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未然人物簡歷簡介,光未然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怒吼吧，黃河!/掀起你的怒濤，/發出你的狂叫!

/向著全世界的人民，/發出戰斗的警號!

——《黃河大合唱》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這雄壯的戰歌，響遍了遼闊的中國大地。今天，它仍然被傳唱著。每當聽到這壯美的旋律，戰斗的呼喚，人們自然會記起歌詞的作者——光未然。

光未然，本名張光年，筆名光未然、未然、華夫等。1913年11月1日生于湖北省光化縣老河口鎮。當他呱呱墜地的時候，正是民國初年，中國社會處于動蕩之中。1927年大革命的洪流卷到光化的時候，十四歲的光未然已經是個懂得民族憂患、胸中燃燒著革命理想的少年。他在家鄉參加了大革命，并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了革命的生涯。大革命失敗以后，光未然當過商店學徒、書店店員，當過小學教員，稍后，在武漢念過私立大學，還教過中學。三十年代初，光未然在民族危難之秋開始了進步的文藝活動。

他的創作道路緊緊地合著時代的脈搏，自始至終與民族和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

五月的鮮花

光未然的文學創作是在斗爭中開始的。三十年代初，中國左翼文藝運動蓬勃興起，革命文學深入發展。林語堂卻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在《論語》等刊物上提倡“幽默”、 “閑適”和“性靈”文學。這個主張，在客觀上起著為國民黨“幫閑”的作用，實質上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魯迅《南腔北調集· “論語一年”》)。對此， 魯迅寫了《“論語一年”》、 《小品文的危機》、 《幫閑法發隱》批評了林語堂的主張。光未然自覺地站在左翼文藝運動一邊，參加了論戰。他發表的第一篇雜文，就是批評林語堂的。

光未然第一篇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的作品是歌詞《五月的鮮花》，這首歌誕生于1935年8月間，是劇本《阿銀姑娘》的序曲，經業余音樂愛好者閻述詩譜曲之后，廣泛流傳開來，而獨幕劇《阿銀姑娘》卻被人們淡忘了。

當時，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東北已經四年，華北部分地區也淪入敵手;北上抗日的紅軍正在極端艱苦的長征道路上奮勇前進，東北抗日軍民正在浴血苦斗;蔣介石政府不但不理會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反而對外媚敵投降，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共產黨人、愛國人民和進步青年受到帝國主義、反動派殘酷的鎮壓和迫害。” (光未然《關于<五月的鮮花>》)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光未然以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在《五月的鮮花》中，歌唱了“為了挽救這垂危的民族，他們曾頑強地抗戰不歇”的英雄， “表達了對于抗日軍民的崇敬”;抒寫了“淪亡”中的東北人民， “天天在痛苦中熬煎，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飯碗，屈辱地忍受那無情的皮鞭”的亡國之苦，“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悲憤情緒和反抗要求”;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政府， “敵人的鐵蹄越過了長城，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親善睦鄰’呵卑污的投降，忘掉了國家更忘掉了我們!”表達了“對于帝國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的切齒痛恨”;描寫了人民大眾的覺醒， “再也忍不住這滿腔的憤怒，我們期待著這一聲怒吼，吼聲驚起這不幸的一群，被壓迫者一起揮動拳頭!”(《五月的鮮花》、 《關于〈五月的鮮花〉》)

閻述詩當時是從東北流亡關內的作曲者。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滿腔悲憤寫成曲調，配上激憤的歌詞，顯得“樸素、親切，沉痛而堅定” (《關于〈五月的鮮花〉》)，形象鮮明而動人，因為這首歌是由詩人和作曲者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所以，它能深深打動人們的心靈。

這支歌及時地表達了群眾的情緒，與群眾的心緊密相連，很快在群眾中傳唱開來，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產生過很大影響。“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曾鼓舞千百萬青年的斗爭熱情。

