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愛新覺羅旻寧
一、智勇阿哥 生逢衰世
清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 (1782年9月16日)，北京嘉郡王府邸擷芳殿里，一聲新嬰長啼，嘉郡王颙琰喜生貴子。嘉郡王原有兩位福晉，嫡福晉喜塔臘氏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 生有一子，未及取名即夭折離開人世。兩年后擷芳殿里問世的新嬰，系側福晉鈕祜祿氏所生。颙琰以長子早逝，對新生兒格外疼愛，取名緜寧。這就是后來的清宣宗道光皇帝。
緜寧降生時，乾隆皇帝雖已年過古稀，可神清志爽，體強魄健，并未急于考慮身后之事，只是對嘉郡王颙琰似稍有偏愛。當時，乾隆帝常率皇子皇孫考校騎射，行圍狩獵，這既是滿族崇尚武功的一種皇室貴族表現形式，用以閑遐取樂，陶冶性情，鍛煉體魄，也是清朝歷代君主遴選嗣皇的一種重要手段。清制皇子皇孫6歲時起，即開始讀書并隨眾站班當差，12歲時始學滿文，至14歲才有專人正式教習弓矢騎射。緜寧自幼聰敏好學，處處模仿大人的樣子，無論是讀書習禮，還是演練刀馬弓矢，稍點即通，小小年紀，已是英氣逼人，深得乾隆皇帝喜愛，因而在考校騎射、行圍狩獵時，常常帶上這位小皇孫。
緜寧7歲時，乾隆帝出巡至張三營行宮，令諸皇子皇孫依次較射。不意待考校完畢，按技論賞時，緜寧手執一副為他特制的小弓，請求當眾獻藝。乾隆一時高興，諭令皇孫試射，說若能連中三的，則賞給黃馬褂。緜寧向皇祖叩頭謝恩后，引弓搭箭，連發三箭，箭無虛發，隨即棄弓至乾隆面前跪倒。乾隆見皇孫小小年紀有如此射技，不覺心中暗喜，明知其跪倒膝下求踐前約，卻佯作不知，故意板著面孔問： “皇孫意欲何為?”緜寧聽后也不答話，仍是長跪不起。至此，乾隆忍不住仰天大笑，遂令取黃馬褂頒賞。因事前沒人想到小皇孫會校射得賞，一時找不到合身小褂，內侍即取一大褂披到緜寧身上。清代賞穿黃馬褂，是皇帝授予臣子的一大殊榮。緜寧得到黃馬褂，即刻立起雀躍而去，在場皇子皇孫盡皆瞠目。后有人謂其童年嫻射，已是異事，而聰敏機警，在至尊面前自然流露，非是有人教導，實為天賜本能。自此，從乾隆帝到諸皇子皇孫，對緜寧無不另眼相看。
乾隆五十六年 (1791)秋，緜寧9歲，隨皇祖乾隆帝行圍至威遜格爾。自兩年前張三營行宮校射之后，乾隆帝行圍狩獵時，總把緜寧帶在身邊。威遜格爾之行，正值秋高氣爽，祖孫二人策馬漫步林中，突然遠處一群鹿被侍衛驚起，四散奔馳，緜寧取弓搭箭，嗖嗖兩發，一鹿應聲倒地。乾隆帝見狀大喜，當即賜黃馬褂，賞花翎，并吟七律一首，贊皇孫曰：
老我策驄尚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
是宜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
原來，乾隆少時常隨圣祖康熙行圍狩獵。11歲木蘭狩獵時，曾射獲黑熊一只。此次緜寧9歲，兩箭得鹿，雖獵物不同，但首獲獵物的年齡，實是早乾隆兩歲，故有“所喜爭先早二齡”之句。
張三營行宮校射和威遜格爾行圍兩事，緜寧沖齡勇武聰敏之譽，遍播朝廷內外，乾隆帝對這小小皇孫更是寵愛有加，若不是中間隔著皇子一層關系，大有選緜寧為嗣皇之意。后來乾隆皇帝君臨天下滿60年，禪位于皇十五子嘉郡王颙琰，改元嘉慶;嘉慶四年(1799)，太上皇歸天颙琰即于此時遵照清室家法，親書“立皇次子緜寧為皇太子”字樣，裝匣密封，藏于乾清宮清世祖御書 “正大光明”匾額之后。有人謂此二事均與清高宗乾隆寵愛皇孫緜寧有關，或許不無道理。
隨著日月的流逝，年齡的增長，緜寧不但聰敏勇武，而且飽讀經史典籍，嚴以律己，謙和寬厚，從不自恃勇武過人，借機炫耀。嘉慶十八年 (1813) 九月，緜寧隨父皇秋獵木蘭，因故先回京師，適逢天理教舉事。一支200余人的隊伍以數名太監為內應，潛入紫禁城，城中頓時大亂。時值黃昏時分，城內各處聞聲緊閉門戶，200余眾東沖西突，辨不清主攻方向，幾經周折，有幾十人聚至養心殿南養心門外，欲攀援所攜旗桿翻墻而過。其時緜寧正和諸貝勒在上書房內挑燈夜讀，聞外間喊殺聲大作，即命內侍取出火槍、腰刀等物，佩帶整齊，率眾貝勒及內侍持械趕至養心門，正值一人已爬至墻上，緜寧舉槍扣機，將其擊落墻下，隨后即豎梯率先上墻下擊，墻下眾人不敵宮中火器，紛然撤去，遂為聞聲趕來的各路官兵截殺捕獲殆盡。消息傳至木蘭，嘉慶皇帝立即頒下諭旨，封緜寧為智親王，令將其所用火槍名之為 “威烈”槍，并著實地嘉獎了一番，內廷文武也無不交口稱頌。然而，此時的緜寧卻沉穩異常，于拜讀父皇嘉獎諭旨后，上奏謝恩說：“此次事變，為始料所不及，倉猝之間，恰值內廷防御無人，時勢所逼，身不由己，事后想來，后怕不已”。史書贊其“謙沖篤實，不矜不伐”，亦可謂恰到好處。
一位受皇祖器重，為皇父及朝廷文武群臣交口贊譽的聰敏勇武而又謙沖篤實的皇位繼承人，在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中，正常情況下，當其承繼大統，執掌國柄之后，該會是要么武功卓著，威震華夏四夷，要么是國泰民安，四海升平。然而可悲的是，緜寧稱帝執掌朝政之后，盡管他多方設法，極力想做一名有為之君，企求民富國強，海內升平，百姓安居樂業，但結果卻是一切企望全部付之流水，最終成了大清王朝明顯走上破敗衰亡道路的第一位君主。修清史者謂其所以如是，原因是“遠人貿易，構釁興戎”，大清“有君而無臣”。究其實，恐遠不止此。
清王朝康乾年間，史稱“盛世”。事實上，乾隆年間，清帝國在政治上已危機四伏，封建統治極其腐敗，朝廷內外大小官僚，無不把結黨營私，諛上欺下，茍且偷安，貪污受賄，當做為官從政、發家致富的訣竅和捷徑。早在康熙年間，皇帝就公開鼓勵官吏貪污，由于皇帝的默許，大小官吏更加變本加利地大肆搜括民脂民膏，中飽私囊，所以老百姓都說：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地方官靠合法貪污和額外搜刮發財，同時也靠上司和京官在皇帝面前說好話保烏紗帽; 京官或上級官員則靠地方官及下級官員送禮以供無度揮霍，反過來又包庇貪官污吏橫行不法。而得到皇帝恩寵、享有特權的朝臣，更是肆無忌憚，盡情巧取豪奪。久而久之，上行下效，上下左右層層結交依附，官官相通，以致官場風氣江河日下，整個封建國家機器破朽不堪。嘉慶四年 (1799) 倒臺的大學士和珅，查抄家產折銀合計4萬萬兩，稍后陜甘總督勒爾錦貪污事發，牽連縣級以上官員七、八十人，這只不過是新皇親政后，試圖整頓、澄清吏治時所揭露出的一兩個典型事例而已。
嘉慶年間，清王朝政治腐朽、吏治敗壞的情形更是每況愈下。整個大清王朝，“官吏士民，狼艱狽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普天之下，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貌似昌盛的大清帝國，只剩下一副衰朽的軀殼。
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二年(1795～1797)湘、黔間的苗民起義，嘉慶元年至九年(1796～1804) 遍布湖北、四川、河南、陜西、甘肅等省的白蓮教反清大起義，既是清王朝政治腐敗、貪官污吏橫行不法，導致民不聊生、眾怒難平起而造反的結果，也是清帝國衰敗不堪的大暴露。清政府為了鎮壓白蓮教大起義，動用了它所能調動的幾乎全部軍隊，耗費了2萬萬兩白銀，歷經9個年頭，最后在各地地方武裝一“鄉勇”的大力幫助下，才勉強將起義鎮壓下去。大規模的起義平息了，小股反政府武裝活動仍連綿不斷，旋撲旋起，清王朝官軍疲于奔命。由于長期以來政治腐敗，各級大小官吏損公肥己，加之鎮壓人民起義花去了大量銀錢，致使清王朝財政陷入困境，國庫空虛年甚一年。相傳的康乾“盛世”一去不復返了，大清皇朝已是滿目瘡痍，四海秋色，步入了大亂將起的衰世。
正當清王朝國勢日衰，政治、經濟乃至軍事迅速朽敗之時，西方歐美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各國卻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資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世界，它們以迅猛發展的生產力和飛速增長的物質財富為后盾，以堅船利炮和打著傳播福音旗號的傳教士為開路先鋒，在世界范圍內大肆擴張。清王朝統轄下的幅員遼闊、物產資源豐阜的東方古老文明大國，自然是西方殖民擴張主義者覬覦的目標。早在乾隆末年，英國就派遣馬戛爾尼使團到北京，要求清廷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割讓舟山與廣州附近一些島嶼或陸地，并減輕進出口貨物的關稅稅率。遭到清廷拒絕后，英國人先以武力在中國東南沿海騷擾，試探大清帝國的防御力量，繼之則廣泛賄賂清朝有關各級大小官員，瘋狂走私毒品鴉片，摧殘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敗壞本已十分腐朽的吏治，進一步削弱八旗、綠營兵的戰斗力，源源不斷地掠走中國大量的白銀……。
乾隆末年馬戛爾尼來華時，英國資本主義可說尚未擺脫幼稚時期，乾隆皇帝依仗大清帝國盛世余威，逼著馬戛爾尼行了個不倫不類的單膝跪拜禮，而后揮手將其拒斥于“天朝”大門之外，并且告訴他說：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繼續推行閉關鎖國政策，似乎倒也能夠維護“天朝上國”的尊嚴和百姓的安寧。可到了緜寧當政時期，幾十年時間，英國資本主義已擺脫幼稚逐步跨入少壯時期，而大清王朝卻江河日下，日趨衰敗。一個破敗的封建王朝，很難設想能夠抵擋蒸蒸日上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的進攻，傳統的經邦治國之術再也不可能挽救一個瀕臨死亡的封建帝國。緜寧當此之際高登九重，執掌國政，無論如何聰敏勇武，恐怕也難做一名有為之君，更何況由于長期舉國上下的閉關而治使他對世界大勢幾乎毫無所知呢?
