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田人物簡歷簡介,李廣田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李廣田，曾用筆名曦晨、黎地、洗岑等，山東省鄒平縣人。1906年10月出生在一戶王姓農民家庭，排行第四，取名錫爵，不久“借”給中年無子的舅父，改姓李，名廣田。1968年11月，被極左路線迫害致死。

他一生從事教育工作。雖然業余時間從事寫作，并在一段時間內服從于工作的需要而間斷過寫作，但是仍然涉足文學寫作的許多領域——詩歌、散文、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文學評論、文藝理論，以及整理和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給我們留下了豐碩而寶貴的文學遺產。在這些遺產中，以散文的成就最高。他先后出版過八本散文集，以及散見于報刊的不少篇什，計有一二百篇之多。他的散文，篇篇都是“獨立的創作”(何其芳語)，都發人深思，融會了“詩的圓滿”和“小說的嚴密”，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自成一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的名字可以和朱自清、冰心等散文作家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留連于鄉土夢中

李廣田的故鄉在鄒平農村，介于黃河和小清河之間的一塊平原上。平原之子的李廣田，就在這片土地上，度過了一生中最早的也是最難忘的十七年。他的父母都是典型的北方農民，他的親戚鄰居不少也是受苦的人，他們的優良品性，對李廣田起了潛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他讀過鄉塾、鄉村小學，他干過力所能及的多種農活，是實實在在的小農人。幼年、童年、少年，以及故鄉的一切，都給他留下了畢生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的最美的夢，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鄉之夢。”(《無名樹》)

以后，他在濟南及曲阜學習、工作過五年多。他在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老師中有楊晦，同學中有臧克家、鄧廣銘。“其初立志作一個教育工作者，但到了后來，由于環境的關系，興趣轉到了文學方面來”(李岫《李廣田作品系年簡表》)。他曾被蓬勃開展的新文化運動所吸引，和朋友鄧廣銘等組織“書報介紹社”，大量介紹新文學社團的書刊及蘇俄作家的作品，因而被捕入獄，判處死刑，后因北伐軍打到濟南才獲釋。他的第一篇散文創作《獄前》(寫于1929年3月，發表在1930年4月《未名》半月刊的終刊號上，署名李曦晨，未收入任何集子)，記述了這件事。文章以一種內心獨白的議論手法，回顧自己入獄前的思想和被捕經過，真實地記錄了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對待生與死、革命與文學的鮮明的觀點和磊落的胸懷。篇中有這樣一段話： “那時代，是一個黑暗到極頂的時代，真正活著的青年，都是背著腦袋走路，不知不覺便會走進網羅去的。流血是人所習見的;死，也不覺得是怎樣可怕。正因為青年們要求‘活’，所以把‘死’輕輕地擲在了一邊。”這篇文章對作家早年的創作及后來的生活態度，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1929年秋季，李廣田考入北京大學外語系，先讀預科二年，后讀本科四年，攻讀英文，還跟周作人學習日文、自修法文。學英文，除了一般要按照課程規定讀莎士比亞、十九世紀詩歌、狄更斯小說等，李廣田受到周作人所倡導的美文及當時的散文風氣的影響，偏愛英國的幾個不甚著名的樸素的散文作家，如懷特、何德森、瑪耳廷，尤其是瑪耳廷的《道旁的智慧》，他最為欣賞，他說： “在瑪耳廷的書里找不出什么熱鬧來，也沒有什么奇跡，叫做‘道旁的智慧’者，只是些平常人的平常事物(然而又何嘗不是奇跡呢，對于那些不平常的人)。似乎是從塵埃的道上，隨手掇拾了來，也許是一朵野花，也許是一只草葉，也許只是從漂泊者的行囊上落下來的一粒細砂。然而我愛這些。這些都是和我很親近的。在他的書里，沒有什么戲劇的氣氛，卻只使人意味到醇樸的人生，他的文章也沒有什么雕琢的詞藻，卻有著素樸的詩的靜美。” “更使人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出美與真實。”(《道旁的智慧》)這些話，象是李廣田對于自己作品的說明， “我也許只是借了他們的作品來解釋我自己”(《詩的藝術·序》)。李廣田辦過同人小刊物《牧野》，對文學創作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整個的大學生活，他都在練習寫作中度過。他與同系的卞之琳、哲學系的何其芳結為文友，先是寫新詩，詩作在《華北日報·副刊》、《現代》、《文學季刊》等報刊上陸續發表。后來興趣轉到創作散文上，而且越來越濃。1935年秋北大畢業后，他到濟南，在一所中學任教，一邊教書一邊寫作。

從李廣田最早發表作品的1930年初開始，到離山東開始流亡的1937年底止，可以算作他創作的前期。這個時期，散文結集三本： 《畫廊集》、《銀狐集》和《雀蓑記》(《雀蓑記》雖是1939年出版的，但其中各篇卻都是1937年6月以前寫作的)。詩結集一本： 《漢園集·行云集》，還有一些散見于集外的篇什。

他這個時期的創作，主要取材于童年和故鄉的生活。他說：“我是一個鄉下人，我愛鄉間，并愛住在鄉間的人們。就是現在，雖然在這座大城里住過幾年了，我幾乎還是象一個鄉下人一樣生活著，思想著，假如我所寫的東西里尚未能脫除那點鄉下氣，那也許就是當然的事體吧。……我喜歡我這個樸野的小天地，假如可能，我愿意我能夠把我在這個世界里所見到所感到的都寫成文字，我愿意把我這個極村俗的畫廊里的一切都有機會展覽起來。”這番話來自1935年初他為《畫廊集》寫的《題記》。兩年后他寫《雀蓑記》時還說，“實在我對于故鄉的事情最不能忘懷，那里的風景人物，風俗人情，固然使我時懷戀念，就是一草一木，也仿佛系住了我的靈魂”， “難免把此生了結于一個懷鄉的念頭里”。在《銀狐集》和《雀蓑記》里，李廣田把他的故鄉由魯中平原擴大到了泰山。泰山與鄒平相鄰。李廣田北大畢業后在濟南教書的兩年里，夫人王蘭馨在泰山腳下的泰安一所中學里任教，因此李廣田常往返于濟南和泰安之間，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曾熔鑄在泰山的生活里。泰山以它天賦的靈秀哺育了作家的情思，他對泰山的峰巒流水、蒼松翠柏、一石一木都有著母子般的深情。” (李岫《李廣田和他的作品》)象歌頌泰山的《扇子崖》、 《山之子》、 《晴》、 《霧》等篇，或是上岱廟買碑帖、山果時，或是去“岱宗坊”飲山泉茶時，或是住宿在東山“快活三里”的泰山旅館時構思成篇的。難怪后來也有人把他譽之為“泰山的兒子”。