這支歌的成功，使詩人認識了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由此開始了歌詞創作的道路。

1936年冬，光未然從武漢到上海，一邊從事革命活動，一邊為報刊寫稿，靠零星的稿費和朋友的支援維持生活。民族災難的深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使他更清醒地認識了中國的社會現實，更堅定了革命信念和為建設一個新中國而斗爭的決心。1937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上海，光未然組織并領導了一個青年讀書會，團結進步青年，探討革命真理，進行革命活動。五六月間，也就是抗日戰爭即將爆發的前夕， 《五月的鮮花》流傳到上海。冼星海、張曙等人領導的上海救亡歌詠運動立即大力傳播了這首歌曲。一天，光未然接到通知，在遠郊大場舉行歌詠大會。他和一批青年朋友興致勃勃地參加了這個大會。那時，不顧反動派的阻撓，遠道趕來的工人、店員、學生，秩序井然地擠滿會場。冼星海同志親自登上方桌指揮練唱《五月的鮮花》。歌聲，點燃了群眾心中的烈焰，整個會場，歌聲震天，熱浪翻滾。群眾激奮的情緒和昂揚的斗志，使光未然受到很大鼓舞。

《五月的鮮花》歌詠集會，把詩人與音樂家連結在一起了。第二天，光未然應邀訪問冼星海。對民族命運的共同關心，使兩人一見如故。連慣于沉默思考而寡于言談的冼星海，也談了很多。臨別，冼星海提出請光未然為高爾基周年祭辰寫一首紀念歌詞，光未然欣然應命，這是詩人與音樂家的第一次合作。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光未然和同志們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團，冼星海也參加了，后來，他隨上海救亡演劇隊離開上海。10月間，光未然與冼星海先后到達武漢。冬天，光未然因事從武漢回鄂北，路過安陸，正逢冼星海隨洪深領導的上海救亡演劇二隊也在安陸工作，又為詩人和音樂家的合作，提供了一次良好的機會。經演劇二隊同志們熱情挽留，光未然在演劇二隊住了十多天，一同度過了新年。這時間光未然寫詩、冼星海譜曲，兩人又合作過幾支新歌。

1938年春，由于我黨堅持同國民黨的斗爭，在周恩來同志的直接籌劃和領導下，成立了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任廳長。時代又為詩人和音樂家的合作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光未然和冼星海、張曙一同參加了第三廳的工作。在武昌曇花林第三廳所在地的后樓上，他們同居一室，卻幾乎每天都朝出晚歸，白天在武漢三鎮各處奔走宣傳，只有臨睡前才得交換一些意見。但是，困難并沒有影響合作。 “遇到‘五·一’、 ‘五·四’、‘七·七’這樣的紀念日即將來臨，星海就要促我當晚寫出歌詞，他當夜作曲，第二天過江去教唱，有時他也邀我一同過江去聽新歌試唱，一同在青年朋友們的高歌和歡笑聲中度過整天，夜晚一同回來。”這是光未然對詩人和音樂家合作的回顧。 (光未然《冼星海同志回憶錄》)

1937和1938年兩度在武漢、一度在安陸相處，光未然和冼星海合作過十幾首歌曲，其中有《新中國》、 《新時代的歌手》、 《戲劇抗戰》、 《拓荒歌》、 《紀念五一節》等。這些歌的創作都是急就章，隨寫隨唱隨丟，保存下來的不多。但這些歌確實為宣傳抗戰，鼓舞人民，打擊敵人，發揮了積極作用。1937年光未然發表過《論戰時文藝總動員》一文，其中頗有影響的觀點是光未然提出：戰時的詩歌應該是粗獷的戰歌，而不是柔靡的回避現實的低吟淺唱。這個主張，是詩人對新時代詩歌理論的探索，它影響了眾多的作家為創作出能夠鼓舞群眾奮起抗戰的戰歌，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而光未然從1935年創作《五月的鮮花》開始，與冼星海合作的每一首歌，便是“粗獷的戰歌”這一口號的實踐，也是詩人對抗戰文藝運動的貢獻。

難民的悲歌

光未然的文學創作是劇本與歌詞同時開始的。他的劇本創作主要成就是街頭劇。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時代要求文藝運用各種手段迅速、生動地反映社會現實。 “街頭戲劇， 已經成為抗戰中的主要宣傳方式之一了。可是，街頭劇的產量，是如此地少而又少，特別是名副其實的街頭劇——即一方面含有豐富的戲劇性，一方面又能實地上演于街頭者，恐怕只有屈指可數的幾種。為了這個，使戲劇界的同志們苦惱萬分”(《街頭劇創作集·前記》)。為適應時代的要求，光未然以飽滿的熱情創作了街頭劇。1938年1月揚子江出版社出版的《街頭劇創作集》保存了他的三個劇本二篇論文，都寫于1937年秋冬之間，是適應時代呼喚的急就章。

