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絕對無為，否定仁義禮法

老子認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無論儒墨均不得要領(lǐng)，都沒有從更深遠的角度探求人類遭遇的根源。儒家指認周禮的破壞導致社會的變亂，批評貴族的貪欲和越禮，只是在人類已有的規(guī)則里翻滾，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墨家則將階層分化看作問題的關(guān)鍵，欲求一種彌合來改變現(xiàn)狀。這些都是隔霧看花，無法弄清問題的根本。他認為，問題的根本在于人類背離了正常的生活軌道，不能循道而行，卻自以為是，任意胡為，不知常而妄作。所以他主張“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即要求各歸其本，其本則在于遵循“道”。

“道”則以“無為”為根本特征，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無”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和本體，“有”只是“無”的一種表現(xiàn)。同時，“有”的出現(xiàn)又往往是對萬物本性的破壞，因而應該返樸歸真，變“有”為“無”。所以，“無”就是“道”。而“無”在社會人事方面的要求和表現(xiàn)就是“無為”。他認為，當時天下的亂源在于爭“有”，如要達到由亂趨治，則必須“無為而治”。他深入細致地分析了許多社會現(xiàn)象的因果關(guān)系。例如，百姓饑貧的原因是在上者征稅嚴苛，盜賊泛濫的原因是法令的紛雜，百姓的貪婪是由于財富的存在，虛偽欺詐的產(chǎn)生在于智慧的出現(xiàn)，國家的混亂是由于制度與工具的改進。而這些導致混亂的有爭、有欲、有智、食稅、法令等都屬于有為。因此，要恢復社會的穩(wěn)定，求得大治，就必須變“有為”為“無為”。

綜觀《老子》全書，作為政治原則的“無為而治”主要是指“為無為”和“無為而無不治”。“為無為”是治國之道，指統(tǒng)治方法，要求統(tǒng)治者無所作為，無為本身也是一種為，并非絕對的消極觀望；主要在于順應自然而為，不能背離自然而強為。在老子看來，這是統(tǒng)治者應緊守的法度，否則將導致造作多歧，徒為變亂。“無為而無不治”是統(tǒng)治效果，即只有用“無為”的方法才能達到統(tǒng)治的目的，“無為”只是一種手段，治理國家才是目的。“無為”是因順天道的，故治理國家亦須隨順天道而行，不能隨順統(tǒng)治者的私欲，妄加雕琢，所以“無為”才是見素抱樸、返樸歸真的通途，達到大治的本源。

因而，根據(jù)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原則，強調(diào)世情人道“柔弱勝剛強”的規(guī)律，老子告誡統(tǒng)治者不要自恃剛強，橫征暴斂，強加宰割。指出如果這樣，久而久之，自己的地位將向相反的方向轉(zhuǎn)化，甚至落個“強梁者不得其死”的下場。所以，他認為要想穩(wěn)定社會秩序，統(tǒng)治者就要經(jīng)常處于柔弱的地位，“知其雄，守其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這樣，就可以退為進，“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為了維持社會常態(tài)，避免混亂，老子要求人們克制自己的欲望，盡力做到少私寡欲，因為“禍莫大于不知足”。從這種認識出發(fā)，老子對于統(tǒng)治者和一般民眾分別提出不同的要求。對統(tǒng)治者，老子雖然極力通過天道來矯正人道、世道，但仍然未放棄統(tǒng)治者的社會主導地位，在試圖用天道限制統(tǒng)治者行為的同時，依然突出統(tǒng)治者的社會引導功能，要求統(tǒng)治者“去甚、去奢、去泰”，即不要走極端，不要有奢望，不要好大喜功，要保持清凈無為，“復歸于樸”。強調(diào)“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指出天下神器，不可執(zhí)無為有。

對一般民眾，他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極力反對開發(fā)民智，要求從精神上、物質(zhì)上杜絕一切能夠激發(fā)民智和引起爭端的措施。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并且進一步要求“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以便“民復孝慈”“盜賊無有”。看似欲推翻一切精神、物質(zhì)生活，實則不過是想順道而行，改變現(xiàn)有的病態(tài)社會，共趨于他所期望的理想社會——“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jié)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據(jù)此，老子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主張：（1）反對厚斂，主張薄稅。他認為繁多的賦稅造成了百姓的饑貧，“民之饑者，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批評那些極盡奢靡生活的貴族，豐食美衣、輕車肥馬與強盜無異。（2）反對暴政苛刑，主張減少刑罰。他認為百姓并不怕死，用死來恐嚇是沒有作用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用嚴厲的行政管制或者刑罰鎮(zhèn)壓手段，并不能有效地制止犯罪。相反，法規(guī)禁令越多，觸犯法令的越多，盜賊越是泛濫。反對窮兵黷武，主張和平穩(wěn)定。指出戰(zhàn)爭造成土地荒蕪，民眾死亡，無異于一場災難。因此，他把兵稱為“不祥之器”，認為“大軍之后，必有兇年”。主張“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