《畫廊》是李廣田故鄉的社會生活的一幅風俗畫。年梢歲末要過除夕了，大小戶人家都按當地習慣把家里掃除一通，各屋里也因而顯得空落落的了。辛苦勞作一年的農民們，便趁集市天去買些年畫“補補空墻，閑時候看畫也很好玩”。 “畫廊”設在一座破古廟里，買畫的人看畫的人來來往往，好不熱鬧， “真好象一個圖畫展覽會的畫廊了”， “畫呢，自然都很合鄉下人的脾味，他們在那里揀著，挑著，在那里講圖畫中故事，又在那里細琢細磨地講價錢”。小孩子們對于“有余圖”或“蓮生九子”之類的特別喜歡。老年人呢，總愛買些“老壽星”， “全家福”， “五谷豐登”，或“仙人對棋”之類。有的老者還不知不覺間哼起畫里的戲文來。 “就這樣，從太陽高升時起，一直到日頭打斜時止，不斷地有趕集人到這座破廟來，從這里帶著微笑，拿了年畫去”。作家描繪了純樸農民對美好事物的熱愛與追求。《野店》是“極村俗的畫廊”里的又一幅。賣山果的，賣魚的，賣皮鞭的，賣泥人的，拿破繩子換洋火的，或者老學究先生做著走方郎中的，無論是推車還是挑擔子，這些陌路人，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里相遇在荒村野店，“四海之內皆兄弟”，一夕之間相識相知。待到雞鳴天亮， “又各自拾起了各人的路，各向不同的方向跋涉去了”。幾乎天天都在演著這一幕。店主夫婦也是那樣樸實、溫良、大方。這樣的對聯： “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這樣的款待：一壺茶盡夠客人“喝半天”，一頓飯菜“總得夠吃，千里有緣的，無論如何，總不能虧心哪”，怎不讓客人“發生回到了老家的感覺”。還有那象一口鍋似的青生鐵的洗臉盆，冬天里吸引陌路人都來烘火而話家常的柴火堆，土墻上客人用小刀或瓦礫留下的片言只語……，這一切，讓人感到一種“特別的人間味”。讀《野店》令人想起李廣田所鐘愛的瑪耳廷那篇叫《籬笆道旁的荷馬》的散文，二者何其相似，它們都歌頌下層勞動人民，都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出美與真實，然而《野店》的中國氣質、中國特點，那是《籬笆道旁的荷馬》所沒有的。

《桃園雜記》、 《山水》、 《扇子崖》等篇，是描繪魯中平原和泰山風景的佳作。寫故鄉桃園的興衰史，是為了突出對故鄉父老兄弟的休戚禍福的掛念;寫平原不平，是為了謳歌祖先世世代代改造平原的勞動;寫泰山的奇麗風光、風土人情和神話傳說，是為了寄托摯愛故鄉土地的深情厚意。李廣田主張“藝術家應當愛人，勝于愛自然” (《一個畫家》)，在他看來， “自然界沒有人也是不行的”，任何風景的美都是因為有人，所以在他的那些描寫風景的優秀散文里，也總是密切聯系著人的生活，人的足跡，人的心靈。

專門寫人的作品，在李廣田前期散文里，更是屢見不鮮。這些散文中的人物，無非是“一些在舊社會里受折磨的人和沒有出路的人”(《散文三十篇·序》)，生活中都有原型，有他的親生父親(《父與羊》、 《五車樓》)，有他的舅父(《悲哀的玩具》)，有他的哥哥(《投荒者》)，還有他的親戚(《柳葉桃》)、朋友(《記問渠君》)、 鄰里(《老渡船》)，等等，都是曾經生活在作家周圍的故鄉人，作家對他們很熟悉很了解，愿意向別人介紹這些人物。而當這些人物一跑到作家的筆下時，或當作家已經把這些人物寫完時，作家說他對這些人物“已經愛了一場，而且還更加愛惜了起來”(《銀狐集·題記》)，包括在現實中并不愛的人物。因為有這種“愛”，所以作家才能把他們寫得那樣成功，那樣富有典型意義，那樣感人至深。

《投荒者》里的哥哥，對悲慘命運進行抗爭然而結局仍舊悲慘。他天生一副“呆相”，受人冷眼、歧視，不得已在小商店里過著囚徒似的生活，生病吐血，卻始終還存在著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家鄉面貌的好盼頭，終于走上去西北邊塞開荒種地的道路，然而卻客死在外鄉的荒山上。《柳葉桃》中的那個女伶，受命運作弄但不甘心，被逼得精神失常而死去。她在不幸面前服從著、隱忍著，而且也渴望著、禱告著，最終也沒有一個“出頭之日”，象永不結果的柳葉桃一樣。作家自稱不愿把這個題材寫成小說，以確保其真實性，卻給讀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老渡船》里的那個鐵匠，任人擺布而麻木不仁，他天天同灰土攪在一塊，同煤煙熏在一起，在田地里為風日所吹炙，他的妻子、他妻子的情人、他的兒子都可以隨便吩咐他，別人譏笑他， “他的回答是黝黑的臉上一堆微笑，和一聲有意無意的‘嘻嘻’”，他“只是天天負了一身別人的重載，耐勞， 耐苦，耐一切屈辱，而無一點怨尤，永被一個叫做‘命運’的東西任意渡到這邊，又渡到那邊”。《悲哀的玩具》中的父親，對不幸遭遇敢怒不敢言，他為饑寒所逼迫，為風雨所摧損，披星戴月地忙碌，忙白了頭，自覺前面的歲月也不長了，躁煩暴怒自不待言，別無發泄的地方，只有在兒子玩的麻雀上無事找事，可氣可憫。這個“父親”實際上是作家的舅父，作家在三十年后的《或人日記抄》里還記述過他。作家用簡單的筆觸畫出了這一形象，而這又不只是一個父親的形象，可見其主題之普遍而深刻。《山之子》中的啞巴，又啞又聾，被作家譽為“泰山的靈魂”(《散文三十篇·序》)，他們一家都以在深山峭壁上攀摘百合花賺錢來維持生活，他的父親四十歲時在一個濃霧天里墜入深谷喪生，他的哥哥三十歲上被一陣山風吹下懸崖殞命，為了奉養他的老母和寡嫂，為了生活，他不得不拾起這以生命為孤注的生涯。作家寫山澗的險峻、迷霧的濃重、毒蛇和“山鬼”的兇惡，都是為了渲染啞巴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記問渠君》和《黃昏》是寫知識分子的。這種人比較有知識，思想也較為敏感，記述他們的生活遭遇，尤能表現出時代跳動的脈搏。這兩篇散文的主人公，一個上學時在“紅色的后一”班里發表過“關于革命的意見”，另一個在三五年前“努力著某種工作的時候”確是“時代的健兒”。但在大革命失敗后，一個擔心別人“指認”、 “檢舉”而惶惶然死去，另一個“沉默下來”，“把香煙來一支支地量著他的時光”，與僵尸無異。這兩篇散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大革命失敗給知識分子帶來的災難和創傷，時代感是那樣強烈。半封建半殖民的舊中國，到處豺狼當道，暗無天日，李廣田的故鄉也不例外。作家一觸及到這個悲慘的現實，心境自然就不平靜了： “我走著，我想著要走出這黃昏，這黑暗，……我想著，我可能用什么東西來打破那緊壓著我們的‘力’嗎?”(《黃昏》)

