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發人物簡歷簡介,李金發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在嚴格的要求下成長

1900年，被稱為“詩怪”的李金發誕生于廣東省梅縣螺田徑。

李金發的祖輩家境貧困，居住在離螺田徑五里遠的山腰上破屋里。李家含辛茹苦，過著饑寒交加的生活。李金發的父親在二十多歲時不甘再過這種窮困的生活，他告別長輩，冒險坐船下南洋，到南非洲左岸不遠的英屬小島毛里求斯，去實現他心中的宏圖。他要使李家富起來，使下一代再也不過這種饑不擇食的日子。經過幾年的奮斗，終于使他摸到了經商的竅門，打開了局面，他從一個一貧如洗的冒險者成為一個腰纏萬貫的富商。李金發的父親用積蓄的錢財在家鄉購置田地，蓋起幾幢大樓，頓時，寒酸的李家一躍而成顯赫的門戶。

由于李金發的父親出身在窮苦人家，盡管他以后致富了，但他懂得要維持這個家的繁華，決不能對子女放縱奢養，而要嚴加管束，使他們明白今日的富是靠努力得來的，所以他經常給子女講自己下南洋創業的歷史和如何受人欺侮的滄桑，他不準子女在平時大聲說話，放肆談笑，更不準他們賭博，閑蕩。父親經常不斷的教誨，在子女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懂得了世上有許多人是為疏懶而誤了自己的人生的道路。李金發的父親共有子女十三人，其中兄弟五人，姐妹八人，李金發在五兄弟中排行最小。在李金發心目中，父親是他以后做人的楷模，因此雖然李金發生活在一個條件優越的家庭，才十五歲出頭的他在農忙季節仍參加勞動，幫家里燒飯，到田里耘田，還學會了放風車、喂豬、曬谷。

李金發在六歲時進當地私塾念書，老師只會教“死書”，一古腦兒地將兒童根本不懂的古文、古詩灌向學生，小小的腦袋瓜當然接受不了這些高深莫測的文字，老師又是不問青紅皂白地打罵學生，李金發忍受不了這種專制橫蠻的教育，他經常逃學。在他看來這個私塾就是地獄，他情愿在烈日下種田，也不愿正襟危坐在教室里讀書，因此李金發在十幾歲時，還僅僅只能寫封簡短而生硬的信。然而李金發雖然在課堂上得不到知識，卻在民間汲取了大量的營養熏陶了他的靈魂。在梅縣有一個風俗，那里的婦女因丈夫多年下南洋，為表達她們的思念之情，常自編自唱許多纏綿繾綣的戀歌，這些興會淋漓、神采橫溢的歌聲使李金發十分陶醉，令他流連忘返，百聽不厭。有次他隨堂兄去參加酒宴，宴會上又聽到了這些情歌，十三歲的李金發沒有被酒宴上的酒所灌醉，卻被這些歌聲所迷戀，這對他以后從事詩歌創作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1916年，即李金發十六歲那年，父親因病謝世，李家的里工外工就由他大哥操勞主持。大哥將最小的弟弟送到梅縣縣城讀高等小學，在這個小學里，李金發的國文成績最好，他已愛上了文學，他“躲在書房里，看《玉梨魂》、 《牡丹亭》之類的書籍，倦了就睡，醒了再看，養成徐枕亞式的多愁多病的青年。”(李金發《三十六年前在香港》，載1955年10月香港《文壇》117期)

高小畢業后，李金發想到上海或廣州去讀中學，但又不敢獨自外出。正在家閑居時，二哥從南洋經商回來，鼓勵他再繼續去升學，于是李金發和同鄉兩位少年一起乘船到香港讀書。開始他在香港找不到學校，就一人回廣州到青年會辦的學校讀了幾周英語。后又回到香港，進荷里活道的譚衛芝補習學校攻英語。不久他經一個姓朱的鄰村人介紹，進入圣約瑟中學，接受了良好的正規教育，李金發在學校里認真攻讀，成績名列前茅。

李金發十九歲那年，來到上海進南洋中學留法預備班，準備在該班學習二年，再去法國勤工儉學，后聽說第六批勤工儉學就要去法，此刻父親生前要子女敢于創業的話語在他耳邊響起，李金發感到自己已到了立業的年令，理想本是計劃的草稿，現在正是使這個草稿完成的時候，他就毅然決定放棄讀預備班，而直接去法國留學。

二、法國的學校生活

1919年的冬天，李金發和李立三、張道藩等六十多位中國青年，離開了自己的祖國，漂洋過海，來到了遠隔萬里的法國。踏上了法國的土地后，異國的風光并沒使李金發目不暇接，在他面前展現的是寬廣的世界。凡是有勇氣走進這大世界，尋找真正知識的人，都有著一種希望和恐懼，此時的李金發也有著這種心情，但希望壓倒了恐懼，仿佛這個世界就是為他的成功而創造的，他心中只是想著如何在這塊土地學到更多的本領，使自己成為一個光宗耀祖的人。鑒于祖國的科學落后狀況，李金發的計劃中并不是想當個文學家，而是企求能成為一位化學家或飛機設計師。他由華法教育會送到巴黎楓丹白露鎮公立學校補習法文，學費由該教育會津貼。

