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人物簡歷簡介,林語堂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林語堂是一個比較活躍而復雜的人物。大革命時期，他初露頭角，曾是“語絲派”的一員，支持進步的學生運動，撰文揭露黑暗，抨擊時弊，被封建勢力誣為“學匪”。“四·一二”以后，到上海開始了他的著作生活。他一方面和魯迅有了更為密切的往來，不但為魯迅主編的刊物撰稿，而且還和魯迅等發起并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另一方面，他又接連創辦《論語》等刊物，提倡幽默，侈談性靈。一紙風行，他又帶上了“幽默大師”的徽號。左聯成立后，無產階級文藝運動蓬勃高漲，林語堂在政治上日見陷沒，終于以著述為名攜眷出國，在美國、臺灣等地度過了他的后半生。

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林語堂從投身革命行列到逃避斗爭，以中間派自居，最后，蛻化為中國革命的右派，其間有一條思想發展的軌跡可尋。對林語堂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演變加以考察和分析，可以從中得出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童年和家庭

林語堂，原名和樂，后改玉堂，又改作語堂。1895年(清光緒21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龍溪(漳州)坂仔村的一個基督教牧師家庭里。六歲在村塾從師啟蒙，同時由父親在家里授以古文、古詩和對句等一般的知識。童年時期喜歡練習寫作，八歲時曾仿照《三字經》的格式背著家人編過一個小教本，其中有一頁是這樣寫的：“人自高，終必敗。持戰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力。他人力，千百倍”(林語堂： 《八十自敘》)。雖然筆不符意，但多少反映了童年時期林語堂的寫作興趣。

由于父親的職業關系，林語堂十歲時到鼓浪嶼的一所教會小學上學，十三歲入廈門基督教教會辦的舊制中學——尋源書院讀書，直到1912年夏畢業，完成了他的中小學教育。

牧師家庭的薰陶和教會學校的教育，使林語堂從童年時代起就是一個熱誠的基督教徒。

父親林至誠，林語堂出生時他已四十多歲。由于廈門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列為“五口通商”的海埠之一，帝國主義宗教勢力的侵入也最早，到林至誠已經是第二代牧師了。他年輕時由于家境貧寒，當過販運大米、竹子和賣過糖果的商販，也當過受人雇傭的小工，對于貧苦生活的苦況，有所體會，對周圍的貧民有一定的同情。當了牧師以后，每月可以從教會領取二十元左右的薪水，家庭生活有所好轉。但到林語堂出生時，前面已有四個兄長和兩個姐姐，不久又有了一個最小的弟弟，食指繁多，生活仍較清苦。林語堂在童年時期除了上學外，每天要和兄姐們一起做一些澆灌菜園、打井水、掃地等勞動。由于父親思想比較開通，關心子女的成長教育，母親勤勞仁慈，兄弟姐妹也比較友愛，家庭生活十分和睦。

林語堂后來因此而自詡為“我本龍溪村家子” (林語堂：《四十自敘》)，以農家子弟自居。他對童年生活甚為滿意：“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種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的家庭所身受者為最大，我對于人生與平民的觀念，皆在此時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林語堂自傳(一)》)。樸實的農村生活和秀麗的自然景色，對養成林語堂童年時的簡樸的心思和情趣，當然不無關系。但要說由此而決定了“對于人生與平民的觀念”，甚至所謂“令我建樹一種立身處世的超然的觀點”，“令我遠離政治”(《林語堂自傳(二)》)云云，則未免過甚其詞，與事實不符。

林語堂的父親早年雖然也擁護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反映了他在政治上比較開明，但在思想上卻是一個熱烈的西方文明的崇拜者，拿林語堂的話來說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林語堂： 《八十自敘》)。他仰慕西方，甚至敬佩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的“偉業”，他的“理想”就是要六個兒子個個都讀英文，到西方留學。他把兒子都送到教會學校接受西方教育。而教會學校也確實給了林氏一家不小的“恩惠”。林語堂和他的幾個哥哥，小學到大學進的都是教會學校。在尋源書院讀書時，歷年的學費以至膳費也是免繳的。林語堂從童年起，每天都要在家里和兄姐們輪流讀《圣經》，做禱告，不但是一個虔敬的基督教徒，而且也是一個西方文明熱烈的追慕者。在村里看到用美國運來的鋼條修復了開裂的教堂墻壁時，他十分驚嘆;從教會周刊《通問報》上最早知道著名的圣約翰大學時，他心神向往;在廈門看到停泊港灣的美國戰艦時，他被巨大的艦影深深懾服;每當聽完傳教士的講道后，常常為之心折。傳教士的講道和美國戰艦的身影，輪流地鼓舞和威懾著童年林語堂的心靈。當然，他還不可能理解傳教士和戰艦這兩者在近代帝國主義侵華史上是一種什么關系，起著什么作用，但是，這個吮吸著西方教會的乳汁而長大的東方農家子，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浸淫，這卻是事實。這是林語堂“西化”的開端，影響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發展，這也是事實。

從“圣約翰“到”哈佛”