《難民曲》、 《淪亡之后》、 《親善》三個劇本，描寫了淪亡之后難民的悲苦生活;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親善的假面，抨擊了投降主義者的丑惡行徑。 《難民曲》是根據抗戰爆發之初，作者在上海難民收容所服務時的真實感受寫成的。它通過對兩個女工逃亡中悲苦生活的描寫，反映了帝國主義侵略給祖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鞭撻了國難當頭殘酷壓榨工人的剝削者和民族敗類的丑惡行徑。這個劇既寫了民族矛盾，也寫了階級矛盾，具有較深的教育意義。但是，由于時間、 環境的限制，無暇精雕，劇作顯得有些粗糙：情節比較簡單，人物缺乏個性。

在劇本創作的同時，光未然還對街頭劇創作和演出的理論進行了研究。《論“街頭劇”》一文提出：街頭劇必須是“能以最便捷的方式，用最簡單的設備，傳達最通俗的劇情，而能在街頭或曠野上實地演出者”。為此，他主張：街頭劇以沒有布景、不用燈光、避免化妝、不用音響效果、打破幕限和能流動公演為原則。為了促進街頭劇的創作，提高街頭劇的質量，他還提出了“研究街頭”

光未然的街頭劇創作，是他街頭劇理論的具體實踐。《街頭劇創作集》中的劇本，打破了幕限，能流動公演，可以上演于舞臺，也可以上演于街頭，演員少，沒有布景的拖累。譬如《親善》，利用街頭演劇車為舞臺，適于街頭宣傳。其實，光未然的街頭劇理論，也是他創作實踐的理論升華。

這些劇本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難民曲》在《大公報》的“戰線”副刊發表之后， “甫及一月，編者陳紀瀅先生接到各地演出報告的信，已達二三十封，同時，來函催問單行本的，日必數起。”(《街頭劇創作集·前記》)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歡迎。

話劇或歌劇，在外國源遠流長，與中國的古典戲劇頗不相同。傳入中國以后，往往只能在燈光、道具、布景齊全的舞臺上演出，與工農大眾難得相見。左聯成立初期，雖然提倡過話劇深入到工廠、農村、大眾中去，也沒有切實做到。抗戰爆發以后，時代要求文藝宣傳抗戰，為抗戰服務，包括話劇、歌劇這樣的藝術形式，必須進行改造，使之更適合抗戰宣傳的需要。光未然對街頭劇的倡導、實踐、研究，便為戲劇藝術形式上的革命開辟了一條道路，使戲劇脫離貴族的身分，擠進了黑手、泥腿的工農群眾之中。那時，還未正確解決什么是大眾化的問題，光未然團結一批戲劇積極分子，為探索戲劇的大眾化做出了努力。

怒吼的黃河

在光未然的創作中，影響最大的是組詩《黃河大合唱》。這也是光未然與冼星海最后一次合作。

1938和1939年，光未然兩次渡過黃河。末一次是1939年春天，光未然在晉西呂梁游擊區的山溝里墮馬受傷， 躺在擔架上，橫渡黃河，到延安邊區醫院去治療。

黃河行舟的壯景深深打動了詩人。黃河，曲折宛延，一瀉千里，濁浪排空，卷起陣陣雷鳴;渡口，水流湍急。木舟在浪濤中穿行，在漩渦里起伏。而白髯飄飄的老船工，面對驚濤駭浪，昂首而立，從容不迫，指揮若定;水手們奮力搖櫓。雄壯的號子回蕩在洶涌的怒濤中，也激蕩在詩人的心中。這不正是危難中中華民族的象征嗎!延安，革命的搖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軍民共同奮斗，抗擊敵寇。前線，為民族命運拚殺于戰場的戰士，不怕流血犧牲，奮勇殺敵。這氣魄，這勇敢，這斗爭，激動著詩人的心靈，這不正是怒吼的黃河上的船夫的象征嗎!黃河的路曲曲彎彎，從昆侖山下，奔向黃河之邊，濁流婉轉，結成九曲連環，這多象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是黃河，記載著我們民族的古往今來。一個光輝的詩的形象，在互相印證、互相溶合中，逐漸誕生于詩人的心中。他打算寫一首題為《黃河吟》的長詩，把兩次渡過黃河和在黃河邊上行軍時的感受，藝術地再現出來。