天下事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必然的趨勢通過一次偶然的機會得到了表現。一次李金發去盧森堡美術院游覽，看到一尊石雕美女像，在一簇發卷上，在白皙和豐滿的前額上、在端正的鼻子和耳朵上、在盛開的花瓣般的弓形的鮮紅嘴唇上，對這位來自中國的青年有著極大的魔力，李金發在后來回憶他看到石雕時的感受說：“其時幼稚無瑕的天真心靈，不知受了怎樣的一種美麗的感動。”(李金發《留法追憶》載1938年9月1日《西風》月刊)就這樣，想當化學家或飛機設計師的李金發愛上了雕刻。又有一天，他和同學們去學校附近林中游玩，用刀子無意在樹身上刻了一個“匚”字，一些同學竟講他刻得“工整可愛”，“有雕刻天資”，熱情的贊賞和恭維，使李金發不管這些話是真是假，有點飄飄然了，使他決定了“從事這個美術的命運”。 (李金發《邂逅》載1928年12月《美育》二期)

1921年春，因華法教育會不再向留學生供給學費津貼，李金發與同學林風眠兩人自費去法國中部帝種(Dijon)美術專門學校求學。由于那里從未有過中國留學生，加上中國的落后，中國人被看作東亞病夫，因此他們常遭到法國人的侮辱、譏諷。李金發在學校里過著很清苦的生活，常常是幾片面包填飽肚子就行。李金發對這些并不在乎，但他受不了白種人尖刻的挖苦，難堪的詰問，他感到精神刺激太大。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體的痛苦就變得不足道了。每當夜深人靜時，李金發盡管拋掉白天那些令人生厭的反復見聞，在他靈魂中充滿了對家鄉的思念、幼時的回憶，他開始寫白話詩以抒發自己的感情。從此他白天更是認真學習美術，在李金發看來，美術能幫助自己超脫現實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過度的疲勞，加倍的努力，加上學校條件差，李金發在這時眼睛就很近視了。

在這個學校呆了二個月，李金發和林風眠假托有了官費，就轉到巴黎帝國美術學校的雕刻教授布謝和歷史畫家高爾蒙教授那里學習。他倆住在塞納河畔拉丁區一個廉價旅館里。然而在新的環境中，中國留學生還是遭到欺侮，法國學生強迫他們罰酒費，當仆役，甚至逼迫他們在大庭廣眾下裸體并涂上油墨。有一次臨摹時，一個法國學生責令李金發讓出位子，李金發不肯，法國人就強行動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李金發給予還擊，他懷著滿腔怒火拔拳打了法國學生，以后這類事經常發生。在這所學院，李金發看到了許多令人泣下沾襟的事，特別看到一個七十多歲的意大利老翁，原是著名畫家羅丹雇用做圣約翰巴的斯作品的老人，如今風燭殘年，還支撐著做模特兒，終于有一次昏倒在畫壇上的情景，這一切都使年青的李金發感到非常傷感，他看到的人生就是如此邪惡。另外他在這段時期曾戀上了一個法國姑娘，因種族不同而告吹，這對李金發心靈打擊很大，他簡直認為這個世界充滿了狡猾、自私、妒嫉、虛偽、憎恨、癲狂、癡呆、愚蠢……他在異鄉沒有親人，而是由白眼、冷漠裹擁著他，李金發在課余就在書籍中尋找安慰，他看了魏爾倫、瓦雷利、沙龐等許多法國象征詩派的作品，其中特別喜歡波特萊爾的《惡之花》。在這種頹廢詩風的影響下，李金發萌發了早就埋在心底的欲望，也寫了大量的詩，以傾泄心中的幽怨。這些詩后來都收入他的第一部詩集《微雨》 (共九十九首詩)。在這些詩中憎恨、鄙視象狂濤巨浪一般沖出字里行間，“他此時受了種種壓迫，所以是厭世的，遠人的，思想是頹廢的、神奇的”(黃參島《<微雨>及其作者》載《美育》雜志第2期)這些詩寫得彎扭、不可理解，當我們了解到李金發是在這種心境下寫的詩，也許可以諒解些。此刻李金發的厭世情緒不但體現在詩歌中，還在他的雕刻中得以表現，他的人物雕塑全是作可怕的呻吟、苦楚狀，放在一起簡直令人感到如臨魔窟。

1922年的春天，李金發為同學林風眠、劉既漂各做了一尊石刻胸像，應征送到法國巴黎春季展覽會，被展覽會辦事處批準入選。中國人的藝術品能首次擠入法國沙龍，使李金發聲譽鵲起，同胞們為他高興，法國人中既有向他祝賀的，也有人更仇視他。李金發并沒被這些榮譽弄得沾沾自喜，他仿佛已看透了這個世界，他只相信自己，他把自己的精神看作是一種園地，他只在這塊園地中活動，而決不越雷池一步。在這段時間他參觀畫院，游覽博物館，揣摩世界名畫，還拚命地看小說，“日看小說，夜看小說，不知不覺地把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看了幾十本，直至神經衰弱都還不知。”有一次竟暈倒而生病，在病中“昏昏迷迷，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發的女神，領著我遨游空中，自己好象身輕如羽，兩腳一撥，即在空氣中前進數丈，這樣的夢，繼續了好幾天，一直到病好為止，我后來覺得這次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于是好幾次將金發做文章的筆名，后來朋友們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膽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 (李金發《我名字的來源》載《異國情調》)李金發的原名叫李淑良，但人們只知他叫李金發，他用李淑良的真名曾在1925年2月16日《語絲》第十四期上，第一次在國內發表詩作，以后只是偶爾用過幾次，其他的文章或詩篇都以李金發署名。

