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陀人物簡歷簡介,師陀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師陀在為自己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里門拾記》寫的序言中說：

是數月前的事了，一位編輯先生命我寫一點“自己”，兼用作序。現在序是寫成了，但是關于“自己”，我卻以為應該留給偉人們專利，而我呢，只是一個小人物，對于自己的過去既不甚留意，其實也不配寫什么去耗費印工和紙張。假如還能活下去的話，那也大抵不過默默的做點事，默默的走著路，默默的想想自己和別人，然后默默的死掉，不會有什么出息的。

這段話，事實上成了師陀半個世紀以來奉行的創作箴言。這位文學戰線上的老戰士，既不為自己所遇到的各種挫折，困難而停步，也不因自己在創作上所取得的成就而陶醉。他很少談到自己，寫到自己，始終默默地、辛勤地耕耘著，把自己的汗水，揮灑在祖國廣闊無垠的文學園地。

難忘的文學啟蒙師

師陀即蘆焚，姓名王長簡。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師陀是一位風格獨具的小說家。

1910年3月10日(庚戍年正月29日)，師陀出生于河南省杞縣化寨。從三十年代初期到1946年，師陀以蘆焚的筆名發表作品;1946年至今，則主要以師陀為筆名發表作品。在解放前，他還使用過君西、康了齋、韓孤、佩芳等筆名。

師陀的童年和少年時代，生活于落后、閉塞的豫東農村。六歲時，開始讀私塾。每天，他被迫讀著對一個兒童來說完全乏味的經書。他和他的同窗，在老師的嚴厲督責下，不得不扯起噪子，大聲地讀著，讀著，用他們的童年號呼著，嗚咽著，在絕望中哀哭著自己的不幸。這種單調的私塾生活，師陀斷斷續續地度過了兩三個春秋。

1923年后，師陀先后在杞縣第一小學、開封河南省立第一商業學校、河南省立第一高中等學校讀書。其間，由于戰爭和別的原因，他經歷過失學的痛苦，初步體驗了人生的艱辛。在這幾年的學習生活中，給了他最大影響，成為他走向文學之路啟蒙老師的，不是學校里的教師，而是一位流浪街頭的說書人。

當師陀在杞縣上小學的時候，每天下午，在城隍廟的月臺下面，總可以看見一個中年的說書人。他穿著一件破舊的藍色長衫，貧困掛在臉上，顯得又黃又瘦。他的前面放著從廟祝那里租來的一張斷腿板桌，周圍和兩旁放著幾條板凳。他自己僅有的，只是一把黑色的折扇，一塊驚堂木，一個收錢用的小笸籮。每天下午放了學，師陀總愛跑到城隍廟去，擠在一群聽眾中間，入迷地聽說書人說評話。說書人用他那把萬能的折扇打刺砍劈，說到關節處把驚堂木一拍，這些，把少年師陀帶到了遙遠的歷史氛圍之中。從說書人那里，他了解了《水滸》、《封神榜》、《七俠五義》、《小五義》、《施公案》的故事，親身感受到了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如果我們說聽說書是師陀接觸文學作品的開始;那么，這位不知姓名的說書人，則完全可以說是師陀的文學啟蒙老師。當師陀成為名作家之后，在回憶到北方小城中的說書人時，他仍然以感激的心情，生動地描述過說書人給他留下的終生難忘的印象，稱頌說書的職業，是他最羨慕的職業： “如其有人教我填志愿書，即使現在，我仍會寧可讓世間最愛我的人去失望，放棄為人敬仰的空中樓閣——什么英雄，什么將軍，什么學者，什么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將這些臺階讓給別人，在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躊躕的寫上——說書人，一個世人特準的撒謊家!(《說書人》，198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版《蘆焚散文選集》)

說書人的啟迪，目睹黑暗社會現實而看不到祖國前程、找不到個人出路的苦悶，使師陀企求到文學作品中，去尋找安慰和寄托。他開始較多地閱讀文學作品。著名詩人李賀的詩，曾經深深地打動過他。當時，對李賀這位短命而有才華的詩人的詩作，師陀還不可能全部了解它的內容，但李賀詩的格局新穎，變化無端，造句選詞的精美，仍然使他贊嘆不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李賀的詩，稱得上是較早哺育師陀這位小說家成長的乳汁。在此之后，隨著閱歷日深，創作經驗日益豐富，李賀的那些憎恨現實，而又無力改變現實、充滿悲憤感情的詩歌，李賀詩作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更對師陀的小說創作以巨大的影響。直到六十年代，師陀還創作了短篇小說《李賀的夢》，表達對這位詩人的崇敬之情。在閱讀文學作品的同時，師陀在河南省立第一高中上學期間，還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創辦了小型文學刊物《金柝》。《金柝》雖然僅僅出版了兩期即告停刊，但它卻是師陀以后正式從事文學活動的一次必要的準備。

初試鋒芒

1931年暑假，剛剛中學畢業的師陀思想上陷入了苦悶，開始對人生進行深沉的思考：生活之舟將要把自己載向何處?

投考大學嗎?他幼稚地想：即使考取了，將來畢了業，也不外是為反動政府當爪牙，而他對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政府深惡痛絕;

投身革命嗎?他當時顯然還沒有完全認清前進的路;

隨便找點事情干吧?他又親眼目睹過人們為了搶到一個飯碗所表演的種種惡作劇，他憎惡社會上的這種虛偽和勢利!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索，終于，師陀做出了自己一生中的一個重要決定：到北平去!