當時，是抗敵演劇三隊的同志們伴送光未然到延安的。他們于1939年2月到達延安。演劇三隊到延安是學習和匯報來的，在延安，他們需要上演新的節目。冼星海到醫院看望光未然時，提儀再來一次合作。三月間，詩人便決定把打算要寫的《黃河吟》，改寫成《黃河大合唱》。因光未然左臂腫脹，行動不便，由他口授，演劇三隊的胡志濤筆錄，五天寫成。詩稿完成以后，一天晚上，在西北旅社的一間窯洞里，請來了冼星海，光未然朗誦了歌詞，并介紹了寫作意圖，以便為冼星海作曲時參考。冼星海住在魯藝教師的窯洞里，當大生產運動告一段落的時候，便開始了《黃河大合唱》的譜曲工作。樂思泉涌，迸流奔瀉，經常使他處在無法自抑的興奮之中，日夜突擊，六天寫完了《黃河大合唱》全部曲調。

《黃河大合唱》由八章組成。分為三部分，以黃河為主體，展開了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

第一部分包括一、二、三章。描寫黃河上與驚濤駭浪搏斗的船夫和黃河。第一章《黃河船夫曲》，你如果靜心去聽，“可以發現一幅圖畫，象幾十個船夫劃船，面上充滿戰斗的力量。”(冼星海《我怎樣寫〈黃河大合唱〉》)詩歌，有橫渡黃河時與波濤掙扎搏斗的緊張，也有即將到達彼岸時的愉快、希望和光明。是黃河行舟壯景的真實摹寫，也是中華兒女為民族存亡英勇斗爭情景的再現。第二章《黃河頌》和第三章《黃河之水天上來》，歌頌了黃河的雄姿，偉大的氣魄，堅強的性格， “象一個巨人，出現在亞洲平原之上”;描寫了黃河的威勢，咆哮的力量， “發起怒來，賽過萬條毒蟒”， “沖破人間的堤防”，“削平了數百里外的村莊”， “黃河兩岸，遭到了可怕的災殃”。抒寫了東方強盜侵略下人民的災難，用黃河兩岸人民的反抗，奏響了偉大民族勝利的凱歌!這一部分，格調高亢昂揚，氣勢奔放。

第二部分包括四、五、六三章。描繪了黃河兩岸人民由痛苦、悲憤到醒悟、斗爭。第四章《黃水謠》和第六章《黃河怨》寫了民眾痛苦的呻吟和悲慘的哭訴， “自從鬼子來，百姓遭了殃，奸淫燒殺一片凄涼”，“妻離子散天各一方”。第五章《河邊對口曲》，運用通俗對話寫出了“家破人亡”流浪他鄉的凄苦，也表現出了人民為國家當兵去，太行山上打游擊的決心。這部分格調低沉、悲切、怨怒。

第三部分包括七、八二章。《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描寫了在黨和毛澤東領導下，抗日的英雄兒女“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自衛戰爭。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他們在“萬山叢中”， “青紗帳里”，“端起了土槍洋槍”， “揮動著大刀長矛”!詩人呼喚黃河掀起怒濤，發出狂叫，向著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發出戰斗的警號。這一部分格調明快、有力、熱情。

全詩以黃河為題材， “歌頌的是黃河兩岸的人，歌頌的是黃河流域英勇抗戰的人民武裝，歌頌的是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的人民的抗日游擊戰爭。”(光未然： 《冼星海永遠和我們在一起》)這是一部“有偉大的氣魄，有技巧有熱情和真實，尤其有光明的前途”的抗戰史詩。特別經過冼星海譜曲以后，描畫出了一幅燦爛的光輝形象， “音節的雄壯而多變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辭句，就象風暴中的浪潮一樣震撼人的心魄”(郭沫若《序<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誕生之后，在魯藝音樂系協助下，抗敵演劇三隊在陜北公學大禮堂演出過，獲得很大成功。后來冼星海親自組織并親自指揮有五百人左右參加的合唱隊，演出了《黃河大合唱》，1944年昆明學生運動高潮中，演出過這個大合唱，1946年北平進步青年組織的星海合唱團，為懷念冼星海也舉行過演出。這個大合唱，每次演出都洋溢著戰斗的激情。

