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騷人物簡歷簡介,楊騷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有一個普通而又閃光的名字。

他稱不上偉大的作家，卻為社會和人民創(chuàng)造了頗為可觀的精神產品。他是一個文學翻譯家，在向中國人民介紹世界進步文學方面，曾經有過獨特的貢獻。他是一個戲劇作家，他的劇作曾在當時產生過一定的積極的影響。更主要的，他是一位詩人，他是中國詩歌會的發(fā)起人之一和重要成員，在同舊社會的黑暗統(tǒng)治和日本帝國主義野蠻侵略的斗爭中，他的詩歌曾經發(fā)揮過戰(zhàn)斗的作用，即使今天，那些構思精巧、語言優(yōu)美、韻律和諧的詩篇，仍未失去它們感人的魅力。

跟許多同時代的作家一樣，他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道路是不平坦的，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路。他有過苦悶、徬徨甚至頹廢，但終于為時代的戰(zhàn)鼓所驚醒，而奮起，最后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浪濤，用自己的筆為人民歌唱，向社會抗爭，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煞的一頁。

他的名字——楊騷。

從漳州到東京

1900年1月19日(光緒己亥年十二月十九日) 楊騷誕生于福建漳州市香港路一個工人的家庭。他原名楊古錫， 字維銓，曾用筆名浮石、一騷、北溪、豐山、素等，通用筆名楊騷。

楊騷的生父楊長生是一個面粉工人， 目不識丁，敦厚老實。兩個哥哥一個是煤炭工人，一個是細金工人。由于生活貧困，楊騷還未滿周歲，父母便忍痛把他過繼給楊鴻盤作養(yǎng)子。

楊鴻盤是楊長生的堂弟。其父是一個棉紗商人，擁有幾十家店鋪，家境比較富裕。楊鴻盤以私塾教師為業(yè)，在楊騷十歲那年，還科舉中選，被朝廷授予廣東新會縣候補知縣。養(yǎng)父學識淵博，態(tài)度和藹，對楊騷的啟蒙教育抓得很緊，既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寄予了莫大希望。在他的指導下，楊騷學過福建最流行的詩鐘，又學寫舊詩，從小滋生了愛好詩文的濃厚興趣。

慢慢地，楊騷知道了自己生身父母的貧賤地位，這使他感到莫名的害羞。他同情自己的父母兄弟，看到他們憔悴的臉兒，常暗暗地哭紅眼睛，而又自慚形穢，因此憂郁寡歡，沉悶少語，有時候又急躁兇暴，愛打小兄弟。這樣憂郁的性情，以后多少年一直影響著他。但是養(yǎng)父母對他很好，愛之如己出，尤其是養(yǎng)母，溫柔、嫻靜而多情，對楊騷特別疼愛，使他時時感到家庭的溫暖。

十三歲那年，楊騷于汀漳龍道師范附小畢業(yè)，即入師范預科學習，翌年轉入省立第八中學。這時的楊騷聰穎大開，作文習字敏捷秀麗，多得師友的稱賞。課余喜歡尋訪名勝古跡，也喜歡閱讀英雄神仙的小說， 《說唐》、 《封神演義》、 《東周列國志》、《水滸》、《三國演義》，均一一讀過。讀完以后，還喜歡講給同學和弟弟聽。他愛思索，善聯想，遇事常有自己的見解，有時因此受到不了解他的長輩的訓斥。

少年時代的楊騷，很富有正義感。他看不下恃強凌弱之人，與童友相處，每見不平，常拔拳相助。他又率直坦白，嫉惡如仇，遇到不對之處，不管對象場合，多直言不諱。在家里，有時祖父與來客聊天，楊騷總愛插嘴，爭辯是非。在學校，對一些不學無術的教師，他常挺身而出， 當堂指責。預科時期，一位教師羞怒于楊騷指出了他解題之錯，罷教而去，楊騷毫無畏懼，走到黑板跟前揮寫了“燒餅未敢火，也敢挑出來賣”十一個大字。中學時代，因為屢屢指責腐敗的教育現狀，遭到學校當局的忌恨，幾被開除者多次，但他的行為深得同學們的支持，學校亦無可奈何。

1918年，楊騷畢業(yè)于福建省立第八中學。這時候，養(yǎng)父楊鴻盤已經病逝，家境已遠不如往昔，但深明大義的養(yǎng)母為了讓楊騷學業(yè)有成，寧肯節(jié)省其他開支，也要支持他繼續(xù)升學。當年，十八歲的楊騷辭別了自己的故鄉(xiāng)親友，孤身一人漂洋過海，開始了他在東京的留學生活。

來到日本之初，楊騷想學海軍，打算將來學成回國，率領艦隊打敗日本。后來他這樣回憶： “那時候我的愛國心非常重，因為在我們的家鄉(xiāng)(漳州)常常可以聽到臺灣被割了后的慘史，……總覺得日本可惡，滿清該死，老想當個救國英雄，把臺灣討回來，甚至想把日本全國滅亡了才痛快。及至曉得進海軍學校無望，便改了念頭想學礦以開礦救國了。” (《我與文學》)由于在國內中學時只注意國文一科，英文、數學、理化各科均未打好基礎，只好先入日華、東亞等預備學校。經過兩年的補習，還是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學校。后因“家境窘迫，學費不繼，起了恐慌，乃于1921年無計劃地隨便考入了東京高等師范(考入后可領公費)”(楊騷《簡略自傳》)。

在楊騷考試失利，心灰意懶，想把一切科學統(tǒng)統(tǒng)放棄的時候，李初梨進入了他的生活。這位后來的創(chuàng)造社闖將，可說是楊騷在文學上的引路人。當時李初梨與楊騷同住在一間下宿舍里，他看到楊騷憂極無聊，沉溺于《紅樓夢》中，頗有厭世之念，便向他介紹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隨著屠格涅夫的優(yōu)美的文筆，在楊騷面前展開了一個完全嶄新的天地，使他領略了一種從來沒有感受過的風味。他如饑似渴地讀著，讀完《獵人日記》，接著讀《散文詩》，再讀《初戀》、《父與子》、《羅亭》等等，幾乎讀完了屠格涅夫的所有作品。從此，他的視野大為開闊，不再僅僅留連于中國古典小說、神仙故事，而進一步涉足于西洋文學的勝境。以后進入東京高師，對學校功課總覺得無趣，老是看小說詩歌，有個時期還特別喜歡讀劇本。可能由于討厭日本的偏見，他不愿意讀日本作家的作品，卻讀了大量日譯的西洋文學作品。在他接觸的西洋作家中，最初頂喜歡的是安特列夫，其次是詩人海涅，后來又迷上了王爾德等唯美派作家。到了離開日本的前后，興趣轉向讀劇本，這時候最愛看的是德國著名劇作家霍普特曼的作品，尤其是他從自然主義轉成象征主義以后的《沉種》。

與此同時， “五四”運動裹挾而來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也沖擊著年輕的楊騷。他自幼生長的家鄉(xiāng)漳州， 當時是一個風光宜人的南方小城，氣候溫暖，物產豐富，但文化比較落后，思想很不開通，消息非常閉塞。只是到了東京，楊騷才有機會接觸到早已風靡全國的《新青年》雜志，感受到急劇動蕩的時代脈搏。他手不釋卷地讀著這些對他完全是陌生的書刊，大口大口地吮吸著新思想的乳汁，初到日本時反日愛國的激情也奔涌而出，一齊在他胸間翻騰。后來當他試學寫詩時，這些都在他的筆端傾瀉出來了。

