨領導抗日活動的重要據點。面對這一嚴峻形勢，鄭振鐸沒有向后方撤退，而是決定隱蔽起來，“站到自己認為應該站的崗位上”(葉圣陶《西諦書話序》)，默默地、執(zhí)著地從事抗日救亡、保衛(wèi)民族文化的活動。

首先，是與胡愈之、王任叔(巴人)、周建人、吳耀宗、沈體蘭、胡詠騏、馮賓苻、許廣平等共二十位進步人士，組成了一個秘密出版團體“復社”，避過敵偽偵查的耳目，克服物質方面的種種困難，在短期內出版了煌煌二十巨冊的《魯迅全集》，鄭振鐸于此用力甚多。接著，復社還出版了《列寧選集》、《聯共黨史》和斯諾的《西行漫記》，為向往真理、追求進步的讀者提供了高質量的精神食糧。

其次，是為國家搶救了大批珍貴古籍。抗戰(zhàn)初期，由于日寇侵擾施虐，江南著名的私人藏書家散出大批珍貴古籍，書商逐利販售各處，其中有不少竟被盜賣到了日本、美國。鄭振鐸眼見民族文化遭此大劫，流失海外，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失，心痛萬分，遂主動從事搶救工作。經過他的呼吁和積極奔走，獲得重慶政府教育部的撥款支持，由他會同張菊生、何炳松、張詠霓、張鳳舉具體負責這一代國家收購、搶救珍貴古籍的工作。為此他們秘密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并擬定了工作細則。這一代國家收購、搶救的工作開始于1938年，到太平洋戰(zhàn)爭發(fā)生告一段落。購得之古籍，經鄭振鐸等設法運往重慶、香港庋藏。其中，運往重慶的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的古籍就有八十多種，明刊本、鈔校本三千二百余部，運往香港的總數達三萬余冊。尤其難得的是，鄭振鐸替國家購得“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六十四冊，內含過去從未公開見過的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這一極重要的發(fā)現，填補了中國戲劇史和中國文學史的一段空白。用鄭振鐸的話說，其意義和收獲“不下于‘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出現，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fā)現”(《劫中得書記·新序》 )為了讓廣大讀者和研究工作者能較易地見到它的精華部分，鄭振鐸又從中選出一百四十余種編成《孤本元明雜劇》，由商務印書館于1941年出版。同時，鄭振鐸撰寫了一篇長文《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對它的發(fā)見始末，收藏源流、內容特點、題跋和校訂情形，作了較系統的分析考察。

第三，太平洋戰(zhàn)爭發(fā)生后，日寇占領上海租界，形勢更為險惡。鄭振鐸閉戶蟄居，以整理古籍保存民族文化為己任。截至抗戰(zhàn)勝利，他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他編輯和影印出版了《玄覽堂叢書》一百二十本;編輯和影印出版了《中國版畫史圖錄》二十冊，內收他花了二十余年心血搜集的唐宋以還珍貴版畫一千七百幅;編輯和影印了《明季史料叢書》十本，有助于喚醒民族意識;從自藏的書籍中輯成《清代文集目錄》共八百三十六種，內有不少是連北平圖書館都沒有收的。此外，他還寫了大量的古籍考證題跋文字(1983年出版的《西諦書話》中收有很大一部分)。

應當承認，在敵偽勢力猖獗，偵騎密布，橫禍和不幸隨時都會臨身的“孤島”及淪陷區(qū)上海，長期隱蔽起來，從事于民族文化的搶救和整理工作，決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要有精湛獨到的專業(yè)知識，巧妙有效地與書商打交道的本領，更需要有建立在對國家、民族負責信念上的高度熱忱和堅強毅力，以及在時間、精力和個人生活諸方面作出的必要犧牲。這些，鄭振鐸當時都令人欽佩地做到了。他在寫于1945年的《求書日錄·序》^①中，談了自己的一些真切感受：

