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人物簡歷簡介,馮至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馮至是我國現(xiàn)代杰出的詩人、學者。作為詩人，在詩的藝苑里他是長期地辛勤地播種、耕耘的勞作者，曾被魯迅先生譽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作為德國文學的翻譯家和學者，由于他的突出的貢獻，榮獲西德慕尼黑學院頒發(fā)的1983年歌德獎章;他還是優(yōu)秀的散文家、歷史小說作者、杜甫研究專家。他走過了漫長的人生道路，思想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在藝術上、學術上不斷作新的探索和追求。

一、“五四”孕育的新苗

馮至很少談及他的家庭和童年生活。他在《談梁遇春》一文中說：“我們上天下地無所不談，但兩人不約而同，也有所不談”，其中之一是，“不談個人的家世”。好在他在《自傳》中，曾極簡略地談到：

1905年9月17日，我生在河北省涿縣，原名馮承植。我的父親在外邊的機關或學校里做些文牘之類的工作，常常失業(yè)。我九歲時死了母親。繼母對我很好，我十二歲在涿縣高等小學畢業(yè)，她克服經(jīng)濟的困難，排除親戚的非議，送我到北京去讀書。

作家學者的家世和童年，對他后來的思想和寫作，或多或少地有所影響，但并非任何一件事都如此。馮至在《自傳》里談到的兩個情況，在他后來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上，是留下了痕跡的。一是父親這種收入微薄、經(jīng)常失業(yè)的境遇，對他了解生活的艱辛，以至他帶著憤懣和憂郁看人生，都不無影響。二是繼母的高尚的品德，善良的心，在馮至幼小的心靈里，播下了珍貴的種子。

1917年秋，馮至告別家鄉(xiāng)和親人，考入北京第四中學。在這里，他是勤勉好學的學生。該校先后擔任國文課教學工作的潘云超、施天侔先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是馮至的思想啟蒙導師。潘先生“五四”時，“在報紙上不斷地發(fā)表署名的社論，支持五四運動，抨擊北洋軍閥政府，后來被反動政府捕去，判處一年徒刑。”(《自傳》)施先生1919年就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文章和演講稿，有政論，也有文學評論。馮至第一次從他那兒獲悉西方的文學流派，“首次知道有‘寫實主義’、‘象征主義’等等的名稱”(《自傳》)。馮至和幾位同學辦一個小刊物，施先生給了很大支持。

“五四”運動對于當時知識青年的影響巨大而又深遠。激進的青年，如后來成了馮至摯友的楊晦，是火燒趙家樓的勇士;沉靜的有進步傾向的，如馮至，雖暫時未直接投身愛國洪流中，也因新思潮的沖擊，新文學的影響，不久即成了新文學運動中的一員。

馮至在中學讀的是古文和辭賦，很少接觸詩詞。眼界不能不受局限，但古代文學的基礎，對他后來的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還是有益的。

他很幸運，于1921年暑假考上了北京大學預科。北京是“五四”運動的發(fā)祥地，而北京大學又是文學革命的大本營。校長蔡元培先生是民主戰(zhàn)士，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他在校內學術上實行兼容并包自由發(fā)展的方針。新文學的最初倡導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先后在該校文科任教;各種進步書刊，這里應有盡有。馮至在這里大量閱讀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出版的雜志和書籍，《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晨報副刊》等，成了他的引路者，在他的面前展現(xiàn)了一個新的世界。與此同時，他一面從異域摘取果實，特別喜愛德國浪漫派的作品，一面向中國古代文學吸取營養(yǎng)，對晚唐詩、宋詞的興趣尤濃。

在昏暗的動蕩的年代，在“五四”風雨中，善良、正直、深情、敏感、沉思的青年馮至在覺醒，在成長，他擁抱時代，迎來了詩神，用他動人的歌喉，唱出幽婉的歌。

二、幽婉名篇《昨日之歌》

馮至在1921年進入北京大學后即開始了新詩創(chuàng)作。1923年，他參加了前一年在上海創(chuàng)立的文學團體淺草社，并在《淺草季刊》上發(fā)表作品。淺草社成員星散，1925年與友人楊晦以及原淺草社成員陳翔鶴、陳煒漠在北京成立沉鐘社，先后編印《沉鐘周刊》《沉鐘半月刊》。魯迅先生稱許沉鐘社“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這也可看做是包括馮至在內的該社同人的風格。

年輕詩人馮至開始登上詩壇時，他那幽婉的名篇就不同凡響。他的第一個詩集《昨日之歌》，寫于1921年至1926年，上卷基本上是抒情短曲，下卷收入四首敘事長詩。

《昨日之歌》中收輯的1921和1922年的作品，雖然尚留下稚嫩的痕跡，但已顯示了詩人的創(chuàng)作特色：從日常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詩。詩集中的第一首《綠衣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詩的前一部分寫郵務員平平常常的樣子，誰也不注意他，詩的后一部分寫道：

但他小小的手中，/拿了些夢中人的運命。/當他正在敲這個人的門，/誰又留神或想——/“這個人可怕的時候到了!”

據(jù)詩人后來說，這詩是在如下境況中創(chuàng)作的：

那時的北京城是一片灰色，街頭巷尾，到處是貧苦的形象和聲音……。

一天，我又在散步，對面走來一個郵務員，穿著一身綠色的制服，他的面貌是平靜的，和這沉寂的街道一樣平靜，他手里握著一束信件，有時把信件投入幾家緊緊關閉的門縫里。我看著這個景象，腦里起了幻想，我想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不是天災，就是兵禍，這些信又給那些收信的人家送來了什么樣的不幸的消息呢?這些信會使那些收信的人家起些什么樣的變化呢?我當時根據(jù)這點空洞的、不切實的想象寫下了我青年時期第一部詩集里的第一首詩。

(《西郊集·后記》

)

這里，作者具體地介紹了《綠衣人》的創(chuàng)作過程，也為我們正確理解他的詩提供了啟示。他的詩，表面看來，寫的是平凡的日常生活，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點，但因這是窺見全社會、人生甚至宇宙的觀察孔，我們細心觀察，即可看出社會的某些本質方面。詩集中大多數(shù)作品，生活畫面上蒙上一層陰影，情緒上帶著深深的憂郁。《一顆明珠》通過寫心的明珠，映出社會暗影，《孤云》所寫的那“灰色的城”，雖未細繪，呈現(xiàn)的是舊中國的面貌。《殘年》不滿于“百般的花朵，一樣的枯萎”，即使在一年將盡的時候，也是“酒冷，茶殘”，人們“噤若寒蟬”。有時，詩人感到自己“象海灘上被了難飄散的船板”(《風夜》)，不能不對病態(tài)社會，發(fā)出“不能容忍了”的警告(《不能容忍了》);在《狂風中》，詩人希望大自然的風雨，把黑暗的人間沖洗一番。正因為馮至認為現(xiàn)實社會是黑暗和險惡的，所以他才在《你》中發(fā)出這樣的感慨：