二、躬行節儉 力戒奢靡
嘉慶二十五年 (1820) 夏秋之交，京城氣候格外悶熱，令人煩躁難忍。緜寧侍奉年過花甲的父皇巡幸熱河避暑山莊。嘉慶皇帝年老多病，原想巡幸熱河，暫避朝廷繁重公務和京城燥熱的天氣，好好靜養一番，待秋涼后回京。不意到了避暑山莊，竟是頭暈眼花，渾身發熱，生起病來。緜寧日夜衣不解帶，寸步不離，小心服侍，誠心禱告上蒼保佑父皇早日康復。無奈天限難過，七月二十五日，嘉慶皇帝不顧皇子及隨扈王大臣們呼天搶地悲哭嚎啕，離開了人世。
國不可一日無主，嘉慶皇帝病危時留下遺旨，曉諭眾臣謂：“朕早于嘉慶四年遵照祖制，親書 ‘立皇次子緜寧為皇太子’字樣，裝匣密封，藏于京城乾清宮 ‘正大光明’扁額之后，現朕疾勢將不起，著即傳位于皇太子緜寧”。嘉慶歸天后，熱河隨扈王大臣們即遵旨擁立緜寧即皇帝位。緜寧以恭奉大行皇帝梓宮回京，暫緩登極，直至回到京師，一切安頓就緒，始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太和殿即皇帝位，頒詔天下，以第二年為道光元年，尊母后鈕祜祿氏為皇太后，追封早逝未及命名之長兄為穆郡王，加封三弟惇郡王緜愷為惇親王，封五弟緜愉為惠郡王。四弟緜忻已于嘉慶二十四年 (1819) 封為瑞親王，無從加封。原為智親王福晉的冬佳氏，立為皇后。
中國封建社會，皇帝貴為“天子”，自與常人不同，其名字天下臣民無論尊卑，言語文字中皆須避諱，不得僭稱妄寫。緜寧即位后，因思自己名字前一字與諸兄弟相同，若令天下臣民避諱，未免有所不便，遂頒詔將自己名字中的緜改為旻(min，音民)，稱謂旻寧，天下臣民照例避諱; 其諸兄弟名字則仍用原稱，無須避諱。
旻寧登極君臨天下，很想有一番作為，以規復 “康乾盛世”舊觀。可此時的大清王朝百弊叢生，要振興祖業，當從何入手?思來想去，念及乾、嘉兩朝東征西討，南巡北幸，耗盡了資財，而宗室貴族、皇親國戚，率皆腐化奢靡，祖宗入關前的淳樸節儉習俗，早已喪失殆盡;加之遠人貿易，奢靡之風隨洋舶傳入沿海，久之浸淫內地，文官武吏，民間閭里，亦競相崇尚奇技淫巧。長此以往，其國將不國! 于是，旻寧斷然決定先從矯正人心風俗入手，倡行節儉，力戒奢靡，企望不數年，整個滿族臣民盡皆“返本還淳”，恢復入關前淳樸節儉的舊俗，大小文武臣僚及天下百姓競以儉樸為榮，從而使倉廩充溢，國庫豐贍，則規復祖宗盛世舊觀，不期然而然。
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無不倡言“以孝治天下”，施行齊家治國之術，皆以“孝為天下先”。旻寧即位后，基于他對天下時局的觀察和了解，認為行節儉、杜奢靡是當務之急，提出節儉應為“天下先”。為了實施他的思想主張，旻寧即位后以新帝詔旨形式頒發了其著名的“聲色貨利論”，著力闡明聲色貨利為害之大，關系到大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指出聲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要求為官從政者不為聲色貨利所誘，嚴格“檢束身心，屏除聲色”，力崇節儉，恢復培養淳樸作風，一切 “概從樸實，勿尚虛文”。終道光之世，朝廷治國方略雖然不同時期各有側重，但旻寧一直把倡節儉、杜奢靡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念念不忘要求臣民做到 “飲食勿尚珍異，冠裳勿求華美，耳目勿為物欲所誘，居處勿為淫巧所惑”。對大小文官武吏要求更是嚴格，諄諄告誡他們要懂得“一絲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應是格外珍惜，處處要“務存儉約之心”，千萬不可為聲色所迷惑，為貨利所引誘，忘乎所以，胡作非為，以為如此則大清王朝即可長治久安。
旻寧倡節儉、杜奢靡，并非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而是采取措施，見諸行動。他的倡行節儉的諭旨和措施，盡管在整個統治階級中收效甚微，但他自己確乎是躬親實踐，身體力行。
在飲食上，一般情況下皇帝照例每餐至少有二十幾樣菜肴，旻寧覺得這樣過于靡費，常年每天多者準令做4樣菜，有時則只要1碗豆腐燒豬肝，鬧得管御膳房的官員們叫苦不迭，因為皇帝越是鋪張，他們才越有機可乘，有油水可撈，只一碗豆腐燒豬肝，實在是無法虛報冒領。旻寧如此節省，朝廷文武初時將信將疑。道光初年兩次大宴群臣，凡赴宴文武官員，無不瞠目咂舌。一次是皇后千秋節(生日)，旻寧設宴賞賜內廷諸臣，有緣赴宴文武都以為皇后生日，皇帝不會馬虎潦草，定可一飽口福。誰知旻寧早經諭令備宴官員，皇后千秋慶宴，只準宰豬兩頭，用打滷面招待群臣，其余概行裁減，搞得赴宴文武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學士長齡平定回疆叛亂，監押叛亂首領張格爾班師回朝，旻寧親御午門受俘，隨后在萬壽山玉瀾堂擺宴慶功。此次文武百官以為平定回疆，皇上心里高興，該會好好慶祝一番。結果開宴后，群臣誰也不敢動筷，原來每張桌上只擺了幾樣小菜，質低量少，若一齊動手，立時就會菜光盤凈，無奈只好陪著皇帝喝兩盅酒了事。此后文武百官始信皇帝節儉不虛，上朝時個個都裝出節儉的樣子，以致頗受寵信的大學士曹振鏞，當旻寧問其在家吃雞子要花多少銀子時，他竟謊稱自幼患有腹脹氣滿的毛病，生平從未吃過雞子!
歷代封建皇帝，作為一國之尊，特別講究服飾。旻寧稱帝期間，對服飾也格外注意，然而其目的卻不是為了顯示天子的尊貴，而是為了節儉。
旻寧登極伊始，即諭令內務府清查庫存，除留下少量皇室必備衣料外，其余悉數分賜文武百官，意在宣示自己厲行節儉，不事浮華，勉勵朝臣要善體上意，處處務求儉樸。起初，有人以為皇帝分賜大臣內府衣料，恐怕是積壓太多，無處容納各地新貢珍貴之物。幾年之后，文武朝臣便都感到新帝不同以往君主，不得不稍事檢點，不少人也學著皇帝的樣子，真的儉樸起來。
旻寧服飾上的節儉，在歷代君王中實屬罕見。其改制罩衣和補綴套褲兩事，為晚清士大夫廣為傳誦，影響頗大。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貴毛皮罩衣，旻寧登極后，內務府上衣監為他準備了一件黑色狐皮罩衣。這種罩衣外皮內緞，用料內闊外狹，四周緞子襯里顯露其外，稱為“出風”。黑色的毛皮綴在上好的緞子面料上，顯得雍容華貴，典雅莊重。旻寧以為狐皮是獵獲野物所得，緞子為百姓辛勤制作而成，是緞子當比狐皮貴重，況且“出風”部分純系裝點好看，毫無實用。于是，他在見到那件狐皮罩衣后，即傳令內務府改制，諭以四周不許顯露多余緞面。清代內務府貪污中飽是盡人皆知的，旻寧的節儉使內務府的官員們大為沮喪，此次奉旨改制罩衣，以為可趁機撈點油水，遂上奏說“改制罩衣，需銀千兩”。不料弄巧成拙，旻寧聽說改制件罩衣竟要如許銀子，當即改變主意，傳諭謂： “改制花費既多，著暫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風”。隨后又將此事諭知入值的軍機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員，從此冬季穿著毛皮罩衣，十幾年間不敢有“出風”者。
旻寧服飾不但不求華美，而且少穿新衣，特別是不顯眼的衣物，更是多穿一日是一日。清人服飾以袍褂罩身，褲子極少外露。為了節省，旻寧長年多穿舊褲，日久膝蓋處先行磨破，就令內務府差人補上一塊圓形補丁。朝廷官員歷經多次親身所驗，已深知皇帝節儉之實。于是，內廷大小臣工為了顯示自己不負圣望，也在盡力“節儉”，不管褲子真破了還是假破了，紛紛在膝蓋處打起補丁來。有的顯赫近臣，還趁在皇帝面前跪拜時，特意漏出膝蓋補丁邊緣，以邀旻寧嘉獎。有次一位寵臣跪拜時套褲補丁外露，旻寧一眼瞧去，果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格外關切地問：“你那套褲也打了掌(京語俗稱褲子膝蓋處打補丁為 ‘打掌’)?”那位大臣趕忙回話說：“換件新的花費太多，故也打了掌”。可他萬沒想到這位皇帝節儉得入了迷，竟在煌煌金殿之上拉起了家常。“你那套褲打掌須銀幾何”?這下可把那位大臣問傻了眼，因為打掌本是給皇帝看的，哪里曉得須銀幾何!沉思良久，鼓了好大勁說： “回皇上話，奴才套褲打掌約須銀三錢”。他滿以為這次總可以堵住皇上的嘴巴了。不料旻寧聽了長出一口粗氣，說： “你那外間打掌，也真太過便宜，朕這內府打一次掌，竟須銀五兩”。在場文武群臣聽后暗笑不止，心想皇上那五兩銀子恐怕大多裝進了內務府官員們的腰包里，可誰也不便道出其中奧妙，因為內務府官員全是皇帝親信管家的，外臣如何好妄自多言?不過，既然皇帝都穿打掌的褲子，臣下豈敢比皇上穿得還好? 于是內外臣工一時套褲打掌之風大盛。
除飲食服飾外，旻寧在內廷后宮及外出一應所需用品方面，亦概行節省儉樸，力戒奢靡浮華。早在登極之初，他即頒發詔旨，令各地將軍、督撫破除舊例，“一應貢獻，概行停止，即食品也不準進呈”。怎奈不要說新帝登極改元，即使平時也要定期向皇帝進奉貢物，這在封建王朝已成定例，各級大小官員無不借征求貢品之機，大肆搜刮，中飽私囊。此次新帝登極，豈可錯過良機?再者，雖然皇帝詔令停止貢獻，其心里倒底怎么想?而不收貢獻，偌大皇室，一下子舊例盡改，其往日一應所需到哪里去尋? 于是，盡管圣諭煌煌，不準貢獻，可各地貢品依然源源進京。旻寧面對現實，經和內外大臣反復籌商，了解到有些貢品實屬難免，便再頒詔旨，謂 “各地貢品一項，其例應貢者，著準進呈”，但同時諭令各地于“可刪者，即行刪去，不必拘定舊例”，嚴禁大小官員借機任意加增貢品，即使必須之物亦不例外。“設若某件貢品一時難以采辦，盡可缺而不貢，斷不可將別項數目加增，或以他物頂替”。至于那些可有可無，或僅為供觀瞻、增娛樂，有助浮華一類的貢品，則嚴令“永行停止”。為表示自己倡節儉、杜奢靡的決心，旻寧于詔令停止和嚴格限制各地奉獻貢品的同時，采取了一些切實的措施。其大者如決計不再象先帝那樣南巡北幸，以免擾民傷財，實在難免之行，如出巡盛京拜祭祖陵等，則三令五申要經辦官員及沿途各地務必“力從節省，屏絕繁文褥節”，一經發現有“糜費虛文之弊”，無論何人，“必重懲不貸”; 將宮娥彩女大批放還出宮，令后妃以下悉行屏去繁華裝飾，衣食用度概從樸實; 詔諭嗣后皇子皇孫婚儀一切從儉，即其福晉娘家陪送嫁妝，亦不得以奢華相尚，其所陪送嫁妝如有靡麗浮費之物，一經發現，不惟將原物擲還，且并交部嚴加議處。其小者，則裁減奢靡浮華之物，不勝枚舉，即使按慣例所設御用必備品，亦或減或改，一切儉樸節省從事。旻寧裁減御用筆硯一事，足資說明他在日常必備用品上的節儉。
