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靜農人物簡歷簡介,臺靜農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一、 “我的熱血騰沸了”

安徽霍邱縣葉家集，南臨大別山，西瀕史河，位于土地肥沃的小平原邊緣。這里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先后培養出不少人才。二十世紀初期，這里又誕生了一顆顆文苑明珠，如蔣光慈、韋素園、李霽野、李何林、韋叢蕪等，臺靜農就是其中之一。

臺靜農的祖父輩，在當地算得上是“大戶人家”。祖父經商，有少量土地，在地方上頗有聲望。以后家庭雖逐漸敗落，尚不愁生計。臺靜農的父親臺兆基，學法律，曾在當地法院任職。母親俞氏，識字不多，心地善良，操勞家務。1902年，臺靜農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里。

臺靜農，字伯簡，曾用青曲、孔嘉等筆名。

臺靜農的小學和中學階段，正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由醞釀、爆發以至席卷全國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界啟蒙、覺醒的階段。1915年9月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有力號角。它那猛烈抨擊舊思想、舊文化，熱情宣傳民主與科學的威力，深深震撼了中國青年的心弦，即便像葉家集這樣偏僻地區的青年，也深受影響，獲得了新思想的啟迪。當時，臺靜農正在本地剛創辦的明強小學讀書。他和李霽野、韋素園等同學一起，在學校掀起了一次次反對封建迷信的“風波”。第一次是力排眾議，相互剪了辮子;第二次是破除迷信，推倒了校舍(火神廟)中的泥菩薩。1918年，臺靜農小學畢業，由于家境尚可，到漢口去上了中學。但是，他并不以此為滿足，要飛向更廣闊的天地。中學未畢業，他又來到北平，1921年前后，先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旁聽生，后在該校國學研究所半工半讀。從此以后，臺靜農進一步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開始致力于文學事業。一個新的時刻即將到來，一位年輕的作家正朝著中國文壇走過來。

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青年知識分子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促使他們從舊禮教、舊道德和舊的傳統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去追求新道德、新思想和新的真理。他們開始思索人生的目的與意義，提出各自不同的答案，選擇各自的生活道路。五四運動，決定了臺靜農一生的道路。他用自己的文學創作，無情批判了舊中國軍閥割據與紛爭的黑暗現實，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命運的深切關心，歌頌了優秀人物的奮斗與犧牲。

1922年1月，臺靜農的第一首詩《寶刀》，發表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詩歌抒發了對軍閥混戰的憎惡，對慘遭折磨的同胞的同情;決心要用寶刀去鏟除戰爭惡魔，去拯救千百萬受難的人民。詩人寫道：

我的熱血騰沸了!/我的靈魂憤極了!/我再不能有一刻的容忍了!/

……

詩中表示：

除了一個惡魔，/且作多一次的凱旋，/我愿繼續的奮進，/永永不斷的凱旋!/……

詩篇表達了人民渴求自由與幸福的愿望，體現了反侵略、反壓迫的思想。但詩中個別地方，惡魔形象的象征含意顯得朦朧抽象。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新起的文學團體和文學期刊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據有關資料統計，1921至1923年間，全國出現了大小文學團體計有四十余個，期刊五十多種。1922年6月，一批青年學生和作家，他們身處四個城市(北平、杭州、上海和法國里昂)，由在北京大學學哲學而對文學感興趣的黨家斌最初發起，組成了一個新的文學團體，取名為“明天社”。當時在北平的臺靜農，是該團體十八位發起人之一。該社的宣言寫道： “幼稚、沉悶，不是這種思想界的通病嗎?但是又怎甘心灰了心、嘆口氣就算了呢?怎甘心醉生夢死的不聞不問呢?決不能的!我們要求文學界的成長的明天，光明的明天，發榮的明天”。 “所以我們不能不‘作’，不能不努力‘作’，我們的團體和刊物也就為這個辦的”(《明天社宣言》)。宣言清楚地闡明了辦社的背景和宗旨。盡管由于種種原因， “明天社”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然而對熱愛文學創作的人來說，它無疑是一副興奮劑。臺靜農就在這種體現“五四”思想傾向和文學主張的指引下開始了寫作。

1923年10月，臺靜農以“青曲”的筆名，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負傷的鳥》。小說寫一青年學生，在外求學六年，他原先胸懷抱負，要飛向“遼遠的天空，莽蒼蒼的高處”，然而，隨即被打斷了“翅子”，成為“人間一個失望者”， “精神頹廢”， “身體擔著病傷”。他曾滿懷深情，愛戀過瑩表姐，無奈，她迫于父命，嫁給一個她不認識的男子。他感恩母愛之深情，不由聯想到充當軍閥炮灰的士兵母親的哀痛。 他尋覓“東方的曙光重新來到了大地”，瞬眼間光明又變了黑暗。他痛心疾首，不能不迸發出疑問： “這種人生卑下的散文，是誰鋪開了罪惡的紙?”小說中反映的思想情緒，正如臺靜農所指出的： “回想五四后的青年，感于朦朧的愛情，踏空的現實，閃灼的光明又捉摸不住，于是沉郁、絕望，如本篇主人終于走向死亡，這樣周圍于我左右的朋輩，最為習見的”(《臺靜農短篇小說集·后記》)。這是臺靜農用小說表達自己的思緒與愿望的第一次試筆。隨后，他又寫了揭露軍閥混戰的禍害、反映士兵痛苦生活的《途中》(1924)，寫了借國事之名在交際場中“作點功夫”的無聊女性的《懊悔》(1925)等短篇小說。