人間是怎樣的無情，/我感受的盡是苦惱。

馮至的這些詩，清晰地呈露了一個正直、誠實、生活態(tài)度嚴肅、痛恨邪惡、向往光明的知識分子的靈魂。詩的思想感情不能說沒有局限，但它的本質和主導傾向是純潔的、向上的。如果說《晚報》從深夜賣報者的呼喊，和“沒有一家把門開”的情景中，感嘆世態(tài)炎涼，人間無愛，那么，《瞽者的暗示》則既有感于社會的漆黑，又呈露了欲探路而尚未得的苦悶。全詩有象征的意思，內涵豐富，其中至少含有這樣一層含義：過去，是從黑暗的深巷中走來，今后也難見天光，悵惘、苦悶之情，隱約可感。

《昨日之歌》中的許多詩，歌吟友誼和愛情。寫友情的詩數(shù)量不多，然而就質而言，當時少有可與之比擬的。《別K》不寫眼淚，悲傷，不寫友愛熱浪的翻滾，只要朋友仔細地餐飲此時的情漿，品那比什么都甜、比一切都苦的美味，頗為別致;而《懷Y兄》更是絕妙。通過“我”的行動和感覺，把“我”思念友人到了近于癡瘋程度的心情，作了巧妙的描繪。明知友人已經(jīng)離去，但“我”以為他還在，習慣地去到他窗前，輕輕地呼喚他，而且還以為有人答應，所以“傍著窗兒癡等”。將友情之深與濃，表現(xiàn)得臻于極致。

《昨日之歌》中的愛情詩，上品較多。與同時代的詩作比，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它的藝術美和獨創(chuàng)性。它不似郭沫若的愛情詩，坦率，熱情如火;不似《湖畔》派詩質樸自然，天真爛漫;不似劉夢葦杜鵑般啼血;也不似李金發(fā)的流于頹廢傷感;馮至用奇妙的想象、幻象情絲，比喻和象征的手法，織成一幅幅愛的美錦。輕婉的幽思，流動的柔情、飄香的詩意，給人以巨大的藝術享受。《在宴席上》，以敘事為主，抒情與敘事相結合，通過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故事，贊許了兩顆追求純真愛情的心。《在陰影中》所寫的，與資產(chǎn)階級的庸俗的和自私觀念支配的“愛情”，完全不同。“我”為了獲得她的愛情，仿佛“在地獄的中途嘗遍了冰雹同烈火，暴雨和狂風”;而為了她同“我”的深情，“我”愿意：

我一人稜稜地昂首，/在那地獄的深層——/望著她將光明緊握，/永久地，永久地向上升騰!

這種感情，與自私、妒嫉、貪婪絕緣，不是把對方看成是自己的私有物，不抱庸俗的愿望;只是懷著真誠的愛，只是希望對方幸福，而自己即使最苦最苦，也心甘情愿。這樣的感情，晶瑩純凈，難能可貴。

在馮至的愛情詩中，最能代表其特點和藝術高度，甚至堪稱絕唱的，我以為是《我是一條小河》、《在郊原》、《默》、《蛇》等。

《我是一條小河》，構思巧妙，意境完美，有一條情節(jié)的線索，明喻中又有暗喻。情意濃，詩意也濃，想象新穎，寫法也新穎。《在郊原》的音樂旋律，具有詞和小令的特色。在優(yōu)美的節(jié)奏，和諧的韻律中，抒發(fā)癡癡的戀情。《默》于靜中寫動，默中寫聲，“我”那悄悄的一聲，所表達的深情，勝過千言萬語;最后暗示兩人的心境，盡傳神之妙：

我們暈暈地，朦朦地，/象一對河里的小魚，/滾入了海水的濤浪。

《蛇》不長，僅三節(jié)：

我的寂寞是一條長蛇，/冷冷地沒有言語——/姑娘，你萬一夢到它時，/千萬啊，莫要悚懼!



它是我忠誠的侶伴，/心里害著熱烈的鄉(xiāng)思：/它在想著那茂密的草原，——/你頭上的，濃郁的烏絲。



它月光一般輕輕地，/從你那兒潛潛走過;/為我把你的夢境銜了來，/象一只緋紅的花朵!

詩人極敏銳的感情觸角，感覺到未經(jīng)人到的處所;大膽的奇妙的想象和比喻，更使人嘆為觀止。我國人民的欣賞習慣，一般對蛇總是懷著厭惡、害怕的心理。然而，馮至筆下這“蛇”的形象，卻使人感到親切可愛。詩人摒棄了蛇使人可怕的部分，第一節(jié)只取蛇的修長和無言，形容寂寞，第二節(jié)取蛇的棲息草叢的生活習慣，用這比擬“我”對心愛的人的烏絲的感情，第三節(jié)取蛇行走和蛇只能用口銜物的特點。這種暗喻，比明喻更能耐人尋味。這種寫法，詩意盎然，且富詩情詩趣，把“我”的愛意，她不在身邊時的寂寞的心，思念之情，化成活生生的藝術形象，感人至深。

馮至的抒情詩，有些近似海涅早期作品和后來蘇聯(lián)伊薩柯夫斯基的詩。大多有一點情節(jié)，而且有一點情節(jié)波瀾。這一點情節(jié)波瀾，使詩美詩趣橫生。但馮至的詩才，更為突出的表現(xiàn)是長于想象。這種想象往往不是直線的聯(lián)系，是由甲聯(lián)想到乙，又從乙聯(lián)想到丙，象一只飛翔著的小鳥，在空中自由地迴轉，繞彎，忽高忽低，忽東忽西。想象的飛行路線，一方面是“出人意外”，很新穎;另一方面，又在情理之中，有自己的藝術規(guī)律，讀者也能心領神會，覺得很美。

和想象相聯(lián)系，馮至善于用一些人們常見的事物作隱喻或象征，如小河、河里的影子，湖心的小船，星星，一片云，蛇，殘余的酒，等等，可以說，沒有一樣東西是新奇的。它的新，不在用作隱喻的事物本身，而在于所要表現(xiàn)的東西與用作隱喻的東西之間的新穎的聯(lián)系。如《蛇》寫“我”因愛人不在身邊而感到的寂寞和對她的想念，用蛇這個常見的動物作隱喻，一般往往取蛇的不常發(fā)出叫聲，而馮至則用蛇的修長比喻寂寞。這樣，就不與人雷同。詩人的想象，應該是對兩個事物之間的某種聯(lián)系或相似之處的新發(fā)現(xiàn)，應該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切忌步人后塵，切忌牽強，切忌呆滯。

馮至的抒情詩，最初兩年的作品，尚有稚嫩痕跡，稍后即趨成熟，精心結構，幾乎每一首都有一個完整的優(yōu)美的意境。有些詩用畫龍點睛手法，顯示精義，重在啟示，不在說明，決不畫蛇添足。