旻寧登極后，內務府按向來慣例為他準備了御用硯臺40方，每方背面都鐫刻“道光御用”4字。旻寧在見到內務府奏報所備御用品清單時，覺得一人如何能用40方硯臺，放置不用，未免可惜，當即傳諭留下兩方，其余分賜內廷諸臣，并詔令此后有關地方勿須再常年備制貢品硯臺。筆硯為中國古代公務不可或缺之物，御用硯臺有專門地方常年備制，御用毛筆也歷來都是特制紫毫筆，筆管上均加鐫“天章”、“云漢”等字樣。所謂紫毫，即剛銳的紫色兔毛，為世所罕見。白居易有《紫毫筆》詩，曰： “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為筆，千萬毛中選一毫”。極言紫毫之珍奇貴重。旻寧覺得紫毫筆既然如此珍貴難得，即命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筆改換為普通臣民常用的純羊毛或羊毛與一般兔毛相間合制而成的毛筆，同時以御用毛筆“筆桿鐫字，每多虛飾”，諭令以后也一律同民間毛筆一樣，只據情標明其系“純羊毫”或“羊毫兼毫”即可。如此儉樸，在歷代封建帝王中，可謂如同筆中紫毫，“千萬毛中選一毫”了。
旻寧在位30年，倡行節儉、力戒奢靡始終如一，甚至有老而彌篤之勢。然而，清王朝至道光之世，統治階級已腐敗不堪，宗室貴族、皇親國戚的奢侈淫逸自不必說，各級文武官員營私舞敝，弄虛作假，瞞上欺下，恣意搜刮，大肆揮霍，盡情享樂，真可謂自做官之日起，知恥者已鮮。因此，盡管旻寧躬行節儉，力戒奢靡，表面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統治階級上層的一部分人，多少地遏制了奢侈腐化之風的惡性發展，但終究難以實現其令滿洲臣民“返本還淳”、規復祖宗盛世舊觀的愿望。況且時勢業已大變，傳統的節儉觀絲毫無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衰敗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三、多方設法 孜孜求治
旻寧登極承繼大統后，面對“四海秋色”的清王朝，在躬行節儉、力戒奢靡的同時，多方設法，孜孜求治，試圖起弊振衰，企望能早日歸復祖宗盛世舊觀。為此，他朝思暮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頓吏治;謹小慎微，廣納群臣之議，力圖做個明君; 有時也能順應時勢，支持進行些小改革; 終生不忘嚴禁鴉片，以杜白銀外流之源。但可惜的是，道光之世的大清王朝，“左無才相，右無才吏”，整個官僚階層腐朽墮落，寡廉鮮恥，大多茍安其位，以保身家利祿，極少有人顧及國家安危和百姓死活; 神州大地，內里是“大亂將起，悲風驟至”，外部則西方資產階級乘堅船攜利炮，頻頻叩關，終于破門而入。如是，則無論旻寧如何謹小慎微，多方設法，孜孜求治，他起弊振衰的種種措施無不付之東流，其歸復祖宗盛世舊觀的愿望終成南柯一夢。
清王朝至道光之世，吏治敗壞可謂登峰造極。時言官場有“三惡”，即“官官相護”、“舞文弄墨”、“言行不實”。其實惡者甚多，何止“三惡”!諸如公行賄賂、貪污中飽、捐納制度等各種陋規，無不是官場之惡。旻寧即位后，針對當時官場諸惡，相繼采取了不少措施，力圖澄清吏治，其中有些措施曾經收到一定成效，有些由于種種因由，稍行即廢，有些則是南轅北轍。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自古就有所謂捐納制度，即有錢便可買得官做，小官則可花錢買大官。清襲古制，不過最初規定花錢買官者只給虛銜，不予實授，捐官者單有官之名號，并無官之職責，當然也無俸祿，其實是花錢買個榮譽虛銜。自嘉慶朝起，國庫空虛日甚一日，而龐大的官僚機構、軍需費用及治河、賑災等處處需要開銷，于是捐例大開，朝廷把賣官鬻爵看作是一大可靠財源，虛銜實缺兼賣，以廣招徠。捐納實缺和科甲出身為官者在職權、俸祿方面一般無二，只是出身不同而已。漸漸實缺不夠，則又創出 “候補”名號，每月在吏部抽簽一次，分發到中央各部或各省聽候委用。由是，凡有足夠的錢，無論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買得官做。官既是花錢買來的，一旦走馬上任，便如狼似虎，撈本賺利，極大地加劇了清王朝吏治的敗壞。旻寧身為皇子之時，對此就有所了解，認為官場貪污中飽，賄賂公行，皆與捐納制度有關，稱帝后即決心除此禍患。但是，在與朝廷重臣籌商廢除捐納制度時，朝臣皆以為 “軍需、河工、賑災，處處需費浩繁，時下國庫收支赤字甚多，其捐納一項，未便全廢”。
面對朝廷諸臣的一致反對，旻寧只好作出讓步，但廢除捐納的初衷未改，于道光二年(1822)頒詔諭令天下，要各地嗣后嚴格捐納制度，毋得濫開捐例，“其現任官員，一概不準加捐職銜，永為定例”。明確宣布捐納只行于民，不用于官，從而部分地廢除了捐納弊政，遏制了捐納之風的惡性膨脹。道光中期以后，雖然由于國家財政日見匱乏，捐納弊政又漸復舊觀，可旻寧對花錢買得官做的人，始終感到厭惡，總是放心不下。每當京官外放或地方官因故覲見，臨行前他都不厭其煩地囑令其要對捐納出身的官員多加注意，謂“捐班之員，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有錢不作他圖，傾其所有以求為官者，居心可知。此等人物，朕實是放心不下，到任后務須從嚴究查，多加防范”。
在設法整頓吏治，企望起弊振衰的過程中，旻寧逐步認識到，“官官相護”、“賄賂公行”等官場之惡，在很大程度上與上頭有關，因而警告官職顯赫的重臣和宗室貴族，要他們時時記著乾隆朝的貪相和珅，曉諭鼓勵天下臣民大膽告發侵公擾民之官，從重懲治上層不法官員。道光七年(1827)，有人控告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英和的家人張天成，依仗主人權勢，勾結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壓無辜百姓，肆意勒索民財。旻寧對此十分重視，認為張天成之所以敢橫行不法，其根在英和，因此除對張天成及有關地方官依法懲處外，諭令將英和“革去協辦大學士和理藩院尚書之職，奪回紫韁”(紫色的馬韁，系清代皇帝賞賜宗室和勛臣的一種特殊榮譽標志)。隨后又令“交部嚴加議處”。對中央朝廷重臣如此，對地方上一些官吏的違法行為。旻寧也往往追究其上司的責任。道光十五年(1835)，湖南湘潭縣知縣靈秀，聽說手下捕役有個女兒生得花容月貌，遂不擇手段誘娶此女為妾，滿足獸欲后，又復輾轉售賣，撈獲重利。后經人告發，旻寧大為震怒，諭令將靈秀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役，終生不許放還。此事本與省里大員無關，但旻寧懷疑屬下不法，即是上司查審不力甚或有意包庇的結果，而上司所以如是，恐怕實有難言之隱，少不了是平時收受賄賂。于是，傳諭將湖廣總督、湖南巡撫及布政使、按察使，一并交部議處。
澄清吏治，側重于上層，旻寧一直堅守不渝，即使宗室貴族、皇親國戚亦不例外。旻寧三弟惇親王緜愷，年過而立之年，膝下無子，不知何故 (或許求子心切，欲探求子之方)，竟與宮內太監張明德私相往來，違犯皇室家法，道光七年(1827) 曾被降為郡王銜，革除一切職務，并受到嚴厲訓斥。后來謹慎從事，循規蹈矩，一度又復親王銜，得授“內廷行走”及宗人府宗令等頭銜。誰知時過境遷，緜愷又舊念復萌，將宮內太監私藏于王府。消息走漏，旻寧聞訊查實后，當即諭令再行將緜愷降為郡王，革除一切職務，并罰俸3年。緜愷壯年無子，過繼兒奕纘業已去世，家庭生活頗不愉快，加之此次打擊，不久即郁悶而逝。
皇侄奕紀， 道光中期曾一度備受恩榮， 先后晉二等鎮國將軍， 賞給紫韁， 擢戶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務，顯赫一時，漸漸志滿意得，遇事不知自忌，一些趨時附勢的內外官員也紛紛巴結逢迎。道光二十年(1840)，旻寧以理藩院行使職權不當，決計借機懲戒奕紀，以使其有所顧忌，克盡職守，諭令將理藩院尚書賽尚阿降為二品頂戴，與管院大臣奕紀一并交部嚴議。隨后，他又通過多方查訊，得知奕紀有收受屬下司員饋送銀兩情事， 遂諭令奪回奕紀紫韁， 革去其御前大臣、 戶部尚書、 總管內務府大臣職務。不久，旻寧覺得奕紀在天子腳下竟敢私自收取下級司員禮品，如此處分恐還不足以警來者，于是再頒諭旨，令將奕紀捉拿問罪，遣戍黑龍江。奕紀以所管理藩院行使職權稍有不當和收受一位下級官員饋送銀兩而遭此重處，廷臣無不悚然。
要想澄清吏治，起弊振衰，僅僅懲辦已經發現的違法亂紀官員是遠遠不夠的，下狠心從重查究懲處高級大吏亦非理想良策，重要的是應該使天下各級大小文武官員們平時能心存忌憚，時時小心，處處謹慎，個個奉公守法。對此，旻寧心里十分清楚。可是，天下如此之大，皇帝只有一人，不要說躬親巡視天下四方，審查大小文官武吏是不可能的，即那每天各地呈進的各類奏章，也難以細細翻閱，而了解政風民情的最簡單也是最主要的辦法，還是翻閱各地官員們的奏章。那么，如何才能保證這些奏章所言不虛呢?旻寧深悉當時官場中“舞文取巧”、“言行不實”二惡猖獗，登極之初，他對各地奏章及內閣、軍機草擬詔諭詳細審核，發現不實不確之處，即嚴究當事官員，希冀以此震懾百官，使知君主圣明，不敢草率從事，舞文弄墨以欺上。同時。為了增加耳目，旻寧還嘉獎鼓勵言官條陳時弊，彈劾不法官吏，以期有助于自己明辨事非，有的放矢。他的這些措施和努力，最初倒也收到了一定成效。
嘉慶皇帝熱河歸天之際，軍機大臣曾恭擬遺詔，其中有“高宗降生避暑山莊”之語。時過兩月以后，新帝旻寧突降諭旨，詰責軍機草率，謂“朕檢讀先朝《實錄》，知高宗純皇帝誕生于雍和宮邸，恭讀皇祖御制詩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宮者，亦有三處之多。爾等何至如此草率不敬，欺皇考彌留之際難辨真偽，竟將皇祖降生地誤詔天下，居心何在?!”此諭一下，負責擬詔的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等不覺冷汗淋漓，急忙上奏申辯說：“臣等恭擬遺詔所言高宗純皇帝降生避暑山莊，實系仁宗睿皇帝御制詩集中所再三注明，非臣下所敢妄言，恭請皇上明鑒”。這就是旻寧御極之初著名的所謂 “嘉慶遺詔案”。
其實，嘉慶的御制詩集，本由當時翰林們整理校注，其注釋中確有多處注明 “高宗純皇帝降生于山莊都福之庭”，而嘉慶原詩中言及乾隆誕生地時，亦有“山莊都福之庭地”字樣。不過，“山莊”倒底指哪里?“都福之庭”作何解釋?后來不知情者是很難搞清的。即使嘉慶原詩中的“山莊”不是指“避暑山莊”，錯誤也不在擬詔的軍機大臣們身上，而是當時整理校注嘉慶詩集的翰林們曲解了詩句原意。可是，旻寧為了顯示他的勤勉謹慎，無所不曉，無所不查，在接到托津等人的申辯奏章后，當即傳諭斥責諸軍機曰：“朕恭繹皇考詩內語意，系泛言 ‘山莊’ 為 ‘都福之庭’，并無 ‘誕降山莊’ 之句，當時擬注臣工，實屬誤解詩意，然皇祖詩集久已頒行，諒不至視而不見。朕纖微必察，豈容如是搪塞狡辯!著罷去托津，戴均元軍機大臣，交部嚴加議處”。旻寧御極剛滿兩月，如此了結“嘉慶遺詔案”，廷臣無不震駭，暗思此后擬旨或奏對，須是格外小心為妙。