1925年，臺靜農還著手于散文園地的耕耘。在《壓迫同性之卑劣手段》一文中，作者以鋒利的筆觸，譴責了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借助反動軍警迫害無辜學生的罪行。在《去年今日之回憶》中，臺靜農憤怒揭露了軍閥給百姓帶來的災難，不論是田間勞作的百姓，抑或是普通的士兵，都一一在槍林彈雨中喪生。文章辛辣地諷刺道： “朋友們，我們應如何感謝年年的戰爭啊!”《鐵柵之外》一文，則是反映五卅反帝運動的。文章先從中國人由“靜而趨動”的議論，寫到“英國人和日本人在中國土地上宰了幾個中國人”的暴虐，進而詳細描寫了大學師生在執政先生住宅的鐵柵之外，為抗議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而舉行的示威游行。作者以嘲諷口吻寫道： “我們素以禮義立國的古邦，對此本可以寬容下去，不料居然也值得大驚小怪的鬧起來，真太勞苦了”。文章諷刺和鞭撻了統治當局的腐敗與昏庸，充分表達了人民的憤懣與怒火。

這時，臺靜農除了創作之外，還利用1924年假期回鄉的機會，對淮南地區的民歌作了大量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他先從家庭的范圍擴展到集鎮、田間，從本地擴大到淮南各處，記錄整理了大量民歌的歌詞。1925年，在《歌謠》周刊85號、87號、88號、91號、92號上，先后發表了一百十三首，這些已發表的民歌，只是“全輯中極小的一部分”。這種采集、整理和研究人民口頭創作的學術活動，本是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臺靜農對民歌的注意與興趣，正反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民間文學的營養，滋育著臺靜農的文學創作。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感召下，臺靜農一開始創作，就顯示出自己的特點和藝術才華。他不寫風花雪月，不寫恩愛男女，敢于直面慘淡人生。反侵略，反暴政;對人民深切的同情，對光明熱烈的向往，成為他創作的注意中心。嚴密的邏輯推理，犀利的層層剖析，幽然與嘲諷已初露端倪。當然，初期的創作反映的面還不廣泛，多少局限于學生視野下的世界。有的作品藝術技巧還不夠成熟，如《負傷的鳥》，有的社會意義不大，如《懊悔》。這畢竟是臺靜農的試筆階段。時代和創作實踐，將促使他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二、 “貢獻了文藝”

臺靜農走上文學道路，固然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迪，同時，與魯迅的關懷培育又密不可分。臺靜農素來愛讀魯迅的著作，敬仰魯迅的精神。1924年，由于張目寒、李霽野的關系，得以與魯迅先生熟識，能當面聆聽先生的教誨，使他深得教益。

魯迅一向重視對青年作家的扶植與培養。 “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魯迅致傅斯年》1919年4月16日)他組織文學社團編輯刊物，都為了“愿有英俊出于中國之心”。正由于此，1925年夏，臺靜農，李霽野和韋素園訪魯迅，先生對一般書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譯著甚為不滿，因此，他建議并籌款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取名為“未名社”。所以取這個名字， “并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魯迅《憶韋素園君》)。未名社的成員除魯迅外，尚有韋素園、李霽野、曹靖華、韋叢蕪和臺靜農五人。后期李何林、王士菁也參加了工作。他們在魯迅的領導下， “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同上)，先后出版了二十多種書籍，兩種期刊，先是《莽原》，后是《未名》半月刊。

臺靜農成為未名社重要成員之一，這是他生活和創作歷程中的重要階段。魯迅經常要他們：讀書范圍要廣泛些，不要只限于藝術作品;要多讀些好作品作借鑒，但不能受局限，要有所創新(李霽野《魯迅先生對文藝嫩苗的愛護與培養》)。韋素園鼓勵臺靜農寫小說， “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面努力” (臺靜農《地之子·后記》)。魯迅“教導他從熟悉的生活中取材，并多讀點外國短篇小說作借鑒”(《李霽野《魯迅先生對文藝嫩苗的愛護與培養》)。作品寫成后，還替他細細地審閱與修改。魯迅多次提醒他，讀中國古書，千萬要引起注意，不可脫離現實。繼后又指出： “深研一種學問，古學可，新學亦可，既足自慰，將來亦仍有用也”(《魯迅致臺靜農》1933年12月27日)。魯迅對臺靜農政治上也備加關懷，針對韋叢蕪后來的行為，他在信中說“昔之詩人，本為夢者，今談世事，遂如狂酲;詩人原宜熱中，然神馳宦海，則溺矣”(《魯迅致臺靜農》1933年6月28日)，委婉地要他引以為戒。魯迅對北洋軍閥及其幫兇文人的斗爭，給臺靜農以鼓舞與教育。1925年，女師大風潮擴大之后， 5月21日，魯迅作《 ‘碰壁’之后》，揭露楊蔭榆對待學生的兇狠嘴臉，24日，臺靜農即作《壓迫同性之卑劣手段》一文，參加斗爭，表示聲援。6月11日，為了支持上海五卅反帝運動，魯迅作《忽然想到(+)》，22日，臺靜農緊接著寫了《鐵柵之外》，反映了北京人民的反帝斗爭，揭露當政者的卑怯與兇殘。魯迅與臺靜農兩人，關系密切，友誼深厚。在十余年的交往之中，臺靜農致魯迅信件七十四封，魯迅致臺靜農信六十九封，現保存下來載入《魯迅書信集》中尚有四十三封?？梢赃@樣說，臺靜農是在狂飆突起的“五四”人民革命的風雷中，在魯迅的積極影響和具體指導下，走上創作道路的。