馮至的抒情詩，意境多種多樣，有現(xiàn)實生活和事物的描繪，也有非現(xiàn)實世界的幻想與虛構。《不能容忍了》寫把胸懷剖開，取出心兒捧著; 《滿天星光》寫得滿天星光聚在我懷里，把它當作淚珠，用情絲穿起，制成一件外氅，披在愛人身上，如此等等，純屬幻想; 《殘余的酒》寫愛情的酒，也是非現(xiàn)實的。這是通過幻想、幻覺、現(xiàn)實的變形來反映生活。皮相地看，以為這不可想象;取內在神貌考察，恰恰是對現(xiàn)實某些事物作深刻反映的一種形式。

馮至早期抒情詩的章法結構，有的很奇特。如《雨夜》，第一節(jié)寫在雨夜的林中，仿佛是無數(shù)幽靈在歌舞。第二節(jié)，寫有一人“在林中踽踽”。第三節(jié)寫閃電示給他一條小道。第四節(jié)寫雷擊林中，幽靈四散，在隱秘處唱著悽切的歌。第五節(jié)是幽靈們唱的歌。這五節(jié)，一二三節(jié)相聯(lián)，四五節(jié)又和第一節(jié)相接。《窗外》第一節(jié)寫窗外的老槐樹，第二節(jié)寫窗外的燕子，第三節(jié)寫窗外白云，第四節(jié)寫夕陽照著的屋，各節(jié)并無關聯(lián)，詩正是要通過這各異的互不相關的事物，暗喻大自然、社會的復雜。《在郊原》一二節(jié)緊緊相聯(lián)，三四節(jié)絲絲入扣，又與第一節(jié)相呼應。詩的結構的多樣，便于表現(xiàn)變化多樣的意境。

馮至在開始寫詩時，不大重視音樂美。1924年以前的詩，基本上是散文化的自由詩，追求平淡中的詩意。從1924年起，詩人逐漸重視詩的節(jié)奏、平仄、雙聲疊韻和韻腳。《我是一條小河》、《懷丫兄》、《在郊原》、《蛇》、《風夜》等，都具有高水平的音樂美。請看《在郊原》的最后一節(jié)：

愛啊，我一人游蕩在郊原，/將運命比作了，青山淡淡——/續(xù)了又斷的/是我的琴弦，/我放下又拾起/是你的眉盼!

這一節(jié)詩，從音樂節(jié)奏和旋律說，分兩個部分。一、二行是一個有機體;三至六行結合很緊。一行二行都是長短句相間，第一行先是短，后是長，第二行先是長，后是短。讀起來有回環(huán)往復的旋律之感。而且它們與三至六行的音樂旋律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一二行節(jié)奏較慢，三四五六行，快慢相間。“原”、“淡”、“弦”、“盼”，間一句押韻有規(guī)律，再加上“淡淡”、“琴弦”、“眉盼”這些連綿詞和雙聲疊韻，更增加了纏綿感情的濃度和分量。不僅如此，由于韻腳選得適當，采取了音韻厚實的韻，有助于渲染感情。馮至的《我是一條小河》、《在郊原》等，音樂美特別突出。

馮至的《昨日之歌》，僅就抒情詩而論，藝術上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在一些方面提供了別人所不曾或很少提供的東西;其中最優(yōu)秀的作品，和其他詩人的名篇一起，代表著二十年代我國新詩所達到的最高水平。

《昨日之歌》下卷中的四首敘事詩，分別寫于1923年至1926年。每首均在百行以上，藝術上都是成熟之作。《吹簫人》的主旨，是愛情和藝術不可缺一。故事既有傳奇性，又具有現(xiàn)實性。吹簫人在深山老林中保持恬靜的心，但一夜，忽被一位吹簫的女郎叩開了心扉。他僅聞簫聲未見吹簫人，于是四處尋找這位吹簫的女郎。待他與她見面時，她病入膏肓。他不得不用自己的簫煮成藥，醫(yī)好她的病。然而，兩人結合后，他沒有了簫，也悲傷成疾，在這種情況下：

她終不能不把她的簫，/也當作惟一的圣藥，/完成了她的愛情!/完成了他的生命!

詩以浪漫多變的情節(jié)，娓娓動聽的敘事描述見長;而有些描寫，一方面具有直接的現(xiàn)實的意義，另一方面又有象征的意義。為減少悲劇給讀者帶來的心靈上的重壓，詩的前奏曲和尾聲，故作遁辭。這種處理方法，也頗別致。

《帷幔》，是封建社會深閨少女的一個悲劇。在《昨日之歌》四首敘事長詩中，這一首反封建的社會意義最為突出。少女由父母包辦與人訂婚，不知未婚夫是什么樣子。一天偶然聽說未婚夫“是一個又丑陋，又愚蠢的男子”，為抗婚，出奔削發(fā)為尼姑。后來她得知未婚夫是個“俊秀少年”，遂陷入莫大的苦悶中。一次，她在樓上聽到一個牧童的笛聲，激發(fā)了她的情懷，她將壓抑著的熱烈的愛，和深深埋著的愿望，繡在帷幔上。帷幔空了一角，擬作繡悲傷之情用。但還未繡這一角，她已病重，自知不久于人間，就將這帷幔擲下窗，方離開塵世。詩最后說：

現(xiàn)在已經(jīng)二百多年了，/帷幔還珍重地，被藏在僧院里——/只是那左方的一角呀，/至今沒有一個人兒，能夠補起!

這是含著深意的。實際上是說，世上的悲劇多得很，而如帷幔上繡的甜蜜情景很少見。這首詩，暴露了封建社會婚姻制度的罪惡，反映了青年男女心底的要求愛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喊。

《蠶馬》取材于《搜神記》，是一個神話般的故事。蠶馬是癡情青年的化身，它幫助少女尋到父親，對少女懷著熱戀。它因病被殺，剝下了皮，最后，當少女生命瀕危時：

馬皮裹住了她的身兒/月光中化作了雪白的絲蠶!

這蠶馬，形似馬，情似人。詩人馳騁浪漫主義的想象，情節(jié)似天馬行空，且富詩意。

《寺門之前》通過一個老僧的口，敘述故事，他長期窒息著自己的愛情的萌芽，但有一次他在黑夜中經(jīng)過被軍閥官兵洗劫的村莊，摸索著行進時，手觸著一具半裸的女尸，感情沖動，將女尸擁抱。這事別人都不知道，但僧人在三十年后，仍忘記不了這件事：

“這是我日夜的功課!/我的悲哀，我的歡樂!/什么是佛法的無邊?/什么是彼岸的樂國?/我不久死后焚為殘灰，/里邊可會有舍利兩顆?/一顆是幻滅的蜃樓，/一顆是女尸的半裸!”

