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歷史觀察的思維

如果我們從唐宋間城市制度演變這一例證出發(fā)，來思考宋代歷史的定位問題，就如何觀察歷史現(xiàn)象，可提出一些淺見。

首先，應該對任何“理論”或者“范式”都保持高度警惕。歷史現(xiàn)象總是具體的與個性的，任何一種從其他個案歸納得出的結論，與研究對象之間都不免存在距離。它們可能對研究者具有某種引導幫助，但都無法直接套用。無論是宋代近世說、唐宋轉折說，還是聲稱為了反思歐洲中心論，進而不切實際地夸大宋代的GDP總量，其要點，都在于試圖將中國歷史演進的路徑比擬于歐洲模式，因此都有脫離史實的危險。

與此相類似，國內學界一味強調傳統(tǒng)時期商品經(jīng)濟“革命”性作用的思路，實際上也是外鑠理論體系的產物。將唐宋兩個前后相繼、制度相承的朝代簡單對立起來，就是顯例。有意思的是，學者們還常常站在后期相對發(fā)展的立場上，通過“追溯研討”（張澤咸語），來從后向前觀察，不僅忽略了唐代城市相比于其前期的歷史進步，更在宋代城市市場“開放”印象的襯托下，夸大唐代政府對于城市商業(yè)的負面影響，因而影響了其判斷史實的能力。敕令解釋的偏差、選擇性閱讀法條，都是顯例。唐代政府關于市場監(jiān)管許多必要的令文，例如在實物經(jīng)濟時代，政府出于行政需要推行的時估制度等等，宋元以后也曾長期實施，也被不少學者打上“限制”城市商業(yè)的標簽，成為專制政府控制商業(yè)活動的論據(jù)。這些都是學術研究過程中觀念先前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其次，觀察歷史尤其需要避免片面化。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以往的人類社會，其復雜的程度，絕不亞于科學所研究的自然界。任何試圖簡單地舉一兩個例子就對歷史社會做出判斷的做法，都不免失誤。就拿人們習慣以《清明上河圖》來討論宋代城市生活之繁盛而言，盡管畫面上百肆雜陳，市聲鼎沸，場景相當直觀，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開封商貌的史實？有多大的普遍意義？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司馬光《都門路》詩句所描述的開封城風沙蔽日的情形：“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跡，獨憐道旁柳，慘淡少顏色。”其所反映的開封城市生活的另一個側面，就少有人關注。其與地方城市的對比，也常常被人選擇性地遺忘。例如距開封不遠的重要州府城市鄭州，時人對它曾有這樣的描述：“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jié)無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莊綽《雞肋編》卷上）其與開封的對比就極為突兀。更不要說一些相對不發(fā)達地區(qū)的城市，如據(jù)歐陽修記載，河東路寧化軍（今山西寧武縣境內），城里只有34戶人家。所以，僅憑《清明上河圖》來觀察宋朝城市的“生活圖景”，由個別來推論一般，顯然是片面的和失真的。

最后，歷史現(xiàn)象總是錯綜復雜的，任何為了吸引讀者而試圖以文學語言來對它作簡單描述，突出焦點，不顧其他，都是危險的。例如關于唐宋城市“封閉”與“開放”的簡單對比，就是如此。現(xiàn)代史學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zhàn)，是讀者期望有更離奇的情節(jié)，更自由的想象，以及更生動的描寫。對于史學來講，囿于資料，這些都不容易做到。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應該認真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務讀者的問題，同時，讀者也需要對文學與史學的區(qū)別，有清醒的認識。

具體就宋朝歷史這個話題而言，是否應該從指責其“積貧積弱”義無反顧地走向“愛宋朝”，稱譽其為“黃金時代”，可由讀者來做判斷。不過正如城市史例證所顯示的那樣，更全面綜合，更多地從歷史的前后承續(xù)而不是斷裂的視角來做觀察，以期不斷地接近真實，無疑是我們認識歷史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