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東平人物簡歷簡介,丘東平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東平只有短暫的十年(1932—1941)創作歷程，但留下了跋涉者的足跡。這是一位有影響的作家。他以自己戰斗生活的實踐，最早寫出了反映蘇區斗爭生活的《通訊員》和《紅花地的守御》等小說，在現代文學題材上具有開拓意義。在現代文學史上，東平還是一位生活經歷十分豐富的作家，曲折而復雜的經歷，構成了他創作的某些特色，尤其是擅長于軍事題材作品的創作。對這樣一位作家，理應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給予公正的歷史評價。

在紅色搖籃里成長

東平，原名丘席珍，廣東海豐縣梅隴鎮人。海陸豐地區是中國革命初期的紅色搖籃，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最早開展農民運動;在彭湃的領導下，發動武裝斗爭，成立了中國最早的紅色政權——農蘇維埃政府。因此，這個地區也經受了殘酷的白色恐怖，與國民黨政府和地主武裝展開激烈的戰斗。東平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這個紅色熔爐里，在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戰火中度過的。他參加當地的勞動童子團，拿著紅櫻槍為革命站崗放哨。童年的東平，領受了革命戰火的洗禮，懂得了淺近然而也是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在他的思想和創作上反映出來的，嫉惡如仇，愛憎分明，追求火熱的戰斗生活，甘當一名“不安靜的靈魂”的表現，是和他童年的生活經歷分不開的。

海陸豐地區在革命運動蓬勃興起的同時，十分重視革命的文藝活動。彭湃就是一個熱心的組織者和推動者，在他的帶領之下，廣泛利用各種文藝形式，特別是“田仔罵田公”等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曲調，加入革命的內容，成為教育群眾，鼓舞斗志的文藝武器。彭湃把當地流行的“白字曲”編成革命山歌，連鄉間流行的“客歌”(情歌)也裝進了革命的內容。據史料記載和當事者回憶，海陸豐地區的革命文藝活動廣泛開展，內容生動，形式活潑，深受群眾的歡迎。東平當時也是深受革命文藝熏陶和啟發的一個。

這些是他的處女作《通訊員》寫得比較成功的重要原因。

從1922年至1928年這段時間里，海陸豐地區的農民革命運動，風云變幻，斗爭起伏，但革命的火種始終沒有熄滅，在這個過程中，東平也由扛著紅櫻槍的勞動童子團和共青團員，成長為革命隊伍里的正式成員，擔任蘇維埃政權的文書工作。參加了一九二七年海陸豐人民的第一次武裝起義。1928年海陸豐武裝暴動失敗后，白色恐怖如同烏云壓城，大部分參加暴動的人員被迫分散隱蔽，東平也踏上了外出流浪的道路。

黑暗歲月里的追求

大革命失敗后，東平流浪到香港。他在海上做過漁夫，街頭當過小販，船上擔任水手;夜間經常露宿在草堆上，受到社會和故友的冷遇，過著流亡的生活。

1932年前后，由于東平哥哥的關系，他參加了十九路軍。這是東平生活道路的重大轉折。十九路軍當時駐扎在上海附近，雖然在抗日問題上有愛國傾向，但畢竟是一支舊式軍隊。作為翁照垣將軍的私人秘書，東平既周旋于上層，也深入到連隊和士兵中間。 “一二·八”戰役中，十九路軍違抗蔣介石不抵抗命令，在中國共產黨和上海人民的支持下，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進攻，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愛國英雄主義精神，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支持。東平親身參加這次戰役，給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獲到了大量的創作素材，他前期的不少作品，都是取材于這段生活經歷。

東平隨軍到了福建不久，就回香港和幾個同志合辦《新亞細亞月刊》繼續宣傳抗日救國主張。他的第一篇小說《梅嶺之春》，發表在該刊第一期上。

1933年底，當時駐扎在福建的十九路軍倒戈反蔣，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東平也參加了這次事件。

這段時期，東平還與黨領導的群眾組織、文藝社團和進步作家有著廣泛的聯系。1934年他到日本東京，拜會了當時僑居日本的郭沫若，并從此建立了聯系。郭沫若事后在《東平的眉目》一文里，對他有過詳細的記述，對他的文學創作寄于很大的希望。據有關材料記載，他還參加過東京“左聯”的活動。回到香港后，他曾參加黨領導的革命抗日組織“民族解放革命同盟”的活動。