這年秋天，他懷著純真的幻想，告別了養育他多年的故鄉，風塵仆仆地只身來到了文化古都北平。

但是，北平并沒有揚起熱情的臂膀來迎接他。這位對北平的一切都感到陌生而又新鮮的青年，在這里同樣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前程，衣食無著，忍受著生活的熬煎。他棲身于離北京大學不遠的一家破舊的小公寓里，每天晚上，獨自對著昏暗的煤油燈，長時間地陷入了沉思。

“九·一八”的槍聲把苦悶中的師陀從沉思中驚醒。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國民黨政府賣國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民族義憤，在師陀郁悶的胸中也點燃起了憤怒的火焰。在席卷全國的抗日怒潮中，師陀積極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團體北平反帝大同盟的活動，與北京大學的進步學生一起，舉行集會，書寫標語，請愿游行。火熱的斗爭生活，不僅給了師陀生活的勇氣，而且也給他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激發起了他的創作熱情。他的處女作、反映北平學生請愿生活的短篇小說——《請愿正篇》及其姊妹篇《請愿外篇》，就誕生于當時如火如荼的學生愛國運動中。這兩篇作品，較為真實地反映了北平學生的請愿生活，表現了他們的愛國熱情和精神風貌。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作品“是照實的記錄”， “大學生的靈魂是全記錄在那里的” (《請愿外篇·作者附記》 )。

文學史上不乏這樣的先例：一個有才能的，但當時還未被社會所認識的文學青年，由于受到慧眼獨具、已有聲望的作家的推薦，從而走上了文學道路，終生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師陀的經歷也是如此。當他將《請愿正篇》等兩篇作品，以蘆焚的筆名投寄給左聯的機關刊物《北斗》雜志時，連他自己也沒有意料到，《北斗》主編、女作家丁玲竟很快地給他發來了鼓勵的信函。接著， 《請愿正篇》在《北斗》發表， 《請愿外篇》也揭載于《文學月報》。這兩篇作品，是師陀在文學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而丁玲，則可以說是師陀走上文學道路的第一個引路人。

在向《北斗》雜志投稿時，師陀為什么將自己的名字王長簡棄而不用，改用筆名蘆焚呢?據后來作者自述，這里有深意存焉。

原來，這是為了向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表達一個有正義感青年的抗議。大革命失敗后，一些御用文人、反動政客，到處發表演說，連篇累牘地撰寫文章，把共產黨和革命群眾一律誣蔑為“暴徒”，要“格殺勿論”，反動氣焰甚囂塵上。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制造的白色恐怖激怒了的師陀，于是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蘆焚!蘆焚是梵文的音譯，意譯則為暴徒。師陀的改名等于向敵人宣布： “暴徒”是殺不完的!

作推翻舊世界的“暴徒”，這不僅是師陀的志愿，而且也表現在當時他的一些行動中：一九三二年五月，師陀與友人汪金丁、徐盈在北平創辦了具有較強戰斗性的文學刊物《尖銳》，聲稱要在“階級的戰云中”， “燃起斗爭的烽火”(《我們的旗》，載《尖銳》創刊號)。師陀在該刊發表的散文詩《MayDay》，以烈火般的革命激情，歌頌了“五一”國際勞動節。一九三三年春天，這個宣稱自己就是“暴徒”的師陀，還曾經跑到河南省輝縣太行山區住了幾個月，體察民情，觀看地形，準備將來與友人在太行山打游擊。后來終因條件不成熟，這一愿望未能變成現實。從師陀的改名和他當時的這些行動，人們可以清楚地窺見到這位青年作者熱烈追求革命的進步思想傾向。

向《北斗》雜志投稿的成功，給師陀帶來了極大的歡樂與信心。從1932年起，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師陀在《現代》、 《文學》、 《文學季刊》、 《文季月刊》、 《太白》、《中流》、 《文叢》以及報紙文藝副刊《大公報·文藝》、《申報·自由談》等報刊上，發表了一批具有影響的短篇小說與散文。他的優秀小說，如《偵探》、《金子》、《谷》等，都發表于這一時期。以飽滿的政治熱情，濃郁的抒情筆調，簡潔雋永的語言，深刻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罪惡，反映人民群眾苦難的生活歷程，構成了師陀初期創作的重要特色。蘆焚的名字開始受到文藝評論家的注目和為讀者所熟悉。

榮獲《大公報》文學獎

如果把1931年底試筆的成功看作師陀文學生涯的開始，那么，1937年5月榮獲《大公報》文學獎金，則標志著師陀創作旺盛期的來臨。

1937年春， 《大公報》文藝副刊邀集了巴金、葉圣陶、朱自清、沈從文、楊今甫、章靳以、李健吾、朱光潛、凌叔華、林徽因等人，組成文藝獎金審查委員會，進行了一次頗有影響的文藝評獎活動。評選結果，師陀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谷》、曹禺的劇本《日出》與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一起，獲得了《大公報》第一屆文藝獎金。

