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學·方志學專題研究綜述·有關方志史和方志學史的研究

1.方志的起源

近代以來，有關方志起源問題的研究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主要有以下幾種看法：

①淵源《禹貢》說：有人認為，后世纂修的許多方志，特別是全國區域志，在體例上和若干載述內容上與《禹貢》有著淵源關系，如《元和郡縣圖志》分全國為十道，就是依《禹貢》別九州之例;《元豐九域志》條列地里、戶口、土貢、屬縣也與《禹貢》諸州記載相同(見黃葦《方志淵源考辨》，《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3輯)。反對者則認為，《元和志》、《元豐志》應是受了《漢書·地理志》以來各正史地理志和六朝以后地理總志的影響，或是受了漢魏以來圖記與圖經的影響，與《禹貢》無關(見王文楚等《我國現存最早一部地理總志——〈元和郡縣志〉》)。

②淵源《山海經》說：持此說者認為，漢辛氏纂《三秦記》、齊陸澄纂《地理書鈔》，以及后世方志多有祠廟、碑碣、仙事、異聞等記錄都有本源于《山海經》的痕跡，“若謂《山海經》亦是后世方志源頭之一，確無不可”(見黃葦《方志淵源考辨》)。反對者則認為，《山海經》與方志無論形式、體例、結構全無共同之處，不能說它記載了風俗和人物，就肯定它是方志的源頭 (見倉修良 《方志學通論》)。

③淵源《周官》說：《周官》是方志的源頭或源頭之一，數十年來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凡講方志的文章，幾乎言必稱《周官》，認為其中“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所掌邦國之志”、“誦訓掌道方志”等是古人對方志的最早論述。但反對者認為，《周官》是戰國時的“官制匯編”，目的在于托古改制，所載內容，未必可信。《周官》中所說的“志”，實際上是指古書、古史而言，與方志沒有關系 (見倉修良 《方志學通論》)。

④淵源古代諸侯史說：這種說法認為，孟子所稱晉《乘》、楚 《梼杌》、魯 《春秋》; 墨子所稱周之《春稱》、宋之《春秋》;莊子所稱“百二十國寶書”，都記載了一方之史，也就是一方之志，應是方志的源頭。反對者則認為，古方國史與方志在體例、內容上都不相同，一定要拉兩者的淵源關系，則過于牽強。

⑤淵源兩漢地記說：有人認為，由地方性的人物傳記與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匯合而形成了地記，就是方志發展的早期形式(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這種地記，不外乎都有山脈河流、地理沿革、風土人情、人物傳記等方面內容。而有人則認為，漢魏六朝地記只是方志趨于成熟的一個階段、一個源頭，方志還應有較早的源頭。

⑥關于《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在談論方志淵源時，多家提及這三部著作，如李泰棻說： “志即史也。故如《吳越春秋》、《越絕書》以及未能傳世之百二十國寶書等，皆可稱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書者，首推常璩《華陽國志》。”(《方志學》)范文瀾也認為：“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之先例。”(見《中國通史簡編》)反對者則認為，東漢的《越絕書》、《吳越春秋》屬于雜史，東晉的《華陽國志》屬霸史，將其目為地方志是不對的。也有人認為，諸家之說只提三書為方志之始，未及源頭問題，不能據以將三書看作方志淵源所自。

⑦方志多源論：此說得到了多數人的贊同。普遍認為，起源的多源性和源遠性，是方志起源的兩個顯著的基本特征。《周官》、《禹貢》、《山海經》，還有《九丘》之書和古輿圖、民間傳說等“都同方志有淵源關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頭。至于《越絕書》、《吳越春秋》及《華陽國志》，則已是方志的發端或雛型”(見黃葦《方志淵源考辨》)。反對者則說，如按多源的標準，恐怕古代所有史籍，都可視為方志源頭，源頭太多，最后就變成了無源(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

2.方志的發展階段

如何劃分方志的發展階段，方志界因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各異。1962年，王重民發表《中國的地方志》，把方志大致分為最早的全國性區域志、地志、圖經、地方志四個階段。以后薛虹在《中國方志學概論》中基本沿用了王說，同意以志書的類型為標志的劃分方法。更多的人則是從方志發展和成熟的標志上來劃分階段的，如朱士嘉《中國地方志淺說》中分為三：漢唐之際出現地方志;宋元時期地方志進入成熟階段;清代進入了方志的全盛時期。劉光祿、胡惠秋《方志學講座》分為三：方志的初步發展——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方志的進一步發展——隋唐宋元時期;方志的興盛——明清時期。辛培林《試論方志的源頭及在史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分為四：隋唐是方志的第一次較大的發展時期; 宋代是方志的第二個大發展時期;元明是方志的第三個發展時期;清代是方志發展的鼎盛時期。林衍經《方志學綜論》則分為五：從全國性區域志到地記涌現的漢魏南北朝時期;出現官修志書的隋唐時期; 方志體例大致定型的兩宋時期;方志發展由逆轉到復蘇興盛的元明時期;清代——地方志的全盛時期。這些分法雖然著眼點不同，但普遍認為方志發展經歷了從雛型到成熟，到定型，到鼎盛的總趨向。