還有一些散文詩似的篇什，如《秋天》，直接探索著人生的道路： “人生就是走在道上啊，真正嘗味著人生苦難的人，他才真正能知道人生的快樂，深切地感到了這種苦難與快樂者，是真地意味到了‘實在的生存’者。”作家積極的人生態度，還表現在《馬蹄》等篇中。

總觀李廣田的前期散文，從題材內容來看，可以說是“鄉土文學”。李廣田和二、三十年代出身于鄉間或小城鎮的許多青年作家一樣，拿起筆創作，一開始也都是寫自己熟悉的童年和故鄉的生活，切近人生，深入泥土。不同的是，李廣田作品的特定環境是魯中平原(包括泰山)，人物都是這塊小天地里土生土長的，若不是李廣田把他們介紹出來，他們會永遠默默無聞，自生自滅，好象世界上不曾有過一樣。還有那些故事，也都具有土生土長的特色，有的雖給人以荒誕之感，但大都確有其事，平凡而又不平凡。至于作家的藝術個性，更是不言而喻，李廣田就是李廣田。魯迅曾肯定和贊美過的“鄉土文學”，多是以山明水秀為背景的南國風俗畫(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而李廣田表現的，卻是樸野古道的北國情調。也許可以說，李廣田前期作品豐富了“鄉土文學”園地。在藝術格調上，李廣田的前期創作給人以樸實、自然、真摯、親切的印象。由于作品的悲劇氛圍，人物的悲劇命運，又給李廣田前期創作罩上了一層淡淡的哀愁。

李廣田的文學生涯是從寫詩開始的。早在中學時代，他就練習寫作新詩，一首一首抄好， “訂了若干小冊”(《文藝書簡·自己的事情》)。從作家家鄉發現的他當年的手抄詩集，題曰《向往的心》，署名曦晨，收詩四十四首。其中《夕陽里》、《寂寞》、《酒館里》、《丁香》、《俺的春天》、《向往的心》六首，后來在《華北日報·副刊》上發表過，其余三十八首均未見公開發表。如果說這時候是李廣田詩歌創作的濫觴期的話，在北大讀書期間，則是他詩歌創作的黃金期。1934年，他把自己的詩結集為《行云集》，與卞之琳的《數行集》、何其芳的《燕泥集》合為《漢園集》，交商務印書館，作為鄭振鐸編的《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之一于1936年出版。卞之琳寫《題記》，說： “這是廣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年來所作詩的結集。我們并不以為這些小玩意兒自成一派，只是平時接觸的機會較多，所寫的東西彼此感覺親切，為自己和朋友們看起來方便起見，所以擱在一起了。我們一塊兒讀書的地方叫‘漢花園’。記得自己在南方的時候，在這個名字上著實做過一些夢，哪知道日后來此一訪，有名無園，獨上高樓，不勝惆悵。可是我們始終對于這個名字有好感，又覺得書名取得老氣橫秋一點倒也好玩，于是乎《漢園集》。”李廣田《行云集》里的詩就是在這種境況中寫成的，多少標志了一部分知識青年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陷入的消沉境地，何況李廣田還有過橫遭逮捕的經歷。在彼時彼情之下， 《寂寞》自然難免有寂寞之感， 《第一站》表現一種彷徨心情也不足為怪。再讀讀《鄉愁》吧，仿佛聽到一個他鄉游子的低沉長吟：

偶然間憶到了心頭的，/卻并非久別的父和母，/只是故園旁邊的小池塘，/蕭風中，池塘兩岸的蘆與荻。

但最能顯示詩人思想感情的，還是他作于1933年春的那首《地之子》：

我是生自土中，/來自田間的，/這大地，我的母親，/我對她有著作為人子的深情。/……

這是李廣田早期詩歌的代表作。詩人對大地母親深情是多么真摯而強烈，對現實的追求是多么執著而自覺。魯中平原的泥土芳香，從這首詩里也能嗅出。李廣田是地地道道的“地之子”，正是因為“我的腳卻永踏著土地，我永嗅著人間的土的氣息”，保證了詩人逐步走向廣闊的世界。

在“漢園三詩人”中，卞之琳的詩淡泊，何其芳的詩絢麗，而李廣田的詩則相對地渾厚些。也許因為李廣田不刻意求工，更多注意真情流露的緣故，他的有些詩作如《窗》等，沾有過重的散文氣息，缺少詩所應有的修辭和韻味。大概詩人自己也意識到了這種弱點，所以，在《行云集》之后，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不再寫作新詩，轉而從事詩的研究和評論(曾結集為《詩的藝術》)，以及潛心于自然活潑的民謠、山歌的探索。偶爾有所作，則受了民歌的很大影響。如寫于1945年2月的《我們的歌》，副題直書“擬民歌體”，并在附信中表露自己對新詩的看法， “也想照這看法做，就是：正確而明朗。”不僅如此，詩本身用語明白通俗，內容、形式、韻味等也酷似民間小唱。此詩因故直到《李廣田詩選》1982年8月出版時才正式公開發表。