未名社的五個青年成員中，翻譯最勤的當是曹靖華、李霽野、韋素園和韋叢蕪，而創作成就顯著的不能不推臺靜農。僅以1925年與1926年相比，頭一年，臺靜農只在《語絲》上發表了一篇小說《懊悔》;次年，陸續寫了《天二哥》、《紅燈》、《新墳》、《燭焰》、《棄嬰》、《吳老爹》和《蚯蚓們》等七篇小說，以及若干散文和詩。當然，這種“一發不可收”的旺盛創作力，與當時文壇的戰斗需要有關。魯迅主辦的《莽原》周刊和以后的半月刊，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在思想斗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26年8月末，魯迅離京前往廈門大學任教，刊物由韋素園接辦，隨后即產生了第二年要不要繼續辦下去的問題。臺靜農回憶道： “直到1926年冬……，大家商量的結論，是暫且以在北京的幾個人作中心，既然這樣，我們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辦下去?！鋵嵾@問題是簡單的，談下去也不外乎我們幾個人努力作文章” (《臺靜農《地之子·后記》)。臺靜農就這樣作起文章來了。

臺靜農得到魯迅多方面的關懷與幫助，他則師從魯迅，學習魯迅。為了表達對魯迅的敬仰，擴大魯迅精神的影響，1926年，臺靜農編輯出版了《關于魯迅及其著作》一書，內收文章十四篇，除開頭的《魯迅自敘傳略》和末尾的《魯迅先生撰譯書錄》以外，其基本內容是對魯迅及其作品的評論。該書的主要特點有二：一是編輯目的十分明確。臺靜農在《序言》中寫道： “最使我高興的，是陳源教授罵魯迅先生的那種‘他就跳到半空中，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的精神。我覺得，在現在的專愛微溫，敷衍，中和，回旋，不想急進的中國人中，這種精神是必須的，新的中國就要在這里出現”。他確認只有發揚魯迅的韌性戰斗精神，才能撕去舊社會的假面，創新中國于未來。 “我愛這種精神，這也是我集印這本書的主要原因”。二是評論集敢于擺出不同的觀點，讓讀者去分辨識別，更突出魯迅精神之可貴。書中十余篇文章，選自《語絲》、《京報副刊》、 《晨報副刊》、《現代評論》、《孔德學校旬刊》、《文學》、 《學燈》、 《創造季刊》等社團和文學主張各不相同的期刊和報紙，時間囊括1923年至1926年。文集中“有揄揚，有貶損，有謾罵，在同一的時代里，反映出批評者的不同的心來，展開在我們一般讀批評文字的人的眼前，這是如何令人驚奇而又如何平淡的事啊”(《臺靜農《關于魯迅及其著作·序言》)。可以說，臺靜農編的《關于魯迅及其著作》一書，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研究魯迅的一部著作，它對人們了解魯迅及其作品，曾起了積極的作用。

1927年始，臺靜農先后在北平私立中法大學等校任教。

在未名社存在期間，臺靜農的創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1928年11月，作者將1926至1928年間寫的十四篇短篇小說，集為《地之子》，由未名社出版，列為《未名新集》之三。此集曾得到魯迅的審閱與指導。1928年2月24日，魯迅在信函中說：“你的小說，已看過，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但‘蟪蛄’之名，我以為不好……”。臺靜農十分尊重魯迅的意見，遂將書名改為《地之子》。該書初版印一千五百冊，后即絕版。

同情下層人民，抨擊黑暗現實，是《地之子》的特色之一。在小說集中，作者主要塑造了四類人物：鄉村的佃戶和城鎮的平民，小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飽受折磨的婦女和流亡異國的志士。通過上述人物的描寫，道出了“人間的酸辛和凄楚”，下層人民的不幸與痛苦。這與魯迅的“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的精神是一致的。作者以自己的藝術形象，寫出了農民痛苦的根源是封建地主的壓迫與剝削。《為彼祈求》中的陳四哥，受地主的剝削而操勞一生，經歷了受苦、逃荒、赤貧、死亡的過程。作者以封建社會中習以為常的人與事，提出“為彼祈求”什么的問題——是祈求幸福?能否獲得幸福?是祈求上帝赦免他的罪過?他又有何罪?豈不發人深思!《蚯蚓們》一文，則揭示出地主勾結當局乘災荒之年欺壓窮人的罪行。稻草灣的窮人遇上特大的災荒，他們向田主“討借貸”，田主卻告他們“民變”，結果“錢沒到手，米也沒到嘴，二斤半還保不住”。李小走投無路，不得不痛心地以四十串的價錢，賣掉了妻兒。另外，作者還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出軍閥混戰，連年戰爭，是造成城鄉人民痛苦不堪的重要原因?！缎聣灐分械乃奶?，子女被逼死，自己發瘋而亡，家庭悲劇的直接起因乃是戰亂和兵禍。小說從而對軍閥的“年年月月開演戰爭把戲，不顧老百姓死活”的行徑，有力地進行了鞭撻。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弊害”是下層人民痛苦的另一根源。作者通過《天二哥》中主人公的愚昧、麻木以及阿Q氣十足，天二哥窮朋友對鬼魂的迷信，足以揭示出統治階級長期推行愚民政策的嚴重后果。至于《兒子》、《棄嬰》、 《白薔薇》中的青年知識分子，或苦于愛情婚姻的不由自主，或雖有善心卻無能為力，均在封建的桎梏中掙扎。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情下層人民，抨擊黑暗現實的同時，小說中已透露出人民反抗的情緒。天二哥敢于打“警察兩個耳光”(《天二哥》)，得銀走上了鋌而走險的道路(《紅燈》)，遭災的窮人敢聯合起來對付田主(《蚯蚓們》)， 《紅燈》中一盞小紅燈在群燈前“引導”， 《天二哥》中的主人公說“我姓天”等，都是寓含著深意的。