《黃河大合唱》以它獨特的藝術風格，標志著光未然詩歌創作的成熟。也以深刻的內容精湛的藝術顯現了我國抗戰文藝創作的新收獲。

屈原的歌聲

1938年4月，光未然同96名文藝工作者一同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決心“把分散的各個戰友的力量，團結起來，象前線將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粉碎寇敵，爭取勝利”， “把中華民族文藝偉大的光芒，照徹于全世界，照徹于全人類”(《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在武漢發生的朗誦詩運動，便是抗戰文藝運動新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馮乃超、穆木天、錫金、高蘭、任鈞和光未然都是朗誦詩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們一面呼號， “讓詩歌的觸手伸到街頭，伸到窮鄉，讓它吸收埋藏土里未經發掘的營養，讓它啞了的嗓音潤澤，斷了的聲音重張，讓我們用活的語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 (馮乃超《宣言》)一方面團結進步詩人，在《時調》、《詩時代》、《五月》、《抗戰文藝》等刊物上大量發表朗誦詩，并在各種集會上積極朗誦抗戰詩歌。經過努力，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名的朗誦詩運動，朗誦詩被稱為抗戰中誕生的“新的文學樣式”(羅蓀《抗戰文藝運動鳥瞰》)

1938年10月武漢失陷，詩人們轉往山城重慶，詩朗誦活動又在重慶蓬勃發展。光未然輾轉晉西、延安之后來到重慶，積極參加了詩朗誦活動。他們成立詩歌朗誦總隊，刻印詩稿，背誦排練，組織朗誦會。光未然是這次詩朗誦運動的積極推動者之一， “是無形的藝術指導，朗誦示范” (臧云遠《霧城詩話》)。他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朗誦詩人，據臧云遠回憶： “在朗誦藝術上，至今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趙沨同志。……還有一位是光未然同志。……如果說趙諷同志的朗誦屬于柔和派，小河流水，潺潺動聽，曲回婉轉，美不勝收，那么光未然同志的朗誦則屬于剛強派，長江大河，氣勢奔騰，音調宏偉，氣象萬千” (臧云遠《霧重慶詩朗誦小記》)。1940年，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為了以高昂的歌聲呼喚抗敵戰斗，讓詩歌成為真理的號角，戰斗的旗幟，光未然與高蘭、臧云遠等發起確立中國詩人節。倡議立即得到郭沫若、老舍等人的贊助和支持，五月初五日，在敵機的轟炸聲中召開了第一屆詩人節大會。會上，詩人們歡聚一堂。郭沫若報告屈原生平，常任俠朗誦《離騷》，光未然在端午節前夕創作的長篇敘事詩《屈原》，便發表在這次大會上。

《屈原》這首長詩，選擇屈原的愛國思想和不屈的斗爭經歷為題材，這是抗戰局勢和政治斗爭的需要。屈原“奔放的愛國的熱情，高潔的真純的胸懷，是屈原藝術生動感人的泉流。詩人眼看著明媚的山河被敵人蹂躪，橫行霸道的奸臣向敵人獻媚，他的憤怒的歌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蘭聽見了發抖，他的雄壯的歌，可以鼓舞無數戰士為摧毀強暴而崛起。”(《詩人節宣言》)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國統區的政治形勢與屈原時代的楚國政治形勢有某些共同的特點，可以借古喻今。光未然賦于歷史題材以深刻的現實意義，把四十年代初人民的憤怒復活在屈原身上，把四十年代初國民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和妥協投降復活在楚國的宮廷之中，發人深醒，促人奮起。作者通過作品狠狠鞭笞了楚國統治集團，指出：在昏庸的楚懷王身邊是“一個狐群狗黨”，太監靳尚與王子子蘭、司馬子椒、寵姬鄭袖，勾結一氣， “上欺君來下壓臣，勾通敵國害忠良”。同時，熱情歌頌了屈原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而情深意切地告戒人民：

呵，莫讓呵，/莫讓他三楚后代的詩人，再重復你那悲憤的歌聲啊!