出版于1936年5月的短篇小說集《谷》，收入了《頭》、《落雨篇》、《谷》、《啞歌》、《過嶺記》、《一日間》、《鄉下人》七篇作品。揭露壓迫者對勞動人民無休止地從肉體到精神上的摧殘、壓榨，同情勞動人民的不幸遭遇，發掘勞動人民精神上的美好品質，構成了《谷》鮮明的思想特色。在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真實而又生動的人物形象。那些善良純樸的農民，愛國的小學教師，忍受著非人折磨的礦工，以及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其他階層的各色人等， 在作者筆下，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他們有的在生活的重壓下呻吟、掙扎，有的則被反動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殘酷處死。透過這些形象，真實地再現了三十年代國民黨新軍閥統治的黑暗現實。由于作者當時思想上的局限，以及創作視野的還不夠開闊，顯然，《谷》未能充分表現出勞動人民的反抗與斗爭。人民的力量在作品中未能得到應有的反映。但是，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作者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人民的不平與憤懣，自發的反抗與初步的覺醒。《落雨篇》中對寧死不屈的囚犯的贊頌，《谷》中對礦工們痛打帝國主義爪牙行動的肯定，都流露了作者對斗爭精神的熱烈呼喚，為作品增添了若干亮色。

《谷》出版后短短的幾年里，師陀又連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里門拾記》、《野鳥集》、《落日光》。這些作品中，同樣不乏膾炙人口的精彩之作。

《谷》、《里門拾記》等四本短篇小說集，顯露了作者鮮明的藝術個性。這集中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飽蘸感情的景色描繪。早在四十七年前，劉西渭(李健吾)就指出過，師陀小說奇特的風格，首先在于他有一個“不愿與人為伍的藝術的性格，在拼湊，渲染，編織他的景色，做為人物活動的場所”(《讀<里門拾記>》)。這一評論是很有見地的。在師陀的小說中，由于作者精致地編織了一幅幅動人的生活畫圖，從而準確地展示了人物活動的特定環境，烘托了時代氣氛，為作品的性格描寫，提供了真實可信的生活依據，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量。小說《毒咒》，刻畫中原地帶農村地主婆子畢四奶奶的形象，首先是通過景色描繪進行的。畢四奶奶這個陰毒的吝嗇鬼，她像一個瘟神，把擁有連給一個皇帝也不換的家產的畢四爺家，折騰得滅門絕戶。他們死后，昔日繁華無比的畢宅，被繼承人拆掉，變成了一片殘磚碎瓦遍地，雜草叢生，陰森可怖的荒場。作品開始關于畢宅荒涼景象的描繪，令人不寒而栗。那頹坍了的圍墻，浮著綠沫的污池，地下發黑的木屑和其他雜物發出的腐爛氣息，以及從春到夏隨著時光流逝所帶來的景色的變化，盡收作者筆底，既真實地寫出了這個荒園的殘破荒涼，表現了畢宅女主人公的行為所帶來的嚴重惡果，也透露了作者對作品主人公厭惡與蔑視的感情。小說《落雨篇》關于囚禁犯人的天井院的描寫，同樣顯示了師陀這位小說家在景物描寫方面的突出才能。作者筆下那個像籠子一樣的天井院，那沉重而灰色的天，沉沉下垂的柳枝，一直下個不停的細雨，水溜管的嗚咽，走廊里陰暗、潮濕蝕瘦了的方磚，以及那忽急忽緩沉重的走動著的憲兵，都和主人公的命運相協調，使人感到一種時代的重壓感。

有人批評說，師陀筆下的景色是美的，但卻是牧歌式的，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是不協調的。我們覺得，師陀的個別作品，不能說沒有這種缺陷。但是，把師陀稱作“田園詩人”，把他收入筆底的大自然風光，籠統地都說成是牧歌情調，則是不符合作品實際的，是不公正的。在苦難的歲月里，作者著意地抒寫北方農村的自然風光，并不是為了玩味和欣賞。他沒有沉迷于秀麗的自然景色，沒有忘記慘淡的人生。在他編織的這些色彩斑斕的景色背后，流淌著勞動人民的血和淚。以《霧的晨》為例，作品開始，作者以他慣用的抒情彩筆，精確地畫出了一幅農村霧景：在霧中，整個鄉村呈現一片和平寧靜的氣氛，一切都好像浸在鮮牛奶里。然而，作者卻告訴人們，正是在這霧中，窮得連半瓢米都借不來的農民，為了爬到樹上采摘一把楊樹葉充饑，卻被無情地摔死在地上，在這里，迷人的晨霧的描寫不是為了粉飾現實，用一幅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農家樂”來欺騙讀者，而是為了使景物和人物的命運形成鮮明的對比，向吞噬農民生命的舊社會發出譴責。在師陀的作品中，這一類的描寫是隨處可見的。

第二，濃郁的地方特色。師陀早期的這四本小說，其中不少是反映故鄉生活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受到過讀者較為廣泛的注意。像作者曾自謙地稱作“從家門前檢來的雞零狗碎”的《里門拾記》，不論是描寫北方的秋原、晨霧、黃昏，也不論是描寫中原地區人民的生活習俗，師陀寫起來都得心應手。在作者筆下，那犁過的高粱地，蒼黃了的豆，烏油油的薯，垂首的向日葵，高空翱翔的雕，挺拔的白楊，狂奔于田野的小犢，遠處路上騰起的塵煙，無一不閃射出中原地區的生活異彩。甚至連人們的穿戴，過舊歷年的習俗，乃至牛叫犬吠，農舍陋巷，一經作者點染，都生動傳神，鄉土氣撲鼻。