1912年夏，17歲的林語堂從尋源書院畢業。同年秋，來到上海圣約翰大學文科學習。

圣約翰大學是美國基督教圣公會用“庚款”辦的一所國內最為著名，也最為嚴格的英文大學。舊中國外交界的顧維鈞、顏惠慶等人就曾是這里的學生。

林語堂一到這里，就“愛上英文，如魚得水” (林語堂：《八十自敘》)，而中文卻年年不及格，但照樣升級。他除了上課之外，還在圖書館廣泛地閱讀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如英國歷史學家張伯倫(W.H.Chamberlain)的《十九世紀的根本》，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Haeckel)的《宇宙之謎》，英國社會學家王爾德(Ward)的《社會學》以及哲學家斯賓塞(Spencer)的《倫理學》等，都是極感興趣和認真研讀的書籍。美籍校長卜舫濟(F.L.Hawks Poff)和許多英美籍教師的政治觀念、倫理觀點、文化教養以至生活方式，使林語堂受到了更深的感染。如果說，童年時期的林語堂對于西方文明的追慕大都來自于具體的直感，那么，大學時期的林語堂對于西方文明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感受已經變為理性的崇奉了。圣約翰大學鑄造了林語堂人格的坯型。他自己也承認：“圣約翰大學對于我有一特別影響，令我將來的發展有很深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對于西方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林語堂自傳(二)》)。

對于大學生活，林語堂十分愜意。一年級時他就是學生英文雜志《回聲》(Echo)的編輯委員，二年級時曾代表演說隊幾次登臺領獎，他是校劃船隊的隊長，校足球隊的隊員，出席過在上海舉行的遠東運動會。這些都反映了林語堂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他十分慶幸自己有這樣的大學生活。對于教會學校的“恩賜”，他深為感激，覺得“我欠了教會一筆債”(同上)。

但是，林語堂也為此付出了代價，這就是疏遠以至鄙棄祖國優秀古老的文化傳統，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狂熱地追求、信奉西方文明的完全“西化”的知識分子。一進大學，林語堂就宣稱“從此我與英文的關系永不斷絕而與所有的中文基礎便告無緣了”(同上)。結果怎樣呢?舉例說罷：林語堂在二十歲以前就熟知古代以色列領袖約書亞用號角吹倒巴勒斯坦古都耶利哥以及耶和華(上帝)命令太陽停住以使約書亞在日落以前殺盡迦南人的種種《圣經》故事，而在三十歲以前對嫦娥奔月、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孟姜女哭倒長城一類的中國古代神話、傳說、故事以及象《紅樓夢》這樣的著名小說，竟然一無所知。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1916年秋，林語堂以第二名的成績于圣約翰大學畢業，由校方薦舉到北京清華大學任英文教員，兼每周一次的《圣經》課。除了教學之外，偶而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關于漢字改革的文章。

1917年夏，胡適由歐洲回國，到達北京，林語堂以清華大學教職員的身分去迎接。從此與胡適結識。

1919年7、8月間，林語堂回到家鄉與鼓浪嶼的富家小姐廖翠鳳結婚。廖翠鳳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本人也是基督教徒，在上海圣瑪麗書院(教會女校)畢業。

由于這時林語堂在清華大學任職已滿三年，按校方規定，取得了每月四十美元的半官費留美名額，加上廖翠鳳的一千塊銀元的妝奩，即于同年秋間，偕同妻子渡洋赴美，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活。

10月間，林語堂來到美國麻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市(大學城)，不久，注冊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攻讀西方文藝批評課。

哈佛大學是美國著名學府之一，其比較文學研究所也以其人才云集、學派紛呈而著稱于世。這里集中了西方各資產階級學派的著名教授，如西方文藝批評的權威布里斯·皮瑞(BlissPerry)，人文主義者歐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t)，莎士比亞研究者克屈吉(Kittredge)等，都在這里擔任教職。林語堂置身其間，勤奮學習，廣泛地吸取各派的觀點，并思考和權衡其得失是非。在一次白壁德和紐約社會研究院的史賓崗(Spingarn)的論爭中，林語堂全盤接受了后者的關于文藝批評的主張。這里，我們沒有必要來判斷這兩個資產階級學派之間關于文藝批評的主張方面的是非得失，須要指出的是：史賓崗和近代意大利的美學家、文藝批評家克羅齊(Croce)一樣，都是所謂“表現派”的代表。他們把文藝的起源僅僅歸結為藝術家某種個性的自然流露，否認文藝批評的任何社會準則。而這種唯心主義的“表現派”理論，對林語堂的文藝思想影響至大。他后來在三十年代譯介史賓崗、克羅齊的著作，提倡幽默文學，性靈小品，實際上是這種理論的翻版。直至他吹捧“語錄體”，翻印明人小品，反對大眾語，也無不種因于此。

1920年夏秋間，林語堂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由于這時官費被取消，經濟發生困難，他和妻子應征到法國樂庫索城的華人青年會工作，稍有積蓄后，于1921年夏到德國殷內大學選修莎士比亞課程。殷內是德國大詩人歌德的故鄉，課余他偕同妻子參觀了歌德故居，游覽了這個小城的名勝和自然景色。一學期后，因為對語言學感到興趣，又于1922年初轉至德國萊比錫大學。