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黑暗歲月里，東平走南闖北，始終在尋求真理，投身于抗日烽火，渴望戰斗的生活。這是東平思想性格的一個特征，也是理解他文學道路的一把鑰匙。在動蕩變化的環境里，他始終沒有放棄對文學創作的愛好， 《通訊員》的發表，終于一下震動了左翼文壇。

《通訊員》于1932年11月發表在“左聯”機關雜志《文學月報》第四號。作品以他親身經歷的海陸豐革命斗爭為背景，真實而生動地描繪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的斗爭生活，在當時頗為引人注目。魯迅和茅盾在向國外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草鞋腳》一書里，選錄了東平的《通訊員》，并在“簡介”里介紹了這篇作品，“在所有現代中國描寫蘇區生活的小說中”，它是“直接得來的題材，而且寫得很好”。周揚在刊載《通訊員》同一期的《文學月報》《編輯后記》里，推薦這“是一篇非常動人的故事。這陰郁、沉毅而富于熱情的農民主人公，使人聯想蘇俄小說中所反映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風雨里的Muzhik的性格。”作品比較集中地描寫一個革命隊伍里的通訊員林吉的形象;他“平時十分沉默”但在斗爭中卻是“最有膽量的人”，敢于當眾用手槍打死前來逼租的“收租的胖子”。作為革命隊伍里的一名通訊員，他勇敢、機警，有著高度的責任心。作品不僅在題材上善于選擇現實生活中具有時代意義的事件，而且在藝術上也比較成功，作品寫得細致，從容，顯露出作家清新、剛健、質樸的風格。因此東平作為一個新進作家剛剛嶄露頭角，立即博得了高度的贊許。

東平從事文學創作的最初階段作品，大都以他早年經歷的海陸豐革命斗爭為背景。收在《長夏城之戰》里的《多嘴的賽娥》、《紅花地的守御》等作品，廣泛地反映出蘇區的斗爭生活，塑造了從指戰員、婦女到兒童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多嘴的賽娥》描寫在重男輕女的農村封建勢力壓迫下的一個普通農婦，受到革命浪潮的影響和感召，掙脫了封建意識的束縛，擔負起為革命傳遞情報的秘密工作。當她不幸被“保衛隊”抓住，意識到這已經是“最后的一刻”，就“堅決地閉著嘴”，直到犧牲也不肯暴露身上所攜帶的秘密。作品塑造了一個覺醒起來的，為革命堅貞不屈的農村婦女的形象。當人們評述作家早期創作時，大都是舉《通訊員》為例，其實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另一篇作品《紅花地的守御》。它最早把直接表現中國工農武裝斗爭的題材，帶進了現代文學創作，而且是以作家親身的經歷為基礎的。作品著重描寫了“總指揮”楊望的形象，他“粗野而壯健”，有“鋼般堅硬”的性格，為人豪爽，熱情而風趣;為了參加革命，他拋棄了安逸舒適的生活。在這支工農武裝隊伍里，他是頗有威望的“老大哥”。我們從楊望的形象里，仿佛看到彭湃的身影，他們的經歷有很多相似之處。作品還刻畫了“木炭伕出身”的小隊長高偉，農民出身的彭元岳，從學校里出來的“堂兄弟”二劉。這些人物因出身經歷不同各有個性，并非概念的化身。作品對戰斗場面的真實而細致的刻畫，對閩南風土人情的描繪，特別是反映了初期農民暴動的某些特點，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些以海陸豐為背景的作品，與同時代描寫農村革命題材的作品相比較，顯得更有深度。它不僅反映出中國農村的苦難、貧窮和自發的反抗，而且描寫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組織地開展武裝斗爭。作家筆下的人物，雖然還殘留舊時代的傷痕，但卻有著全新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他們的眼睛離開了千百年固守的土地，放眼于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它標志著一代新農民的成長。在這些人物身上閃耀著革命英雄主義的光彩，正是東平初期作品的共同基調。

但是，東平初期的作品也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與當時流行的某些不成熟的革命文學創作相似，流露出“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調，帶有明顯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痕跡，狂熱、感傷，神經質，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式化現象。《通訊員》里的林吉，被描寫成“最有膽量的人”，在戰斗中表現勇敢、機智，但由于某次“任務”未能很好地完成， “他的神態好象變成瘋狂了”，最后竟舉槍自殺。作品這個結局與人物性格的發展是矛盾的，顯然這是作家以自己的思想意識，代替了人物性格的刻畫。在《紅花地的守御》里，“我”在參加一場殊死的戰斗后，卻突然涌現出一種宗教的感情。這些現象從側面反映出作家早期思想上的某些弱點。