從“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間，我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區(qū)去呢?時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著，然而我不能走。許多朋友們都走了，許多人都勸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責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會躲過一切災難的。我自信對于“狂臚文獻”的事稍有一日之長。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羅致、訪求文獻，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盡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經得到的文獻。我不能把這事告訴別人。……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我做了許多別人認以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難的做著，默默地躲藏的做著。……我東躲西避著，離開了家，蟄居在友人們的家里，慶吊不問，與人世幾乎不相往來。我絕早的起來，自己生火，自己燒水，燒飯，起初是吃著罐頭食物，后來，買不起了，只好自己買菜來燒。……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意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說：為了搶救并保存若干民族文獻。這文獻工作，沒有人來做，我只好來做，而且做來并不含糊。我盡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這一分力的成果。

全民族抗戰(zhàn)八年，鄭振鐸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下堅持保衛(wèi)民族文化的特殊戰(zhàn)斗，其功不可沒，它決不比在前線拿槍與敵人浴血奮戰(zhàn)的功跡顯得遜色，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說更為突出和重要些。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長期抗戰(zhàn)終于勝利了。鄭振鐸很快被選為全國文協上海分會的負責人之一，重新活躍于文壇。他的一個創(chuàng)作成果，是寫了《蟄居散記》(收有散文二十篇左右，1951年出版單行本)。它從不同側面真實地反映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上海群魔亂舞、魍魎橫行的黑暗情狀，淪陷區(qū)人民備受茶毒、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悲慘處境，愛國的仁人志士不屈不撓為民族解放和自由而戰(zhàn)，鄭振鐸艱苦的蟄居生活片斷，等等。有的文章，如《暮影籠罩了一切》、《記劉張二先生的被刺》、《韜奮的最后》、《最后一課》，《記幾個遭難的朋友們》、《記復社》，所描寫的事實，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而《鵜鶘與魚》一篇，對漢奸密探等民族敗類本質和必然下場的巧妙而尖銳的揭露，讀來尤其使人覺得痛快!

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上海，出版的刊物倒是不少，唯獨缺乏專門的文藝刊物。鄭振鐸對此頗為不滿。經過他的努力奔走，一個由他和李健吾負責編輯的大型文藝雜志《文藝復興》，于1946年1月同廣大讀者見面(該刊停刊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鄭振鐸在第1期的《發(fā)刊詞》中寫道：“本刊愿意盡自己的一部分的力量，為新的中國而工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而工作，為民主的實現而工作。”這可以說是它的辦刊宗旨。在鄭振鐸、李健吾的努力和進步文藝界的支持下，《文藝復興》辦得很有成績，“填補了抗戰(zhàn)勝利后三年真空的全國文藝園地”(劉哲民《回憶西諦先生》)，發(fā)表了好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例如，錢鐘書的長篇小說《圍城》，巴金的長篇《寒夜》，李廣田的長篇《引力》等就是。鄭振鐸自己所寫的散文如《悼夏丐尊先生》、《悼許地山先生》、《魯迅與中國古版畫》等，也發(fā)表在這個刊物上面。

自然，中國文藝的真正“復興”，在蔣介石堅持獨裁統治、冒天下之大不韙重新挑起反共反人民內戰(zhàn)的情況下，是決不可能實現的。主張文藝“為民主的實現而工作”的鄭振鐸，不得不站出來，為實現“民主政治”而勇敢斗爭。

1945年10月，一個由鄭振鐸任主編的政治周刊《民主》在上海與讀者見面。它宣布，要以無黨無派的“中國國民的立場來發(fā)言”，“談民主，談憲政”，督促“建國大業(yè)”的實現(見創(chuàng)刊號鄭振鐸寫的《發(fā)刊詞》)。從這個壽命只有一年的刊物宣傳實踐看，基本上忠于這個宗旨，因而，終于遭致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忌恨，被勒令停刊。《民主》周刊發(fā)表的文章，針對當時人們普遍關心的國統區(qū)政治問題和時局，如肅清漢奸、嚴懲貪污與平抑物價，國共會談與執(zhí)行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對昆明“一二·一”慘案、重慶校場口事件和暗殺李公樸、聞一多的抗議，反對內戰(zhàn)和專制統治，等等，約請名家如馬敘倫、周建人、嚴景耀、柳亞子、景宋(許廣平)、董秋斯、郭沫若、茅盾、沈志遠、吳大琨、郭紹虞、葉圣陶、胡愈之、胡繩、蔡尚思等人執(zhí)筆撰文。尤其是馬敘倫的文章，矛頭直指蔣介石，文字潑辣尖銳，令人注目。鄭振鐸作為主編，基本上每期都寫有文章，對一些重大問題，包括要求民主，反對黑暗統治(特務暴行、暗殺)，要求和平、反對內戰(zhàn)等等，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與態(tài)度。他寫的《悲憤的抗議》 (《民主》第37期)、《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 (《民主》第40期)，觀點鮮明，感情強烈，顯示了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憎惡。由于態(tài)度客觀、立場嚴正、見解精闢、論述及時、批評尖銳，《民主》周刊深受讀者歡迎，訂戶遍及全國。蔡尚思在《民主的休刊與評價》^①一文中，代表這一刊物和其他同類刊物的作者和讀者寫道：“《民主》等刊物。力倡‘民主’，痛斥‘反民主’，所以最受多數‘民主派’的擁護，最被少數‘反民主派’所痛恨，這便是《民主》等刊物最為光榮的地方。”