廷臣擬旨、奏對中不實不確之處，容易發現，而各地方官的奏章所言是否確實可靠，則很難考究。對此，旻寧雖然采取嘉獎鼓勵言官條陳時政，彈劾不法官吏的措施，以助自己多方了解政風民情，但他擔心朝臣和地方高級大吏依仗權勢打擊報復敢言之官，日久必會阻塞言路，因此便設法保護言官。每當有御史等條陳時弊，彈劾不法官吏的奏章時，他總是據情裁去所上奏章的人名落款及日期，或取奏章中某一項內容，交軍機大臣及各部堂官議奏，從不照發原文，以免使敢言文官的姓名職務為他人知曉，導致相互結怨甚或打擊報復情事發生。道光初年，不少人有感于旻寧體恤言官、孜孜求治之誠，一時言路大開。
歷代封建皇帝登極之初，大多壯志凌云，雄心勃勃，躬親秉政，勤勉國事，意在做一代賢明有為之君。可時日稍久，不免滋生厭倦之情，尋思安逸享樂之道。旻寧盡管個人生活上力求儉樸，不事奢靡，國事上也不斷多方設法，孜孜求治，但事無大小巨細都要親查明斷，自也太覺疲勞。尤其是那各地奏章，令他頭疼不已，每每忙到深夜，也還不能遍閱無遺，哪里還顧得上去細查其所言是否確實? 于是便也慢慢擢用親信重臣幫他審閱奏章。善體上意的曹振鏞、穆彰阿等于是一面乘機代攬權柄，一面為旻寧謀劃 “良策”，這樣既省時省力，而又令群臣以為皇帝聰睿勤勉，明察秋毫，不敢妄肆胡言。
曹振鏞在旻寧登極后即以大學士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此人自恃飽學，慣于咬文嚼字，奉旨議復各地所上奏章，一向死扣字眼，拘牽文義，挑剔細故，正好與旻寧御極之初反復詳審臣下奏章的勤勉謹慎相吻合，加之他善體上意，極會迎合，不久即恩寵備至，接連不斷邀得太子太傅、軍機大臣、太傅等名號頭銜。當旻寧露出倦政端倪又想尋一妙法使臣下始終謹慎從事時，曹振鏞便瞅準機會向旻寧獻策說：“方今天下承平，可仍有人危言聳聽，指陳時政，其意在沽名釣譽。對此等人物，若予責斥，則有損圣上虛心納諫之名; 不予責斥，則各地奏章連篇累牘，實難遍閱。臣愚以為，嗣后中外奏章，皇上無庸遍閱無遺，每次專揀數份，但擇其中細微訛誤之處，傳旨申斥，久之則臣下震于皇上圣明，以為察及秋毫，纖細不漏，自無人敢事無大小緩急，動輒貿然上陳，隨意擾亂圣聰，奏章必會少且無訛，皇上亦得有遐顧及其他”。旻寧聽后覺得有理，從此對各地奏章中哪怕有點滴訛誤，一經發現，必頒旨嚴斥，罰俸降革有差。中外大小臣工，無不震悚。于是，各地奏章銳減，大多數官員極力回避現實，把功夫下在文字上，所上奏章，“語多吉祥，兇災不敢入告”。至是，官場言路大塞，旻寧在道光初年為澄清吏治所做的一些努力，也隨之付諸流水。
道光之世，清王朝內部面臨著亟待解決的兩大難題，其一是吏治敗壞，其二是財政困難。旻寧登極后，自思要穩坐金鑾殿，設法澄清吏治固然重要，而填補國庫虧空，保障國計民生，亦屬刻不容緩。為此，他除倡節儉、杜奢靡之外，有時將整頓吏治與扭轉財政虧空同時并舉，有時亦能排除阻力，采取果斷措施，設法平衡財政收支。
有清以來，在和平時期，左右國家財政收支的內部內素，仍不外田賦、丁稅、鹽稅、漕運、河工、官俸、軍餉諸大端。其中官俸、軍餉基本是常數，一般沒有多大變化，其他諸項則大都變動不居，隨氣候、吏治、政策的變化而變化。自雍正年間起，清政府實行攤丁入畝之策，田賦、丁稅各色錢糧合一征收，俗稱“地丁”或“地丁錢糧”。隨著封建統治危機的加劇和吏治的日趨朽敗，無論是“地丁錢糧”，還是鹽稅、漕運、河工，無不百弊叢生，至道光朝，已是積重難返。
影響 “地丁錢糧”征收主要有兩大困素，即自然災害和吏治。清代地方府廳州縣各級官員薪俸微薄，長期以來，各地形成了各種名色的不成文規矩，官場稱之為 “陋規”。陋規盛行，在征收賦稅時，各級官吏巧立名目科斂民財，填塞腰包，致使百姓負擔日見沉重，不少地方即正常年景也常常因之難完正賦，拖欠日多，嚴重影響了清廷國庫收入。旻寧即位后，認為因天災而影響賦稅收入是無力挽回的，而由吏治影響賦稅收入的情形則須設法改變，一度曾試圖結合整頓吏治，清查陋規，革除弊政，減輕百姓負擔，增加國庫收入。道光元年，他即諭令各直省督撫督率藩司，“將所屬陋規逐一清查，其情有可原，于國計民生無大關礙者，暫予存留; 其病國害民，勢無可宥者，立行革除”。此諭一下，朝野沸騰，廷臣面諫不可，督撫連章入奏難行。旻寧只道是相沿積習難改，無奈改諭作罷。殊不知京官多靠地方官“孝敬”以供揮霍，所謂奉公守法的地方官若不是依仗陋規，哪里去弄許多銀子 “孝敬”上頭? 清查革除陋規的努力終歸失敗。
鹽稅是清王朝的一大可靠收入，食鹽的運銷于國計民生關系甚大。清沿明制，食鹽運銷行綱鹽制，由國家給予某些商人以收購和運銷食鹽的壟斷權，將各產鹽區生產的食鹽分成若干“綱”，指定某些商人經營，他人不得染指，政府則委派官員征收鹽稅、管理鹽政。獲取食鹽收購和運銷壟斷權的商人稱為“綱商”，他們除按規定交納一定數額的鹽稅外，還要 “報效”朝廷及各級大小官吏，承擔各種名色的份內份外的攤派。政府及各級官吏則保證綱商們在一定區域內收購運銷食鹽的壟斷權，查禁侵害壟斷權的私鹽，并允許綱商抬高鹽價和夾帶無稅食鹽，以增加他們的收入。久而久之，官靠綱商“報效”以分肥，商仗官護以壟斷取利，各地形成許多頗有權勢的鹽業封建壟斷勢力，造成食鹽價格不斷上漲，百姓負擔加重，一批批大小鹽販應運而生，食鹽走私盛行，官鹽亦即綱鹽滯銷，嚴重影響了國家稅收。時論謂這種綱鹽制病國害民，一些有識之士不斷呼吁進行改革。
道光十年(1830)，旻寧準兩江總督陶澍所奏，令撤兩淮地區鹽官，鹽政改歸兩江總督統一管理。次年，又旨準陶澍先于兩淮地區試行票鹽制，由政府在產鹽之區設局收稅，無論何人，凡照章納稅者，均可領票為據，運銷食鹽。此制試行后，壟斷之弊頓除，鹽價大跌，走私者斂足，既利民生，又裕國課。不久，旻寧即諭令各地廣為仿行，成效顯著，鹽稅復又成為清政府一大財源，終道光之世，無大變動。
中國封建社會，自秦朝始，即由產糧富足之區征調糧食，由水路運往京師或嚴重缺糧之地，歷代相沿。明、清兩朝定鼎北京，每年征調南方各省糧食400余萬石，經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運往通州和京師，以供聚集京畿的貴族、官僚、寄生奴仆及衛戍軍隊食用所需。為北運所征糧食，稱為“漕糧”，漕糧由水路北運，稱為 “漕運”。漕運損失耗費頗大，故正額之外，預征途中損耗及各種費用附加稅。至道光朝，承辦漕運官員恣意巧立名目，橫征暴斂，每征漕糧1石，百姓往往實繳2. 5石，江南數省，“國賦三升民一斗”，許多地區不堪重負，拖欠漕糧現象時有發生，對朝廷的糧食儲備造成嚴重威脅。與漕運緊緊相連的是“河工”，為保證漕運暢行無阻，清政府每年修浚河道需費浩大，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漕運和河工是清王朝的兩項大政，雖然設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及一應所屬機構專司其事，但此兩大政的積弊較普通吏治和一般地丁錢糧要嚴重得多，嘉慶年間已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不少人提出改革方案，只是由于朝廷重臣和管漕、管河官員上下援手，視二政為利藪，百般阻撓改革，故一直未獲解決。
旻寧御極之初，曾結合整頓吏治，試圖革除漕運、河工二政弊竇，結果毫無實效。由于漕運、河工直接影響國庫收支和封建統治，旻寧并未從此任其自然，而是決定從改漕入手，解決吃飯問題，同時減輕百姓負擔和對河工的壓力。道光五年(1825)，他不顧廷臣和辦漕官員的反對，諭令江南各省督撫籌劃試行海運漕糧，同時命勇于進取、卓有政聲的安徽布政使陶澍為江蘇巡撫，專司籌劃海運事宜。陶澍受命后兩赴上海，實地考察，制定詳細方案，奏報海運可行，同時指出茫茫大海，風險浪惡，航程遙遠，盜賊出沒無常，認為初次試行，宜河海兼運，以防萬一。旻寧接報后，亦覺有理，諭準所奏。第二年，在陶澍具體主持下，首批海運船只，載米120余萬石，由吳淞口出發，歷水程4000余里，安全抵達天津。旻寧遣親信廷臣前來查驗，米色如新，且耗費低，時間短，說明海運完全可行。此后，由于多種勢力的反對及對外戰爭等多種因素，終道光一朝，海運雖未能完全取代河運，但漕運以海代河的趨勢則日益明朗。
清王朝至道光時，盡管吏治腐朽，貪官污吏橫行不法，地丁錢糧、漕運、河工百弊叢生，但造成國家財政嚴重紊亂失衡的更為重要的因素，則是鴉片煙的流入和泛濫。
鴉片，學名罌粟，俗稱大煙，最初由葡萄牙人當作藥材輸入中國。明朝后期，宮廷中已逐漸有人不是為了治病止痛而食用鴉片，現代發掘明定陵地下宮殿，化驗萬歷皇帝的骨頭時，發現有嗎啡，說明萬歷皇帝已不是偶爾患病食用鴉片了。不過，那時輸入鴉片不多，民間食用者極小。再者，所謂“食鴉片”也是地地道道地“食”，象吃藥丸似地吃下去，不似后來如吸煙那么方便、舒服、上癮。吸食鴉片，俗稱抽大煙，是從抽煙草開始的。中國古時并不種植、吸食煙草，大約在明萬歷末年，西班牙人把美洲出產的煙草帶到呂宋，漸漸傳入福建廈門一帶，中國人從此慢慢學著抽起煙來。稍后，荷蘭人在占據臺灣時，為預防抵御瘧疾等流行病，把煙草、鴉片和砒霜混合起來吸食。這種辦法后來傳至福建，抽煙草的人在煙草里加放一點鴉片，吸起來頓覺神清志爽，愉快非常。于是，吸食煙草和鴉片之風迅速蔓延流傳開來。誰知鴉片這種東西，一抽上癮，愈抽愈多，難以遏制，漸漸煙草與鴉片分離，上癮的人不抽鴉片則不足以過癮，鴉片煙遂在中國大地泛濫開來。
鴉片作為藥物，具有鎮痛、止咳、止瀉等功效，但常人吸食，日久成癮，癮至不吸，則四肢乏力，精神萎頹，甚且涕淚交流，手足不能舉;若癮至即吸，過了癮就行動如常，而日久天長，則形容枯蒿，體力心志日衰，以致喪失性命。因此，鴉片作為常人吸食之用，又是一種毒品。早期葡萄牙作為藥材向中國輸入鴉片時，雖有人開始食用，但數量極少，未對整個社會造成多大危害。后來，英國人東來，在印度半島建立了龐大的殖民貿易壟斷公司——東印度公司，實行對印度以至對整個亞洲的殖民掠奪貿易和侵略擴張活動。在早期同中國的貿易中，中國的絲、茶、陶瓷、大黃以及糖等土特產品受到當時西方人歡迎，出口量逐年遞增，而作為英國主要輸華商品的各種貴重毛紡織品，由于中國官僚士紳穿的是綾羅綢緞，老百姓則穿自制的土布，因而長期滯銷，致使英國在正常中英貿易中連年虧本，每年不得不運來大批白銀，以補虧空。
為了既得到中國的絲、茶等土特產品，又不用往中國輸送白銀，英國資產階級費盡心機，尋求良策。在用炮艦暫時還打不開中國大門，其他商品也難以打入中國市場的時候，他們找到了鴉片這種特殊商品。鴉片既可彌補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又可以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中國人民，為最終打開中國大門奠定基礎。于是，英國自公元1773年起，排擠了葡萄牙、荷蘭等國，逐步確立了鴉片貿易的壟斷權，開始有組織地向中國輸入毒品鴉片。