萊比錫大學是印歐比較語言學的發源地。林語堂在這里向一位精通漢學的教授康拉狄(August Conrady)學習。他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飽覽該校漢學研究室里的豐富的中國經史和訓詁音韻方面的書籍，比較集中地研究了清代學者王念孫父子、顧炎武、戴震和段玉裁等人的關于經史、語言文字和訓詁的著作，打下了他日后關于語言學特別是古音韻方面的基礎。

1923年4月，林語堂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就在通過答辯的當天，與廖翠鳳離開德國，轉道意大利威尼斯、那不勒斯等地回國。

《語絲》時代

1923年上半年，林語堂回到北京，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授，教英文和語言學。

這時，五四運動過去已四年。國內政治、思想和文化戰線上的斗爭十分激烈和復雜。林語堂對此十分隔膜。從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上半年這段時間里，他致力于教務，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數量不多的文章，大都是關于漢語古音韻的研究和海涅詩歌的譯作。在對現狀的密切注視下，暫時保持了沉默。

林語堂是帶著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個性解放和人道主義等觀念回到國內來的。專制暴戾的軍閥統治，腐敗落后的社會現狀，很自然地會引起他的失望和不滿。同時，大革命的浪潮越卷越高，1924年秋北京女師大風潮的發生，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文化戰線上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知識分子的英勇斗爭，這都給了林語堂很大的刺激，他“滿以為中國的新日子已現曙光”(《林語堂自傳(三)》)，加上他主觀上反封建的民主要求，使他很快投入了大革命的斗爭行列。

1924年11月，魯迅領導和支持的《語絲》 (周刊)在北京創刊，林語堂被約為該刊長期撰稿人之一，成為“語絲派”的一員。“語絲派”的出現，是“五四”以后文化思想戰線上以魯迅為代表革命知識分子的一次重新組合。對于盤踞在教育界的封建勢力，林語堂和他們進行了尖銳的斗爭。他曾和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師大的學生一道走上街頭游行，和反動軍警徒手搏斗;同時撰寫時評、雜文揭露封建軍閥和種種謬論。1925年開始，林語堂到女師大任英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和魯迅同事，并開始往來。1926年3月14日出任女師大教務長。“三·一八慘案”發生的當天下午，他和許壽裳到執政府認領女師大死難學生劉和珍、楊德群的遺體，參加了女師大和北京學界對死難學生的吊唁、追悼活動。他寫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表示了他的哀悼和抗議，因為劉和珍是女師大英文系的學生，他又摘引烈士生前寫的英文作文中的語句制成輓聯：“我相信人間永無樂日，學生時期，亦多紛擾;自風聞民賊整頓學風，我們此去，難享安寧”，并親自書寫，張掛在女師大的劉、楊烈士的追悼會會場上。

這時期林語堂在《語絲》、 《莽原》和《京報副刊》上發表了不少雜文、時評，大多是當時斗爭的記錄。他指斥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是“我們最痛恨的敵人”(林語堂： 《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他認為中國正處于“昏天黑地，國亡無日，政體思想都須根本改造的時期”(同上)，“三·一八”以后，他強烈主張只有打倒段祺瑞、章士釗這些“亡國大夫，瘟國官僚”才能救民于倒懸。他還揭露“現代評論派”的“一面對青年泣告，一面對執政聯歡”(林語堂： 《詠名流》)的兩面派嘴臉，胡適是“從新人物中補進的”(林語堂： 《隨感錄》)，一針見血地揭穿了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叛徒。在和這些“正人君子”、“學者”們的斗爭中，林語堂的文章寫得辛辣鋒利。請看：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若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的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們的假胡須還在乎?金牙齒沒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因為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沖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則要為臉孔而忘記真理，于是學者之骨頭折斷矣。(林語堂： 《祝土匪》)

林語堂這時期的文章后來大都收入他的第一個散文集《剪拂集》(1928年12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這是他大革命時期“浮躁凌厲”的戰斗生活的真實記錄。這些文章鮮明地表現了他的反封建的民主立場，較好地配合了“語絲派”的斗爭。

但是，作為一個自由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林語堂還有他軟弱妥協的一面。從思想上看，他的主要武器是從西方資產階級那里借到的民主、自由等口號，心目中的理想也只是美國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落后、腐敗的封建統治，使他起而抗爭，但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人民革命的風起云涌，林語堂不可能從思想上加以理解和接受，特別是中國革命正處在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林語堂的那一點革命性就會逐漸喪失。這是時代使然。從經歷上看，他接受的是系統的西方資產階級教育，對中國革命缺乏必要的實踐和認識。對于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復雜性，更沒有任何思想準備。革命高揚時，他熱情踴躍，當革命受到挫折，處于低潮時，就很容易悲觀失望以至動搖妥協。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封建統治者的狡獪、殘忍的本質認識不清。他不象魯迅那樣，“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魯迅： 《寫在<墳>后面》)，他的抨擊時弊，揭露現狀，往往只是表明與他心目中的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罷了。

這樣，就使林語堂在民主革命中，不可避免地會暴露種種弱點。例如，1925年12月，在人民革命運動的打擊下，段祺瑞、章士釗紛紛成為“落水狗”時，林語堂和另一個“語絲派”成員周作人互相倡和，在革命群眾中提出了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的主張，認為“以今日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林語堂： 《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這無異要人民對統治者施以“寬容”，放下手中的武器。但是，事實怎么樣呢?林語堂的墨跡未干，段祺瑞于兩個多月以后，就卷土重來，槍殺革命群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對于這種錯誤論調，魯迅在林文發表的半個月后寫了著名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費厄潑賴”的危害性和欺騙性，提出了“打落水狗”的革命原則。這是魯迅對林語堂的第一次重要思想交鋒，也是“語絲派”內部的一次思想斗爭。