在主編《民主》期間，鄭振鐸也不忘拿起文藝這個武器，寫了一個現實性強的短篇小說《訪問》。它借市民周蔭甫一家受到警察不懷好意的“訪問”而惴惴不安的故事描寫，形象地揭露了當時國民黨政府意欲用法西斯式的所謂“警管區(qū)制”辦法，來加緊對上海市民實行思想統制的陰謀。國民黨企圖強制推行的這個侵犯公民最低居住自由權利的辦法，遭到人們激烈的抵制和批判。《民主》周刊為此也發(fā)表過好幾篇文章和文藝作品。

《民主》周刊被禁止出版后，鄭振鐸除同李健吾等克服重重困難，辦好《文藝復興》以外，又懷著高度的愛國主義熱忱，著手早就想從事的一項大工程——編輯一部前人從未編過的《中國歷史參考圖譜》。他所以要編這部“圖譜”，是鑒于現有中國歷史書沒有或很少有插圖造成的缺陷，以及受到日本學者編輯的《東洋歷史參考圖譜》的啟發(fā)。由于他過去編過《中國版畫史圖譜》積累起不少資料和具有一定經驗，他自認為能做好這件工作。鄭振鐸的設想，得到方行和劉哲民等同志的全面支持，由他們邀集十多位朋友，組織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刊行會”作為后盾，集資供鄭振鐸購置必需的圖籍資料。就這樣，鄭振鐸從1947年春天開始編輯工作。但是，由于資料搜集與經費等困難，以及建國前后一段時間無暇顧及于此，原擬在一年內出版的全書二十四輯，推遲到了1951年才出齊。鄭振鐸編輯的這部《中國歷史參考圖譜》，被認為是中國史學界的一件大事，不光為人民大眾學習了解我國悠久而豐富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方便，對于史學工作者亦大有裨益。因而贏得了交口稱譽。早在1947年7月該“圖譜”前幾輯開始出版時，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周谷城、翦伯贊、吳晗等便加以熱情支持和推薦。郭沫若寫道：“中國人誰都應該研究中國歷史，要研究中國歷史，最好是參考圖譜。鄭振鐸先生以獻身的精神編纂這部《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實在是一項偉大的建設工程。這是應該國家做的工作，而鄭先生以一人之力要把他完成;每一個中國人凡有力量的都應該贊助他這項工作。”^①

1949年2月，面對蔣政權覆滅前掀起的白色恐怖，鄭振鐸經我地下黨的安排撤退到香港，隨后經海道北上到達北平，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七、為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繁榮

建國以后，鄭振鐸擔任了繁忙的行政領導職務，社會活動和出國訪問的次數也很多。他先后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文聯主席團委員、全國作協理事，被任命為國家文物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文學研究所的所長、文化部副部長。還擔任了中緬友協會長等職務。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充分利用時間，從事他所感興趣的編纂和寫作活動。