堅韌的跋涉者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全面抗戰開始。濟南淪陷前夕，李廣田隨任教的學校師生一起遷往泰安。12月下旬，在敵機狂炸下，他惜別待產的妻子，又隨學校一起離開泰安，輾轉南下，堅韌跋涉，過著十分艱難的流亡生活。由河南入湖北，在鄖陽住了半年，后又徒步兩月，經過陜南，轉移到四川羅江，為時近兩年。關于這段生活，他有《流亡日記》十冊詳加記錄。他還在《青城枝葉》中作了很好的總結： “我們都跑得很結實了，無論是我們的身子或我們的心。我們看了很多，也經驗了很多。我們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懂得了一點生活的道理，而且，我們的抗戰之必能勝利，以及這一勝利之實在不易獲得，在我們的長途跋涉中也得到了說明。”他在羅江的國立六中四分校執教期間，與一些地下黨員接觸、交往，閱讀了《什么是列寧主義》、 《列寧的故事》、《少年先鋒》等書刊。在課堂上，他拋開國民黨政府編的教科書，講魯迅文章和蘇聯小說，在學生中傳播革命文藝理論，因而他和陳翔鶴、方敬等被學校當局解聘。1941年春，李廣田由卞之琳介紹，轉至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任教。半年后，敘永分校撤銷，他又轉至昆明西南聯大本校任教，為時五年之久。這期間，他在中文系教文學概論。課余，他與楊振聲合編《世界文學季刊》(商務印書館出版)。他與朱自清、聞一多、馮至、卞之琳等過從甚密，并同為聯大學生社團中影響最大、活動時間最長的“冬青社”的導師。他還積極參加抗日救國和反內戰的民主運動。在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后，他擦亮了眼睛，拋棄了“日邊清夢斷”的幻想，寫下了《日邊隨筆》中那些揭露或諷刺國民黨法西斯暴行的戰斗文字。李公樸、聞一多被害后， 使他了解了“更多的事實”，也確定了“更大的信念”(《文藝書簡·自己的事情》)，這更大的信念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學習和人民必勝的信心。這種信念，也反映在他的創作和論著中。1946年夏秋間，西南聯大復員北上，他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因為聲援反內戰的民主學生，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1947年秋，應朱自清邀請，轉往北平清華大學任教。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他繼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并著手選編《朱自清選集》和《聞一多選集》。同年，即北平解放前夕，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7月，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文協(作協前身)理事。

從1937年全面抗戰始，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止，是李廣田創作的中期。這十二年間，李廣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從鄉土到國土(當然，他的鄉土也是國土的一部分)，從北到南，從南到北，他的視野擴大了。無情的現實也極大地刺激著他，教育著他。從而導致他政治上的逐漸成熟，最終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同時，他在創作上也獲得了豐收，計有散文集三本：《圈外》(再版時改名《西行記》)、《回聲》和《日邊隨筆》(此外，還有《灌木集》，是作家于1944年在自己前五本散文集的基礎上精選出來的);短篇小說兩本：《歡喜團》和《金壇子》;長篇小說《引力》;論文集六本： 《詩的藝術》、《文學枝葉》、《創作論》、《文藝書簡》、《論文學教育》(雖出版于1950年2月，但如作家自序所云，和《文藝書簡》一樣，都是“解放前的兩三年內”寫成的)和《文學論》(出版于1982年11月，完成于1946年5月)。

《圈外》集都是紀行一類的文字，寫的是抗戰初期由湖北鄖陽到四川羅江的沿途見聞。這一段路，尤其是從鄖陽沿漢水而至陜西漢中一段， “完全是走在窮山荒水之中，貧窮、貧窮，也許貧窮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現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圈外·序》)。顯然，作家是在痛苦的情緒中走完這一段路的。所留下的自然是些“苦澀的記載”。象《警備》里的保長、 《陰森森的》里的小學校長、 《母與子》里的母與子、《烏江渡》里的篷船主和賣饅頭奸商等，在作家的筆下，他們都失去了“人形”。更有鴉片毒害、匪患兵患，真是無處不黑暗。然而作家“確未立志專寫黑暗”，相反，他卻在“努力從黑暗中尋取那一線光明”。作家所贊不絕口的那些善良、誠懇、助人為樂的小人物，如《黃龍灘》里的挑水夫、 《陰森森的》里的飯館小商人、 《威尼斯》里的小學生、 《冷水河》里的吳老頭、 《憂愁婦人》里的“憂愁婦人”等，以及《路》中那些“可感謝的可欽佩的”開路工和“共同跑路”的流亡學生們，在他們身上，作家“看見了將來的希望”;在《來呀，大家一齊拉! 》里，更集中表明了作家“時常想怎樣才可以把光明來代替黑暗”，及其對中華民族經過艱苦卓絕地努力而獲得解放的信心。這里，作家的思想得到了升華。《圈外》集里的文章，都是作家白天背著行李行軍百來里地，夜間坐在地鋪上寫下的。它們是作家思想發展的真實記錄，即從個人生活的小窗口，到社會的時代的大舞臺。

《回聲》集是作家在羅江、敘永這兩三年間(1939年春至1941年冬)思想生活的記錄，大都類似隨筆， 抒寫了生活在大后方的愛國知識分子們的悲歡與艱辛，在懇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顯露出作家的樸厚、誠實的性格。《兩種念頭》提出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是“想做得好一點”還是“想生活得好一點”這樣嚴肅的問題，讓人們思考、回答。其實， 早在《禮物》里已有了答案：為抗戰勝利作貢獻，各盡所能， “那怕是最微末的東西”， “現在就拿出來”。《到桔子林去》更是贊美那些從北方來的馬車夫，是他們由北到南，再由南到北，含辛茹苦，終年奔波，運送著抗戰物資。《一個畫家》寫一個農民出身的畫家，有一種很別致的脾氣，專愛在刮風下雨時出去作畫。畫家是作家的同鄉，也是流亡隊伍里的一員。作家勸畫家不要只畫風景畫，還要畫風俗畫;不要只畫自然界的暴風雨，還要畫時代的暴風雨，為時代盡一些力。這也無異于作家給自己立下的創作原則，正象作家后來在《自己的事情》里所說的那樣： “由于抗戰，這才打破了小圈子生活，由于抗戰，我才重建了新的生活態度。……這時候，對于政治問題，才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對于文學，也確定了新的觀點。”