這首詩具有很深的教育意義。在運用歷史題材為現實服務方面，光未然在詩歌創作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綠色的伊拉瓦底

國民黨反動當局于1941年1月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我新四軍九千人遭到國民黨七個師八萬余人有計劃的包圍襲擊，我軍戰士大部壯烈犧牲。與此同時，他們對文化界進步人士也加緊了迫害鎮壓。許多進步文藝工作者，在黨的關懷下，離開重慶。光未然出走緬甸。在長詩《綠色的伊拉瓦底》中記述了詩人當時“流亡”的心情： “那一天，當我流亡的腳步踏進悲哀的緬甸”， “我懷著激動的心，輕輕走到你的身邊。傾聽你伊江緊張的喘息，傾聽你緬甸大動脈不安的振顫，雖然明月冷淡地望著我，雖然群星狡猾地譏笑我，我預言：在到處埋藏著火花的燥熱的緬甸，雷火交響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在緬甸，光未然主辦過《新知周刊》，一方面團結華僑中進步青年和文化人士從事反法西斯的文化活動，一方面，寫了一些文藝理論文章，對許多文藝理論問題進行了探索，對文藝創作進行了研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法西斯的魔爪迅速伸往東南亞。光未然從緬甸回到云南。異國的生活，使詩人百感交集。緬甸，巳被近代的厄運打破了歷史上詩一樣的生活，人民群眾反抗的情緒正在滋長。萬千思緒，在詩人的心中化為綿綿不斷的詩意，創作了又一次顯示了詩人藝術才華的長詩： 《綠色的伊拉瓦底》。

在《綠色的伊拉瓦底》中，詩人以飽蘸激情的筆，描寫了緬甸美好的河山，悠久的歷史。一百年前，緬甸是一個優美動人、童話般的世界： “綠色的伊拉瓦底，帶著玻璃樣透明的心腸，熱情而豪爽地流在緬甸佛國的靜土上。象群在江邊游嬉;孔雀在江上飛翔;青年們在兩岸高聲歌唱;那歌聲熱情而又豪爽，正象她綠色的伊拉瓦底一樣。”綠色的伊拉瓦底的岸邊，是一望無際的綠野，在綠野上，青年婦女著“紅色的沙籠”，青年男子圍“方格子的圍裙”，僧侶們披“黃色的袈裟”，好象“五光十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

在《綠色的伊拉瓦底》中，詩人以真摯的同情，述說了緬甸近代的不幸，呼喚人民的反抗和斗爭。帝國主義的侵略，使這美麗、快樂的國土陷入深重的苦難之中。 “農民的孩子，穿不起沙籠，赤條條地，輾轉在泥濘里”，仰光這座古老的城市， “烏鴉滿天飛”， “淫蕩替代了清明。在這被蹂躪的國土上， “饑餓的淚水”流向“被不休的奸污癱瘓了的綠色的伊拉瓦底”。作者深信，壓迫必然要激起反抗的怒火， “燒出佛國的光明”，人民斗爭的洪流一定會“洗刷血淚斑斑的緬甸”。

在《綠色的伊拉瓦底》中的贊美和同情，雖為異國所感而發，卻源于詩人對祖國命運的關切。所以，這首長詩既是對緬甸人民歷史及現實生活的描寫，也是獻給戰斗中的祖國的歌。

長詩從對綠色的伊拉瓦底的贊美中，描寫緬甸土地的富饒、人民的善良、生活的靜謐，從對它古老歷史的敘述中，描繪了童話般的麗境，而后筆鋒陡轉，從“請原諒我吧，綠色的伊拉瓦底”的歉意中，引出了緬甸人民的苦難。把麗境與污泥連在一起，把靜謐與苦難連在一起，有詠有嘆，有敘事有抒情有描寫，用事實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

午夜的雷聲

回云南之后，在昆明，光未然就教于一所國立中學。這時，詩人經歷了一個苦悶時期。在苦悶中，他寫了一些抒情詩，后來結集為《雷》;他整理了一部云南民間敘事長詩《阿細的先雞》。不久，轟隆隆的雷聲便驅逐了“夜的幽靈”，詩人又投入到腳踏實地的斗爭中去，熱切地呼喚光明的到來。