這無異是對宗教的控訴，不，是對一切窒息人們正常性愛的黑暗勢力的控訴。馮至敘事詩的反封建反野蠻宗教的思想，就是通過這樣的變態(tài)表達出來。

這首詩寫的是中國的人和事，不過可能受到海涅短詩《咒語》的影響。但情節(jié)和主題并不一樣，《咒語》中的修士和《寺門之前》的僧人思想感情也不相同。《寺門之前》是詩人的創(chuàng)造。

嚴肅的執(zhí)著的人生態(tài)度。貫穿著這些詩作，《帷幔》《寺門之前》雖寫佛門弟子，然而不僅不是肯定消極遁世思想，而且對它們進行了諷刺。《蠶馬》那執(zhí)著的對愛情的追求，《吹簫人》對藝術和愛情的忠誠，其實，也反映了作者的處世哲學，作者的為人。這些詩，把反封建和追求自由愛情的呼聲，以及詩人的思想傾向，隱藏在融化在精妙的構思和傳奇性的故事里，藝術感染力較強。這幾首敘事詩，就細節(jié)而言，尚有可推敲之處，就整體而論，在藝術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在新詩的第一個十年，敘事長詩眾多。徐玄廬的《十五娘》，主要是從中國民間敘事詩吸取養(yǎng)料外，其他都是在外國詩歌的影響下產(chǎn)生的。馮至的敘事詩，則兼取中外敘事詩之長。一方面受德國謠曲和海涅等浪漫派詩人作品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承繼了中國從《孔雀東南飛》到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琵琶行》這類敘事詩的傳統(tǒng)。

馮至的敘事詩，情節(jié)單純并不單調，有波瀾起伏又比較自然，作巧妙安排又不露痕跡。《吹簫人》《帷幔》象民間說唱文學，故事性強，順序寫去，有頭有尾。詩的主題寓于故事之中，毋需也并不附加說明。在這里，詩的情節(jié)的提煉與主題的凸現(xiàn)，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吹簫人》如只寫到男主人公尋到吹簫女郎，并用自己的簫作為藥引煮給她喝，醫(yī)好了她的病為止，則詩的主題是：為了愛情，可以犧牲自己的藝術。而作品還寫了男主人公在獲得美滿的愛情后沒有了自己的簫，遂憂郁成疾，結果，她也不得不用自己的簫作為“唯一的圣藥”，煮給他喝。詩的結尾寫道：

剩給他們的是空虛，/還有那空虛的惆悵——/縷縷的簫的余音，/引他們向著深山逃往!

留給他倆的，只是“空虛”和“空虛的惆悵”，這是情節(jié)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至于向深山逃走，完全無濟于事，仍逃不脫“空虛”和“空虛的惆悵”的襲擊。情節(jié)發(fā)展至此，主題也就不言自明：沒有愛情，無法生活;沒有藝術，也同樣無法生活。

馮至的敘事詩，許多情節(jié)、場面，都含有詩意。一些具有詩意的物件，如簫，帷幔、蠶馬，不僅成了情節(jié)發(fā)展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且是詩意的核心。

作為敘事詩，《吹簫人》、《帷幔》、《蠶馬》、《寺門之前》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塑造了一系列藝術形象，如熱愛藝術和忠于愛情的吹簫人;為反抗封建婚姻，削發(fā)為尼姑終究無法窒息春心的尼姑;至死也熱戀著姑娘的蠶馬;被關進寺院仍懷著熱烈情愛的和尚，他們的思想性格，他們的感情世界，都寫得豐滿。從這一方面看，確實是前所未有，即使是后來，也只有艾青的《火把》《向太陽》，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等，可以與之媲美。

《昨日之歌》奠定了詩人馮至在中國新詩史上的地位。

三、向生活深處邁步，在藝術之峰攀登

1927年夏，馮至在北京大學德語系畢業(yè)。原來，北京孔德學校約他去任教。這是當時著名的一所學校，系蔡元培先生創(chuàng)辦，進步力量較強，充滿自由空氣。然而馮至的兄長般的好友楊晦卻對他說：“孔德學校是個好學校，但對你沒有好處，你需要認識社會，在那里你認識不了社會，你應該到艱苦、甚至黑暗的地方去，好好地鍛煉鍛煉。”(《從癸亥年到癸亥年》)最后，馮至聽從了這語重心長的規(guī)勸，接受了哈爾濱第一中學的聘書，難割難舍地離開了摯友，告別了熟悉的北京，奔赴北國哈爾濱，在那兒度過了一個漫長的寒冷的冬天。年輕的詩人從友愛的氛圍中走出，在陌生的環(huán)境中，一個人孤寂地生活著，“那時整個的東北三省長期在奉系軍閥愚昧而殘酷的統(tǒng)治下，更加上日本軍國主義的欺凌和侵略，人民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而哈爾濱的官僚買辦渾渾噩噩，荒淫無恥，使這座松花江畔美麗的城市充滿了金銀氣、酒肉腥和貧苦勞動者的血淚。”(《從癸亥年到癸亥年》)這樣，敏感的詩人自然感到難受，覺得度日如年。不過，這對他擴大視野，認識多方面的社會生活，確實大有益處;對他的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在的第二個詩集《北游及其他》中，反映尤為明顯。

《北游及其他》共分三輯。第一輯《無花果》，寫于1926年秋至1927年夏，那時作者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第二輯長詩《北游》，是作者在哈爾濱“利用1928年新年放假三天的空閑，日以繼夜地寫出”的(《自傳》)。第三輯《暮春的花園》，是馮至1928年暑假回到北京后，在孔德學校教國文時寫的，包括1928年秋至1929年夏期間的詩。詩集初版本扉頁上有“呈給慧修”字樣。這“慧修”，就是楊晦。在《序》中，馮至抒寫了他和楊晦的真誠深厚的友情：

“他用著從他的辛苦生活里換出來的一些經(jīng)驗，把我當作小弟弟一般地愛著，從冬天買棉鞋到夏天做單衫，從白天到大學去聽講到夜晚坐在燈底下寫詩，只要是關于我的生活上的事，無論是精神的或是物質的，幾乎沒有一件不是他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所想的還多……。

還說，自己上小學，是母親用了半夜的功夫為他作準備;從故鄉(xiāng)到北平上中學，是勇于決斷的繼母，獨排眾議把他送去;入大學那年，是父親送他，那時父親似乎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中;而從北平到哈爾濱，則是楊晦料理。馮至到哈爾濱后，楊晦不斷寫信，在信里對他說：

人生是多艱的。你現(xiàn)在可以說是開始了這荊棘長途的行旅了。前途真是不但黑暗而且寒冷。要堅韌而大膽地走下去吧! 一樣樣的事實隨在都是你的究竟的試煉，證明。……此后，能于人事的艱苦中多領略一點滋味，于生活的寂寞處多作點工，那是比什么都要緊，都真實的。” (《北游及其他序》)

人們知道，在《沉鐘》周刊第一期，就引了英國作家吉辛的話：“而且我要你們一齊都證實……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魯迅在稱贊沉鐘社時，也說：“它好象真要如吉辛的話，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鐘’的鑄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腳敲出洪大的鐘聲。”(《<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在《北游及其他》的序之前，也引用了這樣一句話：“當我還未完成了一件美麗的工作，上帝呀，請不要讓我死亡!”我以為，這就是“沉鐘社”的精神，“沉鐘社”的風格，也就是馮至的人生態(tài)度：認真地生活，認真地工作，不懈怠，不消極，不沉淪。這一切，我們從《北游及其地》中，從馮至后來的長期歲月中，都可以得到證實。

