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法治，行新法

嚴復受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影響，具有重法治的傾向，認為只有懂得以法治國的人，才是“知治之要”。關于這個問題，嚴復曾借歷史事例加以發揮：“朱博曰：‘太守不知經術，知有漢家三尺法而已。’至哉斯言，此漢明法吏之所以眾也。王荊公變法欲士大夫讀律，此與理財，皆為知治之要者。蜀黨群起攻之，皆似是實非之談。至今千年，猶蒙其害。”

基于這種觀點，嚴復反對“有治人無治法”的主張，認為這種思想只能導致“昌世少而亂世多”的結局。因為“人治”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君為圣明”者畢竟不多。這樣，國家的長治久安就沒有保障。他認為，只有法律才是靠得住的，法律是保護國民人權和維持人類社會正常秩序的必要手段，無論國家、人民，“皆待法而后有一日之安”。因此，中國如欲富強而久安，就應該重視以法為治，建立一套上下咸遵，“一國人人必從”的完備法律制度。這就應該仿效和采用西法。

為了推行法治，嚴復建議仿行西方的三權分立原則，改變中國專制制度下的立法、司法、行政之權皆操于皇帝一人之手的狀況。嚴復指出：“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他進而指出，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古今于國事犯，無持平之獄。其結論是：“此專制之制所以百無一可者也。”

嚴復認為，為了改變幾千年來壓抑中國人民自由的專制主義的暴君統治，就要向西方國家學習，在法律上確立“三權分立”原則，廢除皇帝身兼“三大物”則是至關重要的。為此，嚴復主張首先應該使君權與民權分立。他指出：“今日所謂立憲，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將必有其民權與君權分立并用焉。有民權之用，故法之既立，雖天子不可以不循也。”這里所說的民權，主要指設議院，使其掌握立法權。他以西方國家為例來說明其優越性：“立憲之國。最重造律之權，有所變更創垂，必經數十百人之詳議，議定而后呈之國主，而準駁之，此其法之所以無茍且，而下令常如流水之原也。”這里，他指出了立法權獨立的重要意義。

嚴復還主張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分開，獨立地進行審判。他指出：“所謂三權分立，而刑權之法廷無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時，非國中他權所得侵官而已。然刑權所有事者，論斷曲直，其罪于國家法典，所當何科，如是而止。”他認為只有這樣，才會有持平之獄，國民的利益才能受到保護。顯然，這是他關于西方國家司法機關依據法律獨立進行審判的說明。他認為西方這種審判制度優于中國的舊制，因為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之下，帝王、守宰“一人身而兼刑、憲、政三權”，分司不明確，容易發生流弊，難有持平之獄。

嚴復雖然主張法治，但又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反對專任刑罰。他認為刑罰是統治者不得已而用的救濟辦法，它僅能起到一種特殊預防的作用。他指出，人之所以犯罪，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計短”，即不明事理，沒有羞恥之心，歸根到底是由于民智不開、民德不新的緣故。所以要防止犯罪，應當從教育入手，“急急于教育”，以開民智、新民德，使“細民知自重”，民知自重則恥于犯法，“其效深于以刑也”。

此外，嚴復主張采西法，建立新的法律制度，還包含有取消領事裁判權、恢復中國司法主權的意圖。他認為，“地之所在”即“法之所行”。世界上不論哪一個國家的國民到別國去，都應遵守該國的法律，如法國人到英國，就應該遵守英國的法律；唯獨外國人到中國來，卻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和司法管轄，在中國領土上甚至出現“數十國之律令淆行其中”的怪現象。為了恢復中國的司法主權，除了進行法制建設以外，他還建議集合各國法學家，共同討論，制定一個“專治來寓中土之外國人”的法律。設立專門處理涉外案件的機構，取消外國領事官在中國的“理刑之權”。

作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嚴復通過實地接觸和翻譯西方政治法學著作，形成了一套以“變法”和“法治”為中心的法律思想；在他的“法治”主張中，強調了自由和民主對當時中國的重要意義，為西方政治法律觀念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要探討維新派的法律思想，是不能離開嚴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