暗夜中的苦悶，雖然短暫，但也確實苦惱了詩人的心，光未然自己曾說過： “《雷》是我在1943年1月到11月這個期間所寫的五篇短詩的結集。……我自始即認為這個詩集是我離群索居之日心靈一度迷失的產物，一年以來，我早已從那個感情的泥沼中解脫出來了，以清醒和寧靜重讀舊作，才恍然于當時之沉溺之深和迷失之遠，竟到了那樣狂亂可驚的地步!” (光未然： 《雷·再跋》)光未然認為《雷》是“痛病的慘叫，狂人的囈語，不健康，不和諧的聲譜” (光未然： 《雷·跋文》)。 《野性的吶喊》中的《煩躁》一首，正是詩人焦躁、煩悶、渴望情緒的反映。 “無端的煩躁，蘊蓄著無盡的力，要尋找每一個機會，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 “無端的煩躁，是決堤的水，他命令，腐朽的時代，庸俗的防堤，在他面前崩潰”。在《眼睛》中，他夢見自己是一個迫害狂患者，眼睛里“殘留著夢中的熱淚”，在《細菌》中，他感到細菌爬進了自己的血液，希望不要沉淪，而在烈火中獲得新生。他也歡呼“午夜的雷聲”，“裸露著灼熱的身體，從顫抖的臥榻上躍起，用熱血脹紅了的眼睛，透過窗外襲來的暴風雨，向黝黑的天際搜索” “轟隆的足跡”，讓“箭一般的驟雨射傷我的肉體”，用火的聲音驅逐“夜的幽靈” (《午夜的雷聲》)。詩人要在苦悶中，使舊的崩潰，使黑暗后退。在苦悶中，詩人有狂叫、有熱淚、有渴望、也有追求，雖然他還不清楚光明何時才能到來。

為了避免空襲，光未然就教的學校疏散到了離昆明一百多公里的路南縣。這是一個美麗的小縣城。城外的山林里有彝族人民居住的村落。光未然在《我怎樣整理<阿細的先雞>》一文中，曾回顧了自己與彝族人逐漸認識的過程。 “最初我們只是以好奇的眼光來欣賞那些彝族婦女的服飾，至多也不過看到他們在街集中受著過分的剝削與欺侮而感到不平; 日子久了，也常到鄰近的彝族村落中去散步，頗驚奇于他們的生活水準之低下;以后也常有機會結識一些在路南縣中念書的彝族青年，探問他們的生活與家世，對他們的了解算是逐漸加深了。”通過了解，詩人深感這些善良的人民的擔負的歷史苦難，遠遠超過了內地的農民。這千百年來變本加厲的欺凌和剝削，一定會使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少數民族定居的地帶，變成憤怒與仇恨的火山。出于對被壓迫和被剝削民族的同情，光未然打算“描寫他們的生活，表現他們的苦難，把他們的聲音廣播到全世界”(光未然： 《我怎樣整理〈阿細的先雞〉》)。

莊嚴的責任感促使詩人開始了翻譯、整理工作。彝族青年畢榮亮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原文是五言詩體，畢榮亮把原詩一個字一個字地念給光未然聽，并把每一個單音翻譯成恰當的漢語。因畢榮亮的文化和漢語的程度，不足以傳達曲折微妙的詩意，漢彝語法上又有很大出入，光未然特地花了相當的時間研究阿細語的語法習慣，盡可能地搜集了一些有關彝族社會生活和神話傳說的材料。盡管如此，翻譯工作還是相當吃力的。1943年2月，學校遷返昆明，為了翻譯記錄這部長詩，他在路南多留了一個星期，夜以繼日地工作。就這樣，從1943年2月開始記錄，10月開始整理，完成了初稿。1944年2月，詩人重訪路南考察研究，暑假期間完成了第二稿，9月間完成這部長詩，11月交由李公樸先生主持的北門出版社出版。

通過《阿細的先雞》的出版，在實踐的基礎上，光未然總結出了“直譯，改寫，潤飾，修改，伸展，補綴，刪節”的方法。先將原詩一句句直譯出來，由于阿細語與漢語的語法習慣不同，直譯不能為漢民族接受，在直譯的基礎上，詩人運用漢語的表達方式，對原詩進行了改寫、潤飾、刪節，有些片斷意義不甚明了或不相銜接，便運用“伸展法”進行補充。經過這一系列的工作，五言長詩譯成了自由體詩。這在民間流傳的原著的基礎上的加工修改潤色補綴，使《阿細的先雞》具有了新的意義，它既是少數民族著作的翻譯，又是詩人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整理，藝術的再創造。