從“民間取材”，充滿“泥土的氣息”，是《地之子》的另一特色。《地之子》中的小說，多數取材于皖西地區的城鎮與鄉村，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都t燈》中的得銀，鋌而走險之后，作者將寡母的痛楚，與偏僻地區群眾的冷漠相對比來描寫;將母親對兒子的思念，用七月半鬼節時扎一只河燈，希冀兒子歸來的行動來表達。《燭焰》中寫一個“穎慧而且美麗”的少女，卻嫁給病入膏肓的男子作沖喜的工具。婚嫁竟換來了一身喪服，送葬的銅鑼聲，伴隨的是婦女對命運的痛苦的嘆息。這一切都顯示出作品濃厚的鄉土氣息。至于《拜堂》中寡嫂與小叔成婚，其婚禮的儀式與程序：請人“牽親”，半夜拜堂，男左女右，對天地磕“三個頭”，對祖宗磕“三個頭”等等，表現了他們既要沖破世俗的束縛，又受傳統觀念的羈絆，還顯示出皖西城鎮特有的社會習俗和地方特色。小說中樸實無華的群眾語言，使描寫的對象，更富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如《蚯蚓們》中這樣寫事件發生的背景：

“天要叫虹霓縣的人民遭一場大劫，誰也沒法子挽救。就是有錢的田主們，天天也在埋怨：窮人們不修好，累得他們的倉里少收成”。

在這段文字里，由于用了“遭……大劫”、 “不修好”、 “累得……少收成”等當地群眾的習慣性的語言，將地方上的某種傳統看法反映了出來;災荒是窮人不修好的結果。又如《拜堂》中的一段對話，也是很有地方色彩的。

“為什么不買炮呢?”

“你怕人家不曉得么，還要放炮?”“那么你不放炮，就能將人家瞞住了!”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既然丟了丑，總得圖個吉利，將來日子長，要過活的。我想哈要買兩張燈紅紙，將窗戶糊糊?！?br>
“俺爹可用告訴他呢?”

“告訴他作什么?死多活少的，他也管不了這些，他天天只曉得問人要錢灌酒”。她憤憤地說?！耙估锕俨坏魻坑H的，我想找趙二的家里同田大娘，你去同她兩個說一聲?！?br>
“我不去，不好意思的?！?br>
“哼”，她向他重重地看了一眼。“要講意思，就不該作這樣丟臉的事!”她冷悄地說。

人物對話中的“哈要”(還要)、 “牽親”(儐相)、 “趙二的家里”(趙二的老婆)和“重重地看一眼”等，這些地方特色的語言，將嫂叔兩人的復雜心理和各自的性格特點，都細膩地刻畫出來。臺靜農創作上十分重視地方色彩，同樣繼承了魯迅的傳統。魯迅歷來主張： “現在的世界，環境不同，藝術上也必須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 (《魯迅致何白濤》1934年1月8日)。 “如取作題材，多表現些地方色彩，一定更有意思”(《魯迅致羅清楨》1933年10月26日)。

調用多種藝術手段，進行現實主義的描寫是《地之子》的又一特色。臺靜農善于透過人物的內心世界塑造藝術形象，因而栩栩如生，真實感人?！厄球緜儭分械睦钚。瑫r遭荒年，思緒萬千。作者先寫他透過旱煙袋發出的火花，對比了今昔不同的節日情景，于是對“極不幸的命運”產生了“仇恨和憤怒”;又念及妻兒即將屬于他人，似乎聽到別人的恥笑聲，忿怒得無法自已;隨著青煙的熄滅，他無奈只得將一切不幸，歸之于命運的安排;最后寫他在“慚怍與憂傷交攻”中，在無聲的暗泣里與妻子忍痛分手。小說就這樣順著人物的心理活動，將李小的痛苦與無路，憤怒與絕望，細細地敘寫了出來?！兜刂印分?，涉及到知識分子的短篇，均借“我”的所思所想，觸及靈魂，解剖現實。《我的鄰居》，以“我”對鄰居長期的關注與猜測，寫出一位異國的志士，雖然逃脫了本國的鷹犬，卻沒能逃脫異國鷹犬的遭遇，抒發了“我”的崇敬與悲憤之情?！稐墜搿分械摹拔摇?，對待棄嬰的態度是，先主張“不抱為好”，再是風雨襲來時產生的“自責”，后見“尸身布滿了野狗的牙痕”，自認是“罪過的主人”。三次不同的態度和感情變化，刻畫出了一個正直又有私心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表達了對現實的不滿和無能為力的憤懣。臺靜農還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事件或片斷，寫出人間的痛苦與不幸;通過平凡的人和事，提出不平凡的社會問題?！秴抢系分械睦匣镉?，小說以他的“謹慎而且忠實”，和少東家的荒唐無情作對比，突出了他的樸實和奴性。最后他明知一切夢想均告破碎，但作為可憐蟲的幻夢卻始終未蘇醒，人物的悲劇性也正在于此。臺靜農對藝術技巧的重視，顯然也有著魯迅的影響。魯迅認為，忽略“技巧修養”，就會“表現不出所要表現的內容來”，但技巧不與“內容的充實”并進，則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臺靜農的《地之子》得到了魯迅先生的首肯，被譽為“優秀之作”，屬“相當可看的作品”之列。其中《天二哥》、《紅燈》、《新墳》、《蚯蚓們》四篇，被魯迅選進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1935)之中。

1928年4月，臺靜農第一次遭到反動派的逮捕。未名社發行的書籍與期刊，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又遇李霽野與韋素園合譯的《文學與革命》(蘇聯托洛斯基著)一書，在寄往濟南未名社書刊代銷處時，被作為赤色書籍查獲。山東督軍張宗昌致電張作霖要查辦未名社，嚴辦其成員。4月7日，未名社遭查封，三人被逮捕。韋叢蕪因病一周后被釋，臺靜農、李霽野被關押了五十天，經魯迅等人多方營救，才得以獲釋。魯迅在《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序》中說，未名社“也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尚叫囂的小團體。但還是遭些無妄之災，而且遭得頗可笑……”，指的就是此事。出獄之后，李霽野由于深感社會之黑暗，人民痛苦之深重，陸續翻譯了幾篇與牢獄流放生活有關的短篇小說，后結集為《不幸的一群》;臺靜農則投身于《建塔者》小說集的創作中去。他在詩篇中這樣寫道：

“友啊，要是沒有冬夜的北風，/那里會有春色的萌芽? /我們是遇了時代的北風，/這北風將吹開我們時代的好花!”