長詩《北游》較之《昨日之歌》，現(xiàn)實主義的深度增加，而藝術魅力不減。詩人從學校走向社會，個人獨立地在生活湖水中游泳，更廣泛更具體地看到了舊社會的黑暗，親身體驗、品嘗了生活的苦味之杯，詩中憤激之情較前更濃。在火車上，詩人看到了：

誰的心里不隱埋著無聲的悲劇，/誰的面上不重疊著幾縷愁紋，/誰的腦里不盤算著他的希冀，/誰的衣上不著滿了征塵：/我仿佛也沒有悲劇，沒有希冀，/只是呆呆地對著車窗，陰沉，陰沉……

在哈爾濱，我們的這位正直的愛國的詩人，感到“象是游行地獄”：

蘇俄，白俄，烏克蘭，/猶太的銀行，希臘的酒館，/日本的浪人，/高麗的妓院，/都聚在這不東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滿!

不僅如此，還有那大官的“姨太太穿著西裝，老爺?shù)亩亲迂i一樣的肥”;還有，到處是陰謀，靈魂生蛆：

這里有人在計算他底妻子，/這里有人在欺騙他的愛人，/這里的人，眼前只有金銀，/這里的人，身上只有毒菌，/在這里，女兒詛咒他的慈母，/老人在陷害他的兒孫……

憤怒之火在燃燒，痛恨之情在翻滾。這詩，細節(jié)生動，形象，又凝煉，富有藝術概括力。讀了這首詩，我們仿佛窺見了那腐朽社會的全景，正如詩中所描繪：

啊，這真是一個病的地方，/到處都是病的聲音——/天上那里有彩霞飛翔，/只有灰色的云霧，陰沉，陰沉……

從《北游》中，更呈現(xiàn)了詩人的心痕。對于北方鄰國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的革命，建設，奮斗，詩人朦朧地憧憬，流露出神往，敬仰之情：

松花江上停泊著幾只小艇，/松花江北的北邊，該是什么景象——/那是蒼茫的西伯利亞大陸，/風雪的故鄉(xiāng)!/那里的人是怎樣地在風雪里掙扎，為了全人類作勇敢的實驗……

盡管由于詩人還不曾看見黑暗長途遠處的燈火，不免在悲憤中夾著惆悵和迷惘，苦悶和憂郁，但他仍然堅韌地在探求前進的路，嚴肅地捫心自問：

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幾次燒焚?/在這幾次的燒焚里，/可曾有一次燒遍了全身?/二十年中可曾有過超越的歡欣?/可經(jīng)過一次深沉的苦悶?/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認定，/認定了一個方針?

在這里，我們聽到了詩人鞭擊自己的聲音，同時，我們也感覺到，詩人的思想，并沒有停滯，正在醞釀著變化。

《北游》長達四百余行，分十二節(jié)，各節(jié)有相對的獨立性，又互相聯(lián)系。最長的一節(jié)有七十四行，最短的只有十四行。每一節(jié)結尾一句的后半部，都用“陰沉，陰沉……”作結束。如：

此處便是一望無邊的陰沉，陰沉……



死一樣地，陰沉，陰沉……



只有灰色的云霧，陰沉，陰沉……

這象電影的主題歌曲，如同樂曲中的基本旋律，將詩作的情調、色彩，作了具體而又象征性的表現(xiàn)。

何其芳在論及馮至的詩時說：“開頭的歌唱也還有些生澀，然而漸漸地或者說相當快地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風格：文字并不太加修飾，然而卻表達出來了一種沉重的濃郁的感情，好象就是這種感情本身構成了它的藝術魅力。在他同時和稍后的詩人中，有比他寫得奔放的，有比他寫得清新的，有比他寫得綺麗的，然而象用濃重的色彩和陰影來表達一種沉郁的氣氛，使人讀后長久為這種氣氛所縈繞，卻不能不說是這個作者的特長了。”(《詩歌欣賞(十)》)這是很精當之論。

《北游及其他》中的短詩，一類是愛情詩，一類是關于社會、人生的抒情詩。愛情詩藝術上臻于純熟。《遲遲》專寫盼她給以回答而她遲遲未回答的時刻; 《園中》取暗示法，托物寓意，寥寥八行，余味無窮。《什么能夠使你歡喜》借古代昏君引愛姬發(fā)笑的兩個故事，轉作他義，另出新意：說如果你愛聽裂帛的聲音，那“我的時光也是有用的彩綢一匹，我為著期待你，已把它扯成千絲萬縷”;如果你愛看烽火的游戲，那“我心中的烽火早已高高為你燃起”。《橋》用想象將對她的追求和思念，化作修橋的愿望，寫得奇美。

在《北游及其他》中，伴隨著詩人放眼看人生，悲傷的色彩在一些詩里，較之《昨日之歌》似趨濃重。但詩人那堅韌地工作的人生態(tài)度，不牟私利的道德準則，以及對于光明的不絕的希望，使詩集里的氣氛，并非都是一片陰沉。《花之朝》請友人將來為自己寫上這樣的墓志銘：

“他也曾在花開的早晨寂寂地狂歡，/他也曾在花落的早晨寞寞地長嘆;/花卻永久無恙地開落在人間，/在他的懷中并不曾帶走了一瓣。”

花長存，個人短暫，但他并不想將花據(jù)為己有。在《月下歡歌》里，詩人放懷歌唱：“不要哀哀地訴苦了”，“我無邊的希望都充滿了在這無邊的月色當中”，“我全身的細胞都在努力工作”;詩人將感謝，獻給大自然，獻給父母，獻給中華民族，獻給祖國和整個宇宙。這詩使我們相信，作者可能還要走些曲折的路，但他不會在苦悶的湖里下沉。

1930年5月至9月，馮至和廢名(馮文炳)在北平主編周刊《駱駝草》。馮至后來說：

我在里邊發(fā)表的散文和詩，有的內容庸俗，情緒低沉，反映我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在這時都陷入了危機(《自傳》)。

發(fā)表在《駱駝草》上的詩共八首，即《送》 (刊第1期)，《晚餐》 (刊第2期)，《日落》 (刊第4期)，《星期五的夜晚》、《等待》 (刊第9期)，《夜半的園林》、《酒醒》 (刊第15期)。這些詩，失去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的那種清新和憤懣，詩風趨于清淡。不過，個別作品仍透露了詩人不安于這種消沉生活的信息。

四、學者生涯，并未忘懷詩神和政治風云

1930年，馮至決定了要走學者之路，于這年9月，遠走德國，進入海岱山大學學習，主科是德國文學，副科是哲學和藝術史。導師名BoucKe (布凱)，這是一位歌德研究專家。馮至的好友楊晦在國內，仍時時關懷著他：