1944年詩人擺脫了苦悶的情緒，又開始了腳踏實地的斗爭。參加了李公樸、聞一多等人領導的昆明反蔣民主運動。為適應斗爭的需要，光未然的創作轉向了政治諷刺詩。據光未然回憶： “往往在開會的前一天，聞先生寫封短信來，或者親自來到我住的小樓上，笑著催促我：‘怎么樣?明天的會很重要呵!來一段吧!’那時，我住在李公樸先生家里，他更便于就近督促我，也常常是我的急就章的第一個聽眾和批評者。”(光未然《五月花·后記》)這個階段的詩，與光未然的朗誦詩一樣，為了斗爭的需要而寫，寫后在群眾的集會上朗誦，很少收集保存。今天我們看到的《我嘲笑》、 《市儈頌》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在《我嘲笑》中， 運用堂·吉訶德和阿Q兩個形象作比喻，批判的鋒芒直指蔣介石： “我嘲笑阿Q全副武裝，胸前掛滿了勛章。他得意洋洋，整天向小尼姑挑戰。冷不防被人抓住了小辮，劈頭給他一拳，他縮緊了脖子，閉住眼;說這是兒子打老子，說這觸犯了領袖的尊嚴!”這首詩寫于1945年9月3日。這一天，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正式簽字。為慶祝抗戰勝利，促進和平的實現，昆明學聯聯合社會進步人士一道在西南聯大舉行“從勝利到和平”聯歡晚會，這次大會是昆明進步力量大示威，也是昆明反蔣民主運動中的一次重要集會。《我嘲笑》便是為這次集會創作，并在這次集會上朗誦的。

光未然政治諷刺詩的特點是語言通俗、樸素，寓嘲諷的激情于鏗鏘的詩句中，適合朗誦、易懂。加之內容深刻，揭露有力，在當時確實發揮了重要的戰斗作用。

為避免迫害，在李公樸先生的安排下，于1945年10月，光未然離開昆明。1946年由北平進入華北解放區，先后在北方大學藝術學院、華北大學文藝學院主持教學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光未然一直在北京從事文藝的領導工作。擔任過《劇本》、 《文藝報》的主編，任過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等職。

建國后的詩作，1960年出版了詩集《五月花》，其中第二輯、第四輯是解放后的作品，詩人以熱情的筆觸，歌唱新中國，歌唱黨，歌唱社會主義，歌唱新的生活，向新的時代獻出了心中的歌。影響較大的歌詞有《三門峽大合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粉碎四人幫以后，光未然又拿起了詩筆，寫了《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驚心動魄的一九七六年》，歡呼黨和人民的偉大勝利，懷念、歌頌周總理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同時，還寫了長篇敘事詩《英雄鉆井隊》，歌頌了石油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跡。

建國后，光未然還寫了大量的理論文章。1957年出版了論文集《戲劇的現實主義問題》，1958年出版了《文藝辯論集》，1982年出版了《風雨文談》。這些文章中，有的經受了歷史的考驗，顯現出了作者的真知灼見;有的受到歷史條件的局限，不免留下了當時政治斗爭的某些痕跡。正如作者在《風雨文談·序言》中說的： “時過境遷，這些文章的基本論點，是無需藏拙也無法藏拙的”。

注釋

附錄一 光未然主要作品集目錄

《街頭劇創作集》,揚子江出版社1938年版。

《雷》(詩集),昆明出版社1944年版。

《黃河大合唱》,1950年三聯書店初版;至1980年,分別由“三聯”、“天下”、 “人民音樂”出版社共版十次。

《五月花》(詩集),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

《風雨文談》(論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

附錄二 光未然作品研究資料目錄

冼星海《我怎樣寫<黃河大合唱>》,人民音樂出版社版《黃河大合唱》,1978年3月新1版。

郭沫若《序<黃河大合唱>》,人民音樂出版社版《黃河大合唱》,1978年新1版。

孫紹振《評光未然的<五月花>》,《詩刊》1960年11—12期合刊。

李煥之《憶“黃河”》,人民音樂出版社版《黃河大合唱》,1978年3月新1版。

唐弢、嚴家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三冊第25、56——57頁。

北京語言學院編《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一分冊第320——321頁。

易征《詩的藝術》第124——125頁。

閻綱《論<黃河大合唱>詞的藝術成就》,見《文學徜徉錄》, 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