自鴉片吸食之法傳入中國后，煙毒就日益泛濫起來，逐步引起統治者的重視。早在雍正七年(1729)，清廷即頒發禁煙令，嚴禁販賣、吸食鴉片。或許由于清王朝正值盛世，或許由于那時英國尚未確立鴉片侵華政策，乾隆朝以前，鴉片煙一直沒有泛濫到危及清王朝國計民生的地步，朝廷雖禁國內吸食，卻不禁外洋進口。乾隆末年始，隨著清王朝的腐朽衰敗和英國鴉片侵華政策的確立，鴉片煙毒大肆泛濫成災，嚴重影響了清政府的財政收支和國計民生。嘉慶五年(1800)，清廷首次禁止外洋進口鴉片，以后又多次頒發禁令，制訂禁煙章程，發布販賣吸食鴉片治罪條例，意在清除煙毒禍害。結果是鴉片由合法納稅進口變為違法偷運走私，煙價大漲，廣東海關及其他文武官員，甚至于朝廷重臣，都直接間接地從鴉片走私中撈到好處，以至無視朝廷禁令，幫同或袒護中外鴉片販子進行走私活動，致使煙毒迅速彌漫全國，白銀源源流向國外。
旻寧對鴉片煙毒的危害有著深刻的了解，御極后決心根除此患。道光元年，他即匆匆發布諭旨，嚴申鴉片禁令。兩廣總督阮元，借助新帝即位之威，查出十三行總商伍敦元默許外國進口商船夾帶鴉片，隨即請旨嚴加懲辦，并制定了嚴格的外船進口檢驗程序和對販賣、吸食鴉片及開辦煙館者的懲處條例。一時間，夾帶鴉片的外國進口船只被紛紛查獲，逐驅出口，澳門的一些囤積販賣鴉片大戶也先后落入法網。查禁鴉片，初見成效，旻寧喜出過望，決心再接再勵，于道光二年 (1822)，諭令沿海各省督撫嚴拿煙販，翌年又飭廷臣議定地方官查禁鴉片煙不力及失察處分條例，同時詔令嚴禁民間私自種植制造鴉片。
旻寧根除鴉片禍患的決心不可謂不大，查禁鴉片煙毒的詔令不可謂不嚴。然而，英國政府既已確定了鴉片侵華政策，鴉片貿易業已給英國及英印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帶來了巨大利潤，那他們就決不會善罷甘休。在廣東方面查緝日嚴，廣州、澳門既不能進口也不便囤積鴉片之后，外國鴉片販子們便在珠江口外大魚山洋面一帶的伶仃島周圍停置大船，存放鴉片。這些停置的大船，每只約可裝載鴉片50余萬斤，稱為“躉船”。凡裝載鴉片的船只均先駛往躉船卸下鴉片，然后載著合法貨物并夾帶極不易發現的少量鴉片樣品進口，與內地鴉片販子看樣訂貨，在廣州借交易貨物之名把一切手續辦理完畢，然后雇傭組織亡命之徒，乘坐特制的武裝快船到躉船取貨，黑夜偷運走私，分發各地。于是，盡管旻寧再三頒發“杜絕鴉片來源，以求凈盡根株”的諭令，但隨著他整飭吏治的失敗和全國軍備的愈益廢馳，國內則走私網遍布天下，國外則先是英國，繼而是美國，公然以武力保護走私，或建立龐大的艦隊直接組織走私，致使鴉片輸入量激增。道光元年，輸入中國鴉片不足6000箱，道光十三年 (1833) 時增至2萬余箱，至道光十八年 (1838)則翻番為4萬余箱。
鴉片的不斷輸入和煙毒的日益泛濫，不但嚴重摧殘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國庫空虛，銀價飛速上漲，國計民生窮蹙日甚一日，從而引起中國朝野的極大關注。旻寧作為一國之主，更是憂心忡忡，無奈禁令屢頒，鴉片煙毒焰日張，苦尋良策而不可得。
道光十六年 (1836)，太常寺少卿許乃濟面對清廷長期禁煙無效，越禁越兇的局面，總括廣東等地一些官吏士紳醞釀已久的有關禁煙問題的主張，大膽地向旻寧獻策，請求放寬煙禁。他在上給旻寧的奏折中，指出自嘉慶以來，查禁鴉片進口的禁令越來越嚴，懲治吸食的刑法年重一年，可吸食鴉片的人卻越來越多，幾乎遍布天下，無所不有。認為其所以如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禁令過嚴。“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禁令成了胥吏差役們謀利肥己的工具。接下來他又進一步分析禁煙形勢，以為從斷絕鴉片來源考慮，閉關罷市，禁絕通商，則不但沿海數十萬靠通商為生的百姓無法安置，而且外國鴉片販子可在外洋擇島設市，武裝走私，中國海岸線漫長，防不勝防。所以，即使關閉廣東一口，停止貿易，也無法根絕走私，清除鴉片煙毒。因此，他建議旻寧不如復乾隆朝以前舊例，準令外商把鴉片當作藥材進口，照章納稅，中外交易，只準以貨換貨，不準用銀買賣。同時，應允許民間栽種熬制鴉片，以土煙抵洋煙。至于吸食鴉片一節，只要官吏、讀書士子及八旗、緣營兵丁等國家公職人員，仍嚴定法令，不準吸食，中國人口眾多，其游手好閑之輩和流氓無賴之徒食毒自斃，則無須計較。最后，許乃濟斷言：如果采取了他的建議，則不但白銀可不外流，海關可收利稅，而且自制鴉片多了，外國鴉片沒有市場，自然也就不來了。如是辦理。既無大傷于政體，又可平衡財政收支，得多而失少。
旻寧正為鴉片煙屢禁無效發愁犯難，接到許乃濟奏折后，自思若放寬煙禁，則有失體面，而照常嚴禁，又無實效，進退維谷，主意難定，于是令交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 粵海關監督文祥等詳細議復。 其實， 許乃濟放寬煙禁的主張， 原本就是廣東等地一些官吏士紳對禁煙問題意見的總結。因此，鄧廷楨等人奉旨后即復奏說：“太常寺少卿條陳時弊一折，列舉大端，確屬實在情形。所請變通辦理，放寬煙禁，仍循舊制征稅，系為因時制宜起見，似應請旨準照原奏。如蒙皇上俞允施行，于國計民生，實是均有裨益。”
鄧廷楨等人議復奏章上達，朝中官員大都游移觀望，無人站出來肯定放寬煙禁之法，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給事中許球則具折反對。他們認為以往禁煙未見成效，原因在于官吏執法不嚴，并不在于嚴法本身。如若但禁官吏兵丁，不禁民間吸食，明知有毒之物，聽其流行，且準外人納稅進口，百姓自行栽種熬制，則不惟有悖天朝政體，而且貽笑外夷番邦。更何況官吏兵丁皆從士民中出，民間不禁，杜絕官吏兵丁吸食，則不啻掩耳盜鈴。因此，朱、許二人請求旻寧厲行嚴禁。
繼朱嶟和許球之后，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又上奏愷切陳述放寬煙禁的利害關系，請求下令嚴禁。至是，旻寧又復堅定嚴禁決心，暗中準備推行嚴禁措施，只是不知從何處下手方能生效。
道光十八年 (1838) 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旻寧，指出斷絕鴉片的根本之計在于根絕吸食，“無吸食，自無興販; 無興販，則外夷之煙不禁亦自不來”。認為以往禁煙之所以未著成效，是由于刑法過輕，提出吸煙論死之說，請求旻寧頒詔曉喻天下，所有吸食鴉片煙者，限令一年為期戒絕，到期未戒或未全戒者，則一律處以死刑; 如有為官之人知法犯法，一經發現，本人處死之外，其子孫永遠不得參加科舉考試。
黃爵滋吸煙論死的奏疏，對旻寧是個嚴峻的考驗。平民吸煙論死，倒還好說，官員論死，已覺難辦，而皇親國戚、宗室貴族中若有人被告發出來，將如何處治?經反復權衡，他覺得保國保民保住皇帝尊位才是頭等大事，鴉片煙毒繼續泛濫，遲早恐毀大清江山。于是，他一面諭令各將軍、督撫就黃爵滋吸煙論死之說各抒己見，詳細議復，一面采取嚴勵措施，從上頭做起，以向天下詔示自己的禁煙決心。在接到黃爵滋奏疏不到兩月時間里，旻寧先行將一批查有確據的吸煙官吏革職，其中莊親王奕、輔國公溥喜，因常到僧尼廟內偷食鴉片，分別被革去王爵和公爵; 同時將兩年前上奏請放寬煙禁的許乃濟，降為六品頂戴，勒令退休返鄉，詔令在兩湖地區禁煙卓有成效的林則徐進京覲見，商討禁煙大計。
林則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 (今福州市)人。幼年家境清貧，讀書刻苦，27歲中進士，登上仕途。此后十幾年間，他歷任翰林院編修、江西等地鄉試考官、江南道監察御史及江蘇、陜西、湖北、河南等省按察使、布政使等職，所到之處，政績斐然，素有 “林青天”美稱，深得一心孜孜求治的旻寧的賞識。道光十二年 (1832) 升任江蘇巡撫，應召進京覲見時，已晉湖廣總督之職。他在進京前議復黃爵滋吸煙論死之疏時，即贊譽黃爵滋的大膽建議，謂 “吸煙論死之說，私下相互議論者，并非無人，而敢于毅然上陳者，則獨有此奏”，明確向旻寧陳說自己的態度，指出鴉片流毒蔓延天下，久禁不止，欲挽時局，斷非常法所能奏效，“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寥寥數語，對旻寧觸動極大。
在召林則徐進京陛見前后，旻寧收到各地將軍、督撫議復黃爵滋吸煙論死之說的奏章共29件，其中贊成論死之說的只有8人，21人反對嚴刑重治吸食之法，或主張先嚴海口、次治開館招人吸食者，或主張先重懲販煙之奸商，也有人認為應首先嚴懲官吏中吸煙之人。這種局面既在旻寧的心底里投下了一層厚重的陰影，也為他制定綜合治理鴉片煙毒方案提供了多方面可供參考的依據。他決心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實際行動去影響地方高級大吏，在全國范圍內普遍推行全面的嚴厲禁煙措施。
林則徐進京后，旻寧賞其紫禁城騎馬殊榮，接連8次單獨召見，共議禁煙事宜。經過反復商討，旻寧決定雙管齊下，一面于道光十八年 (1838)十月十五日命林則徐馳赴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意在杜絕鴉片進口。為表示他對林則徐的信任和器重，特頒給欽差大臣關防，諭令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一面則命朝臣嚴定禁煙章程，以求根絕吸食。新定禁煙章程明確規定：“凡吸煙之人，均限一年半時間戒除，限滿不知痛改前非者，無論官民，概擬絞監候”。新定章程經旻寧審閱批準后，名為 《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頒發全國遵照施行。
自黃爵滋吸煙論死之疏上達朝廷始，在旻寧親自主持下，經過各有關方面約半年時間的討論準備，神州大地除西藏地區以外，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全面查禁鴉片煙毒的熱潮。各地查拿鴉片販子，繳煙土，收煙具，封煙館，懲治大小吸煙官吏，通令鴉片煙鬼限期戒煙，可謂如火如荼，雷厲風行。鴉片煙毒似乎從此真的要在華夏神州凈盡根株了。