但是，魯迅并沒有把林語堂當作敵對階級的代言人來批判，而是把他當作有錯誤觀點的“伙伴”來看待的。林語堂這時在政治上也與“現代評論派”有區別。

1926年1月23日，林語堂在《京報副刊》發表了漫畫《魯迅先生打落水狗圖》，以后連續發表了《討狗檄文》、 《打狗釋疑》等文，提出要來一個“打狗運動”。特別是“三·一八”以后，由于血的教訓，使他“益發信仰魯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從而打之’之話”(林語堂： 《打狗釋疑》)是無比正確的。這說明在魯迅的批評教育下，林語堂初步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觀點(當然，以后還有更大的反復)。

“三·一八”以后，段祺瑞政府在報上發表了通緝名單，林語堂和魯迅、周作人、孫伏園等“語絲派”成員都列名于上。林語堂偕同妻子攜帶三歲的長女如斯和出生二十多天的二女無雙，從小板胡同寓所至北大教授林可勝家中避難。不久，奉系軍閥張作霖入京，4月26日在天橋不經審訊槍殺了進步報人、著名記者邵飄萍。5月，林語堂攜家南下，抱著為桑梓服務的熱忱，應聘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主任兼國學院秘書。不久，薦請魯迅等來廈大任教。

在廈大，魯迅對林語堂十分關心，看到廈大的復古崇洋的作風，勸林語堂早日離去，不必“爛”在這里。林語堂也很關心魯迅生活，覺得自己未盡地主之誼。他們時有宴飲，外出講演，過從甚密。

1926年底，林語堂因經費預算與校長林文慶意見相左，又因人事關系的牽肘，漸萌去志。1927年初，廈大學生因魯迅辭職而發生風潮，林語堂也辭去一切職務。在魯迅離開廈門前，林語堂多次設家宴為魯迅餞行，并譯尼采的《走過去》，為魯迅送行。

1927年1月底，林語堂應陳友仁之請，于2月初到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任英文秘書。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7月，寧漢合流，汪精衛叛變革命。不久，林語堂脫離國民政府，離漢赴滬。

“幽默大師”

1927年8月，林語堂來到上海。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林語堂就象走到了十字路口，無所適從。他說：“我常常徘徊于兩個世界之間而逼著我自己要選擇一個——或者舊者，或者新者”(《林語堂自傳(三)》)。所謂“舊者”，就是向舊社會投降，但林語堂有所不甘;所謂“新者”，就是向人民、向革命靠攏，投入更為艱苦的斗爭，這對林語堂來說又有所不能。雖然蔣介石在“四·一二”以后建立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和他的西方民主政體大相徑庭，但投身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人民革命，也絕非他的初衷。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動搖性，使他選擇一條所謂“介乎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林語堂： 《編輯后記》)的中間道路。

作為一個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林語堂這時在政治上不黨不派。他于1927年11月應蔡元培邀請出任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物交換處處長、國語及英文編輯之職，1929年12月出任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秘書，但他又聲稱決不做官;1932年底，他與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魯迅等共同發起并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并被選為執行委員，但他又反對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1933年5月，他和宋慶齡、魯迅等到希特勒德國駐上海領事館遞交聯名抗議書，但他又以“不問政治”標榜自己。他不是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的伙計，但他又與左聯格格不入。他和文藝界的進步力量、革命作家有往來，但又和胡適等人保持接觸。這種狀況，反映了他矛盾重重的心情。

當然，也應該看到：“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以后，自由資產階級仍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林語堂在大革命失敗以后，還有一定的反封建的民主要求。例如，1928年8月，他在魯迅主編的《語絲》第4卷第38期上發表了《給孔祥熙部長的公開信》，就是對“國民政府”的實業部長孔祥熙提出的祀孔讀經的主張發出質問的。同年11月，他又在魯迅主編的《奔流》 (月刊)第1卷第6期上發表獨幕悲喜劇《子見南子》。這個諷刺劇在社會上曾引起了軒然大波，也說明林語堂還有“幽孔老二一默”的勇氣。因此，得到了魯迅的支持。這個劇本和魯迅輯錄的《關于<子見南子>》，收入他的第二個散文、隨筆集《大荒集》(1934年6月生活書店出版)。

1928年12月，林語堂在英文周刊《中國評論報》上發表了LuSun(《魯迅》)一文，對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業績和思想變遷作了高度評價，對魯迅在“四·一二”的斗爭意志和智慧也深致贊揚。他認為，作為一個戰士，魯迅對于舊社會來說，“實在是一只令人擔憂的白象，與其說是一種敬禮，毋寧說是一種累物”。這一論說，也為魯迅所樂于接受。

在此同時，他接受上海開明書店的約請，潛心著述，1929年出版《開明初中英文讀本》(1—3冊)，由于該書打破了舊的體系，深得教育界的歡迎，被定為全國中學英文教科書。林語堂也因以致富。