當時楊晦曾寫信給我，說要抓緊這個機會，認真讀幾年書，不要沾染當時留學生的習氣。在這幾年內，我書是讀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學生的習氣，但是頭腦里裝的是存在主義哲學，里爾克的詩歌和梵訶的繪畫，嚴重地脫離了中國社會的實際。(《從癸未年到癸未年》)

馮至沒有辜負友人的期望，1935年在德國獲文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為《論諾瓦利斯(Noluvis)的文體》。論述的是德國的一位才華橫溢、不幸早逝的詩人。馮至在《談梁遇春》中曾說到他：“這是文學史里的一種現(xiàn)象，有少數(shù)華年早逝的詩人，象是稀有的慧星忽然出現(xiàn)在天邊，放射異樣的光芒，不久便消逝。”他們“以驚人的才力，嘔心瀝血，譜寫下瑰麗的詩篇。他們的思想格外活躍，感觸格外敏銳，經(jīng)歷雖然不多，生活卻顯得格外燦爛，在短暫的時期內真可以說是春花怒放。……例如中國的李賀、英國的濟慈、德國的諾瓦利斯等人，確實是這樣。”在中國，諾瓦利斯的作品未翻譯過來，很少為人所知。

馮至在德國的五年留學生活，對他不能說沒有消極影響，但對他成為德語文學的專家學者，幾乎是不可缺的;而且，即使就對他的創(chuàng)作而論，也不能說毫無益處。象他這樣痛恨黑暗勢力追求光明的人，生活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全國人民和反動派作最后決戰(zhàn)的偉大時代，遲早會成為前進的戰(zhàn)士，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1935年9月，馮至從德國歸來。次年他在上海同濟大學附設高中班任教，他說：“我給學生上課，實際上進步學生與反動學生之間的斗爭隨時都在給我上課。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我跟著同濟大學從上海到浙江金華，從金華到江西贛縣，后來又經(jīng)過桂林，于1939年初到了昆明。在這時期，除了翻譯一些詩歌外，‘寫不出來’的情況仍然繼續(xù)著”(《自傳》)。馮至這時，一方面顛沛流離，生活很不安定;另一方面，因他同情進步學生，開始卷入政治斗爭漩渦中。1938年暑假，馮至和楊晦受到了迫害。

1939年，馮至到昆明，轉任西南聯(lián)合大學外文系教授。為了躲避敵機的轟炸，他住在離城十五里的鄉(xiāng)間農(nóng)舍里。每星期進城兩三次，其余時間就在住所讀書，中外古今的書他都讀，最喜愛杜甫和陸游的詩，歌德的著作，和《魯迅全集》。

1941年，馮至重新寫詩，在一年內寫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詩。這就是《十四行集》。這個詩集1949年版有一個序言，敘述了創(chuàng)作的動機：

……內心里漸漸感到一個責任：有些體驗，永久在我的腦里再現(xiàn);有些人物，我不斷地從他們那里吸收養(yǎng)分;有些自然現(xiàn)象，它們給我許多啟示;我為什么不給他們留下一些感謝的紀念呢?由于這個念頭，于是從歷史上不朽的精神到無名的村童農(nóng)婦，從遠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飛蟲小草，從個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許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發(fā)生深切的關連的，對于每件事物我都寫出一首詩……

這是作為詩人的馮至第二階段創(chuàng)作的成果，也是他對中國新詩在繼對抒情詩，敘事詩作了重要貢獻之后，作出的第三個貢獻。朱自清曾從史的角度談到這個問題：

從陸志韋先生起始，有志試驗外國種種詩體的，徐(志摩)、聞(一多)兩先生外，還該提到梁宗岱先生，卞先生是第五個人。……第六個人是馮至先生，他的十四行集也在去年出版;這集子可以說建立了中國十四行的基礎，使得向來懷疑這詩體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國詩里活下去(《新詩雜話·詩的形式》)。

中國的十四行詩，馮至和卞之琳的作品，既是這一詩體成熟的標志，又代表著這一詩體的最高水平。

馮至的十四行詩，首首具有詩意。第一首至第四首，詩人贊頌了大自然和宇宙的一切蛻化現(xiàn)象，把這“看成我的引導”;詩人還特別謳歌那小草：

但你躲避著一切名稱，/過一個渺小的生活，/不辜負高貴和潔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



一切的形容，一切的喧囂/到你身邊，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了你的靜默：



這是你偉大的驕傲/卻在你的否認里完成。/我向你祈禱，為了人生。

愿意一生象小草那樣，渺小、純潔、實在。第九首歌頌一位無名戰(zhàn)士。這種人物，在馮至詩中是第一次出現(xiàn)。第十至十四首，歌頌了中外五位文學家、藝術家：蔡元培，魯迅、杜甫、歌德、梵訶。詩人懷著“感謝的深情”，以樸實的筆墨，著重從這些文化巨人與社會、時代、青年的關系中，來呈露他們的形象。寫法多樣，各呈異彩。例如第十一首《魯迅》，只是寫了這位巨人在散文詩《一覺》中對青年寄予的希望：

你走完了你艱險的行程，/艱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曾經(jīng)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在十四行中，馮至往往使個人與整個世界，使細微的現(xiàn)象與社會甚至宇宙聯(lián)系起來，啟發(fā)和誘導讀者去沉思，去領略，神會其中詩意的奧秘。

十四行詩的形式格律，有許多嚴格的規(guī)定與限制。但馮至長于此道，駕馭它并不感到困難，他說：

我采用了十四行體，……純然是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這形式，只因為這形式幫助了我。正如李廣田先生在論十四行集時所說的，“由于它的層層上升而又下降，漸漸集中而又解開，以及他的錯綜而又整齊，它的韻法之穿來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現(xiàn)我所要表現(xiàn)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動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過來，給一個適當?shù)陌才拧?《十四行集·序》)

1983年，詩人又說，《十四行集》，“我也自認為比二十年代那兩部詩集思想上深沉了一些，藝術上更純熟一些，我寫十四行，并沒有嚴格遵守這種詩體的傳統(tǒng)格律，而是在里爾克的影響下采用變體，利用十四行結構上的特點保持語調的自然。”(《詩文自選瑣記》)這個詩集，曾獲得了國內外學者很高的評價。李廣田先生寫了一篇長達三萬字的論文，專論《十四行集》，指出，詩人“在那最日常的道路與林子中發(fā)見他的詩”，“在那平凡的事物里發(fā)見那最不平凡的”;從《蔡元培》、《魯迅》、《杜甫》、《歌德》、《梵訶》中，可以“更清楚，更具體地看出了詩人的人格，這人格正是那一人我，一萬物，一久暫，認一切均在關連變化中向前向上的宇宙觀之最切實的體認”。李廣田認為，《十四行集》最突出的特點和優(yōu)點，是“沉思的詩”(《詩的藝術·沉思的詩》)。朱自清在《新詩雜話》中，一再肯定它，說馮至是“從敏銳的感覺出發(fā)，在日常的境界里體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詩人”;“馮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詩行便很少;但更引起我注意的還是他詩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聞一多先生說我們的新詩好象盡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馮先生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新詩雜話·詩與哲理》)國外研究者，如日本的佐藤晉美子，在《茶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1983年第二號上，也發(fā)表了關于《十四行集》的評論，給了很高的評價。