迂回曲折的道路

從發表《通訊員》等反映蘇區生活的作品到抗日戰爭前夕，東平在文學創作上走過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思想上出現起伏，藝術上有過新的探求。這段經歷對于了解東平的文學道路十分重要，可惜未曾引起現代文學史家的注意。

這段時期，東平不斷地變換職業，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在國內國外，城市鄉村和硝煙彌漫的前線，過著動蕩的生活。但他仍然執著地追求文學事業，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這個時期的作品，除了收在《長夏城之戰》里，還有《沉郁的梅冷城》、 《將軍的故事》、《火災》等集子。

三十年代的文壇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占有明顯優勢，但現代派、象征派、新感覺派等流派思潮也相當活躍。東平顯然是受到一定的影響。這時期他在寫給郭沫若的信里，曾經坦率地表露自己的思想是“我作品中應包含著尼采的強者，馬克思的辨證，托爾斯泰和圣經的宗教，高爾基的正確沉著的描寫，鮑特萊文的嚼味，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確又英勇的格調”(郭沫若《東平的眉目》，載《沫若文集》第八卷)。這無疑是一個文藝思想的大雜燴。在這種文藝思想支配下，作家必然會在題材的選取，人物的塑造和藝術表現手法上，呈現出比較復雜的面貌。

由于東平始終生活在時代斗爭的漩渦里，因此反映現實斗爭的作品，仍然是他創作的主流。他并沒有遠離現實生活的土壤。他寫了《中校副官》、《運轉所小景》、《正確》、《將軍的故事》、 《尊貴的行為》、 《兔子》等作品，大都以舊軍隊生活為背景，有高級將領、中級軍官，也有眾多的下層官兵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這些作品里較多的運用了諷刺和夸張的表現手法。這是東平創作上出現的新東西。在他的筆下，將軍常常是無知、愚蠢、驕橫又固執已見。他所抨擊的對象里，也有中下層軍官，象《正確》和《兔子》里那個兵痞“連長”，他殘暴、冷漠、無情，對上司是“絕對服從”，把兵士都當作奴隸，隨意殺害，作品類似速寫，沒有多少渲染，如果作家沒有明確的愛憎，缺乏實際生活的體驗，是不可能寫得如此真實而生動的。

《中校副官》是其中寫得比較成功的一篇小說。作品圍繞著抗日這個有現實意義的主題，暴露了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黑暗腐敗，塑造了一個舊軍隊里愛國軍官的形象。這個有較多知識分子氣質的中校副官，堅決主張抗日， “每一次看到那報紙上的如火如荼的愛國運動的記載，他就興奮地喊叫著”。然而他又盲目的服從上級， “對于軍長，他是當為偶象一樣的信奉著”。他主張振興中華來抵御日本的侵略，相信“中國的民眾都起來了”，卻又“嘆息著民眾的愚蠢無知”。當他最后明白過來，原來軍長本人就是一個不抵抗命令的執行者，這個信奉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的大，忽然醒悟了，他憤怒地責罵軍長把

“國家的領土放棄了”，終于被軍長開槍打死。作品的結尾，由于士兵和下級軍官的愛國熱情，違抗了不抵抗命令，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擊退了敵人的進攻;而這個勝利又被軍長竊為“戰果”，公諸社會輿論。作品有著鮮明的時代色彩和現實意義。

從《慈善家》這篇作品里，已經可以隱約地感到東平在藝術上的某些探求。作品名日描寫偽善的慈善家，但多數筆墨是在描繪自然界的鳥獸聲態。對鳥的心靈作了大量擬人化的描寫，雖然十分細膩，但令人感到有點抽象。這與他初期的《通訊員》等作品相比較，從題材到風格都很不一致。

這時期，東平還寫了一批寓言形式的，運用諷刺手法，帶有象征色彩的作品。這表明東平是在進行藝術上的新的探索。例如《馬蘭將軍之死》用的是寓言形式、聯系當時的歷史背景，可以看出作家是有感而發，抨擊現實生活里的不抵抗主義，然而結局是消極的。 《長夏城之戰》也相似。另一篇《圣者的預言》是勸告人們不要相信那些“預言”未來的說客，作品本身幾乎通篇是在議論，缺乏形象。如果說這些作品還多少有一點現實生活的影子和積極的思想意義，那么象《新唐吉訶德的出現》、 《落難的國王和侍衛》等一批帶有更多的象征色彩的作品，藝術上顯得灰暗、朦朧，思想上更是一種倒退。這與他初期作品所流露的革命傾向和戰斗風格形成鮮明的對照。