但是，中間道路實際上是一條死胡同。政治上的妥協、倒退，使林語堂在文藝思想上也一步步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他拾起在哈佛大學留學時接受的表現派理論，1929年10月開始，他譯介了克羅齊、史賓崗的著作，在《<新的文評>序》中，林語堂說：“藝術只是在某時某地某作家具有某種宗旨的心境的表現。”但是，林語堂的“心境”還是座落在活生生的社會基礎上。他并不能向壁虛構超然物外的藝術宮殿。只要他一“表現”，就會受到社會實踐的制約和檢驗，就會顯出是非得失來。

1932年9月，林語堂主編的提倡幽默的雜志《論語》 (半月刊)在上海創刊。早在1924年林語堂在《晨報副刊》上提倡過幽默，但還只是把它當作文藝的一種因素來提倡。而把幽默當作“人生大計”、“文學要津”來提倡的，卻是從《論語》開始。他在發刊詞里說：“人生是這樣的舞臺，中國的社會，政治，教育，時俗，尤其是一場把戲，不過扮演的人，正正經經，不覺其滑稽而已。……我們看這偌大的國家扮演春香鬧學的把戲，難免好笑”(林語堂： 《我們的態度》)。在林語堂看來，大千世界，人生眾相，包括屠夫殺人，日寇侵華，都不過是一場“把戲”，在人生舞臺上，就不妨優孟衣冠，“有時笑笑人家，有時給人家笑笑”(《論語》第50期封面題辭)。

《論語》創刊初期，雖然也登載過一些較有現實意義的文章，但充斥刊物的還是一些似是幽默實為無聊的篇什。林語堂一面“憤憤不平”，一面寫了不少類似《論握手》、 《一篇沒有聽眾的演講》等的無聊劣作。 《論語》上刊載的其他一些作者的文章，如《蚤虱辨》、 《說丈母》、 《看女人》、 《說凍瘡》、 《午睡頌》等，只要看標題就明白是什么內容了。

《論語》一出，正投合了那些有閑階級、幫閑文人的口味，于是一哄而起，“幽默”成災。林語堂也成了所謂“幽默大師”。

1934年4月，林語堂辭去《論語》編務，另創刊《人間世》(半月刊)雜志，1935年9月，又創刊《宇宙風》(半月刊)。在《人間世》發刊辭里，林語堂宣稱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的“性靈”小品。他認為：“文章者，個人性靈之表現”(林語堂： 《論文》)，既然文藝是個性的表現，那么，“宇宙之大，蒼蠅之微”，就成了無所不包的題材，甚至“如狐仙，蒼蠅，英人的古怪脾氣，中西民族之不同，琉璃廠的書肆，風流的小裁縫，勝朝的遺事，香椽的供法”(林語堂：《論談話》)，都是性靈文學的絕妙材料。林語堂津津有味地大談孔子的幽默，吹捧袁中郎，翻印明人小品，稱許周作人的不食人間煙火的小品散文是“寄沉痛于悠閑”(林語堂： 《周作人詩讀法》)的“杰作”。

魯迅并不一般地反對幽默，但堅決反對林語堂式的幽默。《論語》創刊初期，魯迅對林語堂采取了爭取、團結的態度。應林語堂之約請，魯迅在《論語》初期，前后發表過七、八篇雜文。這些雜文，形成了一種與《論語》完全不同的戰斗文風。這樣做，魯迅是想從正面影響林語堂，爭取《論語》。一周年時，魯迅又應約寫了《<論語>一年》，對《論語》采取了一分為二的態度。對于《論語》所提倡的“幽默”，魯迅直截了當指出：中國并無幽默，要有，也只有“將屠夫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一類的東西。這是對林語堂的嚴肅的批評。另一方面，魯迅也明確地指出， 《論語》第12期的“蕭伯納游華專號”是好的，因為“它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懷恨。”魯迅對林語堂并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他有所轉變。直到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遇刺，魯迅20日夜寫信給林語堂諄諄相勸：“重重壓迫，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雖專談蟲二(按：即“風月無邊”之意)恐亦難”(魯迅：《致林語堂》)，語重心長，情見乎詞，希望林語堂及早醒悟。特別是在《論語》日見無聊， 《人間世》將出未出，林語堂在邪路上越走越遠時，魯迅還是耐心勸誡，希望他放棄這些玩意兒，翻譯一些文學名著，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文化工作，“要他于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魯迅： 《致曹聚仁》)。

但是，林語堂不但對魯迅的忠告悍然拒絕，反而表示“欲據牛角尖負隅以終身”(林語堂： 《行素集·序》)。至此，魯迅對這個死鉆“牛角尖”的頑固派，表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來的”，對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等到《人間世》、 《宇宙風》一出，就領導左聯對“論語派”進行了批判。

1934年9月魯迅支持的《太白》(半月刊)創刊， 提倡與“性靈”小品針鋒相對的“科學小品文”，魯迅在該刊寫了許多雜文對林語堂進行韃伐。從1934年開始，魯迅寫了《小品文的生機》、 《一思而行》、 《玩笑只當它玩笑(下)》等尖銳鋒利的雜文，對“幽默”、“性靈”當作一種資產階級文藝思潮加以分析和批判。到了1935年5、6月間，林語堂思想上的反動因素有所抬頭，他在《人間世》、 《宇宙風》上發表了《游杭再記》、《我不敢游杭》、 《今文八弊》等文章，對無產階級文藝和魯迅等左聯作家，橫加攻擊和嘲諷，魯迅才于同年10月間寫了《題未定草(一至三)》對林語堂進行了嚴厲的批駁，揭穿了他的“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崽相”。