1951年初，《文藝報》擬開辟《偉大的藝術傳統》專欄，對我國歷代的藝術成就包括雕刻、建筑、繪畫等珍品，以圖文并茂的形式，進行系統而概括的介紹。鄭振鐸應邀擔任文字說明的執(zhí)筆工作。他以愛國主義的感情，淵博的文物知識，在半年中連續(xù)給《文藝報》撰寫了十一篇文章(包括《序》、《殷代的藝術》、《西周時代的藝術》、《韓國的藝術》、《楚民族的藝術》、《兩漢的藝術》等)。原要繼續(xù)寫下去的，因同年秋天有出國訪問任務，遂告中斷。與此相聯系，為了讓讀者看到較之《文藝報》登載的更加精細和豐富的古代藝術圖片，鄭振鐸決心同時編制一套《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共十二輯，含圖版158頁)，1952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印行。這書所收的不少圖錄古畫頗為珍貴，有些罕為人見，是由編者向文物部門和私人收藏家商借原件拍攝制版的。它的刊行，使國內外廣大讀者對我中華民族擁有的幾千年燦爛文化，有了更深的形象認識。鄭振鐸自己，對此書的印成最引為欣慰，認為這是建國后文化建設的一項“偉大的創(chuàng)舉，其重要性將會有人認識。”(劉哲民《回憶西諦先生》)

為了給戲劇工作者、有關專家提供參考資料，使豐富的戲曲遺產能為今人所用，推陳出新，服務于新中國，鄭振鐸聯合北京圖書館等單位，于1954年發(fā)起影印《古本戲曲叢刊》，計劃三、四年中印行古本戲曲一千種以上。后因鄭振鐸不幸逝世及其他原故，沒有完全實現。鄭振鐸曾為這部叢刊的初集至四集，各撰寫“序”一篇。

1956年，鄭振鐸以《漫步書林》為名，在《人民日報》連續(xù)發(fā)表了一組讀古籍心得的文章。它一共十六篇，除介紹、分析一向不大為人注意的談農業(yè)園藝，日常起居知識及木刻插圖知識的《王禎：農書》、《鄺璠：便民圖纂》、《余象斗：列國志傳》、《王世懋：學圃雜疏》等以外，還根據自己的經驗，寫了《談買書》、《談訪書》、《談整書》、《談印書》等五篇短文，對古籍的購買、搜求、整理和印行，提出了有益的建議。《漫步書林》原打算還要寫三、四十篇以成一書的，因為忙，中止了。在此期間，他還抽暇寫成《中國木刻史略》(十二章)。原擬編入經他倡議于1957年開始影印出版的《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十種)，后因“叢刊”中止刊行，原稿散失，直到“四人幫”垮臺后才重新發(fā)現，即將正式出版。

雖然鄭振鐸這段時間精力放在了古代藝術圖籍的整理、編輯出版上，但創(chuàng)作激情并沒有消失。五十年代中，他不時在報刊發(fā)表一些詩歌、散文(游記)和小說。他在訪問波蘭、印尼等國，以及國內去各地工作或考察時，曾及時撰文，象《峇厘觀舞記》、《茂物的“總統別墅”》，象《長安行》、《春風滿洛城》、《鄭州，殷的故城》等考古游記，以及《石湖》、《移山倒海話廈門》、《蘇州贊歌》等散文，都文情并茂，使人愛看，讀后有所得。他的以屈原自沉前后一段悲凄生活為描寫內容的《汨羅江》，是他最后創(chuàng)作的一個短篇小說。它的故事情節(jié)雖然并不曲折引人，但對屈原的內心活動及其愛國思想寫得較為細膩和突出，文字也樸實無華。



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在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訪問阿富汗和阿聯途中，由于飛機失事猝然遇難，享年六十歲。鄭振鐸的不幸逝世，是我國文化和學術界的一個巨大損失。他對整理、研究、編輯和出版我國古代文藝圖籍，有著精湛的學識、豐富的經驗和許多好的設想，本來是可以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的。

鄭振鐸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道路長達四十年之久;他所取得的成果又是累累的，可謂著作等身。在中國現代文壇上，象他這樣集編輯、作家、教授、文學史家、木刻畫及版本研究專家于一身的，為數不多。

在政治思想上，鄭振鐸是一位有強烈愛國主義思想和正義感，一貫追求光明、進步和民主的作家。早在五四時代，他就具有激進的民主主義和朦朧社會主義的思想。隨著時代的推進，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時期，他的認識和覺悟不斷提高，堅定不移地站在進步力量和人民大眾一邊，反對民族壓迫和獨裁統治。二十年代編《公理日報》和四十年代主編《民主》周刊，正是他不畏強暴，勇敢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的有力證據。