藝術上的變化往往是思想的反映。如果剖析東平這時期寫的第一個長篇小說《火災》，問題就更清楚了。《火災》是以海陸豐地區為背景、描寫一個偽慈善家的故事。作品對閩南的風土人情，對農村的大祭祖場面等，有比較生動的描寫，但是，整個作品的結構松散，人物缺乏形象性和性格特征，語言不夠精煉，還有自然主義的傾向。顯然是不成功的。海陸豐地區有過風云變幻的過去，也是東平戰斗過的地方，然而從《火災》里，人們看不到往日戰斗留下的痕跡，連當時一般作品里常見的階級矛盾也未能得到深刻的反映。在東平的文學道路上，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倒退現象。

郭沫若在評述東平的作品《德肋撤》時，曾經指出“他于化整為零，于暗示，于節省，種種手法之盡量的采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覺派的傾向，而于意識明確之點則超過之。”(《東平的眉目》)郭沫若的觀察是正確的。三十年代流行的各種藝術流派中，法國新感覺派的保爾·穆杭，特別是日本新感覺派中的橫光利一、片岡鐵兵等人的理論和創作，在中國一度很有影響，受其影響的有穆時英、劉吶鷗，以及后來的葉靈鳳等作家。這一派的藝術主張，綜合了象征派，意象派等理論，主張藝術技巧的更新，不強調塑造典型人物，推崇作家用自我直覺去對現實作精美的加工。因此他們的作品里有大量的心理描寫，文體新奇，喜歡用象征比喻手法。這些在東平本時期的創作里，都可以找到某些痕跡。但是，受到影響，并不等于按照某種流派的理論去創作。東平的作品在“意識明確”這點上，顯然與這一派作家的作品不盡相同，對東平來說，也許只是一種藝術上的借鑒，吸收了某些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至于這段探索道路的利弊，如果說對他的創作還有所得，那就是在兼收并蓄的過程里，開拓了眼界，借鑒了某些藝術手法，對于豐富與發展他的文學表現手段有一定的好處;然而既有所得也有所失，東平這段時期的作品，明顯地與他早期的創作不同，缺乏那種描繪風云、表現斗爭、反映時代最強音的創作傾向，以及清新、剛健、質樸的藝術風格，思想上和藝術上顯得蕪雜了。

東平本時期還寫了《沉郁的梅冷城》、《麻六甲和神甫》、《十枝手槍的故事》等，帶有明顯的模仿外國翻譯作品痕跡的小說。這些作品從細節描寫(面包師、戈比)，人物(姓名、氣質)語言(歐化的翻譯文字)，某些藝術手法(大段的風景描寫等)，都說明它是作家在學習創作過程中帶有模仿性的東西，嚴格地說它不能算是作家本人的創作。

上述種種現象的出現是不難理解的。東平與別的現代作家不一樣，他連小學都沒有讀完，原有的文化水平比較低，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時，常常文句不通。一旦決心獻身于文學事業后，他在文學修養上作了艱苦的努力，在貪婪地吸收各種養料的過程中，由于缺乏鑒別能力，難免兼收并蓄，魚目混珠。這是不足為奇的。誠然，一個作家的藝術風格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任何一種藝術風格都會有它的不足之處;如果一個作家粘滯在自己初步形成的風格模型里，不求前進，不圖發展和豐富自己的風格，也有可能走進藝術的“死胡同”。但是，反過來如果拋棄了初步形成的風格，特別是已被實踐證明對作家的經歷、氣質都比較適合的藝術風格，而使自己的創作風格變成一種藝術上的“大雜燴”，那無疑也是一種偏差。

抗日烽火中的新生

經過艱苦的跋涉和探索，東平終于找到了自己前進的方向。1937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蘆溝橋的槍聲響了，東平猶如戰士聽到了沖鋒號聲，立即投身于這場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參加“八·一三”上海戰役后，他在濟南、南京、漢門、南昌等地，或奔赴抗日前線，或從事救亡活動，生活和思想上發生了很大變化;同時，他的文學道路也面臨重要的轉折。在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探索后，終于又沿著初期《通訊員》等作品所開拓的道路繼續邁進，陸續寫出《第七連》、《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等描繪時代風云、充滿愛國革命激情的作品，在當時產生很大的影響。抗日戰爭初期，是東平的文學創作比較活躍、比較有成就的時期。