現在所知楊騷最早的詩作，是他以浮石的筆名在1921年1月16日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fā)表的《一個日本女子》。這是一首動人的詩篇，寫一個日本女子對戰(zhàn)死于異域的丈夫的呼喚，沉痛地揭露了侵略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詩句流利平實，感情深摯，初步顯示了楊騷寫詩的才能。之后，他又發(fā)表了《村女思嫁》、《船公與船婆》等短詩。初試的成功，使他無比興奮，從此就更愛讀詩，更愛寫詩，一步步地走上了寫詩的道路。

1923年9月1日， 日本關東地區(qū)發(fā)生大地震，引起空前的大火災。楊騷所居的東京，正在災區(qū)之內，學校一片混亂，無法進行學習。而日本政府則利用震災期間的混亂局面，縱容憲警和暴徒大肆殺戮革命者和中朝僑民，中國留學生也多有被殺害的，整個東京處于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大批中國留學生紛紛逃難回國。楊騷目睹這一切，思想上震動很大，他第一次感到自然的威力非常偉大可怕，人類則非常渺小丑惡，從而陷入了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的泥潭，很長時間不能自拔。

在楊騷自東京逃難回國的途中，他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子A妹。她的美麗和溫柔，使楊騷一見傾心。他的心為之而顫動，他沉浸于初戀的激動和幸福中了。可是，當他們抵達上海后，他發(fā)現A妹早有戀人，腦袋便轟然欲炸。他憤怒，哀怨，想自殺。后來，楊騷曾在以這段生活為素材的詩劇《迷雛》里，描摹過自己當時極度頹喪的心情。返回東京后，他對學業(yè)興趣愈為淡薄，更加耽溺于課外的文藝作品中。這時候，他學會了并開始無節(jié)制地喝酒，釀成他綿延幾十年的胃病之源。

正當他初戀失敗、痛不欲生之際，朋友們向他介紹了白薇。白薇原名黃彰，字素如，湖南資興人。她是一個剛強而多才多藝的女子，因反抗包辦婚姻逃離封建家庭，這時也在東京留學。雖然年齡比楊騷大六、七歲，卻愛好詩文，共同語言頗多。白薇由于經歷坎坷，很需要得到男性的撫慰。這樣，沒過多久，兩顆寂寞的心便融合在一起了。

他們頻繁地通信，熱烈地交談，生活充溢著歡樂和希望，一切是多么地美好!但楊騷并沒有向白薇敞開自己的心，他還懷戀著過去的戀人A妹，并且繼續(xù)同她保持著往來。楊騷這種愛情不專一的態(tài)度，不僅給白薇帶來徹骨刺心的痛苦，也使自己陷于無法解脫的矛盾之中。完成于1924年10月的詩劇《心曲》，就是他這一時期傍徨苦悶心理的集中暴露。

劇中寫一個旅人在“黑深深幽亮亮的森林”里迷了路，“俯仰徘徊，不知所之”。當他在草叢中進入幻境時， “清麗裊娜”的森姬翩然而至，把旅人弄醒，要給他披上自己用“白云織就的外衣”，為的是怕他“受著風寒”。她為旅人而歌唱，昵稱旅人為“可愛的流星”，使旅人大受感動，由冷淡而熱情，最后抱著森姬熱吻不已。但在旅人的內心，另一個“大眼睛明象黑瑪瑙”的美女卻始終占據著主要位置。美女“遠遠和她愛人歌且舞”，又“依依”望著旅人“笑而哭”，使旅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好象飛落的敗絮，飄搖搖，零丁丁”，“低低訴愁莫時休”，只好“跳下淚泉中沐浴浮泳”。后來，森姬在黎明前離去，但不知何處來了個細妹子，她的歌聲是那么“熟識”，那眼眸子就象“黑瑪瑙似的”。啊，她就是銘刻在旅人心中的美少女!于是旅人就迎著“黎明的五彩”向森林外奔去，大路發(fā)現了。

透過作者布施的虛幻的象征主義的迷霧，可以看到， 《心曲》實際上是楊騷愛情生活的自我寫照。旅人就是楊騷自己，森姬就是白薇，這從他們的情書中互稱“月下的森姬”和“親親的弟弟流星”，也可以得到佐證。至于那眼睛象黑瑪瑙似的美少女，則是A妹。楊騷對她始終不能忘懷， 《心曲》的結尾，旅人不顧一切去追細妹子的處理，就反映了楊騷對A妹的刻骨鏤心的眷戀。

兩年后，白薇讀到《心曲》，便一眼看穿楊騷的心思，她傷心地說： “森姬這個奇怪的女子，自然有她特殊的哀感。……她的牢騷你真能懂得? ? ?懂得，你只有流淚哩。你還忍心傷她嗎? ? ?” “《心曲》你那嬌兒，聽你如何作得美，總傷我的心!” (《昨夜·白薇之部》)

夢幻般的南洋生活

1925年2月，楊騷離開東京回國，先后在杭州和漳州住了一段，當年夏季應在新加坡道南小學校當校長的同鄉(xiāng)周某之邀，又去了南洋。

在駛往南洋的海輪上，楊騷憑舷遠眺，心里也象眼前的海濤翻滾不已，和白薇相戀時曾對她傾訴過的豪語又回響在他的耳邊——

我將為你更努力，我將成為世界的音樂家畫家兼文學家!我自信，我想這樣做就要做到的。我要到法國，意大利，歐洲各國去留學，起先成個提琴家，再做畫家，然后，以詩歌戲曲，成為世界的文學家。

(我要去)發(fā)幾百萬的財來，不但我自己要去歐洲各國留學，就是我喜歡的幾個朋友，也都叫他們到歐洲留學，我?guī)椭麄儗W費。學成歸國后，我就在西湖建筑一座藝術的魔宮，我住在里面，每月招待一兩次我所接近的文學家，一年半載召集一次全國的藝術家，在里面討論研究。里面辟一個全國藝術品的展覽場，給愛好藝術的人去游覽。

(白薇《悲劇生涯》)

多么美好的憧憬!多么絢麗的前程!現在就要為此去奮斗了!想到這里，楊騷不禁熱血奔涌，有點急不可待了。

可是，踏上新加坡的大地，撲面而來的是失業(yè)和饑餓。在殖民主義者和壟斷資本家統(tǒng)治下的新加坡，同國內一樣，也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到處行路易，馬道寬，而吃飯難，豬牢窄!”(楊騷《十日糊記》)一個無依無靠的窮學生，要想在此發(fā)跡，真是談何容易!

沒有辦法，只好在小學校里混。開始，楊騷只做做校丁的工作，上下課搖搖鈴，課中給孩子們講講故事，后來也兼任各種課程。白薇在《悲劇生涯》里記述了楊騷在新加坡的情況：“他沒有歡喜，沒有快樂，每天從小孩的課堂里走出來，就是沖涼，喝酒，睡覺。” “和朋友在酒肆喝酒，及早晚在海濱散步，是他最樂的消遣。” “現在是住在陰暗破舊的小房子里，伴著一張蟲蛀又極臟的桌子和破舊的小床，夜夜天天做著奔走成線的臭蟲的主人。”

日子一天天過去，楊騷的皮膚給熱帶的太陽曬黑了，臉孔被四面的海風吹憔悴了，身上的白帆布衣服變得灰黑，赤腳穿的皮鞋也已破舊不堪。但他追求的理想呢?