(《獄中草》)

《建塔者》共收短篇小說十篇，1930年出版，列為《未名新集》之六。臺靜農在此集的《后記》中說： “本書寫于1928年，始以四篇登載于《未名》半月刊，旋以事被逮幽禁。事解，適友人編某報副刊，復以筆名發表者五篇?！毒芬黄?，作最遲，未發表?！毙≌f集初版印一千五百冊，后即絕版。

《建塔者》反映的社會生活面更廣泛深刻。如果說《地之子》中著重描寫的是城鄉人民的痛苦與不幸，那么，《建塔者》除了繼續為勞動人民悲慘遭遇鳴不平外，如《人彘》、《被饑餓燃燒的人們》、 《井》三篇，其余的七篇都是贊頌或悼念與新舊軍閥作斗爭的革命者的。如《死室的慧星》寫庚辰君寧死不屈的高尚品質，頌揚革命者用生命迎接“新時代的光芒”的革命精神?！哆z簡》中的K，則正確處理了革命與愛情的關系，表示“我們沒有些許的力量和時間，作任何種不相干的事體”，將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事業。小說集除了譴責軍閥混戰和白色恐怖之外，還涉及反對異族侵略的內容?！稓v史的病輪》中“喬的沉痛的言辭，激動了大眾的恥辱和復仇，我便是大眾中的一人。當時的問題，是我們弱小民族的呻吟于鐵蹄下一種壯烈的反抗……”。 《建塔者》既寫城鄉人民的不幸，又寫革命者的英勇斗爭;既寫人民的反抗與覺醒，還寫反對異族侵略的愛國心聲，較之臺靜農的第一部小說集，面更廣，意更深。

《建塔者》描寫了被壓迫者的憤懣與反抗，對光明未來執著的追求。如果說《地之子》中描繪過革命者的話，那么，其中的革命者是“異國的飄泊者”，不是中國人，更不是小說正面描寫的對象。在《建塔者》中則不同，作者幾乎以三分之二的篇幅，以革命同情者的態度，直接描寫了二十年代末中國革命志士及其斗爭生涯。《鐵窗外》中寫到，盡管反動當局“隨時將他們殘暴的毒刑”加在革命者“我”的身上，但是， “我”則“早已交給了我們偉大的工作了”，因為“新時代的基礎是我們的血建筑的!”《遺簡》中的主人公，則將個人的愛擴大到人間去，毅然離開戀人，投身于事業中去。小說集中更多的是寫革命者的壯烈犧牲。有斃于刑場的，有拷打而亡的，也有暴尸于荒野的。這里既揭露了當政者的暴虐和社會的黑暗，更顯示出革命者的堅貞不屈、鞠躬盡瘁。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如《建塔者》中的少女，《死室的慧星》中的芝姐和逸生， 《歷史的病輪》中的曼喬君等，均為革命行列中的佼佼者。如果說《地之子》中曾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緒，那反抗還是個別的，自發的，結局是無望的。而《建塔者》中則不同，人民群眾的反抗怒火更熾熱旺盛，對前途充滿希望。《井》中農民的覺醒很有代表性。小說中描寫的一家人的遭遇：父親被塌方壓死，兄長被逼吊死，自己被迫流落他鄉，他們很自然會提出疑問：世間為什么這樣不平等?誰在主宰這個社會?現實在促使他們覺醒，意識到社會顯然劃分成為兩層，而無產者和貧苦農民被壓在下層。小說結尾充滿希望地寫道：

“在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他忠誠地作了一個英勇的戰士。他以骯臟的腳步，邁進新的時代;他以泥土的手，創造全人類的新生活!”

小說集取名為《建塔者》是富有深意的。書中反復回蕩著對建塔者及其事業的頌歌，運用了許多發人深省的哲理性的語言，如“我們的塔的基礎，不是建筑在泥土和頑石的上面;我們的血凝結成的鮮紅的血塊，便是我們的塔的基礎”(《建塔者》)?！拔覀優槿祟惤ǖ乃?，不久就要光輝地矗立在大地上了!”(《死室的慧星》)盡管革命事業時時遭到挫折，革命者常常作出犧牲，但小說毫無悲傷頹唐之感，卻給人以力量和希望。當然，臺靜農筆下的未來還是朦朧的，通向未來的道路也不甚明確。

《建塔者》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很有特色。在小說集中，幽默里飽含著諷刺，詼諧中又針對著現實的特點，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人彘》中佃戶被害的過程，是以小學生的感受和猜測表現出來的。他們先聽到大路上“一些沉重的腳步聲”，“一群人在吃力地奔跑”，疑是“出了鬼”;后聽到“抱著一件大的東西哼著擦著地面過去了”，猜是“兵捉到了鬼”;接著又聽到腳步聲、刺刀聲， “以及大的拳頭打在肉體上的聲音”，呼吸中的“一種最奇怪的聲音……好像一個垂危的人斷氣的喘息”，估計是殺豬;最后“隱然聽著刺刀扎在豬的身上，以及血流在地上的淅瀝聲”，疑問“為什么殺豬聽不見豬叫呢?”在小說的情節發展中，小學生的揣摩和估計里，無不隱含著幽默與嘲諷，譴責與控訴。封建地主與地方官吏互相勾結，佃戶們生無立錐之地，比牲畜還不如!《建塔者》中的小說，不以情節的曲折取勝，而以白描的表現手法和巧妙的構思見長。又如《歷史的病輪》，小說以倒敘為主，間或運用插敘與順敘，高潮放在曼喬君的被捕和親人的焦慮上，安排得自然恰當。有的短篇用書信或日記的方式，自然樸實地將革命者的自我犧牲精神表現了出來。有的評論者指出： “臺靜農的短篇，不但轉機與高潮都有適當的安排， ‘結’與‘解結’也能處理得很好，而且用字經濟，對白簡短而含蓄，環境描寫也能做到不濃不淡，顯然是依照短篇的規律來寫的?！?劉以鬯《臺靜農的短篇小說》)