《給予者》是東平在抗戰初期寫的第一個長篇小說，出版時署名歐陽山、草明、東平、邵子南、于逢等集體創作，東平執筆。實際上其它人只是“聚談了幾次”， “兩三個月后，東平同志自己一人終于在上海獨立把它寫成”(于逢： 《憶東平同志》)。因此，這部長篇小說可以歸入東平的創作。作品以十九路軍在抗戰前后的活動背景，寫出這支抗日愛國的舊式軍隊某些本質。他們有抗日愛國熱情，但在政治上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分不清為誰抗日，官兵們過著空虛無聊的生活;在本質上“他們和中國所有其他舊式封建的軍隊沒有差別”， “蹂躪中國的革命隊伍和打日本同樣賣力”。作品既肯定了他們抗日愛國的一面，同時尖銳地指出他們有反共反人民的另一面。這種對舊式軍隊的深刻剖析，是東平過去反映軍隊生活的作品里未曾出現的。它說明作家經過長期的觀察和思考，對舊式軍隊的本質有了清醒的估計，反映出東平思想認識上的一個躍進。作品的主要人物是由司機升任連長的黃伯祥，他思想單純、忠于職守，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面前，終于“認識了自己的力量”，把一切都“給予”了祖國，包括自己的妻子兒女和父母。作家力圖在這個人物身上體現“用了自己的全生命獻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那種舍生決死的愛國主義精神。作品寫得比較倉促，結構和語言未經很好錘練，整個作品的典型環境也比較模糊。但作為抗戰初期最早出現的長篇小說，仍然令人矚目。

東平在抗戰初期參加新四軍之前的作品，大都發表在胡風主編的《七月》雜志上。其中包括《第七連》、《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等代表作品。他的創作受到《七月》雜志同人的扶持和鼓勵。在一次座談會上，胡風、蕭紅、辛人等，對他的創作進行了深入的考察。《七月》發表了東平近十篇小說和報告文學，在他逝世后又最早把《第七連》列入“七月新叢”出版。這一切說明，在東平后期的文學道路上，曾經與《七月》雜志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甚至在創作傾向和思想上也明顯地受到“七月派”的影響。

東平在《七月》上發表的作品，都是以抗戰初期的現實生活為背景，描繪了廣泛的生活畫面;通過對戰爭初期離亂逃亡生活的描寫，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表現了人民的苦難和反抗(《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記敘了戰爭的風云人物，“革命者，天才的軍事家”(《葉挺印象記》)和愛國人士(《吳履遜和季子夫人》)。在《暴風雨的一天》里，通過對一個抗日少年英雄人物的描寫，象征著抗戰風暴中人民的戰斗英姿。但這時期主要的作品還是對于戰爭的直接描寫，象《第七連》、 《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 《我們在那里打了敗仗》等，當時曾經產生廣泛的影響。

《第七連》反映一個年輕軍官在抗戰初期的經歷。他和許多初上戰場的人們相似，在正式投入戰斗之前，也產生過莫名其妙的膽怯心理。但民族的責任感，使他終于約束住自己的感情。他希望自己“能夠成功為一個象樣的戰斗員”。作為一個下級軍官，他作戰勇敢，機智，待兵士象“朋友”一樣。作品表現了一個初上戰場的青年軍官的思想轉變和心理狀態，塑造了一個新型的有強烈責任感和愛國主義精神的青年抗日軍官形象。

另一篇產生過廣泛影響的作品是小說《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描寫一個剛從軍校畢業的青年連長林青史，在士兵抗日激情的推動下，違抗了上級的“不抵抗”命令，向敵人展開猛烈的反擊。戰斗結束后他歷盡艱險返回部隊，卻因違抗命令被處以死刑。作家既在這個人物身上傾注了理想化的色彩，力圖塑造一個抗日愛國軍人的形象，同時又深刻地挖掘他靈魂深處的舊的思想意識，當他明知回去將被處決時，有人勸他逃走，他卻“為了成全自己底人格”，甘心被處死。作品雖帶有悲劇色彩，但揭示了戰爭初期的一個重大矛盾——不抵抗主義。林青史形象的塑造也有廣泛的意義，象這種既有著抗日愛國熱情又有舊式軍人氣質的人物，在國民黨的抗日軍隊里并非個別的。

抗戰初期東平創作上另一個變化是：比較重視報告文學。報告文學是一種能夠及時地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樣式，它與東平當時那種愛國激情，渴望戰斗的思想是一致的。《我認識了這樣的敵人》、 《葉挺印象記》、 《吳履遜和季子夫人》等，從不同的側面反映抗日的時代風云，在文學作品里最早塑造了葉挺的形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作品與他戰前寫的報告文學，象曾經被人譽為表現了中國人民的抗日英雄主義精神的《灤河上的橋梁》相比較，作家已經明顯地克服了那種空洞的激情的缺點。