1935年12月《人間世》自動停刊，這時的《宇宙風》實際上已由林語堂的三哥林憾廬主編。林語堂于翌年8月以著述和講學為名，攜家赴美。

上海九年，是林語堂在政治上從中間派逐漸右滑的時期。特別在文藝思想上和左聯處于對立的地位。但他還不是反動派，和買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胡適之流還不一樣。他還沒有象新月派、“民族主義”文人那樣成為“王之爪牙”。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后，他連續寫了《關于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 《外交糾紛》、《告學生書》等文章，對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和北平軍警用大刀棍棒鎮壓學生的暴行提出了抗議，也對南京中央大學的一批御用教授、學者的《勸學生復課書》進行了駁斥。在反帝愛國的基礎上，林語堂和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二十一人于1936年10月聯名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

同年10月，魯迅于上海病逝。林語堂在紐約第二天即聞訊，十分驚愕。11月22日林語堂寫《悼魯迅》，于《宇宙風》第32期發表。這是文情并茂的悼文，也是林語堂的由衷之言。他評價魯迅的人格：“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不交鋒則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魯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他實事求是地敘述了和魯迅的交往和離異，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于魯迅有軒輊于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人間世》出，左派不諒吾之文學見解，吾亦不肯犧牲吾之見解，阿附初聞鴉叫自為得道之左派，魯迅不樂，我亦無可如何。……然吾私心終以長輩事之，至于硁硁小人之撲風捉影挑撥離間，早已置之度外矣。”撇開其中個別誣蔑之詞，林語堂所說的是反映了魯迅和他交往和斗爭的真實情況的。

海外四十年

1936年9月中旬林語堂到達紐約。從此開始了他四十年的海外生活。

除了偶而應邀演講外，林語堂主要是從事英文著譯。早在1935年9月在紐約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英文著作My Country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一譯《吾土吾民》)，這是一部向西方世界比較全面地介紹中國歷史、民族、文化等的專著，長達八百多頁，由美國的“中國通”賽珍珠(Pearl S·Buck)作序。在這部書里，林語堂對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前途作“夢囈”般的預言：“我感到民族傳統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其基本的生活模式始終會保持下去。即使象共產主義制度這樣的大變動，一旦來臨，以個性中庸、寬容為標志的舊傳統將破除共產主義，將其改得面目全非，而不是共產主義以其與個人無關的嚴肅的規定來打破舊傳統。結果一定是如此。”中國革命的勝利宣告了林語堂的“預言”徹底破產，也徹底揭穿了林語堂的所謂“遠離政治”、“不知黨見為何物”的欺人之談。這部書里還借研究中國民族特性為由，將所謂“忍耐”、“冷漠”、“老猾”、“知足”、“保守”等詞加強到中國人民頭上，暴露了他十足的“西崽相”。 《吾國與吾民》在歐美出到十幾版，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也引起了中國人民和西方進步人士的強烈不滿。周恩來同志在抗戰時期重慶的一次宴會上，曾就此書對林語堂當面進行過批評。

抗戰期間，林語堂曾兩次回國，在重慶、桂林等地考察，獵取著作素材。返回美國后，于1943年1944年連續出版了TheVigil of a Nation(《枕戈待旦》)和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啼笑皆非》)兩書，這是兩部向西方報導中國抗戰的書籍，但大量的篇幅卻用來對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偉業”加以歌頌和對蔣介石這個“抗戰領袖”進行吹捧，連稍有正義感的美國社會人士也十分反感。一位美國作家、新聞工作者就曾撰文嘲笑林語堂“以甜蜜的理由和諂媚的風姿”(愛特蒙·威爾遜： 《美國化的林語堂》，馮亦代譯)來討好國民黨政府，這只是美國化了的“訪問中國的林語堂先生”的蹩腳著作。

另外，林語堂還寫了幾部自傳體的英文小說，如Momentin Peking (《瞬息京華》，一譯《京華煙云》，1939年)、Chinatown Family (《唐人街》，1948年)，The Red Peony(《紅牡丹》，1961年)，The Flight of the Innocents(《逃向自由城》，1964年)等。這些小說大都是以中國近現代的歷史為背景，敘述人物悲歡離合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動和人民的流離苦楚。但由于林語堂的階級偏見，對中國革命和人民斗爭有許多歪曲之處，特別是象《逃向自由城》這樣的作品，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作惡意的攻擊和誣蔑，曾有人把它譯出在臺灣《中央日報》連載。這說明林語堂思想上的反動性有了惡性的發展。

他在海外的經歷主要有以下一些。1947年夏由臺灣國民黨政府推薦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藝術文學組組長，赴法國三年，1950年返回美國。1952年在紐約創辦《天風》月刊，他自任社長，由長女如斯和女婿黎明任編輯，約請當年《論語》的作者徐訏、簡又文等撰稿，仍以提倡幽默、性靈為號召，大有卷土重來之勢，但只出了幾期就無疾而終。1966年6月由美返回臺灣定居，1969年7月繼羅家倫任世界筆會中國分會會長，1975年被選為世界筆會副會長。從這些經歷來看，林語堂似乎沒有從政做官，始終是個“在野之身”。但這并不能由此而說明林語堂真是超然于政治之外。這可以從下面一些情況看一下就清楚了。