《建塔者》小說集的成就是十分顯然的，同時代的評論者指出： “我們現今論著的這個青年作者，是有著熱情，有著憤懣的，有著反抗的心;他不滿意一切瑣碎事件的描寫，他想努力反映出他的時代的黑暗與恐怖，所以他慎重地選擇了他的文藝的題材?！?侍桁《建塔者》)臺靜農自己認為： “暴風雨之將來，他們熱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這暴風雨的先驅。本書所寫的人物，多半是這些時代的先知們”(《建塔者·后記》)。這都從不同的角度闡明了小說集的價值之所在。當然小說集中的各篇，藝術上也不平衡。作者出于對新舊軍閥血腥屠殺的憤怒，自己又備嘗囹圄之苦，就真誠而直率地寫出了自己所知道的革命者的事情。他對這些人和事是敬慕而同情的，但畢竟不熟悉不了解，這就不能不影響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描寫，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掠影式的人物，輪廓式的事件。作者在《后記》中寫道： “我的筆深覺貧乏，我未曾觸著那艱難地各各地上十字架的靈魂深處，我的心苦痛著。其實一個徘徊于墳墓荒墟而帶著感傷的作者，有什么力量以文筆來渲染時代的光呢?”比較實在地道出了《建塔者》存在的局限及其產生的原因。

綜上所述， 《地之子》與《建塔者》，集臺靜農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魯迅曾中肯地指出： “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卻貢獻了文藝”。 “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于這作者的了”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這是對臺靜農創作的實事求是和難得的評價。

1929年，臺靜農任北平輔仁大學講師，后任該校副教授兼校長秘書。1930年秋，參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曾回故鄉葉家集小住。1932年12月12日，臺靜農的北平住所，又一次遭到國民黨的搜查，并以有“秘密室”、 “共產黨的宣傳品”、“新式炸彈”等等誣陷之詞，將臺靜農逮捕入獄十多天。在事實的面前，反動當局迫于群眾的輿論，只得將臺靜農無罪釋放。魯迅對此深為關切。1934年7月26日，臺靜農以共產黨的嫌疑，第三次遭到逮捕，由北平憲兵第三團押至南京警備司令部囚禁。魯迅對此十分關切，在致友人信中說： “靜事已聞，但未詳。我想，總不外乎獻功和搶飯碗，此風已南北如一。” (《魯迅致鄭振鐸》1934年8月5日)臺靜農被關押半年，無罪釋放。1935年8月，臺靜農赴廈門大學任教。1936年，執教于山東大學、齊魯大學等。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去世的噩耗傳來，臺靜農為中國失去一位文化巨匠、自己失去親密的導師而悲慟萬分。他給許廣平發了唁電。1937年，魯迅逝世周年前夕，臺靜農特手抄魯迅詩作，集為《魯迅遺詩抄》，分送友人，以志紀念。

三、 “拿赤血獻給中華民族”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后，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就此全面展開了。1938年秋，臺靜農到達四川，寄居白沙。他先在白沙國立編輯館工作，后在白沙女子師范學院任教，兼中文系主任，直至抗戰勝利。1939年4月，臺靜農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二屆候補理事。

魯迅先生逝世二周年時，應重慶“文協”的邀請，臺靜農作《魯迅先生的一生》的報告。他在報告中高度評價了魯迅“偉大的人格與工作”。特別指出： “他的筆端，他的藝術，是以整個的民族為對象的”;強調“他把握著真理的鐵腕揮著他鋒利無前的匕首，向真理圈子以外的面面擊去!”著重指出：“近年來，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向我們民族進攻，他發表了許多珍貴的意見。如對于‘救亡路線’、‘民族革命大眾文學’，正是我們當前走著的一條正確的路”。最后，他熱忱地提出希望： “我們每一個黃帝子孫都得學習先生的精神，就是‘拿赤血獻給中華民族!’”報告充分表達了臺靜農對魯迅先生的敬仰與懷念，以及和全國人民一致的將抗戰進行到底的革命信念。正是這種信念促使臺靜農在抗戰期間運用多種文學體裁，去歌頌人民，打擊敵人，發揮一個文化戰士應有的戰斗作用。