嚴峻的現實挫折了楊騷的雄心。他不無感傷地認識到：

我這葉落黃不知終要飄落何地?但可以必的，以自己的情性，就在這個于別人是黃金的國土內得到一片樹蔭，也不過是一時的歇腳地罷了，想要吃樹上的果子么，做夢!……名譽?美人?藝術?……一切都是些幻影，我們只好且旅行著掙扎著做著好夢，追著幻影過一生罷!

(楊騷《十日糊記》)

“掙扎著做著好夢，追著幻影過一生”，這就是楊騷在南洋時期的生活歷程。他寫于這一時期的詩集《受難者的短曲》，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思想和生活。

在南洋，他曾竭誠追求過光明。當“美夢的夜星沉沒，幻想的初陽被云遮住”(《受難者的短曲》)，他曾“踏過碧綠的汪洋”，去尋覓那“朦朧的夢”。但是光明何在?前途渺茫!自己只覺得象一片落葉“零丁撲朔飄落在海外”，只看到自己“足跡印著的土地，那里我們的淚痕印著”。于是，他無可奈何地呼喚： “哦! Piju，你今何在?”(《懷Piju》)

他曾狂熱地追求過愛情，但愛情并不給他以青睞。 “送給她情熱的花環(huán)和閃耀的珠淚，天天下去了，暗淡、 枯萎。”(《詩的蘇生》)《癡男歌》寫一個男子被他癡等了四年之久的女子拋棄的故事，反映了楊騷在戀愛上的失敗以及痛苦。寫于1927年9月1日夜半的《四年前后》，更是一首哀怨的戀歌，詠嘆了失戀于A妹后的惆悵與辛酸。

接連不斷的失敗，使詩人感到迷茫，他不知道該何去何從：“我流浪，我浪流，我心悠悠;我不知所之，我不知所留。”(《流浪兒》)當音樂家的宏愿早已煙消云散， “朽腐的手指已彈不出完美的心”，夜深人靜時抱著提琴哀吟，成了他的家常便飯(《頭發(fā)與提琴》)。他經常出入于酒店，“拼命地狂飲”，什么希望、憂愁， “一切盡在此杯中”(《酒杯中的幻影》)，或者便“投在妓女身上”，作為“做夢的搖籃”(《投在妓女身上》)。這時候楊騷的頹廢心情幾乎臻于極點。

楊騷生活在遠離祖國的星洲，身受異族的壓迫，面對社會的冷酷，滿心希望化為泡影。他找不到光明之路，又不甘于沉淪，曾想過抱著提琴跳河自盡，也曾想自縊于桃樹枝上，以此辭別“荒廢”的“人間”，但“自然與人生如此美麗”，草率地了此一生未免可惜，更何況他還企盼著“自由唱歌”的歡樂呢(《自殺未遂犯》)。終于，他咀咒起自己的沉淪生活了：“哦，這樣，我咀咒此生”，并鼓起勇氣唱道： “云雀墜，將再飛起!我將高唱，限我生有力;雖終以無常的彩霞作寢臺，我將飛，墜，墜，飛起!” (《站在船頭看月》)

飛向何處?詩人已不愿再在海外飄流，他懷戀起自己的家園和親人，決心返回祖國。《歸途》一詩表達了他的這種心情：

哦!弟弟，娘，我將回家去，/與鄉(xiāng)姑里婦們親近;/我將幫她們起火煙，在日黃昏，/我將同她們上田岸，在天黎明。

哦!弟弟，娘，我將回家去，/收拾我以前棄了的小屋，/耕作我以前不要了的田園，/哦!我將做個順從的鄉(xiāng)少年!

總之，詩集《受難者的短曲》是楊騷在南洋的夢幻生活的藝術投影。正如蒲風指出的，它“表示了追求光明的失敗，因而流浪南洋，好象成為披發(fā)行吟的歌者，有一種李白式的浪漫的豪情，但，結果時代潮流又使他發(fā)現了錯誤，就了歸途，在后來多少有了轉變。” (《五四到現在的中國詩壇鳥瞰》)

在藝術上， 《受難者的短曲》受唯美主義、象征主義影響頗重。詩人用了大量的隱喻手法，精心描繪夢幻的主觀世界，刻意追求虛無飄渺的意境，這與他所抒寫的哀傷憂郁的情感和孤寂凄苦的形象頗相吻合。詩人長于自由體詩，而又吸取了我國古典詩歌和民歌民謠的某些優(yōu)點，因而形式精巧活潑，語言輕盈華美，音韻和諧動聽，具有很強的藝術魅力。

1927年10月，楊騷經過一個多月的奔走，好不容易拼湊了一點錢，買了一張三等艙的船票，登上了開往上海的“伏見丸”。

臨上船前，一位朝鮮朋友交給楊騷一封介紹信。他是朝鮮的老革命家，曾多次從日本人的手里越獄逃生。這次楊騷回國，他想把楊騷介紹給在上海海關辦事的朋友，以幫助楊騷振奮起來走向革命。而楊騷這時的思想還停留在小資產階級個人奮斗的階段，對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什么認識。在他看來， “赤化目今好象很不利市似的。赤黨不是被砍頭，便是被油燒呀!……危險， 危!” 因此他不準備去找那位朋友(《十日糊記》)。這說明，楊騷對黑暗的社會現實雖有一定的反抗意識，但和革命相距甚遠，他還需要經過漫長的歷程，逐步向革命靠攏， 向人民靠攏。

在“伏見丸”上，楊騷強烈地思念著白薇。兩年多的南洋生活，他經受了苦痛的折磨，開始認識到白薇的真誠。在多少個無寐的夜晚，他想起白薇就深感內疚。 “真的我曾熱狂地做過桃花夢;但桃花已隨流水流逝，我看的就是一片綠，看的就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她了”(《十日糊記》)。誰知道白薇現在情況如何?她會不會原諒自己呢?