三、步入詩壇

第二年的春天，因聽說德國馬克跌價，加上不滿巴黎美術學院對異族學生的歧視，李金發和林風眠等中國留學生商定一起去柏林“換換空氣，及享受低價馬克之福”。 (李金發《中年自述》載1935年10月1日《文藝》2卷1期)在當時李金發對是非曲直沒固定的觀念，他希望在一個地方充滿罪惡的東西，能在另一個地方變為美德，但是一到柏林，所見所聞又使李金發心灰意懶，他還是逃不了人間利益的盤算，人們的惡習照樣籠罩這位中國青年，金錢那冷冰冰的光彩依然迫使窮藝術家向它屈服。李金發住在柏林西城達爾曼街十六號，在這間屋里，他讀了不少歌德的作品，并潛心研究了叔本華的哲學，使他原來已是悲觀的人生觀更加強了。他在柏林期間創作欲望很旺盛，寫了許多詩，僅兩個月就又完成了第二部詩集《食客與兇年》，共收八十九首詩。為了得到名人的支持，“一經品題，賣價十倍”(李金發《從周作人談到“文人無行”》載《異國情調》)李金發從柏林將《微雨》的手稿寄給當時有赫赫名聲的周作人。周作人、宗白華、李璜等人看到李金發的詩篇后，很是驚奇，對他的詩作了過分的肯定，有的將他比作“囂俄(即雨果——筆者注)早年的作品，范倫納的聲調，”有的稱之為：“東方的鮑特萊(即波德萊爾——筆者注)還將李金發譽為“國中詩界的辰星”。周作人在復信中寫了許多贊美的話，稱“你這種詩是國內所無，別開生面的作品”。 (李金發《從周作人談到“文人無行”》載《異國情調》)因此周作人將李金發這本詩集推薦給北新書局作為新潮社叢書出版。

李金發的兩本詩集在國內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文壇的注目，對他的詩作褒貶不一，眾說紛紜。有人對這些詩持否定意見，胡適認為寫這樣難懂、難猜的詩實在不足取;梁實秋則更是直截了當指出“是人就得說人話，人話以明白清楚為第一要義”，他說象征派是“一種墮落的文學風氣……我們的一些詩人染上了，使得新詩走上一條窘迫的路上去”。 (梁實秋《我也讀“胡適之體”的詩》載《自由評論》12期)詩人任鈞也指責了象征派詩歌“好象在聽外國人說中國話……讀了也等于不曾讀”。 (任鈞《新詩的歧途》載《新詩話》)而邵洵美等人則對李金發的詩大加稱頌，其中黃參島的文章對李金發作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微雨》“是流動的，多元的，易變的，神秘化、個性化、天才化的，不是如普通的詩，可以一目了然的。”對《食客與兇年》的評語是：“有緊切的辭句，新穎的章法，如神龍之筆，縱橫馳騁，句讀上化人所不敢變化的歐化，說中國人所欲言而不能找到的法國化的詩句”。稱李金發為“中國抒情詩的第一人”。 (黃參島《<微雨>及其作者》，載《美育》雜志2期)李金發的詩以其獨特的風格在國內確引起一陣騷動，也有不少青年男女對他的詩十分崇拜，他們給李金發寫信說他“是我國文壇之一大明星”，“先生的詩的魔力，的確使我迷離”，有的人講李金發的詩“盡美矣，又盡善矣”。在這種情況下朱自清、蘇雪林、沈從文、馮文炳等作家則對李金發的詩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既指出它的優點，又批評它的不足。

1924年春，李金發怕荒廢學業，由柏林再回巴黎帝國美術學院學習。夏天他到離巴黎不遠的法國北部海濱圣凡拉利避暑，在那里“做過美滿的綺夢，夢想過怎樣撞破事業的鐵柵，怎樣攻打名利的堡壘”。 (李金發《憶法國海濱》)本年，他與法國姑娘屐妲結婚，繼《食客與兇年》完成后，隔了六個月又寫成第三部詩集《為幸福而歌》。

一般來說，中國的象征主義詩歌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精神生活的變化，特別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之前就感到一種模糊和不安，爾后又為慘案本身和他們眼前突然出現的走投無路的局面所震驚。他們精神空虛，通過對已逝歲月的哀悼和感傷來尋找慰藉，對于未認清的抽象理想的浪漫地追求，他們慣用的形象是殘月、殘燭、送葬的鐘聲、夜、凋零、死亡等。而李金發作為中國第一個象征主義詩人，他是在1925年前就成為謳歌神秘主義的幻想、“典雅”的苦難、不可捉摸的感情和光怪陸離的象征的歌手，這與他在國外的經歷是分不開的。在異域長期受到歧視的生活，使李金發對生活失去信心，對現實表示不相信，他只信任自己，他沒有勇氣去斗爭，然而他卻要躲避這個丑惡的世界，這樣勢必使他走進神秘主義的胡同，不時冒出象霧一樣飄忽不定的、同理性水火不相容的觀念。 他的詩在“自我通靈”的影響下，表現個人心靈的苦風凄雨，在他筆下的主人公，常常是人生路上孑然飄零的孤客，他詩中恍惚的意象也往往是“殘葉濺血”，“陰黑之草地”，“殘首”……反映了詩人濃厚的憂悒。例如收在《為幸福而歌》中的《有感》，就充分體現了李金發詩的傾向：