李廣田定居昆明的幾年間創作了散文集《日邊隨筆》。他在《日邊隨筆(二)》一開頭就說： “我真是一個愛‘看’的人。人世間形形色色，隨時隨地都吸引著我的眼睛。” “看”的結果如何呢? “我們這人間真夠豐富，也真夠慘!”其時正處抗戰后期，李廣田目擊著大后方的種種腐敗現象，以及國民黨反動派假抗日真反共反人民的種種罪惡活動，心中無時不燃燒著烈火。他這時期的散文創作，學習魯迅，較多地采用了雜文的方式，諷刺時弊，表達他的愛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并運用新奇的比喻和寓意，文筆更加老練， “雖然并不是劍拔弩張，卻在言語中自有戰斗性”(卞之琳《李廣田散文選·序》)。《他說：這是我的》，從父子爭奪玩物石子寫起，從中引伸出自然界的無私，更主要的，是對于那些以掠奪、剝削、壓迫為能事的貪得無厭的大大小小的“為民父母”者的揭露和鞭撻。在《手的用處》里，作家正告那些用手遮掩自己身上的丑惡或罪過的人們： “手的用處是創造，可不是掩飾。”《建筑》中愛憎十分分明：對那些有錢造宮殿而且住在勞動者建造的宮殿里干盡壞事的人們極其厭惡和憎恨;當然對于建筑宮殿的勞動者是極力謳歌的： “要看看工人們，從他們的身上，從他們的胳臂上，從他們的汗粒中，他們的聲音中，你處處所見的都是一種力量，或者，你所見的都是力的消耗，然而并非消耗，乃是移注，移注入木中，石中，鐵中，土地中……”如此熱情地頌揚工人的力量，是作家思想的飛躍，也是他創作中出現的新主題。

李廣田中期散文，比較前期，題材更加多樣，思想更富戰斗性，個人傷感或身邊瑣事幾乎絕跡，社會的時代的印記處處可尋;樸實、自然、真摯、親切的基本格調未變，但文風卻趨于明朗、犀利了。

李廣田的散文注重題材、人物的典型性，有時和短篇小說不大容易區別開來，比如他的《投荒者》，他的《柳葉桃》(盡管作家特別申明這不是寫的小說)，我們何嘗不可以把它們當成小說來讀?他自己也把《金壇子》、《沒有名字的人們》等歸入了《散文三十篇》里。李廣田有的散文是“用一種寫詩的氣氛制造出來的” (《銀狐集·題記》)， 象他的《荷葉傘》、《他說：這是我的》、《建筑》等，以抒情為主，極富詩意，我們又何嘗不可以把它們當成散文詩來讀? 它們在內容、情調、手法上與魯迅《野草》里的篇什不是很相似嗎? 李廣田說過，小說是“精心結構的建筑”，詩是“渾然無跡的明珠”， “假如是一篇很好的散文”， “也應當象一座建筑，也應當象一顆明珠。”(《文學枝葉·談散文》)很顯然，他傾向于散文要不拘一格，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說、散文詩甚至評論之間的界限，只求藝術完整。但是《歡喜團》和《金壇子》中的篇什，著力于人物的塑造與場景的具體描寫，確是有別于他的那些散文的。象《沒有名字的人們》中的那一對勞動夫婦，他們一輩子都沒有使用自己名字的權利，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名字，也是最后一次，那是把名字寫在靈牌上。《冬景》中的老實農民狗不理，已經四十多歲，多次受騙，傾家蕩產，還是沒有娶上媳婦。《水的裁判》里的石頭和大山、 《沒有太陽的早晨》里的王嫂和狗兒，他們都是一些在舊社會里受折磨的人和沒有出路的人，舊社會里哪有這些人講理的地方，哪有這些人做人的權利，石頭和大山只好把生命交給兇險的洪水去“裁判”，王嫂母子也只能憤而出走， “在無邊的曠野上走著”， “總是不見天日”。還有《木馬》中那位教員為什么要偷人家東西，《廢墟中》中的木匠為什要打老婆、老婆為什么又讓他打、富人逃后廢墟又怎么變成小菜園，等等，這些人物的離奇而又尋常的遭遇，一經作家寫來就那么寓意深刻，耐人尋味。有時輕輕幾筆，就把人物勾勒得栩栩如生。有時用筆細致，娓娓道來，叫讀者心中久久不能平靜。作家沒有圓熟的筆功，絕產生不了這樣的效果。李廣田寫作短篇小說雖然不多，但幾乎篇篇佳構。

本來，李廣田在1940年前后就曾醞釀過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是寫一個中農家庭的衰落史，另一是以“人的改造”為主題的《酵母》(原擬名《頹敗線》)。想不到計劃之外的《引力》倒捷足先登了。

長篇小說《引力》，開始動筆于1941年7月，寫完三章便輟筆了，1945年7月7日在昆明郊區呈貢縣斗南村才又拾起舊業。完稿于8月11日，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正好傳到斗南村。書稿交李健吾，先在鄭振鐸、李健吾主編的《文藝復興》雜志上連載，后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引力》的取名大概受了日本小說《磁力》的影響。作品的主題是抗日、反蔣、向往解放區。女教師夢華為如火如荼的抗日斗爭所吸引，帶著孩子千里尋夫， 當她歷盡千辛萬苦找到丈夫工作的地方時，她的丈夫孟堅被更偉大的引力所吸引，到延安去了。夢華的生活原型是作家的妻子。1937年底作家離開泰安時，其妻因臨產不能跟隨。三年后，其妻帶著兩歲的女兒，通過敵人封鎖線， 日夜兼程，終于從山東到達四川。作品男主人公孟堅的“從貧苦到貧苦，從艱難到艱難”的道路，又何嘗不是作家自己的寫照?