面對舉國一致的禁煙熱潮，旻寧欣喜異常，心想多年固疾，一旦掃蕩凈盡，規復祖宗盛世舊觀有望，總可以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了。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英國資產階級為了維護罪惡的鴉片貿易，悍然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結果不僅使他根除鴉片煙毒的全部方案措施盡皆落空，而且把他推到了清朝有史以來初次蒙受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沉重打擊，并被迫屈辱求和的被動境地。
四、安內攘外 力不從心
旻寧在位30年，前20年，安內攘外，頗盡心力，似也顯示了他的聰敏勇武;后10年，外寇入侵，喪師失地，“內憂” 四布，無力消弭，真可謂安內攘外，力不從心了。
自御極以來，旻寧承襲先朝遺策，對國內北方白蓮教、南方天地會等為主組織發動的反清起義，繼續采取獎勵地主豪紳招募鄉勇結寨自守及堅壁清野的策略方針，以致各地義軍活動因難，不易形成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對突發性的農民起義和個別地區的反政府叛亂，則集中優勢兵力，迅速行動，予以鎮壓，不使蔓延。故在道光二十年(1840)英國發動侵華戰爭以前，大清王朝衰弱不堪的軀體上，仍然裝裹著遠遠看去頗為威嚴的華麗外衣。
乾隆年間，新疆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大和卓木波羅尼都興兵謀叛，兵敗被擒遭誅，其孫張格爾為殘部簇擁逃至位于今天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東部的浩罕王國境內。時值英國大肆擴張，謀求打入新疆，張格爾遂投入英國人懷抱，搜集積蓄力量，準備伺機東山再起。嘉慶二十五年(1820)，張格爾自以為羽毛豐滿，率眾數百入喀什噶爾祭掃祖墳，為其先祖大和卓木招魂，煽動當地回眾叛亂。清政府駐守新疆官軍一面設計圍剿，一面上奏朝廷。當時正值嘉慶殯天、旻寧新登大寶之際，朝廷以為張格爾率數百人入疆，邊將遣兵驅逐即可，并未引起重視。豈料張格爾在英國援助策劃下，時而公開攻城掠地，時而潛伏活動，勾結少數回部上層分子，竟與官軍長期對壘，經四、五年時間，逐步形成了一支實力可觀的叛亂勢力。道光六年秋 (1826) 七月，張格爾在喀什噶爾發難，連陷喀什喀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清廷駐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慶祥、幫辦大臣舒爾哈善，葉爾羌辦事大臣音登額、幫辦大臣多隆武，和闐領隊大臣奕湄、幫辦大臣桂斌等，先后死難。一時回疆烽火遍地，各族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摧殘。
邊塞告急奏章迭至，朝廷上下震驚。張格爾叛亂不但嚴重摧殘著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危及了清政府在新疆地區的統治地位。面對嚴峻的形勢，旻寧經過深思熟慮，采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他先后任命大學士、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陜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為欽差大臣，參贊軍務，令固原提督楊芳、甘肅提督齊慎赴阿克蘇軍營助剿，征調吉林、黑龍江、甘肅、四川等省馬步各軍及健銳、火器諸營計3. 5萬人，入疆平叛。在調軍入疆之初，旻寧即諭令各有關方面準備了充裕糧餉及軍需物資，責成各主管官員保證供應，使無乏匱之虞，嚴飭率軍入疆將帥要慎賞罰，明紀律，所屬各軍經過地方，秋毫莫犯。在平叛大軍派出之后，他又冷靜地分析了形勢，認定新疆久隸版圖，各族百姓安居樂業已60余年，心甘情愿追隨張格爾叛亂者，當系極少數別有所謀之徒，據此制定了區別對待、恩威并舉的策略方針，明諭前敵將帥及回疆各部，謂“大軍壓境之時，有歸順朝廷者，無論大小頭目及協從人等，盡皆不究以往，許以自新;鐵心與天朝為敵、負隅頑抗者，則盡行剿滅，勿遺后患。”此外，旻寧還頒發詔旨，令免入疆大軍所經之奉天(今遼寧)、甘肅、陜西等所屬各州縣當年額賦，全免回疆八城所有新舊額賦，穩定了后方，爭取了不少回疆各部民眾。
張格爾在英國支持援助下悍然發動大規模叛亂，原想馬到成功，順利奪取全疆。不意孤取四城，后援不繼，清廷派遣數萬大軍進剿，漸漸餉匱糧單，遂不顧一切，大肆搜括民財，與旻寧所行方略恰成鮮明對照。清軍入疆不久，起初因受裹脅或不明真相而參與叛亂的維族民眾，在旻寧“不究以往”和全免新舊額賦詔諭的感召下，紛紛倒戈。張格爾眾叛親離，所奪喀什喀爾等四城盡失，率小部死硬分子東逃西竄，幾成過街老鼠，終于在道光七年(1828)十二月為清軍俘獲。清政府歷時1年多的平叛戰爭勝利結束，新疆全境重現和平。
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盡管外禍未起，清廷全力以赴嚴防內地，旻寧躬親厲行，倡節儉，杜奢靡，注意體查民間疾苦，幾乎每年都減免一些受災地區的地丁錢銀，甚至發放口糧，賑災濟貧，但由于吏治敗壞日甚一日，貪官污吏欺上瞞下，恣意勒索，以致不少地方民不聊生，規模不等的各族人民起義時有發生。為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旻寧對敢于造反的百姓，總是采取鐵血手段，嚴厲鎮壓。
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永州江華縣錦田鄉瑤民聯合部分廣東瑤民，共推趙金龍率眾起義，攻占兩河口地區為根據地，公開與清廷對抗。旻寧聞報后，急調湖廣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廣西提督海凌阿率軍進剿，同時令兩廣及湖南各地各防邊界，勿使蔓延。廣西提督海凌自恃武藝超群，部下兵強馬壯，驅兵直進，力爭頭功。結果中義軍埋伏，廣西軍四散潰逃，海凌阿也死于亂軍之中。敗耗傳至朝廷，旻寧大為震怒，一面增派貴州提督余步云率軍入湘助剿，一面嚴令各地堅壁清野，籠絡各苗塞“自相團練”，立意迫使義軍撤離根據地，四處流動作戰，一旦時機成熟，即將義軍“誘至山外平野之地，聚而殲之”。采取此策后，不到半年時間，義軍糧餉不濟，終于無險可守，全軍盡覆，趙金龍及其家屬子女遇害。
自道光元年以來，全國各地反清起義史不絕書，連年不斷，有時一年數起，由于旻寧堅持獎勵地方團練自保，堅壁清野和集中力量重點出擊等策略方針，各地起義旋起旋撲，始終沒有能夠對清王朝統治造成什么威脅，直至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慘遭失敗，這種局面才開始逐步發生變化。
內無大憂，旻寧得以騰出手來根治鴉片毒害。自道光十八年起，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查禁鴉片煙毒運動，同時派林則徐至廣東，立意斷絕煙毒來源。
道光十九年(1839)初春，林則徐攜欽差大臣關防到達廣州后，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水師提督關天培等和衷共濟，內則查辦收受賄賂、包庇鴉片走私之文臣武將，懲治販毒奸商，勸戒吸毒兵民; 外則曉諭各國來粵商人，限期繳出囤放于外洋躉船的全部鴉片。為預防萬一，林則徐于查禁鴉片的同時，一面飭人搜集翻譯外國書報，了解西洋國情及來粵商人動靜，力求知己知彼;一面招募水勇，整頓水師，加固增修炮臺，購買西洋大炮、戰船，積極整軍備戰。
面對林則徐雷厲風行的禁煙措施，以英國為主的外國鴉片販子們有些著慌，紛紛找英國在華商務監督義律商量辦法。義律鑒于中國官方禁煙向來虎頭蛇尾，一陣風過去便萬事大吉，一切照舊，認為此次也不過是做做樣子，嚇唬膽小的，抓幾個倒霉的罷了，約定眾洋商拒繳鴉片。林則徐看看限期將過，外國鴉片販子們毫無動靜，便傳令四處張貼告示，告諭中外，謂“本大臣奉旨來粵查禁鴉片煙毒，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表示此次禁煙勢在必行的決心。隨后，他即采取斷然措施，將黃埔港所有外國商船統統封倉，不準裝卸貨物，同時下令撤出廣州商館里的全部中國雇員，派兵圍困商館，斷絕了水陸交通。至是，聚居商館里的外國商人們紛紛抱怨義律毀了他們的生意，龜縮在這里的鴉片販子們更是慌了手腳，急請義律尋求解救之策。此時義律已無良策可尋，心里暗暗計謀報復行動，表面上不得不派人請林則徐解圍，答應勸說鴉片販子們繳出全部鴉片。
道光十九年 (1839年)三月，以英國為主的鴉片販子先后繳出鴉片1. 9187萬箱又2119袋，共計237. 6萬多斤。林則徐收繳完畢，即奏報朝廷請示處理辦法，同時下令解圍開艙，恢復中外貿易。旻寧聞報大喜，傳諭林則徐等將所繳鴉片煙土，“即在虎門外當眾銷毀，無庸解往京師驗看，俾令沿海商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駭，永杜后患。”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林則徐遵旨偕鄧廷楨等率廣東文武員弁，在虎門海灘將收繳鴉片全部徹底銷毀凈盡。 斯時沿海居
及外國商人、 傳教士等觀者如堵， 百姓歡呼，煙販們震恐痛心不已。是為歷史上有名的 “虎門銷煙”。
虎門銷煙后，林則徐傳令各國進口貿易商船具結聲明： “嗣后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凡從事正當貿易的外國商人，無不遵令具結進口，惟英國商務監督義律，蓄意挑起事端，糾集兵船攔截其本國商船，不準進口具結，并多次襲擊中國水師。林則徐一面下令嚴懲來犯英國兵船，一面奏報朝廷，建議對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外國商船，實行“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策略方針，以集中力量打擊不遵中國法度或敢于來犯之敵。此時旻寧正陶醉于銷毀鴉片的喜悅中，自思多年流毒，一旦掃除凈盡，從此白銀不再外流，國庫漸可充裕。聞報義律膽敢犯順天朝，當即怒火中燒，傳諭沿海加強防御，切令林則徐等萬勿示以柔弱，謂“朕不慮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所有英吉利大小船只，盡行驅逐出海，嗣后片帆不得入口貿易”。道光二十年 (1840) 一月，林則徐遵旨斷絕了中英貿易。