如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

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

半死的月下，/載飲載歌，/裂喉的音，/隨北風飄散。/吁!/撫慰你所愛的去。

開你戶牖/使其羞怯，/征塵蒙其/可愛之眼了。/此是生命/包之羞怯/與憤怒么?/如殘葉濺/血在我們/腳上。

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

生與死是李金發的詩寫的最高級之范疇，那么這兩者的關系究竟如何呢?“生命便是死神唇邊的笑”，“我們的生命太枯萎，如牲口踐踏之稻田。”這種晦暗，悲觀的色彩，就使他的詩越發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總之，李金發的三本詩集，有幾個共同的特點是： (一)不少詩朦朧恍惚，使人捉摸不透其真實思想; (二)充滿了感傷，頹廢的色彩; (三)富于異國情調; (四)集子中有部分詩能看出詩人的思想，表現了他懷念家鄉，眷念故國的情緒，還有一些詩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爾虞我詐的不滿和咀咒。他的象征派詩歌，應該說是瑕瑜互見，菁蕪并存，形象地說他的詩只是從國外抱回來的先天不足的病孩兒，雖也在國內受到一些人的寵愛，然而畢竟因不服中國水土而早逝，這是李金發詩的命運。

四、游子回國

第二年初，李金發應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劉海粟的邀請回國任教。在返途中他游覽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等城市，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跡，眼界大開，在走馬看花期間，李金發編著了《意大利藝術概要》和翻譯了羅曼·羅蘭的《雕刻家米西盎則羅傳》兩書，后來于1926年這兩本書請蔡元培題名，從此兩人建立了友誼。回國途中，李金發的心情頗為激動，他感到自己在國外這段時期沒有白住，他已學到了雕刻的本領，也寫出了幾部詩集，再加上有愛妻陪伴，而自己年齡精力正值風華正茂，他沒有辱沒父親對他的期望，李金發考慮著在國內如何再施展他的才華，攻打名利的堡壘。十月份他在《學藝》月刊第七卷第三號上發表論文《少年藝術家的態度》，第一次公開表明自己的創作主張和態度。他感到“藝術是作家心靈之一撮，心靈悲哀時，就表現出沉郁來，心靈狂喜時，就表現出微笑來”。在他看來藝術家的生活就是超脫現實的生活，藝術作品就是幫助人們超脫現實到理想世界去求安慰的。然而李金發又十分自相矛盾地說：“所謂藝術家的思想，就是一個作家所在其作品里表現出時代的精神，或其個人的靈感。……努力把思想和技巧調和，創造出一點新的東西來”。這種矛盾的思想也貫穿在李金發的創作中，在他的作品里有時是直言不諱的喚呼，有時卻是撲朔迷離的呻吟。在他的心中始終糾纏著兩種精神，交織著兩種人格。

1925年李金發在上海加入文學研究會。他的譯作《雕刻家米西盎則羅傳》和詩集《為幸福而歌》均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而第二部詩集《食客與兇年》則在印刷廠躺了兩年多還沒出版，這對李金發的創作的熱情有很大的影響，他已對寫詩不太感興趣了，而將精力放到雕塑、美術、寫小說、論文、翻譯等方面去了。1926年李金發應《申報》趙君豪的請求，為蔡元培塑了一尊銅胸像。后又受孫科及宋慶齡委托，為孫中山塑銅像，結果因宋慶齡不滿意，而未被采用，但后來又經楊杏佛、鄭振鐸介紹為四川重慶中山公園塑了孫中山銅像。

李金發回國后一年多在《小說月報》、 《新女性》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小說和譯作，還將從小喜愛的家鄉男女情歌編選一集叫《嶺東戀歌》，交華東印刷局準備出版，但后來不幸發生火災，毀了原稿。嗜好能給人以不可思議的力量，李金發并沒因為原稿被毀而灰心，他決心重起爐灶。在1928年回故鄉梅縣，到處收集這類民歌，終于再次編成這本書，于1929年4月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為了執著地闡明自己的文學觀點，李金發翻譯了不少法國象征派詩人的作品，他在《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二期發表的評法國詩人魏爾侖的詩《巴黎之夜景》后，有一段“譯者注”，其中寫道：“有極多的朋友和讀者說：我們詩之美中不足，是太多難解之處。這事我不同意。我的名譽老師是魏爾侖，好，現在就請他出來。這將是其集中最易讀者之一，看諸君作何感想。現在正選擇其全集，先發表這一首。”但李金發在1934年6月答杜靈格問：“你向來最愛讀哪一些外國詩人的詩呢?”李金發卻答道：“我雖然是受鮑特萊爾與魏侖的影響而作詩，但我還是喜歡讀拉馬丁、繆塞、沙龐等的詩，這也許因為與我的性格合適些。我不喜歡讀魏侖的詩咧。”這兩段互相抵觸的話，只能證明李金發僅僅是為象征派詩作辯護，而并非說明他專以何人為師。也許英雄崇拜是人類的一種不能持久的情緒，李金發的情緒也由于時間的推延而有所變動。