作家在回顧創作這部長篇的心情時說： “我常常為一些現成材料所拘牽，思想與想象往往被纏在一層有粘性的蜘蛛網里，摘也摘不盡，脫也脫不開，弄得簡直不成‘創作’。”顯然作家也自認它并不成功， “不過是畫了一段歷史的側面，而且又只畫得一個簡單的輪廓”。(《引力·后記》)十分有趣的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象一些早期創作就頗負名氣了的作家，他們以抗戰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如老舍的《火葬》、巴金的《火》，似乎也都留下了略遜一籌或并不成功的記錄。真是無獨有偶。就《引力》而言，由于作家生活體驗不夠，思想和藝術的有機結合處理不當，因而導致其創作的失敗。即使這樣， 《引力》仍不失為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和大后方生活的真實寫照。還可看出作家的“視野展開了，不再憂郁了，從身邊瑣事，個人哀愁，進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他的旗幟舉得也更高了，他隱隱約約地暗示，只有延安才是人間的樂園，他終于不是一位‘道旁的智慧’者，而是一位滿懷信心的革命者”(李健吾《李廣田·序》)。李廣田朝“引力”堅韌地探索著、跋涉著，失敗和成功，都是難免的。《引力》在鄰邦日本引起的強烈反響，也可以顯示出它的價值和影響。《引力》出版不久， 日本的中國研究所出版了岡崎俊夫的節譯本，接著吉田浩的另一節譯本在1950年12月的《中國語雜志》上發表。1952年巖波書店出版了岡崎俊夫的全譯本，這一全譯本截至1959年4月竟一連再版十一次。一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有如此出版數量，在日本是罕見的。日本學術界、文藝界不斷發表文章研究和評述《引力》及其作者。有的把夢華比諸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有的把它比諸都德的《最后一課》。日本名學者小野忍的專著《中國現代文學》中，設有專門章節進行論述。

李廣田的文學修養很深厚。他不僅閱讀過大量的中外作家的作品，還閱讀過不少的文藝理論專著。在四川生活期間，他就開始鉆研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閱讀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片上伸的《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高爾基的《論文學》等。西方現代派的文學著作他也閱讀，在他的《詩的藝術》中就可以看到西方現代派詩論的影響。他閱讀的同時，還翻譯過外國的文學名論，在當時的刊物上發表。在“應該建立一種嚴正的文學批評”(《自己的事情》)的思想指導下，他一邊閱讀一邊寫讀書札記，寫研究評論文章。特別是在西南聯大以及后來的南開、清華任教期間，由于教學的需要和輔導青年作者的需要，他寫作了文學理論專著，寫作了大量的直接與青年談文學的文章和書簡，陸續結集成冊出版。

《詩的藝術》收文五篇，皆屬文學批評一類，尤以論卞之琳的《十年詩草》和論馮至的《十四行集》兩篇為佳。《十年詩草》和《十四行集》，在理解和欣賞上都有較多的困難，經李廣田的探索和解析，不僅揭開了卞詩、馮詩的面紗，而且展示了新詩的技巧和十四行詩的奧妙，可以說這兩篇文章是引導讀者打開《十年詩草》和《十四行集》的兩把鑰匙。《創作論》和《文學枝葉》，皆為《文學論》里的“零枝散葉”，但它們都獨立成書，體系井然，特別是《創作論》，是我國三、四十年代專門談文學創作的最有系統的書。《文藝書簡》和《論文學教育》，基本上是文藝雜論一類的東西。《文學論》則是他的最重要的一部論著。

《文學論》，是李廣田在西南聯大教文學概論時的講稿，后來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作過某些補充修訂。一時為了報刊的需要，其中的一些章節經刪節或縮寫后與讀者見過面。而整部書稿，他一直期待著有一個機會重新改寫后再發表。他還沒等到這一天，豈料十年浩劫從天而降，書稿也未能幸免于災難。上中下三卷，后來只找回了上卷。現在出版的《文學論》僅僅是原書稿的上卷，即總論部分。可惜不能一覽《文學論》的全貌。在這部專著里，李廣田力圖用唯物史觀來解釋文學現象，來闡明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文學的社會本質、文學的社會功能，以及文學創作中的一系列問題。他把自己的觀點最后歸結為：

文學是：以實際生活為素材，以語言文字為工具，通過作者的認識與想象，用藝術的手段，作形象的表現，而構成一個內容與形式完全一致的完整的世界，其作用為，使讀者認識生活，鼓舞生活，并創造生活。

在取人之長、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李廣田力圖建立自己的文藝理論體系。盡管有局限，但是作為作家、教授、學者， “合三而一”的實踐成果，格外令人刮目相看。三十年代初，老舍在山東齊魯大學任教時，也曾編寫過《文學概論講義》(1983年11月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外，魯迅寫過《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朱自清寫過《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象魯迅、朱自清、老舍、李廣田這樣的作家，在創作的同時撰寫文學史或文藝理論專著，其意義影響不可低估。

有的文學史家對李廣田在文學批評方面的貢獻評價很高，說他是那個時期為數不多的“最重要的批評家”(見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李廣田評論作品或談創作的文章確有其獨到之處。他始終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立論，說他“知道的”，說他“所能說的”， “所不知” “所不能說的”他“就不說”(《自己的事情》)。對他人他作的創作甘苦、寸心得失，李廣田設身處地，體貼入微，他還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和教訓，是一說一，是二說二，不盛氣凌人，也不奉承迎合。作為教育家，他非常熱愛青年，自己也有一顆青年的心，為青年寫作是他的一貫心愿，寫出的文字切合青年的口味，真摯、親切，更不待言。 “最好的批評應該是描寫的”，他欣賞丹麥大批評家勃蘭兌斯的這句名言。他的批評文章于樸實中見文彩，大都可以當做散文作品來讀，有散文的韻味，也象他的散文作品一樣清新、優美。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新中國誕生后，李廣田繼續在清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等職。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從北京調到昆明，在云南大學任副校長、校長，一直到1968年去世。這十九年，即李廣田的創作后期，恰好與前、中期時間和相等，但論創作數量卻遠遠不能相比。這十九年只創作了薄薄的一本詩集《春城集》，以及少量散見于報刊的散文等。1956年他從前、中期創作中自選過一本集子《散文三十篇》，這當然不能算作后期的創作。這十九年，他的筆記本上記的全是會議記錄，傳達報告，學生情況，甚至還有學校的占地面積、師生人數、下生物系實驗基地了解到的“一斤蓖麻有280顆”，等等。他曾對友人說： “我箱子里從前裝的是散文和小說手稿，現在裝的是講演稿和報告提綱。”(馮至《李廣田文集·序》)他看到有的學生走在路上吃東西，就會把這個學生叫到校長辦公室去進行批評幫助;但看到有人過于苛求學生時，他又會說： “對青年學生，以鼓勵為主吧!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嘛!”(李岫《一個堅韌的跋涉者》)他幫助青年教師提高外語水平，親自出題親自主持考試。他還常親自帶領師生參加各種學習活動和社會活動。李廣田就是這樣帶著滿腔的熱情和純真的事業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心血都傾注給人民的教育事業。他不因為沒有時間來進行自己喜歡的文藝創作而婉惜，相反地，他卻引為光榮和自豪。他在《教育詩》里這樣寫到：