第三，運用諷刺和挪揄的文字表現生活。讀師陀的小說，給我們的一個突出的感受是：他的心是譴責的。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師陀當時滿眼所看到的，是社會的黑暗，受欺凌、受壓迫者的不幸，他強烈的要求改變這一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而又無能為力，于是在作品中，發而為諷刺和揶揄，用諷刺的筆鋒，刺向他所憎惡的人物;并情不自禁地在自己的作品里，嘲笑舊的事物，發泄淤積于胸的憤懣。正如孟實(朱光潛)所說： “他骨子里是一位極認真的人，認真到倔強和笨拙的地步。他的理想敵不過冷酷無情的事實，于是他的同情轉為憤恨與諷刺”(《<谷>和<落日光>》)。

總之，以抒情的筆調，以諷刺和揶揄的文字，以引人入勝的景物描寫來描繪人物，表現人生，構成了師陀早期短篇小說創作的重要特色。他的短篇小說，描寫風景人物甚于敘述故事，他不重視故事情節的編織，而著重注意作品情調的渲染。他的一些小說，人們甚至可以當作抒情散文來讀。師陀在藝術風格的苦心追求，為他的作品贏得了相當一部分的讀者。

這一時期，師陀出版的散文集《黃花苔》、《江湖集》、《看人集》，也在讀者中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他的散文，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有童年生活的追蹤，有關于人物生活片斷的回憶，有針砭現實的雜感，有詩情濃郁的小品，有訴說無辜者不幸遭遇的記事，在藝術上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師陀自己說過，有人把文壇比作花壇，花壇里生出來“奇葩”和“異草”，而他的散文， “卻是壇下的東西，是野生植物，假如也好比做花，那便是既不美觀，也無大用的黃花苔。黃花苔就是蒲公英，是我們鄉下的名目，據說也是地丁的一種，不大清楚。但為這集命名的時候，我不取馳名海內的蒲公英，也不取較為新鮮悅目的地丁，取的卻是不為世人所知的‘黃花苔’。原因是：我是從鄉下來的人，而黃花苔乃暗暗的開，暗暗的敗，然后又暗暗的腐爛，不為世人聞問的花。”(《黃花苔·序》)這段過于自謙的話，其實倒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散文的一藝術風格：清新，自然，淳厚，帶有泥土的氣息和野花的芳香。有的評論者認為，師陀散文在藝術上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他的景物描寫很像國畫中的意筆： “驟眼看去，只見聊聊幾筆，濃淡數片，無甚興味。誰知凝神細看，又覺濃淡適中，層次分明，像物而又不太像物，似景而又不太似景，越看越覺筆筆傳神，含意豐富，興味盎然!”(林真《散文氣氛的營造》)這一評論是很有見地的，它揭示出了師陀散文含而不露，韻味無窮的這一重要的藝術特征。

創作領域的拓展

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在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許多作家響應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投身于火熱的民族解放戰爭。當時，師陀也積極地創作了一批小說、散文和雜文，及時地反映了抗日斗爭的新生活。他的散文《戰時隨筆》，真實地記錄了日本侵略者發動的戰爭給上海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數十萬人不得不拋下他們慘淡經營的家，那家，昨天還是溫暖的，早晨還是溫暖的，可是忽然他們的全部財產只剩下一擔破爛的行囊。火車將他們載出去，而最后，他們則掮著一條扁擔走向連自己也不清楚的地方。”師陀發表在《烽火》上的雜文《事實如此》、《但愿如彼》，則提出了要動員群眾投入抗日戰爭，必須解決改善群眾生活這一重大問題： “民眾要抵抗侵略，但也要活。要抵抗侵略，也必須——至少每天不餓肚子。”在小說創作方面，寫于1937年10月——1938年11月、出版于1939年初的短篇小說集《無名氏》，收入了《無名氏》、《無言者》等五篇作品，較早地反映了人民群眾自發地同侵略者進行斗爭的情景。《無名氏》中那個沒有姓名的傷兵，在兩個侵略軍氣勢洶洶地闖進一個農村老媽媽的小屋子時，勇敢地同敵人搏斗，終于消滅了敵人，自己也壯烈犧牲。窮得一貧如洗，舍不得丟下自己的小屋外出逃難的老媽媽，看見被傷兵打暈了的一個侵略者開始動彈，還有可能蘇醒過來，就毫不猶豫地點了一把大火，燒掉了自己心愛的小屋，使那個侵略者葬身火海。作者塑造的這兩個藝術形象是生動感人的，留下了抗戰初期我國勞動人民同侵略者斗爭的面影。

但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由于作者一直困居在上海，環境使他無法寫出更多的反映抗日生活的作品。在當時，他像生活在上海的許多進步作家一樣，精神上承受著巨大的創痛，生活上遇到了難以想像的困難。很長一段時間，師陀一直住在一個小到只能放下一張床、一張桌子，被他自己戲稱為“餓夫墓”的小屋子里，靠擔任蘇聯上海廣播電臺文學編輯的微薄收入，賴以維持最起碼的生活。政治上的壓迫、生活上的困難使他的創作數量減少了，但卻無法叫他擱下筆來。他努力地開拓著創作的新領域，向另一個高度艱難地攀登。抗戰以前，師陀主要從事短篇小說和散文的寫作;這一時期，則轉為以創作中、長篇小說和劇本為主了。