1927年北伐軍到了武漢，受到這股強烈的大革命洪流的沖擊，李金發也按捺不住了，他竟從上海去武漢加入這個革命的行列，或許是他心中熱切希望祖國強盛的愿望得以萌發，也可能是認為這是“攻打名利堡壘”的好時機，他要創一番事業。先在武昌大學美專任教，后又因懂幾國外語而在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李金發的這一突兀的舉動，并不是沒有基礎的。在前一年年底，田漢創辦的南國影劇社準備拍攝一部敘述一群中國革命青年象俄國“民粹派”那樣、發起一個“到民間去”的運動、去發動廣大農民起來斗爭的影片，片名叫《到民間去》，李金發也參加了拍攝，在影片中演“陪客乙”。后因經費發生困難，影片未能拍成。李金發這個自詡為藝術家的人，能在影片中自告奮勇當個群眾角色，這也是異乎尋常的行為，然而這正由于影片的主題與他的理想有某種合拍之處，所以他才甘愿如此做。如今真正的革命起來了，這怎能不叫李金發心動呢?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背叛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遂告失敗。李金發只得怏怏地從漢口回到南京，在那里遇見蔡元培，被蔡元培留在大學院任秘書，“代表他會客，每逢星期三、六……常從三點鐘到七點鐘不斷的靜聽那些國民訴苦……。”(李金發《記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家》)當時與李金發同事的還有楊杏佛、許壽裳等人。第二年春，李金發在杭州剛創辦的國立藝術院(后改名為西湖藝術專科學校)任雕塑系主任。這年一月，他與夫人屐妲一起辦《美育》雜志，在這本雜志中李金發的文章幾乎要占一半篇幅，還刊登了他的許多繪畫，他用肩闊、可奪、彈丸、蘭蒂、瓶內蛟野三郎等許多筆名發表文章。在編《美育》期間，李金發曾寫信向魯迅約稿，但在魯迅看來，李金發編的《美育》雜志是為學者、名流、官僚捧場的刊物，“雖有掛藝術招牌者，實則不清不白，倘去發表，反于藝術有傷。”(魯迅：致李樺函《魯迅書信集》下冊792頁)所以魯迅拒絕所邀，不愿為該刊撰稿。

1929年，李金發與法國籍妻子屐妲離婚，回原籍與梅縣梁明馨女士結婚，并于1933年1月生一子。這段時期李金發又開始寫了不少詩和小說，發表在《小說月報》、 《現代》、 《世界》、 《東方文藝》、 《文藝月刊》等刊物上。1930年2月，李金發與鄭振鐸等人曾準備在上海等創辦光明大學，由郭泰祺當校長，鄭振鐸任文學校長，李金發任副校長，原租定海路五百零一號為校址，后又選定祁齊路六十四號為校舍，此事被國民黨當局禁止而沒實現，李金發即仍在西湖藝術專科學校任職。1931年他應邀去廣州為該地火車站塑辛亥革命烈士鄧仲元及伍廷芳銅像。并在廣州美術學校工作，培養了一批美術工作者。1934年春再由廣州去南京工作。

在南京李金發接受了杜靈格的訪問，發表了《詩問答》，闡述了他對詩歌創作的觀點，杜靈格問他“什么是詩?詩人是怎樣的人?”李金發回答：“詩是一種觀感靈敏的將所感到所想象用美麗或雄壯之字句將剎那間的意象抓住，使人人可傳觀的東西;它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或言人之所言而未言的事物。詩人是富于哲學意識，自以為了解宇宙人生的人，任何人類的動象，大自然的形表，都使他發生慨嘆，不象一般人之徒知養生送死而毫無所感。有時，詩人之所想象超人一等而為普通人不能追縱，于是詩人遂為人所不諒解，以為他是故弄虛玄。”他還說：“世界任何美丑善惡皆是詩的對象。詩人能歌人詠人，但所言不一定是真理，也許是偏執與歪曲。我平日做詩，不曾存尋求或表現真理的觀念，只當它是一種抒情的推敲，字句的玩意兒。”

李金發的詩確實有不少是“任何人類的動象， 大自然的形表，都使他發生慨嘆。”他的許多詩篇詠風嘆雨，傷春悲秋，寄寓了自己的苦悶，例如一首題為《雨》的詩是這樣寫的：

輕盈而親密的顫響，/是雨點打著死葉的事實;/你從天涯逃向此處，/做點音樂在我耳鼓里。/這種連續的呻吟，/沉在我心頭的哭泣。/我愿死向這連續的呻吟里，/不用詩筆再寫神秘。

這從天外逃來的雨點，向人間發出呻吟和顫響，而心底正在哭泣的“我”與雨聲發生共鳴，愿在呻吟著的雨聲中死去。從這些抑郁悲涼的詩句中能依稀聽到詩人臨風長嘆，向隅而泣的哭聲。這就是他所說的：“詩人之所想象超人一等而為普通人不能追縱。”但李金發有不少詩確實寫得晦澀難懂，撲朔迷離，即使讀者“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橋來”，也無法達到彼岸，譬如“或與山泉長瀉在懸崖，然后隨紅葉俱去;”(《棄婦》)，“彼人已矢其心，在混雜在行商之背而遠去”(《夜之歌》)，再如有首名《丑竹》的詩，是這樣寫的：