抗戰爆發后，東平不僅在思想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的文學創作也出現了新的面貌。他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后的一段探索，又在抗日烽火里獲得了新生。

戰斗在茅山下

1938年春，東平隨葉挺將軍到漢口，加入新四軍，他先后在南昌和安徽的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工作。后來，他隨同粟裕將軍率領的一支由二百人組成的新四軍抗日先遣隊，最早進入江南敵后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在敵后，東平主要從事實際斗爭，先后擔任新四軍支隊的敵工科科長，陳毅同志的對外秘書等。1939年周恩來同志到新四軍召開全軍黨代表大會，東平是支隊的黨代表之一。魯藝華中分院創辦后，他擔任教導主任，并負責領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華中分院的工作。這段時期，由于環境惡劣，戰斗頻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實際工作上，成為新四軍的一名優秀戰斗員，但仍然關心和積極從事文學創作。1941年夏，日本侵略者向蘇北根據地發動大掃蕩，東平為掩護魯藝二隊的二百多名文藝戰士突圍，不幸壯烈犧牲。時年僅三十一歲。他的死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損失。

從海陸豐到茅山下，東平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他終于又回到革命隊伍里來!生活道路和思想上的變化，也明顯地反映在他的創作里。進入蘇北根據地后，除了個別作品象《向敵人腹背進軍》、《馬彪將軍訪問記》等，仍在國統區的《七月》、《黃河》等雜志上發表，絕大部分作品都收入《茅山下》。這本集子是他逝世后，1945年由蘇皖邊區第一分區韜奮書店出版。

收在《茅山下》里的作品，除了中篇小說《茅山下》之外，都是比較簡短的作品，嚴格地說，它們只是一些創作素材或新聞記事。這時期他在給胡風的信里曾經透露這樣的心情：雖然他沒有一天忘記創作，但由于游擊戰爭的特殊環境，深感感情粗糙，難于安心寫作。因此，這些短篇都是他戎馬生涯中的生活記錄。有蘇北根據地初創時期的戰斗生活(《把三八式奪過來》、《王凌崗的小戰斗》)，有對國民黨頑固派破壞統一戰線積極反共面貌的揭露(《逃出了頑固分子的毒手》)，有反映敵友我三方的復雜斗爭(《漂武路上的故事》)，以及暴露國民黨軍隊的黑暗(《友軍的營長》)，描寫新四軍中的知識分子(《兩個靖江青年》)等，從不同的側面勾勒出新四軍初創時期的艱辛而復雜的斗爭面貌。

他這時期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茅山下》。這部作品比較真實地再現了蘇北根據地初創時期的戰斗經歷，有最初的戰斗，有開辟者的艱辛，還有敵友我三方的周旋。在東平的文學道路上，這是一個新的起點。

高昂的戰斗熱情，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構成了作品的基調。作家用充滿感情的筆觸，描繪茅山下——這塊江南的紅色根據地的美麗圖畫，洋溢著憧憬，自信和希望。作品塑造了以陳毅同志為原型的“新四軍的司令員”的形象，著墨不多，光彩照人。作家把他比擬為雄鷹， “在整個大江南北戰區的高空中飛翔著，精細地從百仞的高空”俯視祖國的大地，在戰士的心目中， “他的正確的領導使一個戰士當伏在草莽中還感覺著他的熱的視線的迫射”。作品帶有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的表現手法，在東平的創作上是新的東西。作品還塑造了另一個夏伯陽式的指揮員，工農出身的參謀長郭元龍。作家著意渲染這個帶有傳奇色彩人物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他作戰勇敢、斗爭堅決、待人坦率真誠，在戰士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威望;然而他有時過分自信，顯得驕傲，甚至粗暴，還有貪小便宜的缺點。作家是從生活出發，塑造了這個活生生的英雄人物形象。即使批評了他的某些缺點。例如：瞧不起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等，仍然無損于這個令人感到可親可愛的形象。曾經在東平初期作品中出現的、把知識分子思想意識強加在工農人物身上的現象，在這里已經得到明顯的克服。

