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省官員，改革舊弊，推行法制，嚴懲貪腐

1．并省官員，各任其所

唐太宗十分強調領導人才的高素質，不盲目追求人多，注意官員的精簡、精干、精明與精練，反對人浮于事。貞觀元年，唐太宗對房玄齡說：“政理之本，惟于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眾多亦奚為？”“官在得人，不在員多”, 《尚書》說“官不必備，惟其人”, 《詩經》上也說“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第164頁）。

唐太宗指出：“當須并省官員，各當所任。”（第164頁）貞觀初年，房玄齡等所置中央機關文武官員共640職。

對于有各類專長的技術人員，“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第164頁），避免擴大官員編制。唐太宗關于精簡機構官員，注意官員素質的思想是很突出的，人不在多，關鍵在于要稱職，這些思想，無疑可以借鑒。

2．改革舊弊，推行法制

唐太宗深刻認識到隋王朝腐敗瓦解的教訓，所以在他們父子推翻隋朝后，著重“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第43頁），對于歷史上即使是強盛昌明時期的典章制度，也不盲目沿襲照搬。唐太宗主張根據新的實際情況，總結歷史經驗，改革舊弊，建立新的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舉一反三，力求避惡求善。推行法制，嚴格控制死刑，唐太宗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須務存寬簡。”執法務必寬大簡約。“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中書令，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就是說，凡是死刑，都要有關官員集體審議，盡量避免冤案和量刑過重，并告誡官員“事無巨細，咸當留意”, “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復五奏”。即使是已下令處決的犯人，也要五次回奏，力求避免冤情。“守文決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門下省復，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第435、437、438頁）僅依法律條文定罪，可能也會有冤，以后凡是依法應判死刑而情節確實特殊的，應記錄上報。由于實施以上措施，貞觀四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

3．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領導者或領導機關發布的指示命令，必須反復研究論證，慎重行事，不可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尚書》上說：“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第459頁）當然，個別法令經實踐證明，確實有誤，也應改正補救。領導機關應有科學的分工與明確的職責，所謂“設官分職，各有所司”（《資治通鑒》一九二卷，貞觀元年），不可政出多門，國無綱紀，否則各自為政，互相牽制，爭功諉過，造成內耗，使中樞政令無法執行。從現代領導學來看，各級各類機構還應有明確的辦事程序與規則，應有嚴格的監督考核獎懲制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政令暢通，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

4．嚴懲貪腐，清除陋習

唐太宗對貪污和各種惡劣陋習深為痛恨，對朝野官員反復進行教育，他“深惡官吏貪濁，有受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第43頁）。“貞觀六年，右將軍陳萬福從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恥之。”（第384頁）今天看來，一位將軍在驛站多取了幾石麥麩。算不得什么！然而唐太宗卻賜給他麥麩，命令他親自背去還給人家，可見唐太宗嚴懲貪污腐敗的決心。

貞觀七年，唐太宗巡視蒲州，刺史趙元楷為討好太宗，專門找些老年人，身著黃紗，單衣迎于路旁，同時大修官署、城樓，并養羊百余只，魚數千尾，準備送給唐太宗的親貴。唐太宗知道后，對趙元楷說：“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舊態也。”（第391頁）趙元楷感到慚愧，畏懼，不久就死了。由于唐太宗革新舊弊提倡廉潔，嚴懲貪腐。“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豪主之家，大姓豪狡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民。”（第43頁）

《貞觀政要》雖然包含了許多治國安邦的重要思想，如從諫如流，兼聽納下，聞過即改，克服“相借顏面”，防止“上下雷同，”重視人才，精簡機構人員等。但它畢竟是一千多年前的著作，唐太宗君臣們，也不免具有其階級的和歷史的局限性，對他們的許多思想，只能從歷史的、具體的角度去理解，僅作為今天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