請不要責怪我沒有創作，/我的創作很多很多， /我寫下了教育詩篇，/用了我們黨的教育政策。

李廣田在二十多年不寫詩之后，于1957、1958年中，和成千上萬的人們一樣，受到當時形勢的觸動，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利用業余時間寫了二十多首詩，編成《春城集》出版。這些詩，歌頌了平凡的真理，平凡的工作，平凡的人，表現了詩人一貫的樸實、渾厚、真摯、親切的風格。象《行云集》里那樣的寂寞、感傷情調已一掃而空，代之以小孩子一般的無憂無慮，代之以“重新長大”的歡欣愉悅： “我們大家一齊入浴，我們赤條條一絲不掛，我們這些老頭兒、半截老頭兒，象一些小孩兒在水里打架。……我們大家一齊入浴，我們笑哈哈無所牽掛，泉水的溫暖使我們心里開花，我們仿佛在一個母胎里重新長大。”(《入浴》)不過，象《入浴》、《教育詩》這樣耐讀的詩并不多，也許還有《一棵樹》等篇。究其所以，《春城集》里的不少詩，是不是過于“露”了一點?有這樣一段小插曲，也許能說明一些問題。有一次，作家叫他的女兒和他一起修改《春城集》里的詩，有一首歌頌大搞衛生的詩，內有“不要吐痰，吐痰好比扔炸彈”這樣的句子，女兒念到這里笑了，說： “爸，這也叫詩?虧了是你寫的，要是我寫的呀，誰也不會發表!”作家自己也重復念了一遍，他也笑了， “不好，不好，真的不好。”父女倆笑得眼淚都出來了，后來《春城集》出版時沒有這首詩(見李岫《一個堅韌的跋涉者》)。《春城集》與《行云集》相比，后來未能居上。思想上前進了，藝術上卻沒有表現出相應的躍進來，這種文學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僅僅李廣田一個人有，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和總結。

在我們國家吸取失誤教訓，經過調整并初步取得勝利的1962年里，李廣田又以高昂的情緒，創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幾篇散文《花潮》、 《山色》、 《不服老》、 《同齡人》等。

昆明的圓通山，解放前是一座荒山，解放后開辟成人民游樂的公園。《花潮》描繪的圓通公園，一到三、四月間，真是海棠花的世界，花天花地， “千朵萬朵壓枝低”， “每棵樹都炫耀自己的鼎盛時代，每一朵花都在微風中枝頭上顫抖著說出自己的喜悅”。《山色》中的昆明西山，更是新舊社會的見證人。在那最黑暗的年代，風雪刺骨，西山好象“一個人光頭露腳地站在荒野里”。同樣是冬天，現在的西山猶如“睡美人”，“偶然一抹微云，恰如一襲輕紗，掩映住它的夢魂，或者如一頂白羽冠冕，罩住它那拖在天邊的柔發”，多么嫵媚，多么動人。《不服老》里的那位七十歲的老教授說得多好： “以前，我一個人，百無聊賴，也曾于夕陽西下時徘徊于荒煙蔓草之間，看到了那些荒墳，也曾想還不如速朽的好。可是，我居然活下來了，我是多么愿意活下去，多么愿意看見新生事物不斷生長……”因為“他相信黨和黨所領導的事業，他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把他的生活、工作、理想，和社會主義事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他生命中的力量，這就是他以垂暮之年而又獲得生活力量的原因”。《同齡人》中的那位老工人，幼年、青年時代都是在農村中受過折磨，后來在學校里當工人，微薄的收入不夠敷出，一家人仍不得溫飽，造成他比同齡人衰老得多，而且身體矮小、單薄、背微駝、兩腳無力。如今，他政治上經濟上都得到翻身，心情特別愉快，工作特別認真。大兒子入了黨，就好象是他自己入黨似的高興。小兒子考取了北京的有名大學，他對北京寄來的信封，特別是那個蓋了“北京”二字的郵戳，把玩良久，不忍釋手。他為了把份內的工作做快做好，走起路來總是向前趕著搶著似的，還把個沉甸甸的公文包掛在胸前，小心翼翼，惟恐有失。一心一意為國家、為工作，他是“思無邪”的化身。

李廣田的這些散文，在新舊社會對比中，謳歌“春光似海，盛世如花”的新社會，謳歌新人新事。在那個年代，他敢于謳歌一般人看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老教授;作為大學教授、校長，能入微地體察學校收發職工的工作、生活、思想，這都和他的赤子心腸、樸實人格所分不開。作家自己正是“思無邪”的化身。他的這種心腸、人格，貫穿在他的一生中，也貫穿在他的所有文章中。誠如第一個對李廣田作品“有所是非”的李健吾所說： “他無論寫什么，都有一種老朋友在敘家常的味道。他的胸襟是坦蕩的。他對人對事，一向是誠誠懇懇的。你愿意和他坐在一起，說東道西，即令他沒有時間，你也依依不舍，不忍離去。于平凡中見不平凡，他的文章也正是如此。”(《李廣田·序》)的確，讀李廣田文章，也就是直接了解他這個人。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李廣田是當之無愧的。早在青年時代，他就追求理想、追求真理，要求活得有意義，把死輕輕地擲在了一邊;剛走向生活，在曲阜省二師附小教書時，他就為《子見南子》案仗義執言，和封建勢力作斗爭。在流亡途中，為二十二個流亡少女葬身漢江而寫下奠祭詩作，并久久耿耿于懷。四十年代的昆明，在敵人屠刀下，他憤然寫出雜文《不是為了紀念》和詩《我聽見有人控告我》，毅然為“一二一”四烈士守靈，參加路祭、送殯等活動，面對面和敵人斗爭。在南開大學，他和“反內戰”、 “反饑餓”的民主學生、教工肩并肩手挽手。解放后，他堅決服從國家需要，抱著把邊疆建設得和北京一樣的愿望，第二次到昆明工作，放棄了名和利，放棄了自己喜愛的文學創作，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業中。1958年左傾泛濫成災的時候，他講了真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當他修訂的撒尼人長詩《阿詩瑪》新整理本出版時，他不署自己的名字，不要報酬，把全部稿費送給撒尼人民作文化專用款;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勇于承擔作為“罪名”的這個整理責任。正是在這個“文化大革命”中，他堅決抗拒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煽起的迫害狂潮，被監禁，被拷問，被上臺批斗，被掛牌罰跪，被拳打腳踢……，他絕沒有屈服， “要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但是，1968年11月2日夜里，他突然死在昆明市郊外的蓮花池內，頭部被擊傷，滿臉是血，脖子上有繩索的痕跡，腹中無水……，待人發現時，他已直挺挺地站立了好幾個小時，死而不倒! “昂了首，望著天”(《地之子》)，你這中華民族引為驕傲的地之子!