前進中的曲曲折折

1927年10月19日， “伏見丸”抵達上海。楊騷先在老靶子路福生路懷仁里找了個小房間住下，幾天后，便到北四川路崇福里第十三弄去找白薇。

當楊騷見到白薇時，他的心不禁顫抖了。他看到，在白薇小小的房間里，除了一張行軍床，一個桌子，一把椅子以外，全都是自己的東西：墻上掛的是自己繪的畫，桌上放的是自己的鏡子和像片。啊!白薇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即使自己給她以感情上的重創(chuàng)，她還是那么癡情地愛著他，等著他。楊騷深深地覺得對不起白薇。在《跪在她面前》一詩中，楊騷表達了自己當時懺悔的心情：

我跪在她面前受洗禮，/從她震顫肅厲的聲中，/我承住贖罪的淚水滴滴。

生活的挫折，消蝕了楊騷往昔的自負和盛氣，他低聲地向白薇傾訴著自己的經歷和悔恨，懇求白薇的大度寬恕。昔日的愛畢竟太深了，盡管白薇憤慨于楊騷的用情不專，曾想割斷情絲分道揚鑣，但終于還是原諒了他。

不久，他們就搬進安吉里的一座樓房，開始了共同生活。

這一段的生活，他們都很高興。兩人共同買菜、燒飯，生活雖不富裕，每天只吃兩毛錢的小菜，卻都覺得非常舒服。楊騷很喜歡唱歌，進來出去都唱，燒飯時也唱，愉快的歌聲為他們的生活增添了無限樂趣。楊騷還時常拉白薇出去散步，到茶館喝茶。白天夜晚，他們在各自的房間里讀書、寫作，飯后茶余，就聚在一起切磋、砥礪。幸福的生活結出了豐碩的成果，他們后來在《北新》、《語絲》、《奔流》等刊物上陸續(xù)發(fā)表的大量作品，不少都是在這段時間構思或寫成的。

從1927年12月至1928年2月，楊騷連續(xù)寫出《yellow!》、《來客》、《記憶之都》、《新街》、《他的天使》等五個獨幕話劇。這短短的三個月，在他的寫作生涯中可說是個豐產期，特別是前三個作品思想充實、格調明快，顯示了他在創(chuàng)作上的明顯轉變。

《yellow!》是楊騷回國后所寫的第一個劇本。作品取材于他在南洋的見聞，描寫了白種人警長大狗為霸占黑姑娘，肆無忌憚地槍斃了黃種人工頭的故事。作者沒有孤立地描寫對于女人的爭奪，而是把它放在現實環(huán)境中，揭示出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嚴重問題，從而使這一場尖銳的沖突具有比較深刻的社會意義。

《記憶之都》的內容，是寫一個人因厭惡“地上骯臟”，不愿在人間“受難”，向往于充滿“希望和憧憬”的“神秘園林”，而被天上的姐星帶上天界。但“天上也非干凈土”，妹星只因為偷了三個仙桃，被玉帝處罰，要在那株桃樹下哭上三年，用淚水灌溉桃樹以為贖罪。這一事實撼醒了那人的“美的天國夢”，他憤慨地說： “這比人間還要殘酷些!” “這種天國于我何用!”于是，在地界炮聲的震響下，他決定離開天堂，返回人間。該劇的主題是一目了然的。它啟示人們不必躲避慘淡的現實，也不必尋求夢幻的天堂，只有回到現實的大地，才有真正的出路。作品脫稿于楊騷的南洋之夢破滅后不久，無疑地折射出他的新的認識。

如果說《記憶之都》是以神話故事反映楊騷決心告別如夢的過去，那末，《來客》則是用現實的題材披露了作者對新生活的追求。劇本寫一個曾經沉緬于三角戀愛的青年文，在革命的教育下，認識到“沉醉的時代已經過了”，應當從“象牙塔中的夢”清醒過來，走向現實斗爭。在赴俄國留學前夕，他專程趕到山區(qū)，向過去的戀人春和朋友泉辭別。他鼓勵春、泉等人跳出世外桃源，到“穢惡”的人間去“布好種子”，共同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美的世界”。由于文的影響，寫過《春的沉醉》的泉開始厭倦昔日的生活，而想出去旅行，呼吸新鮮空氣，而春則從厭惡“荼毒萬惡的人間”，進一步想“到更著實的……更新的土地上去”。當然，限于作者的認識，劇中人物對于新生活的理解還是比較空泛的。

總起來看，這幾個劇作透露出楊騷創(chuàng)作的一個新動向，就是不再僅僅咀嚼個人的寂寞、郁悶和感傷，而力圖面向社會，反映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和新的感情。盡管其中不無幼稚膚淺之處，某些處理也有明顯的缺陷，但畢竟是作者邁出的新的有力的一步，而這一步的邁出是經過了痛苦的摸索的。

楊騷返國之時，正值國民黨反動派四一二政變后不久。反動政府大肆屠戮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革命暫處于低潮。嚴酷的社會現實，擊碎了楊騷個人主義的幻夢，也喚醒了他當年的愛國心。他開始關心正在逐步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閱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并且在此影響下，決意拋棄舊的思想，攜筆走向革命斗爭的前列。

在給白薇的信中，楊騷寫道： “我近來很想寫作一點東西，但我曉得寫作出來的一定還是那么一套：自己表現，身邊瑣事。因此，總踟躕不敢下筆。素，你是比我前進多了，你努力在追趕，眼睛早就注意在時代的前面，總想要抓住時代的核心。”(《昨夜·楊騷之部》)

由此可見，楊騷在思想和創(chuàng)作上的進步，亦得益于白薇的影響和幫助。這幾個劇本完成于與白薇同住的時期，決不是偶然的。

1928年初，在楊騷生活中發(fā)生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結識了魯迅先生。打那以后，他就經常去拜訪魯迅，向魯迅討教生活和創(chuàng)作上的各種問題，成為魯迅家的常客。魯迅在繁忙的寫作之余，總是熱心接待楊騷，有時甚至中斷自己的工作，來給他復信，跟他交談，陪他去看畫展，把他介紹給其他作家。據《魯迅日記》的記載，從1928年1月至1929年12月，楊騷與魯迅的交往達六十九次之多，這在同時期跟魯迅往來的青年中，次數是較多的，可見楊騷與魯迅關系之密切。

楊騷不僅在思想上得到魯迅的指點，而且生活上也多次得到魯迅的資助。在《魯迅日記》上就有這樣的記載。

1928年8月15日 寄楊維銓信并泉五十。

1928年10月17日 下午維銓來，假以泉百。

1928年10月26日 下午楊維銓來，假以泉百。

魯迅自己也倚文為生，經濟并不寬裕，但為了幫助青年作家度過生活難關，不惜苛刻自己慷慨解囊。此情此誼，使楊騷大受感動，深銘于心，多少年來一直鼓舞著他前進。

在創(chuàng)作上，楊騷也得到魯迅的大力扶植，1928年6月，魯迅和郁達夫創(chuàng)辦了《奔流》月刊，在創(chuàng)刊號上就發(fā)表了楊騷的詩六篇《贈……》。爾后的十四期刊物上，楊騷一人就發(fā)表了詩歌《錯亂》、《夜的上海》、《飄落》、 《過江》、《最后的心》，劇本《空舞臺》、《蚊市》，小說《蠢》，譯文《熊》等九篇作品，差不多每期都可以看到楊騷的名字。當時白薇也在《奔流》上撰文。魯迅對他倆的作品，總是編排在一起，這期楊騷在前白薇在后，下期就白薇在前楊騷在后。這樣連續(xù)地集中地發(fā)表他們的作品，使得這對年輕的夫婦作家名聲大噪，一躍登上現代中國文壇。魯迅為他們提供園地，在思想上、方向上給予切實的指導，卻從不隨便改動他們的作品。魯迅認為：每個作者都“別有風格”， “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個雜志的文章，只有我獨一的風格了”(《悲劇生涯》)。在楊騷前進的腳印里，凝聚著魯迅灑下的點點心血。