《十四行集》表明，馮至的思想，正在發(fā)生明顯的變化，視野更加開闊，認識更加深刻，更加關注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和人類、宇宙的發(fā)展。詩人雖然沒有寫抗日的戰(zhàn)歌，但是，他的詩有利于建筑中華民族思想上的抗日長城。

以1941年創(chuàng)作《十四行集》為標志，馮至創(chuàng)作道路，出現(xiàn)了第二個高潮。1942年冬到1943年春天，他又寫出了中篇歷史小說《伍子胥》。

應該說明，這并不是他創(chuàng)作小說的最初嘗試，早在1923年，他就發(fā)表了短篇歷史小說《蟬與晚禱》《河上》等，稍后又陸續(xù)發(fā)表了《鮫人》 《仲尼之將喪》……。《伍子胥》無疑是馮至小說的成熟之作。據(jù)作者說，在《伍子胥》中，之所以“能放筆，不受歷史傳說的約束，給故事添了許多新的內容，是受到魯迅《故事新編》的啟發(fā)。它是與我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耳聞目睹以及個人的生活分不開的。”(《詩文自選瑣記》)這部歷史小說，寄寓著作者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痛恨，和對于人民的希望。它取材于歷史，又不拘泥于歷史。不僅加以鋪陳，而且生發(fā)開去，虛構許多細節(jié)。它一方面突出人民群眾的苦難和睿智;另一方面突出了楚國的腐朽和墮落。作品的“主調仍然是伍子胥為了決心傾覆楚國腐朽的王朝不得不走的艱苦的行程。一路上他只見善者受罪，惡人橫行，美的感到孤單，丑的到處蔓延，但歸終還是善戰(zhàn)勝了惡，美壓倒了丑。”(《詩文自選瑣記》)從這部歷史小說中，我們看到了馮至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萌芽。作品藝術上從容不迫，舒展自如，生活畫面的描繪，典型環(huán)境的設置，人物情緒的渲染，顯出了作者的特長。

1943年9月，馮至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水》。初版收入作品十篇，1947年再版，增加了1942年后寫的三篇，并附上了《后記》。這十三篇散文，寫作時間前后相距十六年。書不厚，但分量相當重。

《赤塔以西》寫于1930年，正是中國彌漫著白色恐怖的時候。寫的是作者赴德國途中的事和感受。它通過一個德國牧師與一個蘇聯(lián)大學生的對話，將宣揚愛的牧師那“真誠”的虛偽，和蘇聯(lián)十月革命為人民大眾謀幸福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作者的傾向隱在描寫的背后。它和作者的其他散文一樣，沒有動人的口號，沒有革命的詞句，作者的感情，生活的哲理，沉淀在作品的深處，底層。《賽納河邊的無名少女》，在傳奇的故事里，呈露那“無笑”社會的面影。《人的高歌》是對為眾人謀幸福者的頌歌，也是對以驚人的毅力創(chuàng)造出奇跡者的頌歌。《憶平樂》向“平樂的那個認真而守時刻”，并且不多收一分工錢的裁縫，獻上謝意和敬意。

《山水》中的大多數(shù)作品，穿插著小故事。它們是散文，又有著“沉思的詩”的特點。讀后誘人回味，沉思。

這個以“山水”為書名的散文集，不是訪奇聞勝的記錄，作者傾心的是“那些還沒有被人類的歷史所點染過的自然”，無名的山水和這些山水中的無名的人物。據(jù)作者自己說，樸素，坦白，少有歷史負擔，未經(jīng)人工點綴、修飾的山水，給了他以無限的精神食糧，始終維系住了他向上的心情：“無論在多么黯淡的時刻，《山水》中的風景和人物都在我的面前閃著微光，使我生長，使我忍耐。就是那些雜文(指戰(zhàn)斗的雜文——引者)的寫成，也多賴這點微光引導著我的思路，一篇一篇地寫下去，不曾感到疲倦。”(《山水·后記》)也就是說，保持純潔向上的心，這是他的人生哲學的核心。二十年代，馮至苦悶、憂郁，但不頹廢;三十年代后期開始，他逐漸和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發(fā)生直接的聯(lián)系，這時雖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在向這個方向邁步。

抗日戰(zhàn)爭后期，由于事實的教育，一大批原來不大關心政治的或對腐朽的國民黨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向革命方面。文藝界和學術界不少人用雜文作為武器，與反動勢力作斗爭。馮至也經(jīng)歷了這樣的階段，他說過：

當時后方的城市里不合理的事成為常情，合理的事成為例外，眼看著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戰(zhàn)場，而死于官長的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與疾病和饑寒戰(zhàn)斗，而荒淫無恥者卻好象支配了一切。我寫作的興趣也就轉移，起始寫一些關于眼前種種現(xiàn)實的雜文……(《山水·后記》)

從1942年起，馮至寫了不少雜文。《這中間》、《八月十日燈下所記》、《郊外聞飛機聲有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這些雜文，并不箭拔弩張，但柔中有剛，在客觀的描繪后，合乎情理提出發(fā)人深思的問題，在樸實的動人的述說中，包含著對反動派的憎恨和憤激。有作者自己的獨特藝術風格在。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他參加了進步師生組織的一些活動。1946年7月，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被國民黨特務殺害，馮至這時正在重慶。他和一些進步人士簽名倡議開追悼會。解放戰(zhàn)爭期間，他站在革命力量一邊，為推翻中國最后一個黑暗王朝，為新中國成立，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五、社會主義文化學術大廈的建筑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馮至以極其欣奮的心情迎來了這難忘的一天，歡度了他生命史上最盛大的節(jié)日。

解放后，馮至更加勤奮學習、工作。他鉆研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逐步樹立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1956年，他參加了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chǎn)黨。建國初，他就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一面教課，一面擔負著繁重的行政工作。此外，中國文聯(lián)有關外國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的工作，他也是負責人之一。文藝界學術界的重要活動，常常邀請他參加。他又是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五十年代，他相當多的時間都花在上述工作上。這些工作的成果，大多并不見諸文字，常被人們忽視，或不為人所知。1964年，馮至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當時，文藝界和學術界已面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文化革命”十年，馮至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權利。粉碎“四人幫”后，他已是七十高齡，但仍然爭分奪秒地從事學術研究，進行撰述。

解放后，馮至除做了大量有關本職和兼職行政事務性工作外，創(chuàng)作上、學術上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