Yesus行刑處之血腥，/散蕩在美人之裙下;/無驕味亦無贊賞與休息，/蒼蠅遠走數百里。/終飛翔著而歌唱;/行丐顛沛于污泥了。/啊，我所愛，上帝永遠知道，/但惡魔迷惑一切。/指骨聯構在皮肉下，/我們之生命永靠摸索，/嘆氣之候，“絕對”才消滅在眼底下。/我愿混跡在摩洛哥;/行商貨品之彩色里，/窺視一切人們之藐視。象這些詩句恐怕是很難找到知音的，怪不得連對李金發的詩不是一筆抹煞的評論家也發出驚嘆，朱自清說：“他的詩沒有尋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來卻沒有意思。”蘇雪林說得更絕：“李金發的詩沒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巴人也講：“無論怎么也不能讀懂這里面的意義。”趙景深則引了英國作家本涅特的一段話：“既然作者的目的是要取得別人的同情，而作者卻不想使自己的作品使別人了解，將情感盡量地留給自己，這真是希奇極了。”連蘇聯漢學家也說：“李金發的詩只有漢字能說明作者的民族屬性。”([蘇]契爾卡斯基《論中國象征派》載1983年6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2期)而李金發在1935年11月《文藝大路》第二卷第一期上發表的《是個人靈感的紀錄表》一文中對這點說得很徹底：“我作詩的時候，從沒有予備怕人家難讀，只求發泄全胸中的詩意就是。……我的詩是個人靈感的紀錄表，是個人陶醉后引頸的高歌，我不能希望人人能了解。”正由于李金發抱這樣的宗旨，他寫詩時從不考慮讀者，只是自己隨心所欲，信手拈來。特別是李金發回國后看到祖國滿目瘡夷，他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雖也有氣憤、不滿的表現，然而他畢竟沒有抗爭的勇氣，他只能躲進藝術的象牙之塔去尋求陶醉，“在烏煙瘴氣中，過我們的藝術的生命。”(《美育》雜志第一期《編輯后的話》)

在1926年到1937年期間，李金發的詩雖減少了一些象征主義色彩，而增加了一些現實主義成份，但與當時的時代風之依然格格不入，在他的詩和小說中仍是充滿了個人郁悶的愁懷，咀嚼重歸故鄉的悲喜，他對這一點還自鳴得意：“我絕對不能跟人家一樣，以詩來寫革命思想，來煽動罷工流血……為什么中國的批評家，一定口口聲聲說要有‘時代意義’、‘暗示光明’、‘革命人生’等等空調名詞呢?”(李金發《是個人靈感的紀錄表》1935年11月《文藝大路》二卷一期)。

1936年，李金發任廣州美術學校校長，并積極籌辦《美育》雜志復刊，在此期間他寫了一些回憶性散文和在《論語》上發表僅有的兩個獨幕劇： 《小病》和《我們睡地板好了》。1937年1月1日， 《美育》雜志第四期復刊，由廣州美術學校發行，在《復刊感言》中他宣稱這本雜志是“專研究藝術的，”“我們有我們堅決的信仰。社會制度，政治活動，都將次第變遷消滅，藝術才是永遠無限，我們憧憬著埃及、希臘羅馬的光輝。”

五、烽火萬里中的波動

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震醒了許多愛國的人士，自然也使這位鉆進藝術之塔的李金發，對政治問題表現出關注。他在抗戰期間曾被國民黨外交部派往越南工作，任中國駐越南使館文化參贊，后來法國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淫威，李金發從河內回國，一路搭車逃難，歷經半個月左右的艱辛，但他對抗戰勝利仍充滿信心，認定“抗戰前途，無論遇到什么困難，始終是樂觀的。”還說：“我們這樣窮，也可以抗戰三年，富有反不堪一擊，抗戰的歲月愈久，愈顯得中國的偉大。”(李金發《越南逃難歸來》)不久他到廣東戰時省會韶關辦理文化工作，主編《中山日報》副刊。

1940年9月16日，沈從文在桂林《國文月刊》上撰文《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對周作人墮落為漢奸作了諒解，認為“似因年齡堆積，體力衰弱，很自然轉而成為消沉，易與隱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對世事，不免有浮沉自如之感。”李金發見此文后即發表了《從周作人談到“文人無行”》，對沈從文的錯誤觀點進行駁斥，指出：“周作人，素以利為目的的，如向來在《宇宙風》、 《人世間》投稿，皆著重在抄引古書，連篇累牘，以求稿費，這種人，見名利之所在，又加之東洋黃膾的誘惑，那有不糊涂到底的呢?”并直接了當地認為決不能將周作人當漢奸、“認賊作父”，“曲解為浮沉自如，比之陶潛退隱。”相反，他“在苦雨齋屋頂，懸起太陽旗來……貽羞吾國文化人，是鐵一般的事實，用什么西江之水也洗不干凈的。”文中還痛斥汪精衛“認賊作父……枉食中國數十年的米谷。”這些都說明李金發在抗日戰爭中，思想傾向有了一定的轉變。