抗戰期間，中國的大地正在經受苦痛的煎熬，但是， “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已經溶化起來成為一個巨人，奮起他的鐵拳，正向日本侵略者打擊”(臺靜農《魯迅先生的一生》)。臺靜農在短篇小說《大時代的小故事》(1938)、《么武》(1939)中，都充分肯定了抗戰的必然性和正義性，鮮明地顯示出中國人民優秀的民族性格。臺靜農以擬人化的手法， 在《大時代的小故事》中描寫了抗戰時期的故鄉——葉鎮。這里的人民有革命的傳統，曾為不能維持溫飽而“咆哮過”，為反擊“洋鬼子作祟”振奮過;而今， 日本鬼子“殺人、燒房子、搶俺的東西，要俺的田地”，于是，一顆顆仇恨鬼子的心又跳動了起來，決心要武裝保衛“我們父母兄弟生命財產田園土地”， “保衛安徽”。小說以“山貓子”殲滅日寇侵略者大獲全勝而結束。如果說，作者在《大時代的小故事》中，是通過群象來表達淪陷區人民抗日的心聲的話，那么，在《么武》中，則具體描寫了一個莊稼漢英勇抗敵以至獻身的故事。么武原是個勤快干活的老實漢，面對日本鬼子的野蠻侵略，他決心“咱爹兒倆拚去”;他雖從山東流落到安徽，但同樣參加當地的抗日游擊隊，三個月里擊斃了十一個敵人;他雖然扁臉、跛腳，外形丑陋，心靈卻透體晶亮，無上美好。最后，他英勇無私地獻出自己的生命，成為“一方的英雄，人人口頭唱著他的歌，紀念他，學習他”，無數青年人踏著他的血跡，繼續攀登“人類最高的光輝的塔”。從以上兩篇小說足以看出，即使在偏僻落后的鄉鎮，即使一向埋頭苦干的莊稼漢，或是素來溫良敦厚的老百姓，現在都在奮起打擊日本侵略者，這就反映出民族精神的高漲，自衛解放斗爭的深遠影響。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不僅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千千萬萬中國人民的心，同樣激動著全世界正義人民的心。在特寫《國際友人》中，作者將鄉鎮學校的師生和當地的群眾，對助我抗戰的盟方飛行員的熱情與誠摯，與縣政當局的冷漠無情、虛與委蛇作了鮮明的對比;將異國兄弟的國際主義精神，與現實中的黑暗腐敗和恬不知恥，進行了強烈的對照，從而歌頌了人民高昂的抗戰熱情，隱含著對統治當局的譏諷與批判。

臺靜農在自己的創作中，還對國統區當局的昏瞆腐敗，剝削者的丑惡嘴臉，無情地進行抨擊與鞭韃。這里有百般欺壓百姓的聯保主任(短篇小說《被侵蝕者》，1939)，有巧立名目想方設法剝削別人的文霸(劇本《出版老爺》，1940)，也有置民族利益于不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短篇小說《電報》，1938)等。

《電報》是一篇寫得相當成功的短篇小說。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姜景行。他是個留美的“商業博士”，卻以“政治家自許”;雖然跑到德國學過政治，卻又無能“跳上政治舞臺”;他似乎“意識到抗戰的前途”，而到重慶，卻又傾心于隨侍買辦岳父去“努力于實業的發展”。明明全民一致在抗戰，他卻在贊夸“希特勒的偉大”;明明帝國主義者買地皮連占帶搶，他卻百般謙讓忍耐，直到人家完全“滿意為止”。這一切活脫脫勾畫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種典型。他們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置國家的利益而不顧，只注重經營個人的小天地，爭著去敵占區擔任偽職，以致走向了人民的對立面。姜太太則從另一側面補充了姜景行的形象。這女性只想她的“蟹黃餃子餡”，新式高跟腳，至于“長沙都燒平了”， “漢口沒有了”，則與她毫不相干。小說結尾寫他們收到了一份電報，是買辦父親讓姜景行去任偽公司經理的電報，真是喜出望外，無以復加。一個要去實現他個人的“抱負”和“理想”，一個要去“東方的巴黎”取回“難民似的生活”的賠償。通過這份電報，進一步揭露民族敗類的丑惡嘴臉和卑鄙靈魂。

抗戰期間，臺靜農寫了許多針砭時弊的散文。這里有譴責野蠻侵略的文章。例如《談‘倭寇底直系子孫’ 》(1938)一文，作者以大量的歷史材料，揭露倭寇侵犯中國殘害人民的罪行，有力地駁斥了侵略是“日本民族底活力的泛濫”的謬論。臺靜農辛辣的嘲諷道： “雖然日本近些年學了一套資本主義的文化，而倭寇代表的‘日本民族的活力’，卻永遠保存在血液里，所以這一次又‘泛濫’在中國的領土里了。這是倭寇的子孫光榮的偉舉，能不值得歌頌嗎?尤其是‘有名的社會主義作家林房雄’，即便在船上發暈，也會清醒過來，感謝倭寇祖宗留下的英雄的血液!”作者預言，不久的將來，定會聽到為侵略者唱出的“滅亡的葬歌!”這里還有怒斥喪失民族氣節的文章。如《老人的胡鬧》(1941)、 《讀知堂老人的〈瓜豆集〉》(1941車)等文中，作者針對知堂老人(周作人)就任敵偽“華北教育的長官”一事，以知堂自己白紙黑字寫出來的論著，借他抗戰前夕的言論，諸如“究竟同日本打不打呢?我在預備著投筆呢”等，如剝筍一般，淋漓盡致地解剖其喪失民族氣節，投入日寇懷抱，成為漢奸文人的無恥行徑。行文有理有據，冷嘲熱諷透于字里行間，愛國之心躍然紙上。這里還有反對發國難財和欺壓百姓的文章。如《士大夫好為人奴》(1939)、《關于販賣牲口》(1940)、 《關于買賣婦女》(1940)等文，均借古諷今，對國統區的黑暗與殘酷，連連發出詛咒和不平的呼聲。作者借《名公書判清明集》中買賣婦女的案例，明確提出： “今天不必考之往代，姑且求之近世，十年以前，國民政府，好象就有禁止奴婢之令。十余年以后之今日，所有憲法益加完備，若問事實若何，更難言矣”(《關于買賣婦女》)。他還借《宋會要》卷中的紀事得出結論： “南宋十六路中無告之流民婦女，皆有被充牲口販賣之可能，正如民族抗戰中的今日，而大部分的老百姓之生命線，皆系之于無數的‘發國難財者’之手，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千古同轍，不足為奇也”(《關于販賣牲口》)。臺靜農甚至利用后漢兩碑文借題發揮，“然無太監專權，則無黨錮之禍，既有黨錮之禍，則有覆亡之日”(《跋后漢兩碑文》)。另外一些散文，是追憶往事，敘述友情的，如《記張大千》(1938)、《我與老舍與酒》(1944);也有懷念亡故的師長的，如《魯迅先生的一生》(1938)等?？傊?，臺靜農在抗戰時期寫的種種散文，都是有感而發，針砭時弊，無所顧忌，潑辣尖銳。這與魯迅的某些文章，確有一脈相承之處。