3.方志的派別

關于歷史上的方志派別，在方志學論著中一般只涉及以戴震為代表的地理派和以章學誠為代表的歷史派，對派別問題未作深入的探討。《檔案工作》1981年第2期登載了劉光祿《歷史上方志的派別、類型和主張》一文，首先對方志史上的派別進行了細致的劃分。他認為，從對方志性質的認識上，可以分為地理派和歷史派;從志書的體例上看，絕大多數主張地方志書應當注重體例，可以稱為“體例派”;從志書的內容上看，可分為繁體派和簡體派;從修志的目的來看，可分為地方文獻派和行政派(或稱地方官紳派)。八十年代中期，有關行政派的研究成了熱門話題。《史志文萃》1986年第1期發表《試論方志發展史上的主流派——行政派》一文，指出行政派(即把修志的宗旨與目的，主要確定為有利于地方行政管理的修志派別)是方志發展史上貫穿始終的主流派。行政派的人物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首腦，他們把地方志看作是行政管理中的耳目系統，對方志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關于當代的方志派別，無人作具體劃分，而臺灣在新方志不斷的探索和實踐中，卻形成了新地學派、社會學派、“方志三學”論派。新地學派以張其昀為代表，單純從地理學立場來看待方志，主張效法外國的“區域地理”，用現代地理學的方法纂修方志;社會學派以陳紹馨為代表，主張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和編寫新方志;“方志三學”論派以唐祖培為代表，倡導“新方志學”，主張把方志分為方志科學、方志文學和方志哲學進行研究和實踐，這方面的探討在九十年代仍在繼續。

4.章學誠的方志學

是方志學界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有關章學誠方志學的內容，評述和介紹的書籍很多，如倉修良著《章學誠與〈文史通義〉》，敘述了《文史通義》編纂目的、內容和版本，認為此書是章氏學術思想的結晶，并著重分析了章學誠的哲學、史學思想。書中對章學誠所創方志學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論述，給予了高度評價，對了解、研究章學誠方志思想有較大參考價值。此外，倉氏發表了《論章學誠的方志學》一文(載《中國地方史志論叢》)，從確立方志的性質和作用、方志分立三書、“志”書的體裁和內容、辨清各類方志記載范圍和界限、建立州縣設立志科、創立方志義例以及局限性等方面系統討論了章氏方志學。其他研究章學誠方志學的論文有張樹棻《章實齋之方志學說》(載《禹貢》第2卷第9期)、李昭恂《章學誠在方志學上的貢獻》(載《吉林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吳懷祺《章學誠與〈和州志〉》(載《安徽師大學報》1981年第4期)、陳蔚松《章學誠與〈湖北通志〉》 (載《江漢論壇》1981年第4期)、崔富章《章學誠“方志為外史所領”說發疑》(載《晉陽學刊》1982年第2期)、劉光祿《略談章學誠關于方志體例的主張》(載《貴州文史叢刊》1982年第2期)、柳維本《章學誠與方志學》(載《遼寧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黃葦《章學誠方志理論研究》(載《方志論集》)、《評章學誠七〈志〉書后》 (同上)等。一般方志學概論性著作也辟專章討論章氏方志學。民國時期，張樹棻還編輯《章實齋方志論文集》，匯章氏有關方志論述于一集，又附列《章實齋參修諸志書目表》、《章實齋參修諸志篇目表》，頗便參閱。

5.顧炎武的方志學

朱士嘉對于顧炎武的方志學有較深入的研究，認為顧氏方志理論集中體現在 《營平二州史事序》中，為乾嘉時期方志學的形成打下了基礎，認為顧炎武不僅是我國最早的方志理論家，而且也是致力于整理大量方志資料，并取得巨大功績的第一人(參見《談談清代學者論述修志的問題》，載《中國地方史志通訊》1981年第5—6期; 《顧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載 《文獻》1981年第7輯)。

6.錢大昕的方志學

有人認為，方志學是錢大昕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可卓然成家。錢氏方志學表現于他在一統志館時所議之書例及所纂鄞縣、長興二《志》，還有《潛研堂文集》中所題舊方志跋及與其它志家來往信札中。他對方志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對方志資料的重視和對人物志編寫的意見。他認為，方志人物有褒無貶，雖存忠厚之意，但不可以變黑為白，變惡為善。方志也不可濫收人物，不宜列標目，只以時代為序即可。有關論述可參考陳光貽《錢大昕的方志學》(載《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4期)、朱士嘉《談談清代學者論述修志的問題》等文章。

7.梁啟超的方志學

梁啟超的方志學理論集中體現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說方志》、《龍游縣志序》等文章中，特別是第一篇文章首先提出了“方志學”這個學科概念。文章論述的五個問題是：①章學誠在方志學上的貢獻;②考辨方志源流;③對章學誠“三書”體和謝啟昆《廣西通志》體例進行述評;④主張方志應由學者私著，不可官修;⑤分析方志的特點和功用。梁啟超極為推崇章學誠，稱“方志學之成立，實自實齋始也”，“能認識方志之真價值、說明其真意義者，則莫如章實齋”，肯定了章氏做為方志學奠基人的地位。文章認為，古諸侯國史是方志的源頭，宋代是方志的定型時期，而從清乾隆中葉章學誠始，方志才成為一門學問。文章還認為，“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學家、文學家之可以閉戶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創獲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調查事實，搜集資料”，“其間可寶之資料乃無盡藏”，充分肯定了方志的作用。以上對于“方志學”學科概念的提出，對方志發展史的探討，對章學誠方志學地位的確立，對方志特點和功用的積極評價在當時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并且有力地促進了方志學研究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