在文藝觀方面，鄭振鐸一直是“文藝為人生”、“血與淚的文學”主張的力行者。他堅決反對形形色色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盡管他一度曾經宣傳過抽象的人道主義思想、以情緒是否真摯作為作品好壞標準，以及宣傳過西方國家的某些文藝理論觀點，但是，更多的還是強調文藝應負一部分改造社會、制造光明的責任，應同時代的節(jié)拍相合奏。三十年代以后，進一步提出“力的文學，爭斗的文學，為群眾而寫的文學，……乃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文學》)，并且認為文藝運動與民主解放運動不能分開。這種文藝觀，當然是現實主義的文藝觀;它與無產階級的文藝觀也是接近的。鄭振鐸對中國文學與藝術的整理和研究，態(tài)度是相當嚴肅認真的，這就是為了使祖國的豐富文化遺產能盡可能得到較好的保存，使人民大眾受益，以利于社會主義文化藝術進一步發(fā)展。

高爾基說過：“認清為社會革命服務是每個正直的人的切身事業(yè)，認清這種服務能給個人帶來快樂。‘戰(zhàn)斗中就有快樂! ’”^①確實，鄭振鐸在他生前，曾不止一次地以能長期堅守、戰(zhàn)斗在文藝陣地，為社會、為民族、為人民做了自己應做的一份工作，而感到問心無愧，感到快樂!

注釋

附錄一 鄭振鐸主要作品、論文、專著目錄

一、詩歌:

《我是少年》,原載1919年11月《新社會》第1號,收入《鄭振鐸文集》(下簡稱《文集》)第2卷。

《燈光》,原載1919年11月《新社會》第2號,收入《文集》第2卷。

《追記秋白、頌華、仲武》,濟之、振鐸作,原載1920年10月24日《時事新報·學燈》,收入《文集》第2卷。

《生命之火燃了!》,原載1921年7月14日《時事新報·學燈》,收入《文集》第2卷。

《雪朝》(八人詩合集),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內收鄭振鐸詩歌34首,收入《文集》第2卷。

《題〈影鸞草〉》,原載1922年4月1日《文學旬刊》第33期,收入《文集》第2卷。

《荒蕪了的花園》,原載1922年4月《小說月報》第13卷4期,收入《文集》第2卷。

《同了E君》,原載1922年7月《詩》月刊第1卷4期,收入《文集》第2卷。

《智者的成績》,原載1922年7月《詩》月刊第1卷4期,收入《文集》第2卷。

《死者》,原載1922年10月《詩》月刊第1卷5期,收入《文集》第2卷。

《云與月—寄M》,原載1923年5月《詩》月刊第2卷2期,收入《文集》第2卷。

《泥澤》,原載1925年7月《小說月報》第16卷7期,收入《文集》第2卷。

《戰(zhàn)號》 (詩集),1937年10月上海生活書店初版,內收詩作21篇。除1篇外收入《文集》第2卷。

《國魂的再生——致敬于殉難的抗戰(zhàn)士兵》,原載1937年10月《文學》第9卷3期。

《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原載1937年10月《戰(zhàn)時聯合旬刊》第4期。

二、散文:

《歡迎太戈爾》,原載1923年9月《小說月報》第14卷9期,收入《文集》第3卷。

《街血洗去后》,原載1925年6月28日《文學周報》第179期,也載1925年7月《小說月報》第16卷第7期,收入《文集》第3卷。

《迂緩與麻木》,原載1925年7月5日《文學周報》第180期。

《六月一日》,原載1925年7月12日《文學周報》第181期。

《止水的下層》,原載1925年9月6日《文學周報》第189期,收入《文集》第3卷。

《向光明走去》,原載1926年5月30日《文學周報》第227期。

《山中雜記》,1927年上海開明書店初版。收入《文集》第2卷。

《海燕》(散文集,收入11篇),1932年上海新中國書局初版。《文集》第2卷收入9篇。

《記黃小泉先生》,原載1934年9月《太白》創(chuàng)刊號,收入《文集》第3卷。

《北平》,原載1934年12月《中學生》第50號,收入《文集》第3卷。

《我們所需要的文學》,收入1934年生活書店出版的鄭振鐸《痀僂集》。

《訪箋雜記》,原載1934年魯迅、西諦編《北平箋譜》,收入《痀僂集》。

《永在的溫情——紀念魯迅先生》,原載1936年11月《文學》第7卷5期,收入《文集》第3卷。

《西行書簡》,1937年6月商務印書館初版,收入《文集》第3卷。

《失書記》,原載1937年10月《烽火》第9期,收入《文集》第3卷。

《悼夏丐尊先生》,原載1946年6月《文藝復興》第1卷5期,收入《文集》第3卷。

《悼許地山先生》,原載1946年7月《文藝復興》第1卷6期,收入《文集》第3卷。

《悼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原載1946年7月《民主》周刊第40期,收入《文集》第3卷。