五十年代，馮至又一次出現(xiàn)了詩創(chuàng)作的沖動，寫下了幾十首抒情詩和敘事詩，后結集為《西郊集》，于1958年出版。關于這個詩集，作者說：

新中國的誕生使每個中國人民親自經(jīng)歷了一次新生。我于是又利用我業(yè)余的時間重新寫詩，又重新把詩當作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不肯割舍。詩里基本的調子和過去的也迥然不同了，有信心，有前途，歌頌中國共產(chǎn)黨，歌頌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偉大的事業(yè)。同時對于人民的敵人也給以諷刺和攻擊(《西郊集·后記》)。

對于這些詩，何其芳的評價比較公允、準確。他說，馮至解放后所寫的詩，“多數(shù)都寫得過于平淡，缺乏激情。《韓波砍柴》和《人皮鼓》是還保留有作者早期的敘事詩的某些長處，而又比過去寫得更加精練的作品。除此而外，從其他的作品就很難再見到作者早期詩歌的特色了。”(《詩歌欣賞(十)》) 《韓波砍柴》、《人皮鼓》是我國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少有的優(yōu)秀敘事詩，有詩人獨特的感受，有詩的內蘊的激情;有獨特的思想深度，構思巧妙，藝術上不淺露。

馮至還寫了一些散文，結集的有《東歐雜記》，思想深度藝術特色都不突出。

他的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是《杜甫傳》和關于杜甫及其作品的論文。馮至從青年時代起，就喜愛杜甫的詩，此后興致一直不衰。因此，他在1951年寫出《杜甫傳》，不是靈機一動的產(chǎn)物。幾十年間，他不斷為這本書的寫作積累學、識。《杜甫傳》是我國學術界較早出現(xiàn)的試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杜甫的著作。作者在盡可能詳盡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對杜甫的生活，他的奮斗，掙扎，他的思想演變、創(chuàng)作歷程和作品生活內容、思想內容、藝術上的獨創(chuàng)性等;對與杜甫有關的，從家世到家庭到親友，從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哲學到倫理道德風尚，從自然科學到歷史科學到文學和藝術，從杜甫所受的前人影響到他對后世的影響，都詳略得當?shù)刈髁饲逦脑u述，其中多有創(chuàng)見。

據(jù)作者自己說，《杜甫傳》的寫作的目的是“讓我們認識他(指杜甫——引者)在他的時代里是怎樣生活、怎樣奮斗、怎樣發(fā)展、怎樣創(chuàng)作，并且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什么事物。”寫作時，作者采嚴謹?shù)膽B(tài)度，“力求每句話都有它的根據(jù)，不違背歷史。”(《杜甫傳·前記》)

《杜甫傳》出版后，學術界對它評價較高。《文藝報》1953年第1期上，發(fā)表了李明的一篇簡短但頗有份量的書評。認為該書基本上達到了作者原定的目的，“作者并沒有在這里寫下許多繁瑣的考證和考據(jù)，而是用了比較平易、生動的文字，以杜甫一生的遭遇為經(jīng)，以他所處時代的社會生活為緯，給我們刻劃了杜甫生平及其性格的一個比較鮮明的輪廓。”(《“杜甫傳”》)

至于這部傳記的不足之處，有人說是在“對杜甫的作品作藝術的分析，并從中國文學的發(fā)展上來進行評價”方面。如果要求一部十幾萬字的詩人傳記，對詩人的多達一千四百多首詩，作細致的藝術分析，似求之過苛;至于“從中國文學的發(fā)展上來評價”，要求則是合理的。《杜甫傳》在這一方面也注意論述，但確有不足。

對德國語言和文學的研究，是馮至長期從事的本職工作。二十年代初，他就開始發(fā)表有關德語著作的翻譯文字。六十年來，成集的有：海涅的《哈爾次山旅行記》，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海涅詩選》，海涅的《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和《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等，他還主持翻譯了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的劇本。中國的翻譯界，一向主張“信、雅、達”。馮至的譯文和譯詩都很出色。從嚴格的意義上說，詩是難以翻譯的。由于馮至自己是杰出的詩人和學者，譯詩能傳原作的神韻，仍富有詩意，確屬難能可貴。在德國文學研究方面，他為許多德文的中譯本選集、譯文集、譯詩集作序，發(fā)表過不少單篇論文。1958年，他主編了《德國文學簡史》。我國學人編著的德國文學史，三十年代初就有兩種以上。因此，馮至主編的這一部，并不是最早的，但它卻有編著者的許多新見解。

無可諱言，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在政治斗爭頻繁，我們黨也犯有“左”的錯誤的時候，馮至有時也難免存在失誤之處，但如果我們“顧及……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魯迅語)，那就不會厚非了。

馮至幾十年來，一直追求光明，傾向進步，他從一個民主主義者到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從一個幼稚的中學生，到杰出的詩人，蜚聲中外的學者，一直保持著正直、忠厚、謙遜、樸實的品德和風格;他一直極其勤奮地工作，著譯數(shù)量不算很多，但大都很有分量;我們更應看到，他將更多的時間花在培養(yǎng)晚輩和青年上，他甘當“人梯”，樂做照亮他人的“紅燭”。多少后學，對他懷著深深的感激;多少青年，對他表示無言的敬佩。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釋

附錄一 馮至著譯書目

《昨日之歌》(新詩集),上海北新書局1927年4月初版。

《哈爾茨山旅行記》,(德)海涅著,馮至譯,上海北新書局1928年3月初版。

《北游及其他》(新詩集),沉鐘社1929年8月初版。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德)里爾克著,馮至譯,商務印書館1938年7月初版。

《十四行集》(新詩集),桂林明日社1942年5月初版。

《山水》(散文集),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伍子胥》(歷史小說),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9月初版。

《東歐雜記》 (散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年11月初版。

《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11月初版。

《遠方的歌聲》,(捷克)魏斯柯普夫著,馮至、朱葆光譯,人民文

學出版社1953年11月初版。

《張明山和反圍盤》(報告文學),北京工人出版社1954年7月初版。

《馮至詩文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9月初版。

《海涅詩選》,(德)海涅著,馮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5月初版。

《西郊集》(新詩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2月初版。

《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德)海涅著,馮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初版。

《德國文學簡史》,馮至等主編(上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分別于8月、12月初版。

《詩與遺產(chǎn)》 (論文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1月初版。

《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德)海涅著,馮至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1月初版。

《馮至詩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初版。

附錄二 馮至研究資料索引

朱自清《新詩雜話》 (《詩與感覺》、《詩與哲理》、《朗讀與詩》、《詩的形式》等篇),作家書屋刊行,1947年12月初版。

李廣田《詩的藝術·沉思的詩》,專論《十四行集》。開明文學新刊,1947年7月三版。

李明《“杜甫傳”》(書評),載《文藝報》1953年第1期。

何其芳《詩歌欣賞》(十),作家出版社,1962年4月出版。

馮至《自傳》,見《中國現(xiàn)代作家傳略》(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初版。

陸耀東《論馮至的詩》,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2輯。

佐藤普美子(日)《論馮至的<十四行集>》,茶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第二號,198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