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的啟迪

唐宋城市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1931年，日本學者加藤繁發表《宋代都市的發展》一文，指出從唐代到宋代都市發展中的“重要現象”，是傳統坊制與市制崩潰，可以說提出了此后這一研究領域的最重要命題。近一個世紀來，論著眾多，成果顯著。那么，學者們為什么對唐宋間城市發展的歷史比其他議題更感興趣呢？

宋靜江府城圖碑刻

如果說以加藤繁等學者為代表的唐宋城市史研究的發軔，可歸之于中日近代史學形成的初始推動，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對東方文明的認識轉變，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推進因素。1959年，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謝和耐在前言中說明他寫作的目的：“人們慣常妄下結論，以為中華文明是靜止不動的，或者至少會強調它一成不變的方面。這其實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研究宋代“城市中心和商業活動的突出發展”，正是他力圖糾正西方世界對中華文明“錯覺”的一種手段。

隨著關于唐宋之間的歷史演進史實的不斷被確認，一種與舊說反其道而行之的、新的思想趨勢遂逐步形成，那就是許多研究者開始承認并習慣從“發展”的取向來觀察那個時期的歷史，不斷強調歷史的進步。

如果以為西方學界的這種認識轉向，純粹是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中國傳統文明的偉大并為之折服，就會落入未知所以的認識陷阱。相比于各種實證研究成果的影響，更為重要的，也許還在于西方學者總是自覺不自覺地以歐洲歷史的發展軌跡為標尺，用以參照中國歷史。二戰以后，西方學術界出于對自身文明發展過程的反思，促使他們同時反思自己關于東方文明的看法，才逐步認識到他們對前近代時期中國歷史的認識存在“錯覺”。

另一個學術群體的研究工作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立場，那就是日本東洋史學的演進。20世紀初，隨著日本近代史學的發展，學者們努力引進西歐史觀。1910年，京都大學講師內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認為中國歷史應該擺脫王朝體系，可以根據“時代的變化”，分為上古、中古與近世三期，“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他的這一論說經過后學的補充與擴展，形成著名的“宋代近世說”。此說后來也被西方史學界廣泛采納，于是形成了目前仍然相當流行的、所謂從中古唐代走向近世宋代的“唐宋轉折”說。

因此，無論是宋代近世說，還是唐宋轉折說，其背后的思想基礎，都是以歐洲歷史為標尺，也就是認定中國歷史的進程，必然與歐洲一樣，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走入近代的工業社會。1973年，英國學者伊懋可（Mark Elvin）主要利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撰寫出版的《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就是上述學術思路的一個代表。伊懋可認為宋代經濟發生了一場中世紀的經濟革命，就當時的技術水平而言，已經達到了資源利用的極限，即所謂“高水準平衡陷阱”，因此宋代以后，中國經濟就只有數量的增長，而無質量的進步了。這就是中國未能像西方那樣進入近代工業社會的主要原因。在他所描述的宋代經濟革命中，“都市革命”正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宋《平江圖》碑刻

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近代史學自從形成以來，就深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同時，為了從傳統歷史中發掘民族自信的因子，強調“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語），在經典理論的指導下，尤其重視商品經濟對于傳統社會的侵蝕破壞作用，也形成了一種以進化論為基調的發展觀。關于宋代，典型的如漆俠所論，認為在中國封建時代兩個馬鞍型的發展軌跡中，“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幾乎達到最高峰”。唐宋之間城市經濟發展，當然也就成為了最佳的例證。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于擺脫理論教條主義桎梏、跳出斷代史框架、學習海外“先進理論”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唐宋轉折說在學界廣受關注。這一切，都助長了學者們對于唐宋城市史單維度的觀察取向。總之，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外學界基本上都是遵循加藤范式的思路向前推進，為之增添腳注，少有反思與質疑，既從多方面發掘宋代都市不斷發展的史實，又強調唐宋之間的斷裂與對比。傾向性的意見，是認為從唐代到宋代，城市發展的基本路徑是從封閉的坊市制，走向了開放的街市制。

另一方面，有學者已經指出，當今國人對宋代歷史的認識，包括學術界與民眾，基本上是近代以來形成的，包含著當代人反觀歷史的體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侮，“積郁著強烈的民族情感，充溢著建設強國的期冀。在這種狀況與心境之下，對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與對漢唐盛世的懷戀聯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宋朝因為其國力的羸弱，就成了漢唐盛世的對比物，“積貧積弱”的批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定型的。

不過近年來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國人對于宋代歷史的觀感又有了新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迅速發展，使得國人對民族歷史的自信心大增，近年來的“國學熱”，在某種程度上（絕非全部）正映襯著這種立場的變化。特別是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更促使國人終于對經濟繁盛而武功有憾的宋代的看法，從負面走向正面。

有意思的是，尤其是在近年來西方經濟衰退的影響之下，其學界對中國歷史的觀察也有一些新進展，所謂加州學派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們重視應用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框架，對歐洲中心論和英國現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義提出學術挑戰。重新估量中國歷史上——尤其是宋代以來經濟的發展，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對于宋代經濟總量給出了極高的估算，最具代表性。海外學界這些論說對于不少國人來說正對胃口，盡管這些估算由于未能給出可靠的歷史論據，海內外史學界大多緘默以待，卻經由一些不明所以的傳媒在學術界之外廣泛傳播，被不斷加工、放大，以致有人將“宋代GDP的全球占比”夸大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