“老實、結實、現實：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茅盾先生在為人、思想與創作上的這三種作風。”這是1945年李廣田為茅盾五十壽辰寫的賀詞。老實、結實、現實，用它來概括李廣田自己一生的為人、思想與創作，無疑也是十分貼切的。

注釋

附錄一 李廣田著作目錄:

散文集:

《畫廊集》,1936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屬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之一,收文二十三篇,周作人作序,附作者《題記》。

《銀狐集》,1936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屬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三集,收文十七篇,附作者《題記》,1981年4月廣東人民出版社作為《文學叢刊選》之一再版。

《雀蓑記》,1939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屬文季叢書之四,收文十七篇。

《圈外》,1942年3月由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初版,收文十九篇,作者自序一篇,1949年6月改名《西行記》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加《后記》一篇,屬工作文叢第一輯。

《回聲》,1943年5月由桂林春潮社初版,屬春潮社文學叢書之一,收文十六篇,作者自序一篇。

《日邊隨筆》,1948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屬文學叢刊第九集,收文十六篇,作者自序一篇。

詩集:

《漢園集·行云集》,1936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屬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之一,收詩十七首。

《春城集》,1958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收詩二十七首,附《后記》。

短篇小說集:

《歡喜團》,1943年10月由桂林大地圖書公司初版,收小說六篇。

《金壇子》,1946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屬巴金主編文學叢刊第八集,收小說十三篇。

長篇小說:

《引力》,最初在鄭振鐸、李健吾主編的《文藝復興》1946年1卷2期至2卷2期連載,1947年6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屬趙家璧主編的晨光文學叢書第二十五種。

論文集及其他:

《詩的藝術》,1943年12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屬開明文學新刊之一,收文五篇,附自序。

《文學枝葉》, 1948年1月由上海益智出版社出版,屬一知文藝叢書,收文二十三篇,附自序。

《創作論》,1948年9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收文十篇,附自序。

《文藝書簡》,1949年5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收文十八篇。

《論文學教育》, 1950年2月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屬未名叢書,收文十九篇,附自序。

《文學論》,1982年11月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王蘭馨作《序一》,夏易作《序二》,附錄梅子作《李廣田先生年表簡編》。

《灌木集》,1944年2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收文三十六篇,自序一篇。

《散文三十篇》 , 1956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附自序。

《李廣田選集》,由香港文學研究社1978年出版,收詩八首、散文十八篇、短篇小說五篇、文論兩篇,書前有梅子所撰《前言》。

《李廣田散文選集》,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收入散文四十一篇,有蔡清富所撰《序言》一篇。

《李廣田》,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月聯合出版,屬《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之一,收入散文二十八篇、詩二十四首、小說八篇、評論七篇,李健吾作序,附錄李岫編寫的資料兩篇。

《李廣田散文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收文七十六篇,卞之琳作序,王蘭馨寫編后記。

《李廣田詩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收詩六十首,卞之琳作序,李岫寫后記。

《李廣田文學評論選》,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收文五十九篇,方敬作序,李岫、雷聲宏寫編后記。

《李廣田文集》(第一卷散文,第二卷詩歌、短篇小說及長篇小說,第三卷文藝論文及文學評論,第四卷是未結集的佚文、遺稿,第五卷為作者整理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及流亡日記,并附李廣田生平年表及研究資料索引),將于近幾年陸續出版。

附錄二 李廣田研究資料簡目:

劉西渭《〈畫廊集〉——李廣田先生作》,選自《咀華集》。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十、十五章,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版。

劉授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第六、七、九章,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卞之琳《評李廣田新著〈春城集〉》,載《文學研究》1958年第4期。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七、三十章,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1978年版。

李子賢《滿腔的熱情,科學的態度》,《思想戰線》1979年第1期。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第十一、十四章,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田仲濟 孫昌熙《中國現代文學史》第十三章,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季羨林《春城憶廣田》,《邊疆文藝》1979年第5期。

卞之琳《〈李廣田散文選〉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張大明《踏青歸來》,《新文學論叢》1980年第1期。

方敬《地之子》,《收獲》1980年第1期。

林非《現代散文六十家札記·李廣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79年第1輯。

李岫《悼念我的父親李廣田》,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王祖武、張維《李廣田散文藝術風格》,《云南日報》1981年1月8日。

李岫《畫廊、雀蓑及其它——關于父親李廣田早期的創作活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1年第1輯。

卞之琳《〈李廣田詩選〉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張維《李廣田前期散文藝術個性初探》,《云南社會科學》1982年2、3期。

蔡清富《論李廣田的散文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4輯。

馮至《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李廣田文集〉序》,《文藝研究》1982年第5期。

李岫、雷聲宏《關于李廣田的一部重要遺著〈文學論〉》,《文藝研究》1982年第5期。

臧克家《大地之子——憶廣田》,《散文》1982年第7期。

孫昌熙《錚錚鐵漢,錦繡文章——李廣田散文特色初探》,《柳泉》1982年第4期。

王蘭馨《〈文學論〉序一》,香港昭明出版社,1982年版。

夏易《〈文學論〉序二》,香港昭明出版社1982年版。

梅子《珠玉紛陳的李廣田新選集——介紹京港合編〈李廣田〉》,香港《文匯報》1983年2月25日。

李健吾《〈李廣田〉序》,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李岫《李廣田研究資料》,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