《想起和濟之同志一處的日子》,原載1947年4月5日《文匯報》,收入《文集》第3卷。

《哭佩弦》,原載1948年9月《文訊》第9卷3期,收入《文集》第3卷。

《回憶早年的瞿秋白》,原載1949年7月18日《文匯報》,收入《文集》第3卷。

《蟄居散記》(散文集),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收有散文20

篇。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單行本及《文集》第3卷,又增補4篇。

《華沙行》,原載1954年《人民文學》第2 期。

《峇厘觀舞記》,原載1956年9月22日《人民日報》,收入《文集》第3卷。

《記茂物的“總統別墅”》,原載1956年10月4日《文匯報》,收入《文集》第3卷。

《長安行》(考古游記之一),原載1957年《政協會刊》第1期,收入《文集》第3卷。

《春風滿洛城》(考古游記之二),原載1957年《政協會刊》第2期,收入《文集》第3卷。

《鄭州,殷的故城》(考古游記之三),原載1957年《政協會刊》第3期,收入《文集》第3卷。

《金梁橋外月如霜》(考古游記之四),原載1957年《政協會刊》第4期,收入《文集》第3卷。

《悼王統照先生》,原載1958年《人民文學》第1期,收入《文集》第3卷。

《移山填海話廈門》,原載1958年1月22日《人民日報》,收入《文集》第3卷。

《蘇州贊歌》,原載1958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收入《文集》第3卷。

三、小說:

《家庭的故事》(小說集),1928年上海遠東圖書公司初版,1929年開明書店出版增補本,收入《文集》第1卷。

《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神話故事》,1929年商務印書館初版。1958年作家出版社重排本,1982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再版。

《取火者的逮捕》(小說集),1934年生活書店初版。1956年新文藝出版社重排本,收入《文集》第1卷。

《桂公塘》(小說集),1936年商務印書館初版。1957年新文藝出版社重排本,收入《文集》第1卷。

《陳士章傳》,原載1935年3月《文學》第4卷3期。

《漩渦》,原載1935年12月《文學季刊》第2卷4期,收入《文集》第1卷。

《風濤》,原載1939年世界書局版《十人集》,收入《文集》第1卷。

《訪問》,原載1946年5月9日《聯合晚報》,收入《文集》第1卷。

《汨羅江》,原載1957年《收獲》第2期,收入《文集》第1卷。

四、論文:

《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載1920年7月新中國雜志社出版的該書。

《俄羅斯文學底特質與其略史》,載1920年6月《新學報》第2期。

《文學旬刊》宣言,載1921年5月10日《文學旬刊》第1期。

《文學的使命》,載1921年6月20日《文學旬刊》第5期。

《文學中所表現的人生問題》,載《文學旬刊》第5期。

《血和淚的文學》,載1921年6月30日《文學旬刊》第6期。

《新舊文學果可調和么?》,載《文學旬刊》第6期。

《光明運動的開始》,載1921年7月《戲劇》第1卷3期,收入鄭振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文藝論爭集》。

《文學與革命》,載1921年7月30日《文學旬刊》第9期。

《赤色的詩歌》附記,載1921年9月《小說月報》第12卷增刊《俄國文學研究》。

《論散文詩》,載1922年1月1日《文學旬刊》第24期。

《新文學觀的建設》,載1922年5月11日《文學旬刊》第37期,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載1923年1月《小說月報》第14卷1期。

《文學旬刊改革宣言》,載1923年7月30日《文學旬刊》第81期。

《抒情詩》,載1923年9月3日《文學周刊》第86期,收入1933年新中國書局出版鄭振鐸的《文探》集。

《<稻草人>序》,載1923年10月15日《文學周刊》第92期,收入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葉紹鈞《稻草人》一書。