抗戰時期師陀呈現給讀者的短篇小說，除了小說集《無名氏》外，只有收在抗戰勝利后出版的《果園城記》中的作品。這一時期他的短篇小說創作的數量雖然較少，但在藝術上，從《谷》、《里門拾記》到《果園城記》，卻有著長足的進展。師陀是一位善于寫感情的作家，人們在《谷》、《里門拾記》中，對此特點已看得較為充分。到了《果園城記》，作者的文筆不僅更為純熟，感情的抒寫也更顯得蘊藉深厚。這些作品，不以驚險的情節取勝，而是注意在平凡的生活中發掘激情的詩;在看似漫不經心的敘述中，展現人生淳厚感情的韻味。作者以富有感染力的抒情筆調，流暢而有詩意的語言，向讀者介紹了一個又一個凄涼而又親切的故事，使讀者承受著感情的重壓，詛咒那不合理的社會，黑暗的年代。以真摯的感情和動人的敘述來搖撼讀者心靈的，莫過于1942年初發表于《文藝雜志》的《期待》了。這篇小說中的兩位老人——徐大爺和徐大娘，他們所日夜期待返家的兒子徐立剛，在外從事革命活動被反動派槍殺已經多年了。徐大娘盼兒心切，每當吃飯的時候，總要在飯桌上給他的兒子徐立剛放上一雙筷子，望眼欲穿地盼望徐立剛有一天會突然歸來。徐立剛的父親徐大爺，雖然早已打聽到了兒子被槍殺的消息，但為了不刺傷老伴的心，他一直長時間的隱忍著這巨大的苦痛。這兩位孤苦的、無依無靠的老人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是對制造這場悲劇的國民黨反動派的血淚控訴。唐弢在評論《果園城記》的藝術成就時寫道：跳躍在字里行間的是感情。當然也不只是對徐大娘和徐大爺，不是對某一個人，而是對生活，對作家想像中的果園城的生活。師陀說過，他要把這個小城寫成‘象一個活的人’ 。他的藝術風格適宜于完成這個任務，我覺得他完成得很好。”(《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學》)

當然，由于作者生活于日本統治下的上海，政治上的壓抑感、精神上的苦悶，不可能在作品中沒有反映。小說《一吻》，在描寫主人公經歷了人生的痛苦折磨之后，發出了如下人生無常的哀嘆： “人生無盡無休的吵著、嚷著、哭著、笑著、滿腹機械的計劃著，等到他們忽然睜開眼睛，發覺面臨著那個鐵面無私的時間，他們多么渺小、空虛、可憐，他們自己多無力呀!”這種情緒，并非《一吻》所獨有的，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作家思想感情的投影。

比較來說，抗戰時期師陀的最大成就，表現在中、長篇小說創作方面。

1941年7月，師陀以他兄弟的名字季孟出版了自己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說《無望村的館主》。作品描寫了直隸省順德府無望村寶善堂一家幾代的變化：陳世德的曾祖父，一個小襖褲打滿補丁，每天扳著指頭過日子的土老頭，終于使自己的家業興旺起來：耕地漸漸廣闊，騾馬日日增加，樹木一年比一年茂盛;陳世德的父親，專愛打架、械斗、打官司，用三千兩銀子買了個“武舉”，橫行鄉里;陳世德繼承了他的曾祖父以來的家產和精神遺產，依財仗勢，胡作非為，一個夜間他能跑幾個村莊，跳過好幾重墻頭，弄得姑娘們不敢單獨一個人到地里割牲口草，夜里不敢在院子里睡覺。以后，他又自封館主，帶著戲班子到處浪蕩，終于蕩盡家產，像條喪家狗一樣的流落在荒野里。作品塑造的陳世德這個地主后裔的藝術典型，集中地表現了地主階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這部作品，在表面上不帶感情的敘述里，寫出了人物真實、深厚的情感，被譽為四十年代上海文學作品中的優秀之作。

在這一時期，師陀先后從事過四部長篇小說的寫作。其中，除連載于《學生月刊》的《雪原》和連載于《萬象》月刊的《荒野》因故未能完成外，他的代表作《結婚》和《馬蘭》，均完成于四十年代中期。

《結婚》是以淪陷時期的上海為背景創作的一部作品。作品的主人公是飽受生活煎熬的中學教員胡去惡。為了建立自己的幸福家庭，胡去惡借了高利貸，打算靠做投機生意籌措結婚費用。不想在這冒險家的樂園里落進別人設置的陷阱，不僅結婚不成，反而倒在巡捕的槍口之下。作品環繞胡去惡曲折經歷的描寫，揭露了當時上海灘上的一群行尸走獸不顧困難，大發橫財，爾虞我詐，驕奢淫逸的丑惡行徑。這部作品，不僅在出版后受到了人們的重視，目前也仍然擁有它的讀者。在國外，《結婚》也受到了研究者的推崇。美國出版的一部研究中國現代小說的著作評論說： 《結婚》是“真正值得我們珍視的作品”，若就“敘述技巧與緊張刺激而論，《結婚》的成就在現代中國小說中是罕有其匹的” (夏志青《中國現代小說史》)這一評論雖然未必完全精當，但也部分地說明了《結婚》藝術價值之所在。