《茅山下》藝術上成功之處，是由于它比較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畫，除了塑造郭元龍的形象，作家還寫了兩個相對照的知識分子——周俊和林紀勛。他們有相似的經歷，幾乎同時參加新四軍，但由于思想上的差異，終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周俊名義上是郭元龍的助手，他幼稚、好勝、心胸狹窄，缺乏組織能力又不能深入群眾，盡管有一種朦朧地想鍛煉自己的決心，要在工作上“露一手”，但不僅與郭元龍沒有合作好，還在開辟新地區的工作中遭到很大的損失，他終于發現自己“變成了廢料”。林紀勛雖然有同周俊相似的氣質，單純、幼稚、甚至有時顯得軟弱，但是他虛心好學，作風踏實，遇事沉著，相信“一個人的進步是艱苦的斗爭過程”，因此他從點滴入手，深入群眾，改造思想，終于在工作上作出了成績，而且得到群眾的信任。作家通過這兩個人物的塑造，力圖展現革命隊伍里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的成長道路。

抗日戰爭時期，有大量知識分子參加革命隊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前后，在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文藝作品里，都接觸到如何描寫知識分子，如何反映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矛盾的題材。這在《茅山下》里也是貫穿全書的一個矛盾。東平在表現這個矛盾時是頗有分寸的，他既沒有夸大或抹煞知識分子對革命的作用，指出了他們的缺點和前進道路;對工農干部身上的缺點也作了如實的描寫。而且對于他們之間的矛盾的表現和性質，作了恰如其分的反映。

《茅山下》是東平在文學創作上趨于成熟的一個標志，曾經在他過去一些作品中出現的，例如：人物性格氣質上的不協調，把小資產階級意識強加在工農人物身上，不大注重人物性格描寫，類似新感覺派的創作手法等，在這部作品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克服。《茅山下》最后的章節寫于1941年7月，東平也就在這個夏天不幸犧牲。因此這是東平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僅就已有的章節和布局來看，作者是企圖在廣闊的背景里，展現蘇北根據地和新四軍的戰斗生活圖景。然而，壯志未酬身先死，《茅山下》就成為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的歷史見證。

東平的文學道路，反映出他的創作上的某些特色：

鮮明的時代精神是東平創作中最為突出的特色。文學創作雖然常常表現個人的命運，遭遇和思想感情，但是歸根結蒂，它都是一定的時代精神的反映。一個進步作家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自己的作品里，體現那些推動歷史前進，促進社會進步的時代精神風貌。這是從思想上衡量一個作家，一部作品成敗得失的重要尺度，用這尺度來衡量東平的文學創作，它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東平的創作是和時代脈搏一起跳動的。他的第一篇作品《通訊員》，是在血火交織的紅色風暴里產生的，奏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大革命時期如火如荼的階級斗爭，抗日戰爭的愛國主義精神，不同時代的精神風貌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強烈的反映。即使在1935年前后，當他一度熱衷于新的藝術探求，他的作品仍然能夠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心聲，他很多描寫抗日主題的作品，緊緊地抓住不抵抗主義這個尖銳的，有強烈現實意義的社會矛盾，把現實斗爭里的沖突和主人翁的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使這些作品具有十分鮮明的時代色彩。《茅山下》的出現則更進一步說明他的創作反映時代風云的特點。

濃郁的生活氣息構成東平創作的又一個特色。這是和他的生活經歷分不開的。東平的創作來自他親身經歷的生活實踐;各個時期作品的題材，人物和思想意識，都可以從作家的生活經歷里找到某些聯系。他正是從自己豐富而曲折的生活實踐里，發現文學題材，喚起創作熱情。他是有感而發，不是為了寫作品而到生活里去尋找素材。東平從小在農村土地上成長，在流浪生活中為了糊口當過各種雜工，后來又長期在軍隊里生活，一度還干過編輯校對的文字工作，他在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軍隊里待過，親身參加過多次著名的戰爭實踐。象他這樣的經歷在現代作家中也是十分突出的。這些豐富的人生經歷，奠定了他的創作基礎。那些來自生活深處的作品，浸透著作家斗爭的血淚和感情的乳汁。他的作品沒有刻意的雕琢，不用華麗的詞藻，然而有著泥土的芳香，戰斗的硝煙，真摯而熱烈的感情。誠然，他的作品稱不上博大精深，然而清新、樸實，有著濃郁的生活氣息。