《詩人拜倫的百年祭》,載1924年4月《小說月報》第15卷4期。

《新與舊》,載1924年8月《文學周刊》第136期,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譴責小說》,載1925年6月《文學周報》第176期,收入1932年新中國書局出版鄭振鐸的《海燕》集。

《論武俠小說》,收入1932年版鄭振鐸的《海燕》集。

《大眾文學與為大眾的文學》,收入1934年生活書店出版鄭振鐸的《痀僂集》。

《中國文學研究者向哪里去》,載1934年《文學》社編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

《新文壇的昨日今日與明日》,收入1934年生活書店出版鄭振鐸的《痀僂集》。

《凈與丑》,收入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鄭振鐸的《中國文學研究》中冊。

《世界文庫·發(fā)刊緣起》,載1935年5月生活書店出版鄭振鐸主編《世界文庫》第1卷。

《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載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之該書。

《民族文話·自序》,載1946年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的《民族文話》。

《文藝復興·發(fā)刊詞》,載1946年1月《文藝復興》第1卷1期。

《文藝作家們向那里走?》,載1946年4月17日《聯合日報晚刊·文學周報》。

《迎文藝節(jié)》,載1946年《文藝復興》第1卷4期。

五、專著、文集:

《俄國文學史略》,1924年商務印書館初版。

《泰戈爾傳》,1925年商務印書館初版。

《文學大綱》(4冊),1927年商務印書館初版。

《中國文學史》 (中古卷),1930年商務印書館初版。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4冊),1932年北平樸社出版部初版,1957年作家出版社重排本,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本。

《海燕》,1932年新中國書局初版。

《文探》,1933年新中國書局初版。

《中國文學論集》,1934年開明書店初版。

《痀僂集》,1934年生活書店初版。

《短劍集》,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中國俗文學史》,1938年商務印書館初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重排本。

《困學集》,1941年商務印書館初版。

《民族文話》,1946年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初版。

《劫中得書記》,1956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初版。

《中國文學研究》 (3冊),1957年作家出版社初版。

《鄭振鐸文集》 (1—3卷),1959、1963、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

《西諦書話》 (2冊),198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初版。

《鄭振鐸選集》(2冊),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

《鄭振鐸書簡》,1984年上海學林出版社初版。

附錄二 鄭振鐸研究資料簡目

錢杏邨《中國新興文學論》,載馮乃超主編《文藝講座》第1冊,1930年4月神州國光社出版。

俞平伯《五四憶往——談《詩》雜志》,《文學知識》1959年5期。

晦庵《鄭振鐸與<新社會>》,1961年11月4日《人民日報》。

樂齊《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詩刊——<詩>月刊》,《新文學史料》1983年4期。

茅盾《回憶錄》(3、4、16、17),《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4輯,1982年第3、4輯。

趙家璧《回憶鄭振鐸和他的<中國版畫史>》,《新文學史料》1983年2期。

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新文學史料》 1984年1期。

李健吾《關于〈文藝復興〉》,《新文學史料》1982年3期。

劉哲民《回憶西諦先生》,載《鄭振鐸書簡》,學林出版社1983年出版。

趙萬里《西諦書目序》,載《西諦書話》,三聯書店1983年出版。

陳福康《論“血與淚的文學”》,《新文學論叢》1982年2期。

陸榮椿《讓文藝擔負起改造社會、創(chuàng)造光明的責任——論鄭振鐸的文藝創(chuàng)作》,載《鄭振鐸選集》,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斯亨《試論鄭振鐸的散文》,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2輯,北京出版社出版。

王劍叢《論鄭振鐸的小說》,《新文學論叢》1984年1期。

陳福康《鄭振鐸傳略》,《晉陽月刊》1984年2期。

①《新社會》,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影印本,下邊引文均根據此本。

①192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① 見《新青年》第8卷第2號,1920年10月出版。

①此文曾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①此詩亦收入1937年生活書店出版的《戰(zhàn)號》。

①載1920年9月17日北京《晨報》第7版。

②1929年開明書店出版的增補本收有十六個短篇。

①此書1982年外國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

①見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學研究》。

①收于1983年出版的《西諦書話》下冊。

①《民主》周刊第51、52期合刊。

①見《文藝復興》第3卷5期。

①《高爾基論文學》第3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