1958年10月和1966年1月林語堂兩次以“海外學者”的身分回到臺灣觀光、游覽。臺灣政府對他優禮有加，待若上賓，蔣介石兩次均予接見，林語堂受寵若驚。1966年6月林語堂“還鄉”到臺灣定居，臺北市當局出資為他在陽明山麓構筑新居，他也應命在臺灣《中央日報》特約專欄“無所不談”上撰文，他舊調重彈，又拾起幽默、性靈的旗子，大寫半文半白的小品，為國民黨政府的宣傳竭誠效勞。臺灣開明書店出了《無所不談集》 (包括二集、合集)，其中有不少篇什是攻擊中國革命的。

再從他對中華民族文化革命的偉人魯迅的態度來看，也十分清楚。早在抗戰后期的1943年冬，林語堂在重慶中央大學的一次講演中開口就對魯迅進行攻擊，說什么“以前魯迅說中國書看得教人昏睡，外國書看了就抖擻精神。他說外國雖有頹唐派，但是有生命的頹唐派，中國雖有積極入世的士大夫，但只是沒有生命的士大夫。這種激憤的話不能叫做認識。要說賈寶玉做和尚是無生命，而《罪與罰》里的主人翁自殺是有生命，是不通的話”(林語堂： 《論東西文化與心理建設》)。對于林語堂的惡意中傷，當時在重慶的進步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秦牧、陳桑等在《新華日報》的副刊上紛紛撰文回擊和批駁，郭沫若寫了《啼笑皆是》等文，批判了林語堂在青年中提倡讀《易》的倒退論調，回擊了對魯迅的污蔑。這就是抗戰后期為林語堂攻擊魯迅和提倡讀經而引起的一場論爭。但到了1961年1月林語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一次講演中，對魯迅作了更為露骨的攻擊，說什么“魯迅是紹興人，紹興師爺那種一字定人生死的刀筆本領，正是他文章風格的來源”(林語堂： 《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這種驚人的歪曲和惡毒的攻擊與當年國民黨反動派對魯迅的中傷、誣蔑毫無二致。至于他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的《憶魯迅(一) (二)》和《記周氏兄弟》等文中更是放肆地謾罵，并由此來取媚于國民黨政府。

從上面的情況可以看出林語堂思想變化、發展的軌跡。他對魯迅由早期的虔敬轉變為后期的攻擊，關鍵是在于對中國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態度。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時期，林語堂作為一個自由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從反封建的要求出發，表現了一定的進步性和革命性，在政治上是中間偏左。大革命失敗以后，懾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思想上動搖、妥協。他一方面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不滿，另一方面對中國革命已經由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的歷史轉折沒有也不可能接受。隨著他的文藝思想的變化，使他先天地對左翼文藝運動發生對抗。他提倡幽默、性靈，客觀上有利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但他還不是反動派，在政治上是中間偏右。他未嘗不想找一條不折不扣的中間道路，但事實上并不存在這種“任雞來也好，犬來也好”(林語堂： 《行素集·序》)的超然于黨派、游離于現實斗爭之外的第三條道路。這樣，就使他言行失據，矛盾重重。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時候，他悄然出國。在西方渡過了他的后半生，接受的是更深的西方資產階級的影響。他的階級偏見、政治立場、思想觀點和文藝主張，也逐漸右滑。林語堂從政治上的中間派發展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反對派，從資產階級唯心論者發展為反馬克思主義者，從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展為買辦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證明了中間道路是走不通的，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林語堂的發展變化就是一個例子，從《剪拂集》到《大荒集》再到《無所不談集》，清楚地勾勒了林語堂所走過的這條文學道路的發展軌跡。中國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都可以從這里得到有益的啟示。

1976年3月26日林語堂病逝于香港瑪麗醫院。遺體由家屬廖翠鳳、二女無雙、三女相如和大女婿黎明運回臺灣，安葬于臺北陽明山林氏故居后園中，結束了他八十三歲的一生。

他一生著述甚豐。用過的筆名有：宰予、宰我、語、玉堂等。

1984年4月三稿，于徐州。

注釋

附錄一 林語堂主要著譯目錄

(一)著 作

中文

《剪拂集》(散文集),1928年12月上海北新書局初版。

《語言學論叢》(專著),1933年5月上海開明書店初版。

《大荒集》(散文、劇本、評論集),1934年6月上海生活書店初版。

《我的話·行素集》(散文·隨筆集),1934年8月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初版。

《我的話·披荊集》(散文、隨筆集),1936年9月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初版。

《無所不談合集》(小品、隨筆集)1974年10月臺北開明書店初版。

英文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吾國與吾民》,一譯《吾土吾民》,論著),1935年紐約約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藝術》,論著),1937年紐約約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Moment in Peking (《瞬息京華》,一譯《京華煙云》),1939年紐約約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A Leaf in the Storm (《風聲鶴唳》,小說),1941年紐約約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中國與印度之智慧》),1942年紐約蘭登書屋初版。