楊騷不負厚望，在這段時期創(chuàng)作了一些很有意義的作品。

發(fā)表在《春潮》月刊的《餓鬼》，是一篇構思奇特的小說。作者以其豐富的想象，通過餓鬼們的種種議論，揭露了在反動政府的壓榨下田園荒蕪、民不聊生、人人相食、餓殍遍野的凄慘現實，從而發(fā)出必須“重新創(chuàng)造一個新天地”的呼聲。餓鬼們雖然骨瘦如柴、膚干如滓，但決心努力拯救將要被餓死的父老兄弟，他們眾口一詞： “我們團結罷。你的枯骨和我的枯骨，我的干肉和你的干肉，大家的血和大家的血，揉成一團，結成一塊，緊緊地團結，那么，我們的力量要比任何大炮的子彈都大的罷!”作品暗示人民只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摧毀這個人吃人的魍魎世界。

獨幕劇《蛟市》著重抨擊了知識分子群中的丑惡現象。劇名系由魯迅代擬， “比劇中人物為蚊子之意也”(《昨夜·楊騷之部》)，這一命題，具有畫龍點睛之妙。劇中書鋪老板章盛昌和某大學白教授對青年寡婦珊君的一萬元存款都心懷叵測、百般算計，而對窮苦的小說家湯化時的榨取更是毫不留情，他們雇他寫作，給價卻低廉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他們的這種作為，真與吸血蚊子何其相似。作者鞭辟入里地揭露了金錢社會的世態(tài)炎涼，憤怒地撻伐了章、白等人的冷酷的心腸，諷刺意味頗為濃厚。《蚊市》的人物塑造，比之前一時期的《yellow!》等劇，已有長足的進步，作者努力洗刷形象身上的概念意味，而賦予其鮮明的個性，揭示其內心的感情，因而顯得比較豐滿、生動，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楊騷在這個時期還寫了不少詩歌，其中能夠反映他思想進步的，主要有《黎明之前》和《把夢拂開》兩首。前者以“太陽的舌頭剛伸出，何方來的盜云竊霧，把天地的窗門關住，偷劫了光輝的明眸”的詩句，比喻大革命失敗后的現實社會，含蓄地譴責了反動派的倒行逆施，熱烈期待著“天地”的“新生”。后者寫得尤為出色，不僅表達了作者“把夢拂開”，徹底改造自己的堅定決心，而且展示了大革命時代雄壯的斗爭場面：

莫睬，一切莫睬，/坐我們的飛艇追以太，/投我們的爆彈毀古寨!/撲上來，撲上來，/時與空與我們將換個新的世界，/時與空與我們將換個美的世界!

這首詩清新流暢，豪邁動人，一掃感傷的氣息，毫無印象主義的陰影，而且頗有點時代進行曲的味道，可與同時代的革命詩人殷夫之作相媲美。

可惜的是，這樣的詩歌在楊騷本時期創(chuàng)作中，只是鳳毛麟角，其它大部分詩作，還主要是傷感的哀歌。它們或者詠嘆“何時歸來，我的心愛”，或者吟唱“黃昏雨”、“殘夜曲”、“迷兒歌”，或者捕捉“赤裸裸的瘋婦眼前過”， “兩個頭顱三眼睛”等怪誕的形象，流露出他內心未能解脫的“錯亂”。這些詩歌基本上都收在他的詩集《春的感傷》里。

革命的前進的戰(zhàn)歌和哀怨的傷感的悲歌同時發(fā)自于楊騷的歌喉，并不奇怪。這是因為楊騷雖有告別過去、獻身革命的愿望和決心，但要象鳳凰涅槃那樣獲得新生，畢竟不太容易。正如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的那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其世界觀尚未得到徹底改造、在其尚未與工農群眾真正結合的時候，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

對于楊騷，其所以如此，還有一層原因，即他總是陷于三角戀愛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楊騷與白薇愉快地同住一樓的日子，只有幾個月。不久，楊騷故態(tài)復萌，又與亦在上海的A妹發(fā)生聯系。于是，家中矛盾便連連發(fā)生。開始，兩人常以小事相爭執(zhí)，后來索性冷臉相向。同住的生活已不能維持，兩人就分開了。

但感情是個奇怪的東西。在以后的幾年中，兩人仍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而且還曾幾次搬在一起。1929年初，兩人還決定正式結婚，并且“約了一些朋友在一個飯店舉行婚禮”，后因楊騷不到席而未成功。事后才知道，原來楊騷已經戀上了另一個女人Miss黃。不久，楊騷便以探家為理由，攜著Miss黃回故鄉(xiāng)漳州去了。

楊騷糾纏于三角戀愛的苦悶，不時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有時他向白薇獻詩： “你的情大，你的氣高，你的心兒潔凈”(《最后的心》);有時他又為別人歌唱： “你的迷人的皓齒嬌聲，可使曲高的云雀投降”(《迷惘》)。他不想放棄任何一方： “我愛受難的小鳥，又愛憂愁的紫堇”，企圖“同時可吮你的唇吻她的眼睛”，可是“一蕊花怎兩個心”，于是乎只得“淚涔涔，我哭到天明”(《迷惘》)。

1933年8月，他們在南強書局出版了情書集《昨夜》。兩人友好地握手言別，并向昨夜的“惡夢”言別(《昨夜·楊騷序》)。從此，兩人各奔東西，雖然依舊保持一定的聯系，也象朋友那樣互相關心，但再也沒有走到一起。

左聯時期的戰(zhàn)斗風姿

從南洋回國后，楊騷一面從事創(chuàng)作，一面翻譯了大量日本和蘇聯的文學作品，計有小山內熏等人的戲劇集《洗衣老板與詩人》、谷崎潤一郎的長篇小說《癡人之愛》、守田有秋的《世界革命婦女列傳》、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歌女》和柯侖泰夫人的中篇小說《赤戀》等等。

偌多的譯品產生于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成績相當可觀。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貧寒的生活所迫。楊騷抵滬后，一直沒有工作，全憑寫作維持生計。在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專制主義和“文化圍剿”的迫害下，楊騷的生活毫無保障，時有斷炊之憂，而嚴重的胃病還不斷在襲擾著他。楊騷在給白薇的信中，曾以“活的打字機”自喻，形象地道出了他拚命譯作以謀生的苦辛。

不過，作為一個正直的、努力前進的作家，楊騷從事翻譯的態(tài)度是嚴肅的。他從不迎合某些書商的需要去翻譯烏七八糟或無病呻吟的東西，而把目光投向反映異國的社會矛盾或革命斗爭的作品。楊騷在《世界革命婦女列傳》一書《譯者的幾句話》中明確指出： “當此革命神受難，小百姓遭殃，而有產階級橫行，丘八老爺跋扈的時候”，翻譯此書的目的是要“給與讀者一點什么刺激或暗示”。可見譯者的良苦用心。