特別是刊登在《抗戰詩歌選》中李金發的詩《亡國是可怕的》，很明顯地表明了他的愛國情緒，詩的全文如下：

幾萬萬有血肉，有性靈的赤子啊!/你們難道不覺得，/一種死的恐怖，滅亡的威脅，/籠罩著扼制著我們?/沒有一刻，我們能自由地呼吸，/沒有一句話，能自由的宣說，/沒有一件能快愉的度過，/好象我們是再不許在人間生存!/原來一個狠毒的惡魔，/正在吸收我們的血液，/無時不向我們張牙舞爪，/他吞食我們祖先遺留的福地，/屠殺走投無路的同胞，/驅使饑餓的兄弟作牛馬;/不出百年這惡魔定使我們滅種，/祖先的田園廬墓，/便成為他的牧馬草場，/幾萬方里的樂土，將為他盤據著。/自然地繁殖他的魔種!/遍地是魔足聲相應和，/無數的人將在各處行其過度的鞠躬，/隆隆的飛機巨炮之音，/使地下冤死的片刻不安，/不，那時我們的靈魂也被震碎，/骨屑也會給他作鋪路的材料。/假如有少數生存華胄，/定被囚入動物園供其子孫憑幣，/或馬戲場中獻技作揖，/供他們歡笑，但鼻上并不忘/加上鐵鏈，手腳必得加鐐，/肌膚上必得文身，/到沒有呼吸時候為止!

在這首詩中李金發一改過去晦澀的風格，而以明快的節奏，易懂的字句，直接了當地咒罵了侵略我國的“狠毒的惡魔”，還以形象化的場面說明做亡國奴的恥辱。

同年11月16日，在《宇宙風乙刊》第三十八期，發表散文《堅苦卓絕的女性》，歌頌戰時為支援反法西斯戰爭而在后方辛勤工作的美國婦女。

1941年4月30日，李金發在《民族文化》月刊創刊號上發表論文《二十年藝術運動的探討》，強調“藝術于抗戰之功用”，感到應當廣泛地用各種藝術形式和手段向前線戰士宣傳愛國思想，“鼓起其向前沖殺的勇氣”。

7月1日，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曲江分會出版的《文壇》月刊創刊，李金發任主編，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敘事長詩《無依的靈魂》和短篇小說《一個女性的三部曲》。前者通過異族少女赫爾泰和民族戰士傅東明的戀愛悲劇，強烈控訴了日寇侵華的滔天罪行。父母和丈夫都被日寇打死，在血的事實面前，赫爾泰連上帝也不信了，她生活得更堅強。后者是寫一個叫菊英的女子在舊社會的悲慘生活，控訴了封建制度對婦女的迫害。在《發刊小言》中李金發宣稱他的辦刊宗旨是：“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抗戰情緒，”“我們有一日的力量，則盡一日的責任，求其在抗戰文藝史上，印下一點痕跡。”

8月初，李金發由韶關去重慶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任職，沿途目睹民生凋敝、物價飛漲，內心很有感觸。十二天后到達重慶，看到了堅固的人造防空洞后，他的心又激起了一股熱情，增強了抗戰的信心，認為“新民族就這樣建樹起來，渺小的矮奴，毀滅不了我們的自信心、圖強心。”(李金發《入蜀散記》載《文壇》第二期)。

在這段時期中，李金發的藝術觀也發生了變化，他批評粵劇在抗戰最緊張的年頭，“還表演中狀元，打情罵俏，無關社會需要的玩意兒，實在太不認識時代。”呼吁“有推進文化責任的人，應該為他們編劇，以抗戰建國為中心思想，從而改善其他缺點，使粵劇不致再成笑料。”他認識到：“一切藝術，若不經過真、善、美的天平稱過，是無價值的。”(李金發《粵劇的藝術》載《異國情調》)在《異國情調》的“卷頭語”中他已承認：“象征派詩出風頭的時代已過去。”他收在《異國情調》中的詩文已顯示出他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改變之風，從象征主義轉向現實主義的趨向。

1942年，李金發一直在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任職。第二年，外交部派他前往柳州第四戰區當上校專員兼外事科長，負責策動越南的抗敵工作。李金發在軍隊生活了一年左右，后因接到外交部“如要出國仍可受訓”的指示，于是匆匆返回重慶，去外交部等候委派。

1944年，李金發前往伊朗，任中國駐伊朗大使館代理大使，從此李金發離開了祖國的大地就再也沒踏上這塊土地。在伊朗任職兩年后，于1946年夏天，調任駐伊拉克代理公使，長期的國外生活使他感到“在國外物質生活當然比國內優裕，惟苦無同胞可以往來，無中文報可閱，致國內政治之變動，殊為隔膜”。 (李金發《近代波斯文學·<附作者來信>》載1946年12月1日《文壇》月刊新11—12號合刊)這幾年李金發忙于外交工作，長期輟筆，在文學上毫無建樹，直到1947年《文壇》主編盧森多次向他約稿，李金發才開始寫文章。在《文壇》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上發表了散文《巴格達素描》，接著又發表短篇小說《鬼屋人蹤》，這篇小說寫一個上海失業者如何因饑寒交迫而被迫犯罪，最后作者感嘆道：“滬上的大小報，都用半頁的篇幅，去登載這黃色的新聞。他們都以為新奇好玩。沒有人想到生活失敗者的悲哀，沒有人想到它是社會問題，沒有人聯想到資本主義生活的黑暗面，沒有人想到失業者心理變態的可怕”。李金發這時的作品已減少了過去那種渲染縈紆郁奮、凄厲逼人的情調，而是在悲憤中有沉痛的抗議。他的詩文在抗戰后變得好讀好懂了。這說明對一個詩人來說，才氣和藝術技巧是重要的，但更可貴的還是對人民的熱愛，對生活的沉思，和超乎一般見解之上的思想。真正賦予作品生命力的，畢竟是詩人的崇高人格和精神，而不是一些鋪采摛文的筆墨。