旻寧原想以天朝聲威懾服英夷，豈知英國為了保護鴉片貿易，已決定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英國兵船40余艘到達中國海面，先行封鎖珠江口，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英軍在廣東滯留月余，北犯福建，未能得手，當即兵進浙江，攻陷定海，隨后又移師北進，兵至天津白河口，投遞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給清政府的照會，無理要求中國皇帝為英人昭雪在粵蒙受的“冤屈”，償賠鴉片煙價，并割地通商。按慣例，清王朝地方大員不能擅自接收外國照會，更不敢向皇帝呈遞外人照會。無如英國船大炮猛，沿海除廣東、福建預做防備之外，各省既無堅實戰船能夠御敵于大洋之外，又無堪阻敵登岸之可用大炮和能戰之兵。直隸總督琦善此時已顧不得成例所礙，徑直接受照會，允為代達朝廷，并上奏旻寧說： “英夷船堅炮利，無可與敵。夷船不來則已，夷船若來，則天津等各大海口斷不能守”。朝廷內外一些平時安逸享樂的行家里手，既害怕戰爭打擾其安樂生活，而果真英國人登岸，奉命拒敵，又不知這仗到底是如何打法。他們為英國堅船利炮所嚇倒，只求早早結束戰爭，紛紛散布流言，有人謂林則徐廣東收繳鴉片，原是先許重價收買，而后食言負約，以致激變; 英人興兵，實是請求天朝大皇帝給個公道，開恩恢復通商。有人則說鄧廷楨調赴閩浙總督，毫無作為，英人未攻廈門，硬是上奏朝廷，謊報戰功。一時間，朝廷上下，亂哄哄吵做一團。
旻寧獲悉前敵敗耗，耳聽各種流言，翻閱琦善奏章和巴麥尊照會，不覺對林則徐等產生懷疑，暗思英軍威逼京畿，孰是孰非，一時真偽難辨，不妨頒旨詰問林則徐，看其何詞以對; 詔令琦善與英人交涉，虛與周旋，試看結果如何，再作定奪。其詰責林則徐的諭旨，措詞激烈，大略謂：“命你赴粵查辦海口事件，業經一年有半，然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 內而查拿犯法，亦不聽凈盡，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 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何詞以對朕也?”在給琦善的詔旨中，則令其轉告義律說： “天朝皇帝撫綏四海，恩布中外，凡外藩來中國貿易者，稍有冤抑，自會立即查辦。上年林則徐等查禁鴉片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當。茲所求昭雪前冤，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意想以此先令英軍退去，然后從長計議。
琦善所轄防區，天津僅有弁兵800名，山海關一帶連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沒有，英軍北上，早已慌做一團。接奉旻寧詔旨后，心中暗喜，自思有了退敵法寶，當即照會英國侵華軍總司令懿律(義律的堂兄)，明確表示說：林則徐在廣東查禁鴉片“辦理不善”，大皇帝已知其非。至于巴麥尊照會中所求各節，盡可慢慢商量，希望英軍返回廣東，靜待大皇帝派出欽差大臣“秉公查辦”。時值深秋季節，天氣漸涼，英軍不便在北方采取大規模行動。懿律接到琦善照會后，即順勢率軍南下廣東，準備伺機再發。
英軍南下，琦善上奏朝廷大肆渲染自己 “退敵”有方。旻寧接報后，覺得這英夷原來并非桀驁，那林則徐等恐是有負朕意，確乎辦理不善。于是降旨命琦善為欽差大臣，前赴廣東繼續辦理中英交涉，同時令將林則徐、鄧廷楨等革職查辦。
琦善奉旨到廣東后，一意媚外求和，實指望退出英兵，報功邀賞。豈知英軍南下本是緩兵之計，廣州交涉期間，一面暗中調兵遣將，一面提出更為苛刻的侵略要求。琦善毫無戰守準備，步步退讓，答應了英國侵略者的全部無理要求，只是關于割讓香港一事，不敢做主，準備上奏朝廷請示后再做明確答復。英軍調兵遣將停當，不待琦善答復，即發兵攻占大角、沙角炮臺，進而威逼虎門，并單方面發布未經議定簽字的所謂《川鼻草約》，強占了香港。
旻寧派令琦善赴廣東時，原想引英軍南下，姑允恢復通商，懲辦林則徐，以換得英國全部撤軍，消除戰禍，免得大動干戈，勞師靡餉。不過，那時他既不認為英國堅船利炮威不可擋，也不完全相信英人會輕易就撫，因此諭令琦善到廣州后，要 “一面與之論說，力爭折服英夷，一面妥為預備，如其桀驁難訓，毋得示弱，有失天朝體面。所需御剿兵丁，可一面飛調，一面奏聞，不必先行請旨，以誤戎機”。英軍在廣州再次發難，攻占沙角、大角炮臺消息傳至京師，旻寧因事先已有所預料，并不驚慌，當即傳旨責令琦善“趕緊團練兵勇，獎勵士卒，并儲備軍需糧餉槍炮火藥，嚴懲英夷”。同時，詔令對英開戰，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征集各路大軍共計1. 7萬余人開赴廣東前線，意欲一舉蕩平入侵之敵。不料琦善毫無戰心，竟上奏說廣東“地勢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若與英夷交鋒，實無把握，不如暫示羈糜……”。旻寧覽奏不覺動怒，心想如此懦夫，如何堪當前敵?正思降旨斥革，又接廣東巡撫怡良等密折，參奏琦善一意孤行，不聽眾文武勸說，私允割讓香港。怡良密折真是火上澆油，旻寧閱后直氣得手足冰冷，兩眼昏花。稍侍鎮靜，提筆在琦善奏折上批道： “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于朕，朕不懼焉”。隨即傳諭，令將琦善革職拿問，鎖解進京，并將其全部家產悉數抄沒入官;命奕山、隆文等星夜兼程，迅赴廣東，整兵旅、殲丑類，收失地，懲漢奸，務期大伸天討，而張國威。
英軍獲悉清廷派將增兵，遂先發制人，大舉進攻，道光二十一年 (1841) 二月初攻陷虎門。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及數百守軍力戰不敵，壯烈殉國。三月，參贊大臣楊芳先至廣州，一戰又失烏涌炮臺，英船駛入省河，廣州城危在旦夕。是時正值貿易季節，英國鴉片販子從印度運來大批鴉片急待拋售，英國國內則急需茶葉，因此英軍并不急于武力攻取廣州，而要設法誘迫廣州當局開口通商，賣掉鴉片，運走茶葉。經過一番交涉，楊芳因奕山、隆文萬余大軍尚未到粵，不便立時開戰，只得同意暫停戰事，恢復通商。事后，楊芳偕廣東巡撫怡良聯銜具奏，申明原委，請求恩準暫示羈糜。哪知旻寧此時主戰之志甚堅，接奏后立降諭旨嚴斥，謂“楊芳奉旨剿逆，竟爾遷延觀望，亟以通商為請，是復蹈琦善故轍，變其文而情則一，情殊可恨。若如此了結，又何必命將出師，征調官兵?且何以慰提鎮大員及陣亡將弁之忠魂? 楊芳、怡良等只知遷就完事，不顧國家大體，殊失朕望，著先行交部嚴議，仍令帶罪立功。”同時傳諭奕山、隆文迅赴戎機，同心戮力剪除英夷，斷不準再提“通商”二字。
奕山等在旻寧圣旨再三催促下，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 三月底到達廣州。聞聽英軍船堅炮利， 本無戰心; 若不戰而和， 又恐遭重咎， 遂召同來新任粵督祁及參贊、 巡撫人等計議發兵攻剿。四月初一日，奕山兵分三路，夜襲英軍，希冀一戰而勝。不意英軍早有準備，激戰五晝夜，所有炮臺要塞盡失，英軍兵困廣州城，不時發炮轟擊。奕山攻守無術，慌了手腳，急命高懸白旗示降，令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乞和，簽定了屈辱的《廣州和約》，議定雙方停戰，賠償英國軍費600萬元，英軍退出虎門，奕山等撤出廣州城，率軍屯駐離城60里以外。
奕山戰敗求和，自知如實上奏朝廷，吃罪不起，于是謊稱廣州停戰，系因他率大軍屢次“焚剿痛擊，而大挫其鋒……英夷窮蹙乞撫”。至于賠款，則是因為英夷戰敗，無路可走，“其頭目投伏于地，向城作禮，乞還商欠，并懇請撥庫錢280萬，否則，年余未能通商，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非但負欠無以償還，而且生計無以維持”。因此，經廣州文武共同商量，為表天朝懷柔遠人之意，獎勵外夷向化之誠，議定允其所請。
旻寧接閱奕山瞞天過海的奏報后，非但毫無察覺，還真以為是英夷懾于“天威”，傾心向化，從此中外和好，免去刀兵之苦，不覺轉怒為喜，竟頒旨“準令通商”，同時傳諭沿海各省，酌量裁撤調防官兵，以節糜費。至此，他越發懷疑林則徐等在廣州的行為，相信英夷興兵構難，是由林則徐“辦理不善”、“操之過急”所致等流言，自思年余來寢食難安自不必論，其勞師糜餉，國無寧日，沿海生靈涂炭，不罪林則徐、鄧廷楨，又由誰來任其咎?念及此，遂發諭一道，令將林則徐、鄧廷楨從重發往伊犁，遣戍贖“罪”。如此昏聵糊涂，真不知其少時的聰敏哪里去了。
正當旻寧誤信奕山謊報軍情，認為夷亂已平而令沿海各省裁軍撤防之際，英國政府換將增兵，準備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火。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六月，英國新任特命全權公使璞鼎查、侵華英軍總司令巴加聚會于香港，經過一番密謀策劃，月余后率軍北犯廈門。總兵江繼云等力戰犧牲，廈門陷落。隨后，璞鼎查和巴加調集大隊，北犯浙江，僅兩月時間連陷定海、鎮海、寧波三鎮。定海三總兵葛云飛、鄭國鴻、王錫朋等率軍英勇抵抗，全部以身殉國; 兩江總督裕謙親自登城督戰，而浙江提督余步云未戰先逃，以致鎮海、寧波失守，裕謙自殺謝罪。總督死，提督逃，三總兵殉國難，整個浙東地區風聲鶴戾，侵略軍恣意燒殺淫掠，千千萬萬無辜百姓在鐵蹄下呻吟。
英軍攻陷廈門消息報至京師，旻寧并未醒悟，對奕山廣東奏報仍是深信不疑，只道是化外之人，反復無常，復詔令沿海整頓武備，嚴加防堵，未能采取積極的總體防御措施。至浙東定海、鎮海相繼淪陷，他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不過想到廣東既然無事，恐怕奕山所奏懾服英夷不虛;以為福建、浙江敗耗頻傳，大半是這些地方的督撫將帥無能，認定要想懲治英夷，還得派近臣統重兵大張撻伐。于是，旻寧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初四日詔令宗室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奕經為揚武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贊大臣，調集江西、湖北、四川、陜西、甘肅數省馬步各軍，馳赴浙江。自以為“靖逆將軍”在廣東能“靖逆”，“揚威將軍”在浙江也該“揚威”。不料近臣重兵派出不久，寧波又陷，余姚、慈溪、奉化諸城均遭焚掠，英夷長驅直進，如入無人之境。此時旻寧既恨前敵將帥庸懦無能，又惱英夷太無人性，將全部報仇雪恥的希望都寄托到奕經身上。盡管前線告急奏章紛至，他仍傳諭奕經，謂“此次興兵，非同尋常，勝敗在此一舉。卿等定要謹慎從事，萬勿性急，一切布置周妥，然后一鼓作氣，揚我國威，殲茲丑類，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賴”!殷殷寄賴之情，不可謂不切。哪知奕經一出京師即把皇帝諭旨置諸腦后，一路游山玩水，廣納貢獻，遲到道光二十二年 (1842) 正月始到紹興，視戰爭如兒戲，倉猝之間全面出擊，兵分三路，幻想一舉奪回浙東三鎮。結果是三路大軍相繼敗北，奕經一口氣逃到杭州，不敢再戰，一面屯兵與英軍對峙，一面上奏敗績，自請處分。