《馬蘭》的突出成就，在于作品塑造了馬蘭這個對壓迫者、邪惡勢力敢于進行反抗的藝術形象。象別的鄉村中的少女一樣，馬蘭對生活充滿著天真的幻想。但是，社會對待她是不公平的。她父親把她帶到城里念書，并不是為了馬蘭的前程，而是為了將來把她嫁給有門第的人家，為自己找一條上爬的敲門磚。為此，她的父親竟把她許配給了有錢有勢的軍閥鄭大通。馬蘭對她父親的回答是逃跑。抱著稚氣幻想的馬蘭，逃脫了鄭大通的蹂躪，卻又跳入了空喊馬列主義詞句的偽善者喬式夫設置的圈套。喬式夫在帶著馬蘭逃跑的途中就奸污了她。在生活的接二連三的打擊面前，馬蘭并沒有做逆來順受的奴隸，她的性格中始終閃射著反抗的火花。這是異常可貴的。當然，應該指出，作者對馬蘭所走的反抗道路的最后處理，并不是不值得商榷的。像馬蘭這樣一個脫離社會實際的女性，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單靠個人的掙扎是難以找到光明前程的。而作品的結尾，卻安排馬蘭與一個似乎是革命者的莫步獨同居，并且像一個綠林女豪般的馭馬深山。這種描寫，使馬蘭的行動充滿著一種神秘的色彩，從而使作品對現實揭露的深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

《馬蘭》在藝術處理上所進行的探索是具有意義的。對馬蘭這個處于不幸地位的女性的描寫，作者除了通過李伯唐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介紹外，主要是通過一系列的心理描寫來展示的。這特別表現在卷三馬蘭日記的插入。正是從馬蘭日記中，我們看到了她對喬式夫的仇恨與報復，對李伯唐的追求與怨恨，對喬式夫周圍的一群知識分子無聊談吐的厭惡，以及對于自己命運的痛苦、哀愁、煩悶、掙扎，和對于自己弱點的自我解嘲與辯護。作者采用雙重透視的結構，使卷一、卷二對馬蘭的描寫，與卷三馬蘭的自我剖白，互相映襯，人物性格顯得格處鮮明。

1942年10月在上海上演的《大馬戲團》和1943年他與柯靈共同改編的劇本《夜店》的發表與上演，為師陀贏得了新的聲譽。根據俄國作家安得列夫的劇本《一個挨耳光的人》改編的《大馬戲團》，由著名導演黃佐臨導演。上演后，轟動上海劇壇，連演數月，盛況不衰。戲劇評論界認為： 《大馬戲團》是師陀在改編方面的一次成功的嘗試，文學界的一個意外的收獲，應該把改編換一個更神圣的字眼來稱呼，那就是創作。根據高爾基的原作改編的四幕話劇《夜店》，由柯靈改編前兩幕，師陀改編后兩幕，上演后同樣獲得了成功。著名作家和評論家，如巴金、鄭振鐸、夏衍、唐弢、李健吾、景宋、徐調孚，張駿祥等人，或撰文，或發表談話，祝賀《夜店》上演所取得的成就。這兩個劇本的改編，顯示了師陀在創作方面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才能。

黎明前的艱難歲月

苦熬了八年，抗日戰爭終于勝利了。當勝利的消息剛剛傳來的時候，全上海到處是鞭炮聲，歡呼聲，師陀也處于短暫的興奮之中。但在興奮的同時，望著涌到大街小巷的歡樂的人群，他仍然禁不住地發問： “假使將來仍舊跟過去一樣受苦，仍舊受欺凌挨餓，仍舊沒有自由，生命仍舊毫無保障，中國戰勝和戰敗跟他們又有什么關系?對他們有什么兩樣?”(《上海續札·八月十一日》)事實證明師陀的擔心是有根據的。抗戰的勝利并沒有給國家帶來獨立，給人民帶來和平，給作家帶來希望。國民黨反動派點燃起的內戰的烈焰，給人民帶來的是空前的浩劫。師陀也象許多作家一樣，在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殘暴統治下，處于貧困之中，過著極不安定的清苦生活。這一時期，他雖然除了繼續進行創作之外，還兼任著上海戲劇學校教員、上海文華電影制片公司特約編劇的職務，但這些努力，都無法使他擺脫生活上的困境。1947年秋天，由于物價飛漲，入不敷出，租不起住房，師陀被迫從上海搬到嘉興鄉下，暫時靠租住一個朋友老家的舊屋，來度過這黎明前最黑暗的歲月。

甚至，抗戰勝利后，連他已經使用了好多年的筆名蘆焚，也不能繼續使用了。從1942年到1946年，師陀一直受著筆名問題的困擾。1942年以后，假蘆焚的作品開始出現于上海報刊。此后，在四川、杭州等地，先后也冒出了幾個假蘆焚招搖撞騙。師陀被迫發表聲明，宣布把筆名蘆焚奉送給假蘆焚們。從這時起，作者就主要使用師陀這一筆名發表作品了。關于作者為什么用師陀兩個字作筆名，他在最近作過這樣的解釋：師陀， “它倒是地地道道的漢文，并非梵文的音譯，雖然我常常從‘俗’，回答別人是‘阿彌陀佛的陀’。按漢文辭書： 陂陀，起伏不平貌，我是把‘陂’解釋作湖泊的，其實也并非我的發明，古人就是這樣用的，例如‘白龍陂’ 。陂陀既然是‘起伏不平貌’，陀既然是高地，也許可以解釋作‘小丘陵’。因此，我所師的其實是高地或小丘陵，表示胸無大志。”(1980年12月3日師陀致本文作者信)