1930年，楊騷在南強書局先后出版了譯著《十月》和《鐵流》。前者是一部描寫十月革命時期莫斯科起義的中篇，后者描寫的是蘇聯國內戰(zhàn)爭時期一支游擊隊在和外國侵略者斗爭中成長的故事。在當時白色恐怖如此嚴重的上海，楊騷竟然翻譯了這樣兩部革命性極強的蘇聯作品，顯然是楊騷從早年的迷惘、傍徨毅然走向革命的一個堅實步伐，充分流露出他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熱愛與向往，也顯示了他積極投身革命的熱忱。把這兩部作品介紹到中國來，楊騷是第一人。雖然后來出現了更完美的譯本，但先行之功不可沒，作為一個進步的文學翻譯家，楊騷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1930年前后，楊騷的思想已有了質的飛躍。由于革命潮流的推動，他已經從一個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行吟者，邁進無產階級革命的戰(zhàn)斗的行列。他認識到過去某些作品的不足，在與朋友交往中不是有意回避，便多搖頭苦笑。在《我與文學》中更作了嚴格的自我批評： “至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過程，更加無意義，盡是些呀呀喲喲，戀愛故事和痰迷或發(fā)小牢騷之類，無足道者。”他決心走出書齋，融匯到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用文學的武器向黑暗勢力開火，為光明的中國辟道。于是，當1930年2月，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時候，楊騷便成為積極的參加者之一。

在左聯，楊騷是詩歌組和小說組的成員，并參加過作講演、發(fā)傳單、貼標語、游行示威等各項活動。他曾先后參與發(fā)起成立上海的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和中國著作者協會，一二八事變發(fā)生后，還作為中國著作者協會的成員參加上海各界慰勞團，到閘北一帶前線慰勞英勇抗戰(zhàn)的十九路軍。

左聯成立時，楊騷已屆而立之年，在當時的文藝青年中，歲數是較大的。很多青年讀過他在《語絲》、《奔流》上發(fā)表的詩歌戲劇，對他十分尊重。而楊騷卻謙虛為懷，誠懇待人，熱忱幫助和引導后學青年。他多次主動地為素不相識的青年介紹詩稿、修改文章，關心他們的成長。當有的青年生活發(fā)生恐慌時，他也象當年魯迅對自己那樣，毫不猶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在很多左聯戰(zhàn)友的記憶里，楊騷是青年們的良師益友，其為人“相當突出地表現出作為一個詩人的特點：熱情、坦率、富于正義感，而且極其平易近人”(任鈞《憶詩人楊騷》)。

“九·一八”以后， 中華民族已經處于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而當時詩壇上，新月派、現代派和象征派的詩人們卻背對現實，無病呻吟，大唱唯美主義的靡靡之音。為了反對詩歌領域中的反現實主義逆流，使革命的詩歌工作者與時代取同一步調，1932年9月，經左聯批準，楊騷與穆木天、任鈞、蒲風等人倡議、發(fā)起了中國詩歌會。

作為發(fā)起人之一，楊騷為中國詩歌會做了許多工作。成立前，他奔走聯絡積極籌劃，成立后，又踴躍參加各項活動。每逢召開有關詩歌理論問題的討論會，他總是暢所欲言。中國詩歌會創(chuàng)辦機關刊物《新詩歌》時，他不辭辛勞為之組稿、看稿和編輯， 自己也提供了高質量的作品。

在《新詩歌》創(chuàng)刊號上，他發(fā)表了著名的《小歌金陵》。這首民謠體的短詩，寫得概括、精練、生動，極富感染力。可以看出，隨著思想的提高，楊騷的詩風也有顯著的變化。在《新詩歌》同人提倡向口語學習、向民歌學習的時候，這首詩可說是個杰作，完全符合魯迅提出的“要有節(jié)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的要求，所以得到穆木天、任鈞、蒲風、柳倩等詩友的一致好評。

還有一首《我讀了我的詩集》，也值得一提。 該詩一名《去罷，〈春的感傷〉》，是詩人在新時期對自己舊作《春的感傷》的讀后感。在舊作面前，詩人覺得有一種“隔世之感”，這些“脆弱的肝腸”、 “桃色的悲嘆”、 “空架的熱狂”、“苦悶的喜悅”，與現今的時代是多么格格不入!因此，作者唱道：

啊，什么春的感傷或感傷的春，/去罷，愿你漸漸死滅， 無人歡賞。

這是詩人與灰色的過去徹底決裂的呼聲，標志著詩人的思想已進入嶄新的境界。自此以后，他的筆下再沒有出現陰郁低沉的詩文，他腳踏現實的大地，寫出大量與革命同脈搏、與人民共呼吸的優(yōu)秀作品，真正成為一名時代的歌手。不妨說， 《我讀了我的詩集》一詩，是楊騷生活與創(chuàng)作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也許是楊騷以較多的精力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之故，他在這一時期的詩作并不多。但無論從內容或形式上看，每一篇都各有獨到之處，其中成就最高的要推《鄉(xiāng)曲》和《福建三唱》。

《鄉(xiāng)曲》是一首描寫農民暴動的長篇敘事詩。作品以農村少有的大旱災為背景，揭露了地主老財勾結兵匪殘酷壓榨貧苦農民的事實，從而繪聲繪色地展現了農民揭竿而起，拿著鋤頭、扁擔和布袋，沖進地主洋房開倉搶糧的斗爭圖景。暴動在敵人的鎮(zhèn)壓下歸于失敗，但鄉(xiāng)親們卻變得堅強起來，他們不“再流淚暗哭”，決心“打碎這烏黑的天地”。

用詩的形式正面描寫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斗爭，這在楊騷還是第一次。在作者筆下，主要人物的刻畫是成功的。農民領袖老三由沉默至暴怒，性格發(fā)展頗有層次，他勇敢而機智，地主陳爺的詭計逃不過他的炯眼，保安團的鋼槍摧不毀他的意志，最后壯烈地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通過這一英雄形象的刻畫，詩人熱情歌贊了農民的反抗精神，形象地為人們指出了團結起來、前赴后繼，向黑暗社會不懈斗爭的真正出路。詩人在描寫宏大的斗爭場面的同時，注意氣氛烘托，并穿插了一些細節(jié)，使故事的表現更加有聲有色。

由于作者長期居于書齋，對農村生活和農民斗爭還不夠熟悉，某些描寫也未能免于概念化的弊病;此外，語言的錘煉也略嫌不夠。不過，總的看來，這首長詩氣勢雄壯，情節(jié)動人，充滿了磅礴的戰(zhàn)斗精神，在當時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發(fā)表以后蜚聲詩壇，影響很大。

與《鄉(xiāng)曲》比較， 《福建三唱》以感情的深摯而激越取勝。作為一首政治抒情詩，它沒有委婉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也沒有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作者是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唱出了他對故鄉(xiāng)的熱愛：

朋友，你問嗎，我的故鄉(xiāng)?/唔，我的故鄉(xiāng)，/不是熱河，黑龍江，/是廈門，泉漳。/那兒沒有人參，哈士蟆，/那兒有荔枝，龍眼，巖茶，水仙……/哦，我愛我的故鄉(xiāng)!