Between Tears and Langhter (《啼笑皆非》,時評),1943年紐約約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ongpo(《蘇東坡評傳》,傳記),1947年紐約約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Chinatown Family (《唐人街》小說),1948年紐約約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The Vermilion Gate (《朱門》,小說),1953年紐約約翰·黛出版公司初版。

Lady Wu (《武則天正傳》,傳記),1957年倫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初版。

From Pagan to Chri stian (《信仰之旅》,一名《由異教徒到基督教徒》,論著),1959年克里夫蘭世界出版公司初版。

The Red Peony (《紅牡丹》,小說),1961年克里夫蘭世界出版公司初版。

Janiper Loa (《賴伯英》,小說),1963年克里夫蘭世界出版公司初版。

The Flight of the Innocents (《逃向自由城》,小說),1964年紐約普特南公司初版。

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1972年香港中文大學初版。

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 (《八十自敘》,自傳),1975年臺北梅亞出版公司初版。

(二)翻譯

漢譯英

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女兵自傳》,謝冰瑩原著,小說),193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Confucius Saw Nancy and Essays about Nothng (《〈子見南子〉及其他》,林語堂原著,劇本、散文集),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A Nun of 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 Translated by Lin Yutang (《〈老殘游記〉及其他》,清·劉鶚原著,小說),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浮生六記》,清·沈復原著,小說),1941年上海西風社初版。

Miss Tu (《杜十娘》,據明·馮夢龍原著《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寫譯,小說),1950年倫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初版。

英譯漢

《賣花女》(英·蕭伯納原著,劇本),1928年5月上海開明書店初版。

《新俄學生日記》(俄·窩格耶夫原著,小說,與張友松合譯),

1929年6月上海春潮書局初版。

《新的文評》(美·史賓崗原著,論著),1930年1月上海北新書局初版。

《成功之路》(美·馬爾騰原著,論著),1939年10月上海中國雜志公司增訂再版。

《怎樣訓練你自己》(美·羅德原著,論著),1940年4月上海東方圖書公司出版。

《易卜生評傳及其情書》(丹麥·勃朗特司原著,傳記),1940年8月上海大東書局出版。

《徬徨飄泊者》(英·臺維斯原著,小說),1941年3月上海朔風書店初版。

附錄二 林語堂研究資料目錄舉要

魯迅論林語堂

　　《從諷刺到幽默》, 《偽自由書》。

　　《致林語堂》(1933年6月20日), 《魯迅書信集》上卷。

　　《“論語一年”》, 《南腔北調集》。

　　《致陶亢德》(1934年4月1日), 《魯迅書信集》上卷。

　　《小品文的危機》, 《南腔北調集》。

　　《小品文的生機》, 《花邊文學》。

　　《致楊霽云》(1934年5月6日), 《魯迅書信集》上卷。

　　《致鄭振鐸》(1934年6月21日),《魯迅書信集》上卷。

　　《玩笑只當它玩笑(下)》,《花邊文學》。

　　《致曹聚仁》(1934年8月13日),《魯迅書信集》上卷。

　　《“題未定”草》, 《且介亭雜文二集》。

　　　《兩種“黃帝子孫”》《集外集拾遺補編》下卷。茅盾《小品文和氣迄》, 《小品文和漫畫》。

曹聚仁《我與林語堂先生往還的始終》, 《芒種》半月刊創刊號,1935年3月。

胡風《林語堂論》,《文學》月刊第4卷第1期,1935年11月。

郭沫若《啼笑皆是》,《新華日報·副刊》,1943年11月2日。

司馬斌《論林語堂》(上)、 (下), 《天地》月刊第11、12期,1948年8月1日、 9月1日。

張梁《林語堂論》,《文學評論叢刊》第6輯,1980年8月。

唐弢《歷史不能背離事實》, 《文物天地》雙月刊第4期,1981年7月。

秦志希《魯迅和林語堂》, 《江漢論壇》雙月刊,1981年第5期。

高云《林語堂論》, 《文藝論叢》第14輯,1982年2月。

林志浩《林語堂述評》,《人物》雙月刊,1982年第3期。

倪墨炎《為林語堂辯正一件事》,《新民晚報》,1982年2月18日。

陳蕩編《評林語堂》,1944年桂林華光書店出版。

林太乙(無雙) 《我的父親林語堂》,香港《聯合報》,1954年2月10日。

愛特蒙·威爾遜(美)《美國化的林語堂》,馮亦代譯, 《文聯》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

黃肇珩《林語堂和他的一捆矛盾》,臺灣《自由談》月刊第20卷第7期,1968年7月。

趙世洵《悼念林語堂先生》,臺灣《大成》月刊第30期,1976年5月。

陳紀瀅《我所知道的林語堂先生》,臺灣《傳記文學》月刊第31卷第6期,1977年12月。

徐訏《追思林語堂先生》,臺灣《大成》月刊,第49期,1977年12月。

《傳記文學》編者《林語堂小傳》,臺灣《傳記文學》月刊第32卷第1期,1978年11月。

謝冰瑩《憶林語堂先生》,臺灣《傳記文學》月刊第32卷第1期,1978年1月。

曾虛白《林語堂與蘇東坡》,尹雪曼等編《林語堂》,1979年臺灣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