六、凄涼的晚年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國民黨官員的李金發，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誕生很不理解，也有點害怕，然而他又不愿過宦海生活，于1951年，他舉家從黎巴嫩乘船去美國，在離紐約七十哩的一個名叫“林湖”的小城市旅居，買下了一個十英畝的小農場，從此他就一直居住在那里。李金發初到美國，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速度甚為驚嘆，對那里的生活方式也大為贊賞。可是久而久之，李金發發現個人主義是美國生活方式的特點，那里的一切都離不開金錢和個人。他逐漸感到那里并非是他攻打名利堡壘的地方，而且隨著年令的增大，他再也沒精力去“攻打”了，因此李金發只是居住在自置的農場中寫些回憶性散文，陸續發表在香港《文壇》月刊，有《美國鄉居雜碎》、 《三十六年前在香港》、《天堂隨筆》、 《穿了軍服一年》等篇什。在《仰天堂隨筆》中李金發流露了明顯的反共傾向。

一個人到了一定的年令，只要自覺地嘗過生活中的歡樂和痛苦，多多少少總要處于一種精神上的危機狀態。他對政治已心灰意懶，對文藝也退避三舍，香港曾有學者寫信給他，想請教李金發早年有關創作象征派新詩的意見，然而李金發對此已毫無興趣了。一個人在生活上或財產上遭到大難，也許還可能不為所動，但有時有一種神秘可怕的打擊，打在人的心頭上，卻能使人一蹶不振。李金發他不相信社會主義，可是也看不到縮居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有什么作為，他思念祖國，然而又迷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他的靈魂中已失去精神支柱。人間的滄桑，無情的事實仿佛使李金發遇到傷心慘酷的劫數，船沉掉了，希望的大海上，不曾留下一根繩索，一塊薄板，他在抗戰時有著滿腔的熱血為國呼為民喚，如今他只能天天與狗、貓作伴，度過凄涼的晚年。

1976年12月25日，李金發在美國紐約市長島寓所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享年七十六歲。他留下二個兒子，均在美國的大學里執教。據說李金發在晚年寫過一本回憶錄《漂零閑筆》。

一個二十年代曾名噪一時的“詩怪”，命途多舛的人生道路上，經過曲曲折折的行走，以自己的行動寫下了自己的歷史。李金發的一半生涯在國外度過，最后還是在國外給自己的征途打了句號。

注釋

附錄一 李金發主要著作目錄

《微雨》(詩集),1925年11月北新書局出版;新潮社文藝叢書之八,周作人編輯。

《雕刻家米西盎則羅》(人物傳記), 1926年9月商務印書館初版。文學研究會叢書。

《為幸福而歌》(詩集),1926年11月商務印書館初版。

《食客與兇年》(詩集), 1927年5月北新書局初版,新潮社文藝叢書。

《意大利及其藝術概要》(藝術史), 1928年5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文學研究會叢書。

《德國文學ABC》 (外國文藝介紹), 1928年9月上海ABC叢書社初版,ABC叢書。

《嶺東戀歌》(民歌集),1929年4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異國情調》 (詩文集),1942年12月重慶商務印書館初版。

《鬼屋人蹤》(小說,與他人合集), 1949年4月廣州《文壇》雜志社初版,文壇叢書之四。

附錄二 李金發研究文章主要篇目

鐘敬文《李金發的詩》, 1926年12月5日《一般》月刊第1卷第8號。

黃參島《<微雨>及其作者》,1928年12月《美育》雜志第2期。

豫堂《也來談談中國寶貝》, 1929年3月5日《一般》月刊第4卷第3號。

蘇雪林《論李金發的詩》, 1933年7月1日《現代》第3卷第3期。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詩集導言》。

任鈞《新詩的歧途》,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1948年1月出版的《新詩話》

馮文炳《談新詩》,新民印書館1944年11月10日出版。

朱自清《新詩雜話》,作家書屋1947年12月初版。

盧森《<鬼屋人蹤>跋》,1949年5月1日《文壇》月刊第9卷第5期,收1949年4月初版“文壇叢書”之四《鬼屋人蹤》。

蘇雪林《新詩壇象征派創始者李金發》,1959年7月1日臺灣《自由青年》第22卷第1期。

痖弦《中國詩壇象征主義的先驅》,1974年11月4日香港《快報·快趣》。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 (第十四章 重整步伐的新詩)1975年1月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

艾青《中國新詩六十年》,載1980年10月《文藝研究》第5期。

孫玉石《新詩流派發展的啟示》,1981年7月《詩探索》季刊第3期。

李旦初《“五四”新詩流派初探》,1981年6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2輯。

契爾卡斯基(蘇)《中國新詩》,1981年第20期《文學研究動態》。

杜學忠 穆懷英 邱文治《論李金發的詩歌創作》,1983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輯。

王佐良《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1983年10月《文學研究》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