旻寧接到奕經敗報，深感局勢嚴重。這時他想到可以信賴的重臣及可以調拔的精兵基本已和盤托出，而夷焰非但未能稍戡，反而日見鴟張，足證英夷之兇狠。前次有人彈劾奕山廣州飾敗為勝，恐是事出有因。不過，目下正是用人之際，若統行深究重遣，恐使前敵將士人人自危，無所措手足，嗣后何人再肯為朝廷效力?再者，似廣東和平了結的法子，也未嘗不是平患之一途……。前思后想，旻寧覺得此時不便責斥奕經，須要準備退路才好。于是，他先傳諭安慰奕經說：“卿等前敵效命，為朕所深悉。逆夷船堅炮利，非同前代戎狄可比。初次出師不利，情有可原，為大局計，自當重整旗鼓，通盤籌劃，謀勇兼施，萬勿因一時未能得手，自隳銳氣”。隨后，又詔令盛京將軍耆英署杭州將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授以 “便宜行事” 之權; 起用早經因主和革職的伊里布，賞給七品頂戴。命二人趕赴浙江南線，辦理對英交涉事宜，做出了準備停止抵抗，實行所謂 “招撫”方略的姿態。
沿海督撫將帥，在未與英軍交鋒之前，個個聲氣甚壯，紛紛發誓要 “痛擊英夷”、“剿盡橫逆”; 廣東、福建、浙江數戰皆敗之后，則大都談夷色變，畏夷如虎，多半主張實行“招撫”、“羈糜”之策。他們狡辯說，戰敗求和，并非是投降賣國，而是從國家前途、百姓生靈大局著眼，消弭兵災戰亂，不與外夷爭勝斗強。奕經浙江戰敗之后，朝廷重臣力主抗戰者，只有軍機大臣王鼎一人。相傳王鼎與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意見相左，每逢上朝，即大罵穆彰阿是秦檜、嚴嵩，欺上賣國。浙東三鎮失陷后，他再三請求旻寧起用林則徐，整兵再戰，未能獲準。因恨外敵入寇，憎奸相欺上誤國，悲忠良無罪遭譴，痛沿海喪師失地，怨皇帝不聽忠言，遂草擬遺疏數千言，以死勸諫旻寧除掉穆彰阿，起用林則徐。書畢懸梁自盡。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屬實，王鼎與林則徐的關系極為密切，確系實情。史載他在林則徐奉旨遣戍伊犁月余，“暴死”于京師。王鼎死后，朝中幾乎再無主戰之人了。
耆英、伊里布到浙江后，即開始策劃“羈糜”之策，試圖“招撫英夷”，可他們怎么也沒想到英夷竟不肯就“撫”。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英國侵略者為了迫使清政府徹底屈服，決定按預定計劃，集中優勢兵力，攻取清政府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鎮江，進而控制長江下游，切斷清廷漕糧運輸。
此時旻寧雖已決計實行“招撫”之策，但他胸中無數，擔心英夷不通人性，恣意胡來，順白河北上進逼京師，因此也還在調兵遣將，極力加強京畿地區的防御，結果造成長江中下游兵力空虛。這種對英軍動向的錯誤估計和依此做出的防御部署，為英國侵略者實施其惡毒計劃提供了便利條件。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四月初始至六月底止兩個多月的時間，英軍相繼攻取乍浦、寶山、上海、鎮江。江南提督陳化成率部抗擊，壯烈犧牲，鎮江副都統海嶺統駐防旗兵拼死抵抗，全部殉難，兩江總督牛鑒則聞風逃匿，英國侵略者兵鋒直抵南京城下。至此，旻寧自覺已別無良策可尋，急命耆英、伊里布迅赴南京設法議和。
耆英、伊里布到南京后，經過近一個多月的往來交涉，基本答應了英國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將一份由英國人起草的條約草案逐條明析具奏，請求旻寧批準依此訂約。
旻寧接到耆英等議定和約、請求鈐用御室的奏報，頗覺為難。自思條約喪權太多，如若批準，則大傷天朝體面; 如予斥回，又恐兵端再起，御敵無術，后果更難設想，真是左右為難。于是，急召軍機大臣會議，企望有人能為他謀劃兩全之策。但事已至此，軍機們個個緊閉雙唇，無言以對，還是穆彰阿不忘皇上多年眷顧之恩，站出來為旻寧排擾解難，說“英夷構難，意在求復通商，中朝兵興三載，未見尺寸之效。施剿與招撫，費用相等，而勞逸迥別。為今之計，當靖難息民，請皇上以天下生靈性命為重，準耆英等奏議，俯允英夷所求”。旻寧聽后，沉思良久，別無他路可走，遂頒口諭，謂：
“中外失和，英夷肆虐，本應大張撻伐，折其兇鋒。無如英夷非前代戎狄可比，船堅炮利，鬼計多端，進止飄忽莫測，致使生靈涂炭，沿海沿江百姓流離失所。今耆英等與議簽約罷兵，言該夷所求各節，雖系貪利無厭，而其意不過求賞碼頭，貿易通商而止，尚非潛蓄異謀。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請，以保江南大局’。似亦不失為救時一策。朕以民命為重，權且依耆英等所奏。著即傳旨，命耆英等勿再遷延，即行與定和約，候朕用寶，免致別生枝節。”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城下江面上的一艘英國侵略者的軍艦上，簽訂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內中規定諸大端為： (一)清政府賠償英國在廣東繳出銷毀的鴉片煙費600萬元，商行“積欠”300萬元，軍費開支1200萬元，統計2100萬元; (二)將香港割讓給英國; (三)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 (四)實行協定關稅，嗣后進出口貨物應納關稅等項，均應 “秉公議定”，不能由中國自己做主; (五) 廢除公行制度，凡來中國貿易的英商，不論與何人交易買賣，均聽自便。這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南京條約》，時人稱之為《江寧條約》、《白門條約》或 《萬年和約》。
《南京條約》簽訂之后，英國又要求就五口開放通商貿易有關問題繼續談判。道光二十三年 (1843)六月和八月，中英又分別訂立了 《五口通商章程》(附海關稅則)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統稱之為《虎門條約》。通過《虎門條約》，英國獲得了 “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在通商口岸停泊“官船”和租賃土地房屋等項特權。所謂“領事裁判權”，即無論英國人在中國通商口岸犯有何種罪行，均應“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員照辦”，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和制裁; 所謂片面“最惠國待遇”，即無論哪個國家此后在中國勒索到什么好處，英國都將 “一體均沾”，有權享受; 所謂停泊“官船”，即英國兵船從此可以自由地進入中國領海和內河; 其租賃土地房屋的特權，則在中國開創了所謂的 “租界”制度。對這樣一個屈辱的條約，旻寧既已無力與英夷“爭勝斗強”，當然也就“恩準依議”了。此外，在《南京條約》簽訂后兩年多時間里，當美國和法國聞風而至時，他害怕兵端再起，又派耆英同兩國分別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不但將給予英國的所有特權全都給了美國和法國，而且進一步擴大了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等項特權。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面前，旻寧作為衰敗不堪的大清封建王朝的皇帝，已經一籌莫展了。
歷時兩年多的對外戰爭，清朝政府支出戰費7000萬兩，戰后賠款2100萬元，加上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軍的無恥搶劫和戰后鴉片的繼續大量涌入，清王朝本已十分拮據的國庫收支急劇傾斜，瀕于崩潰。為了償還賠款，彌補虧空，旻寧在戰后已顧不了許多，只有默認各級官吏盡情搜刮民脂民膏了。結果是“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污吏無異虎狼。民之財盡矣! 民之苦極矣!”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鴉片戰后，清王朝內地十八行省和臺灣、伊犁、西寧等地區，反清起義連年不斷。自道光二十二年至三十年 (1842～1850)，各地各種起義暴動，令清政府手忙腳亂，損兵折將而載于史冊的就有92次之多。旻寧歷經兩年多對外戰爭的磨難和美、法等相繼遣兵船來華威逼簽約，已是心力交瘁，不覺老之將至。面對風起云涌的起義暴動，他只知頻頒諭旨，限令各地將軍督撫及提鎮大員加意彈壓，盡力兜剿，再也無力無心去設法根治起義暴動之源，規復祖宗盛世之業了。
皇帝老邁昏聵，大清帝國愈益糜爛。道光二十七年 (1847) 以后，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由會黨組織發動的起義暴動，所在皆是，其中湖南、廣西等地更是反清義旗密布，造反呼聲相聞。差點把清王朝送入墳墓的太平天國起義，此時獨樹一幟，借助會黨武裝斗爭的漫天烽火，逐漸醞釀成熟了。
道光三十年 (1850) 正月十四日，節儉一生的旻寧，外恥未雪，內憂未除，飽含一腔恨和愁，悄然長逝。死后謚號曰“成”，全稱為“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成皇帝”。廟號宣宗。葬地在河北易縣北寧山慕陵。
上一篇：宣宗李忱
下一篇：宣帝劉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