但美麗而富饒的故鄉(xiāng)，如今已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田地荒蕪，人民遭殃，異國的旗幟到處飄揚。為了奪回故鄉(xiāng)，詩人號召泉漳子弟“點燃武夷山上的森林罷，燒毀漢奸的狼心狗肺”， “鼓起廈門灣中的怒濤罷，淹沒遠東的帝國主義”。這首詩以愛國主義激情為基調，矛頭直指日本侵略者，是楊騷實踐中國詩歌會關于詩歌反映現實斗爭、激勵人民奮起抗日的主張的一篇力作。

在藝術上，《福建三唱》汲取民歌民謠的長處，采用復唱迭詠的手法，酣暢淋漓地抒發(fā)了詩人熾烈深沉的愛國情懷。語言清麗，節(jié)奏明快，富有濃郁的民族色彩。在楊騷一生的詩作中，這首詩占有重要的位置。

楊騷在左聯時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詩歌以外，他還寫了一些雜文，如《謝謝小癟三》《啤酒頌》和《從搬家談起》，言近旨遠，從自己清貧困苦的生活著筆，抨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散文《跑狗場》揭露中外反動派狼狽為奸，詐騙人民血汗、毒害人民心靈的罪行。另外，他還寫過一篇以日本兵士為主角，鞭撻日本侵略政策的小說《三個工兵》。戲劇方面，他寫了獨幕劇《冬夜街景》、 《本地貨》和《在甲板上》，都反映了腐敗的社會現實或城鄉(xiāng)勞動人民的苦難及其反抗，其中以《本地貨》最為成功。

作為一個革命的作家，楊騷極其重視和關心文藝批評工作。在《批評家的手》一文里，他這樣闡述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 “作家象煎茶的人，批評家象品茶的人。品茶的人當然要認識所有的茶葉，知道許多關于茶的知識才行，同時也得有健全的味覺，高尚的趣味。……有前途的批評家，不但要象一個好的品茶人，有時也必需虛心地從作家那里學習許多自己不懂得的東西，而且對作家的態(tài)度始終要象對友好兄弟那么親切，沒有偏見私嫌，掙脫宗派主義的鐵箝，又能夠不離開正確的原則底立場來批評他，援助他，促進他的進步。”基于這樣的認識，楊騷在從事創(chuàng)作和翻譯的同時，也寫了不少文藝理論批評文章。這些文章當時散見于各個文藝雜志，后來大部分收在上海引擎出版社出版的《急就篇》一書。由于楊騷能夠站在時代的高度，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復雜的文藝運動和文藝現象，又融合了自己創(chuàng)作道路上的某些經驗教訓，因此，他筆下的理論文字，無論是為文藝青年所寫的輔導文章如《關于劇作法的問答》、《從詩的特殊性談起》，或是隨筆感想式的《漫談文藝批評》、《從公式主義說到影評》，還是象《感情的泛濫》、《歷史的呼聲》等文藝評論，大都寫得尖銳、公允、深中肯綮，而較少片面性，對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頗有指導意義。

1936年，當周揚等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后，楊騷積極響應，并先后寫出《看了兩個特輯以后》《文學的國防動員》等文章，大聲疾呼，要求“一切非漢奸的作家” “捐除私見私嫌，滅壞個人主義……手攙著手，為民族解放，為抗日救國”團結起來， “多多產生一些國防的文學作品來。” (《文學的國防動員》)這些意見對當時出現的某些個人攻擊的文章，是一個嚴肅的批評，而對抗日救國的革命文學運動，則是一個有力的促進。

左聯解散以后，王任叔、茅盾、郁達夫等發(fā)起成立文藝界新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中國文藝家協會。楊騷四處奔走聯絡，為協會的發(fā)起做了不少工作，領銜簽名的王任叔，就是楊騷約請他參加的。楊騷仍象以往那樣，勤勤懇懇地筆耕，默默無聞地工作，在黨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中，他是一名不斷進取的戰(zhàn)士!

緊跟時代的步伐

1937年7月初，楊騷應郁達夫之邀，赴福州任職于福建省政府公報室。

不久， “七七”事變爆發(fā)，楊騷即以巨大的政治熱情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他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威脅利誘，與郁達夫、許欽文、樓適夷、董秋芳等人在福州組織“文化界救亡協會”，并在《小民報》先后創(chuàng)刊了《文救周刊》和《救亡文學》日刊，大力鼓吹反帝抗日。楊騷在其上積極撰文，發(fā)表了《今年我們紀念“九·一八”大可吐氣揚眉》《莫忘國慶中的國難》《魯迅，斗爭!》《發(fā)動文藝界的游擊戰(zhàn)》等政論、雜感。在《發(fā)動文藝界的游擊戰(zhàn)》中，他慷慨陳詞： “在目前，文藝家除開應有一副熱血愛國的心腸，參加救亡工作之外，他唯一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筆。應該適應時代的要求，利用我們的武器，來增強我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民族解放而戰(zhàn)的全面抗戰(zhàn)力量。”在他的帶動下，不少作家都紛紛揮毫上陣，一時在福州掀起了抗日救國的熱潮。

對此，國民黨反動派驚恐萬狀，拚命鎮(zhèn)壓。很快地，文救協會的組織者都上了反動政府的黑名單，楊騷還被省政府公安局傳去，受到反動局長的持槍恫嚇，董秋芳后來因此鎯鐺入獄。在這樣的形勢下，協會已無法開展工作，樓適夷首先被迫出走，不久楊騷也離開福州，先去永安，后至漢口，接著輾轉經長沙、桂林、貴陽，于1939年2月下旬抵達重慶。

重慶當時是抗日戰(zhàn)爭的大后方。原在武漢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已遷來重慶。楊騷一到，便參加了文協的工作。3月1日，他即出席文協研究部第六次詩歌座談會，就抗戰(zhàn)以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情況發(fā)表了意見。在此前后，他還參加了分別由歐陽山和宋之的主持的小說座談會和戲劇座談會。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不忘詩人的責任，先后在《抗戰(zhàn)文藝》、《中蘇文化》等雜志發(fā)表了《二月四日》、《國際時調》、《這是一首活的諷刺詩》和《莫說筆桿不如槍桿》四詩，發(fā)出了他的戰(zhàn)斗吶喊。

《二月四日》一詩，副題為《敵機轟炸貴陽略記》。詩中揭露的日寇罪行和人民遭遇，由于詩人親眼所見，顯得格外真切，詩的情調是高昂的，引人奮起的。《國際時調》等三首，也都把矛頭直指窮兇極惡的侵略者，詩人以豪壯的氣魄，唱出了億萬中華兒女的共同心聲——

沖洗吧，把我們的恥辱沖洗無留，/用我們長江大河般鐵和血的奔流!/撲殺吧，把丑惡的野獸撲殺無留，/用我們泰山南岳般的臂膀和拳頭!

(《這是一首活的諷刺詩》)

詩句感情激奮，遒勁有力，似戰(zhàn)鼓，如匕首，在抗日救國運動中發(fā)揮了強烈的戰(zhàn)斗作用。

6月，楊騷參加文協組織的作家戰(zhàn)地訪問團，到中條山、太行山一帶戰(zhàn)區(qū)慰勞抗日將士，體驗戰(zhàn)斗生活。在這半年里，生活非常緊張，幾乎每天都在跋山涉水，絕少休憩的時間。但楊騷興致勃勃，事事走在前頭，還學會了騎馬。前線將士和人民群眾的抗戰(zhàn)熱情，極大地鼓舞著楊騷，使他詩思如涌，寫下近百首小詩，集為詩集《半年》。其間大多記錄了詩人千里行軍的所見所感，那平樸無華的文筆，深摯真切的感情，形象地展示了抗日怒火遍燃神州的歷史風貌。

此外，楊騷還在《抗戰(zhàn)文藝》、《文學月報》(重慶)上發(fā)表了獨幕劇《釘子》、隨筆《關于文藝批評落后的二三見解》、 《詩營隨筆》、《想一句，寫一句》等作品。