抗戰勝利后不安定的生活，使師陀無法潛心創作。這幾年，他的創作較少。除發表了少量短篇小說外，只完成了《歷史無情》的寫作。1947年冬到1948年10月，他創作了電影劇本《歷史無情》，從1948年底到1949年9月，又將電影劇本改寫成了小說。

1949年開始在上海《文匯報》上連載，出版于1951年的《歷史無情》，是師陀出版的第三部長篇小說。這部作品是根據作者抗戰勝利后發表的短篇小說《三個小人物》擴展而成的。作品以抗戰時期一個淪陷區的小縣城作背景，通過對一個在滿清時做過布政使的家庭衰敗過程的描寫，向讀者展示了日本侵略者、漢奸和黨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之間所展開的一場錯綜復雜的斗爭。作品的人物個性鮮明，語言犀利、生動。作品以這樣一個特寫鏡頭作結：當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和由漢奸搖身一變而為國民黨的“地下工作者”魏仲達正在酒足飯飽，得意忘形地歡慶他們的“勝利”的時刻，抗日游擊隊發起進攻的炮聲響了：

那些參加歡迎會的要人已經酒醉飯飽，屋子里興奮到極點，熱鬧到極點。遠處隱隱傳來大炮聲。大概剛才誰講了個笑話，惹的哄堂大笑，掌聲如雨，把炮聲給壓下去。……

然而不等屋里笑完，大炮又在近點的地方響了。炮彈爆炸，全城的電燈齊滅。緊接著是第三炮，第四炮，炮彈落在拐角上，掀起一陣泥土;煙霧騰上去，遮住陽臺，慢慢淹沒了整座大樓。

作品結尾的這一陣炮聲，寓意深長地宣告了在中國大地上一個舊的制度的滅亡。

《歷史無情》標志著師陀解放前創作生涯的結束。

從三十年代初步入文壇，到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師陀在漫漫長夜的辛勤耕耘，換來了累累文學碩果。除了部分未結集的作品和未發表完的長篇小說不計外，師陀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六部，散文集四部，中篇小說一部，長篇小說三部，改編劇本兩部(《夜店》與柯靈共同改編)。這些作品，對舊中國的現實生活，從不同的角度作了相當廣泛而深入的藝術概括。作者所積累的藝術經驗，對許多青年作者來說，都是至為寶貴的。

新的歷程

新中國誕生后，師陀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上海解放初期，師陀擔任過上海文華電影制片公司特約編劇、上海出版公司總編輯、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編劇等職務，以后長期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駐會作家、上海市文聯理事、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解放后的幾十年里，師陀的生活與創作受到了黨和人民的關懷與妥善安排，但在某些時期，他的生活中也經歷過陣陣風雨。但不管處于順境還是逆境，師陀始終熱愛社會主義祖國，關心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與繁榮，為新中國的文學事業，做出了自己積極的貢獻。

一九五○年春，師陀作為特聘代表，應邀參加了河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滿懷激情地回到了自己闊別多年的故鄉。會后，他高興地來到了河南省許昌地區，參加土地改革工作，與廣大貧苦農民一起，分享翻身解放的喜悅。一九五二年參加文藝界整風后，師陀又來到了山東省莒縣愛國村深入生活，給讀者帶回來了一些富有生活氣息的反映農村新生活的短篇小說。此后，他還赴東北參觀，出訪保加利亞。他的反映解放后新生活的作品，大都收在短篇小說集《石匠》和散文、歷史小說和歷史劇合集《山川·歷史·人物》中。從保加利亞訪問歸來，師陀給讀者帶回了旅行記《保加利亞行記》。1960年出版的這部作品，真實地記錄了作者旅途中的感受，反映了保加利亞勞動群眾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友好情誼。

五十年代末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師陀以相當多的精力，從事歷史小說和歷史劇的創作。四幕歷史話劇《西門豹》、獨幕喜劇《伐竹記》以及歷史小說《西門豹的遭遇》等，都是曾經受到過讀者注意的作品。1962年6月發表的獨幕喜劇《伐竹記》，取材于《晏子春秋》。在劇本中，師陀把本來或發生于朝堂，或發生于府第，或發生于通衢里巷的故事情節，集中于牛山下，通過巧妙的安排，塑造出了幾個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李健吾同志在評論《伐竹記》的文章中說：有人說，中國沒有喜劇， “最近，我讀到師陀同志的《伐竹記》，寫晏嬰一段逸事，標明‘獨幕喜劇’。讀罷，我拍案叫絕。這不是喜劇嗎?”李健吾推崇《伐竹記》是“筆墨干凈，口語犀利，筆頭有花，逸趣橫生”的佳作。在此期間，師陀還創作有電影劇本《農村鐘聲》、 《洋場狼群》;修改了《保加利亞行記》;重寫了《大馬戲團》。他還對蔣平階從事抗清活動時寫成的一部分詩稿進行了考證和注釋，輯成《蔣平階詩稿系傳》。這些作品和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被抄家時抄去遺失。