表現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也是東平創作的一個特色。文學，就其崇高目的來說，歌頌和表現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理想的東西，是它的一個重要職責;它來源于作家對生活的信念、希望和追求，是作家渴求光明上進、憎恨黑暗倒退的思想感情的反映。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如果缺乏這種能喚起人們奮然前行的精神力量，它必然是平庸的，會象一朵浪花似的消失在歷史的長河里。東平一生的創作，塑造了眾多的理想化的英雄人物，從最早的通訊員林吉，紅花地守御戰中的指揮員楊望，為保守革命秘密犧牲的“多嘴”的賽娥，到抗日戰爭中第七連連長丘俊， 《火災》里的司機黃伯祥，以及戰斗在茅山下的郭元龍等等。有身經百戰的將領，有各類軍隊里的指揮員，以及普通兵士的形象。作家在塑造這些人物時，往往涂上一層理想化的色彩，運用革命浪漫主義的手法。他欣賞那些性格勇猛，剛毅，有膽略，有熱血，有偉大抱負，甘心為自己的理想和事業獻身的英雄人物和他們的精神。周揚認為“他的作品響徹著英雄主義的調子”，在刻畫人物時他更多地注意表現人物的精神， “所以雖然理想化了，人卻感覺得他寫的是活的人物”(《抗戰以來創作的成果和傾向》)。

在總結東平的創作時，應當充分地估價他在軍事題材創作中的貢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特別是在三十年代，軍事題材作品是一個相當薄弱的方面，而東平是在這個領域里作出重要成績的人。在他的筆下，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暴動隊伍(《紅花地的守御》)，有形形色色的舊式軍隊(《將軍的故事》等)，有抗日的愛國軍人(《第七連》等)，還有新型的人民軍隊(《茅山下》)，這是一幅幅現代軍事歷史的形象圖畫。東平描寫戰爭題材的作品，不僅情節真實生動，而且注意表現戰爭中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狀態。他所塑造的軍人形象，上有將軍、指揮員，下至連排長和普通士兵，有新舊軍隊里的人物，有性格如鋼也有文弱象書生的，可謂形形色色、豐富多彩。他的《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被稱作“抗戰后出現最早的一篇戰爭小說”(周揚《抗戰以來創作的成果和傾向》)。

東平在藝術上作了執著的努力和不倦的探索，從最初“做的文章，句子還要修改”，到能夠“正確地站在動的新寫實主義的立場上，能夠批判地表現現實”(辛人：在《戰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上發言)，他經歷了一條艱苦而曲折的道路，逐漸地趨于成熟，形成自己的某些風格。我們從作家和他所創造的人物之間，往往可以發現相似的氣質：熱情、直率、有強烈的自尊心，喜歡進行內心反省，發表帶哲學意味的議論，往往有爆發性的，出人意料的行動和思想。在藝術上，東平終其一生不能說已經相當成熟，他的創作才華和熱情正處在發展之中就不幸夭折。然而他在藝術上并非平庸之輩。卞之琳在1983年曾經回憶： “當時靳以和我十分欣賞(邱)東平散文式小說短作，文章風格似粗而細，似直而曲，節奏快而韻味長。”(《星水微茫憶<水星>》)這是對東平藝術上頗有見地的評價。

東平的一生在探索真理，追求革命，他既是革命斗爭實踐的參加者，也是一個革命的文學工作者;在萌芽時期的無產階級文學這塊苗圃里，東平曾經是一名辛勤的園丁，他的努力是不會被人們所忘懷的。

注釋

附錄一 東平主要著作目錄

《沉郁的梅冷城》(短篇作品集), “天馬叢書”之十九;天馬書店1935年9月版。

《將軍的故事》(短篇作品集),上海北新書局1937年6月版。

《長夏城之戰》(短篇小說集), “每日文藝叢刊”之一; 上海一般書店1937年6月版。

《火災》(長篇小說集),上海潮鋒出版社,1937年版,1948年1月再版。

《第七連》,希望社1944年2月桂林版。

《茅山下》(長篇小說),蘇皖邊區第一分區韜奮書店1945年版;三聯書店1949年8月版。

《東平選集》,新文藝出版社1935年版。

附錄二 東平研究論著要目

郭沫若《東平的眉目》,載《東流》第2卷第3期,1935年。又載《沫若文集》第八卷。

端木蕻良等《東平斷片》(《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記錄中的一段),載《七月》第3卷第3期,1938年6月1日。

胡風《悼東平》,載《半月新詩》《半月文藝》合刊第13、14期,1941年11月5日。

周揚《抗戰以來創作的成果及傾向》,載《中國文藝》創刊號,1941年2月25日。

胡風《〈第七連〉題記》,載1944年桂林希望社版《第七連》。

周而復《〈茅山下〉后記》,載1949年三聯書店版《茅山下》。

柏山《〈東平選集〉序》,載1953年新文藝出版社版《東平選集》

石懷池《東平小議》,載1953年新文藝出版社《石懷池論集》。

陳子谷《我所知道的丘東平同志》,載《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