從前線回重慶后，楊騷住在文協的所在地南溫泉。在這重慶著名的風景區(qū)，當時正住著一大批作家，其中也有白薇。通過多年的生活磨煉，楊騷已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對白薇懷有一種發(fā)自內心的負疚。有一次，白薇突發(fā)高燒昏迷不醒，楊騷聞訊，當即趕去把她抬到自己書齋，親自護理。他幾十次地向白薇懺悔自己的過錯， 申述著自己“晚熟的理解”，誠懇地“要求愛情復活”，讓他有個將功補過的機會(見白薇1941年7月15日致楊騷函)。但過去的事情委實太使白薇傷心， 她拒絕了。從此，楊騷與白薇的戀愛關系徹底結束。可是楊騷沒有責怪白薇，也沒有自怨自艾，他一直深情地掛念著白薇的身體，總是力圖為白薇做些什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總是每月從自己微薄的生活費里拿出五十元寄給白薇，以彌補自己“有負于人”的過失。

1941年初，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fā)生。為了斗爭的需要，在周恩來同志的主持安排下，重慶進步文化界人士陸續(xù)疏散到東南亞去加強抗戰(zhàn)宣傳工作。楊騷接受黨組織的安排，改變去延安的計劃，來到新加坡工作。他遵照周恩來同志“到星洲后首先應幫助陳嘉庚”的指示，通過關系獲得愛國華僑陳嘉庚的聘請，就任閩僑總會機關刊物《民潮》的主編。

楊騷不遺余力地獻身于抗日工作。在《民潮》的半年里，朋友們看到他“在任何工作中都不顯露出自己的鋒芒，但凡我們認為應做的事，他卻默默地不多說什么，總盡著自己的力量去做到的” (巴人《記楊騷》)。他經手披載了不少鼓吹團結抗日、反對重慶反動政權和揭露福建太上皇陳儀的各種文章。編輯之余， 自己也在《南洋商報》、 《民潮》等報刊發(fā)表《加強團結，反對分裂》、 《散談詩》、 《哀念地山先生》等作品。其間為養(yǎng)女楊雪珍寫了首《贈紅豆》的小詩，詩中寫道：“等你長大了，/人間定象天國，/家庭已非牢籠。/好好地學習、奮斗、生長吧!/將來坐飛機到月宮里唱歌!”深情地展望了斗爭勝利后祖國的燦爛景象，寄托著他對下一代的殷切期望。而這，也正是他忘我工作、不懈奮斗的動力所在。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楊騷參加了新加坡華僑抗日動員總會下屬的文化工作團，并與巴人、郁達夫組織了戰(zhàn)時工作干部訓練班。后來，撤退到蘇門答臘廖州的薩拉班讓小島隱居，不久又西上峇耶公埠，同張楚琨等人到巨港開肥皂廠掩蔽度日。其間，他曾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了不會說閩語的巴人夫婦，使他們避開了日軍的魔手。1944年，楊騷和當地僑女陳仁娘結婚，重建了家庭， 以后生有三子。

新中國成立之初，楊騷在印尼雅加達《生活報》工作，為介紹社會主義祖國、團結海外華僑做了不少貢獻。1952年9月，楊騷率領全家離開印尼，返回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翌年，他被推選為廣州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參與華南文聯的領導工作。

回國后， 目睹各條戰(zhàn)線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楊騷異常振奮。他躊躇滿志，想在文藝界重整旗鼓，真正寫出一些他所要寫的東西來。他深入福建僑鄉(xiāng)體驗生活，足跡遍及泉州、石獅、集美、廈門、漳州，又轉赴廣東各地調查采訪，1932年他在《北斗》雜志上提出的“到工廠，農村去，參加新興階級的現實斗爭”(《關于文藝創(chuàng)作不振的感想》)的主張，這時開始真正實現了。

他不知疲倦地工作著、思考著，一個又一個計劃在腦海中醞釀著，他想寫小說，寫電影劇本，又想翻譯日本文學作品，還想為華僑青年編中國現代文學讀物……他多么想為新中國的文學事業(yè)多貢獻些力量呵!

可是，還未等楊騷在新中國文壇上大展宏圖，疾病便連連向他襲來，終于，1957年1月15日，中風癥(腦血管栓塞)奪走了楊騷的生命。終年五十七歲。

由于楊騷過早逝去，他在建國后的諸多美好的構思未及開出絢麗的藝術之花，只為人們留下了幾首小詩和兩篇兒童文學作品《蘋果姑娘》和《弟弟的百寶箱》。這兩篇兒童文學作品，還是楊騷纏綿于病榻之際， 以頑強的毅力與別人合作寫成的。這是他獻給祖國和祖國的花朵——少年兒童們的最后一份禮物。

近三十年過去了。今天，楊騷的名字在許多中青年讀者中已經變得非常陌生，但人民沒有忘記這位有成績的詩人、作家，沒有忘記這位“忠誠的愛國主義戰(zhàn)士” (見楊騷公祭大會祭文)。多年來，故友巴人、許欽文、洪遒、任鈞、雷濺波等同志曾先后撰文悼念，還有更多的熟人朋友也在深深地懷念著他。在紀念“左聯”成立五十周年的大會上，周揚同志把楊騷和詩人柯仲平、殷夫、艾青、蒲風并列，肯定了他在左聯時期的詩作“有新的創(chuàng)造”。楊騷的代表作《鄉(xiāng)曲》和《福建三唱》已被收入多種選本，深受海內外讀者的歡迎。近年來，對于楊騷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在福建等地開展起來。

楊騷——這個普通而又閃光的名字，將為越來越多的讀者所熟悉、所傳誦。

注釋

附錄一 楊騷主要作品目錄:

《迷雛》(詩劇),上海北新書局1928年6月初版。

《他的天使》(獨幕劇集),上海北新書局1928年11月初版。

《受難者的短曲》(詩集),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11月初版。

《心曲》(詩劇),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6月初版。

《昨夜》(書信集,白薇、楊騷合著),上海南強書局1933年8月初版。

《春的感傷》(詩集),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9月初版。

《鄉(xiāng)曲》(敘事長詩),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7年出版。

《急就篇》(論文集),上海引擎出版社1937年3月出版。

《記憶之都》(詩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6月出版。為“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作叢書”第2集。

《蘋果姑娘》(童話,楊騷、洗東合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出版。

附錄二 楊騷研究資料要目:

蒲風《楊騷的詩》,1934年10月1日《當代文學》第1卷第4期。

白薇《悲劇生涯》,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9月出版。本書系白薇自傳體長篇小說,對了解楊騷與白薇的戀愛糾葛、了解楊騷的思想和生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欽文《悼楊騷同志》,1957年1月24日《文匯報》。

洪道《悼念楊騷》,1957年2月28日《文匯報》。

巴人《記楊騷》,1957年《作品》月刊第3期。

欽文《水仙花》,1980年《水仙花》雜志第1期。

柯文溥《試論楊騷的詩》,1982年2月20日《福建論壇》第1期。

任鈞《憶詩人楊騷》,1982年《新文學史料》第3期。

楊西北《楊騷簡譜》,1983年4月《福建新文學史料集刊》第3期。

濺波《憶楊騷》,1985年《克山師專學報》第4期。

白舒榮、何由《白薇評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