四、 “傳道授業，樂此不?！?/p>

抗戰勝利后，臺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1946年秋，臺靜農應許壽裳之邀，前往臺灣，先在編譯館任職，后在國立臺灣大學任教授二十年，兼任中文系及中國文學研究所主任十八年。他退休后，還分別在臺灣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任中國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他在臺灣先后度過了三十余年的時光， 傳道授業，樂此不疲。

1948年，在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周年的前十天，傳記作家、教授、魯迅終生的摯友許壽裳先生，慘遭敵人殺害。噩耗傳來，臺靜農十分悲痛，隨即寫《追思》一文表示哀悼。文章寫得情真意切，真實感人，高度評價了許壽裳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作出的貢獻，贊譽他在事業上“謙沖慈祥，臨事不茍”，“于應付環境、克服困難時，雖不見猛厲處，卻鍥而不舍的向前，必至收功而后已”。這樣一位中國現代文化的大師，因不滿反動當局的統治，長期以魯迅精神裨益后代，卻在深夜夢中“死于柴刀之下”，怎不令人痛心與憤慨!

此外，臺靜農還寫了幾篇序與跋之類的散文。文章富有新鮮氣息，毫無陳舊古板之感。1980年，臺靜農在自己的短篇小說集《后記》中說，見到二十多歲時寫的短篇小說， “以故鄉為題材”，保留了“鄉土的語言”， “使我有隔世感的鄉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這種思鄉之情，委婉地道出了他思念大陸之心。《中國人物的造型美》一文，系為《藝術見聞錄》作的序言。文章從人物畫、圖案畫和雕塑三者的感想生發開去，反復強調應高度重視中華民族的文化，“家有寶山，卻像空無所有的窶人子，真是說來慚愧”;同時，又辯證地指出，在繼承民族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切不可停留而要不斷的發展， “民族文化應該如長江大河，永遠的波濤壯闊不息的前進，若凝滯不前，便成溝澮，終有枯竭的一天”(臺靜農《中國人物的造型美》)，這都是頗有見地的藝術觀。

臺靜農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方面，深究博覽，積數十年之功力，寫出了大量有價值的學術論著。例如《西漢樂舞考》(1950)、 《中國文學由語文分離形成的兩大主流》(1951)、《論西漢散文的演變》(1952)、《談歷史上的小報》(1957)、《柳宗元》(1958)、《論碑傳文和傳奇文》(1964)、《論唐代士風和文學》(1965)、 《從‘選詞以配音’與‘由樂以定辭’看詞的形成》(1967)等等。這些論著“文字簡雅，思力深邃，斷論創新，精微獨到”，顯示出臺靜農深湛的文學修養。

臺靜農博學多才。他善繪畫，長書法，會篆刻，寫有《平廬的篆刻與書法》(1966)等論著。

1981年，臺靜農八十壽辰，海外學生為了表達對師長的敬意，合力編輯了一部論文集，作為“最佳獻禮”以示祝賀。集內收有論文三十六篇，附錄十篇，七十萬字。論文集的《弁言》中，高度評價了臺靜農，認為他“傳道授業， 樂此不疲”;“精神不老”，“思想常新”。

臺靜農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就開始文學活動，迄今已有六十個年頭。六十年來，他以創作小說為主，發表了三十余篇短篇小說，一個劇本，大量的散文和若干首新詩。他的作品，大都著眼于時代和社會現實，不拘囿于個人小天地;泥土氣息濃厚，地方色彩鮮明;觀點明確，筆鋒犀利，風格清新，幽默詼諧。臺靜農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兼文學教育家，是魯迅的忠實弟子和魯迅著作的宣傳者。人民不會忘記臺靜農在文學和教育事業上作出的貢獻。

注釋

附錄一 臺靜農著作目錄:

《地之子》(短篇小說集,《未名新集》之三),未名社出版部印行,1928年11月初版。收短篇小說十四篇。

《建塔者》(短篇小說集,《未名新集》之六)未名社出版部印行,1930年8月初版。收短篇小說十篇。

《關于魯迅及其著作》(論文集,臺靜農編),未名社刊物經售處發行,1926年7月初版。香港波文出版社1980年4月再版。

《臺靜農短篇小說集》(遠景叢刊之157)臺北遠景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收入短篇小說十五篇。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魯迅等著)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1935年初版。

附錄二 臺靜農研究資料目錄:

侍桁《建塔者》,載《文學生活》1931年創刊號。

孔令鏡《記北國二友——李霽野和臺靜農》,載《庸園集》,上海永祥印書館1946年版。

李立明《臺靜農小傳》,載《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香港波文書局,1977年初版。

《臺靜農小傳》,載《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北京語言學院,1978年出版。

劉以鬯《臺靜農的短篇小說》,載《臺靜農短篇小說集》,遠景出版社1980年出版。

胡從經《關于〈地之子〉和〈建塔者〉》,載《文藝報》1981年12期。

金宏達《臺靜農小說簡論》,載《新文學論叢》1981年2期。

李南蓉《現代文學中的一朵奇葩——簡論安徽霍丘青年作家群》,載《阜陽師院學報》1982年3期。

嚴恩圖《魯迅與臺靜農》,載《安徽師大學報》1983年1期。

曹穉予載《介紹魯迅在〈我們要批評家〉中提到的七部小說》,載《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198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