十年動亂時期，師陀象許多老作家一樣，被剝奪了進行創作的權利，遭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長期的迫害和殘酷的折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師陀徹底獲得了解放。他不顧年邁體弱，又精力旺盛地開始了新的寫作生活。近年來，先后出版了《山川·歷史·人物》、《蘆焚散文選集》《蘆焚短篇小說選集》;經過校訂后重新出版了《結婚》、 《馬蘭》、 《無望村的館主》、 《上海手札》，有的還寫了新版序言;他還在《收獲》、 《長江》文學叢刊等許多文學刊物上發表了一批總結自己創作經驗的文章。目前，師陀正在整理舊作《保加利亞行記》、 《大馬戲團》，進一步校訂《蔣平階詩稿系傳》。他還計劃重訪農村，創作反映農村新貌的散文。五十年來，師陀這位一直默默地耕奮寫作的老作家，以他獨具風格的作品，為我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他的作品，不僅在國內擁有相當大的讀者，而且也受到了國外讀者的重視。在美國、日本、捷克、波蘭等國家，一些漢學家對師陀思想與創作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進展。在國內和香港地區，師陀的一些作品正在重新出版。香港已經出版的有： 《里門拾記》(新月出版社版)、《春夢》(藝美圖書公司版)、《惡夢集》(香港文學研究社版)。

注釋

附錄一 師陀創作目錄

《谷》(短篇小說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二集之一,1936年5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是作者出版第一部小說集。

《里門拾記》(短篇小說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4集之一,1937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62年9月香港新月出版社新版。

《黃花苔》(散文集),作為現代散文新集,1937年3月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這是作者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

《落日光》(短篇小說集),作為開明文學新刊之一,1937年3月由開明書店出版。

《野鳥集》(短篇小說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5集之一,1938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江湖集》(散文集),作為開明文學新刊之一,1938年11月由開明書店出版。

《無名氏》(短篇小說集),作為少年讀物小叢書第1集,1939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看人集》(散文集),作為開明文學新刊之一,1939年10月由開明書店出版。

《上海手札》(散文集),作為文季叢書之十二,1941年5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無望村的館主》(中篇小說),作為開明文學新刊之一,1941年7月由開明書店出版。這是作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說,出版時署名季孟。1983年7月作為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之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果園城記》(短篇小說集),作為文藝復興叢書第1輯,1946年5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6月上海文藝出版社重版。

《結婚》(長篇小說),作為晨光文學叢書第9種,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82年4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重版。

《馬蘭》(長篇小說),作為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之十二,1948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82年11月由花城出版社重版。

《大馬戲團》(四幕話劇),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8集之一,1948年6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夜店》(四幕話劇,與柯靈合撰),作為文藝復興叢書第1輯之一,1948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歷史無情》(長篇小說),作為文藝復興叢書第1輯之一,1951年3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春夢》(短篇小說集),1956年8月香港藝美圖書公司出版。

《石匠》(短篇小說集),1959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保加利亞行記》(游記),1960年6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山川·歷史·人物》(散文、小說與歷史劇合集),1979年3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惡夢集》(短篇小說集),作為香港中國新文學叢書之一,1981年由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蘆焚散文選集》,1981年1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蘆焚短篇小說選集》,1983年10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附錄二 師陀研究論文要目

劉西渭(李健吾)《讀<里門拾記>,載1937年6月1日《文學雜志》第1卷第2期。

楊剛《里門拾記》,載1937年6月20日《大公報·文藝》第351期。

王任叔《評<谷>及其他》,載1937年8月1日《文學》第9卷第2期。

孟實(朱光潛)《<谷>和<落日光>》,載1937年8月1日《文學雜志》第1卷第4期。

汪金丁《論蘆焚的<谷>》,載1937年8月10日《光明》第3卷第5期。

楊洪《無名氏》,載1941年1月25日《現代文藝》第2卷第4期。

李健吾《〈大馬戲團〉與改編》,載1943年4月藝光公演特刊之七《大馬戲團》。

徐調孚《〈大馬戲團〉——讀劇隨筆之一》,載1945年10月3日《正言報》。

巴金、索非、李健吾、景宋、唐弢、鄭振鐸、夏衍、徐調孚《〈夜店〉短評八篇》,載1945年12月苦干戲劇修養學館演出說明書。葛一虹《關于〈夜店〉》,載1946年1月5日《文聯》第1卷第1期。

張駿祥《看了〈夜店〉》,載1946年1月20日《文聯》第1卷第2期。

唐迪文《果園城記》,載1946年7月12日上海《大公報》。

唐湜《師陀的〈結婚〉——晨光文學叢書之一》,載1948年3月15日《文訊》第8卷第3期。

竹枝《〈大馬戲團〉的天地》,載1957年9月1日香港《文藝世紀》9月號。

黃俊東《被迫改名的師陀》,載1972年12月香港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版《現代中國作家剪影》。

斯路普斯基(波蘭)《師陀的世紀》,載1973年捷克《亞非研究》第4期。

斯路普斯基(波蘭)《〈儒林外史〉和中國近代小說中的幾點聯系》(趙家璧譯)載1975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基金委員會”出版的《諾貝爾專題論叢之32·近代中國文學與社會》

夏志青《中國現代小說史》第十七章《師陀》(舒明譯),1979年5月香港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西渭《讀師陀同志的〈伐竹記〉》,載1979年7月25日《人民日報》。

尹雪曼《師陀和他的〈果園城記〉》,載1980年12月版《抗戰時期的現代小說》。

林真《蘆焚“創造的描寫”》,載1981年8月19日香港《中報》。

林真《散文氣氛的營造》,載1981年8月27日香港《中報》。

劉增杰《師陀小說漫評》,載1982年2月《河南師大學報》第1期。

新枝《一個默默勤奮寫作的老作家》——訪師陀,載1982年4月1日《文學報》。

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學》,載1982年5月《文學評論》第3期。

劉增杰《師陀研究資料》,1984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