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史記》研究史略·唐中葉至明: 《史記》研究的初步繁榮時期

唐中葉以后，《史記》學術地位漸高。到了宋、明，《史記》高居史部之首，文人學士研習《史記》蔚然成風，或校勘，或評點，或考辨，形成了專門的“《史記》之學”。這是因為唐宋時期的兩次古文運動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對《史記》“熱”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明變求通的學術思想和主張在唐宋時期占了上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大受學者贊揚;史學的發達和正史地位的提高、印刷術的發明和不斷改進，都為《史記》的廣泛傳播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

這時期 《史記》的研究大體上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1.《史記》被大量刊刻印行

唐以前，《史記》只有抄本。北宋初期，宋太宗詔令有司校勘并刻印《史記》，是為淳化本，即最早的《史記》刻本。宋真宗因淳化本校勘未精，又命陳堯佐等人復校《史記》，景德元年校畢，錄出刊誤文字五卷，然后鏤板刊行。此后《史記》的官私刻本不斷出現，僅兩宋就有幾十種之多。流傳至今的百衲本《史記》中的三個殘本和完好的黃善夫本，就是由宋人刊刻印行的。宋人精校精刻，版本質量較高，為時賢后學提供了較好的《史記》讀本，這個貢獻應予充分肯定。金元時期也有不少《史記》刻本出現，還把《史記》譯成少數民族文字，進一步擴大了《史記》的流傳范圍。明代由于印刷技術的提高，《史記》的刻印工作又有較大發展。據統計，明代刻印的《史記》多達三十余種，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嘉靖三刻”、嘉萬間南北監刻本以及毛氏汲古閣刊本。《史記》被大量刊刻印行，對《史記》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2.探討 《史記》文學藝術的成就

《史記》既是史學名著又是文學瑰寶，但漢魏六朝很少有人從文學藝術的角度進行研究。到唐宋時代，伴隨著古文運動的興起，《史記》的文學成就得到了高度重視。當時“作文當學司馬遷”(唐庚語)幾乎成了文人的共識，他們認真探索《史記》的藝術風格和寫作手法。唐代，韓愈稱《史記》的文章風格“雄健”;柳宗元贊其“峻潔”。宋人的研究又進了一步，他們不僅大談司馬遷的藝術風格，而且進一步探討其形成原因。如宋祁、蘇轍把司馬遷的游歷與其文風聯系起來考察，指出：“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欒城集》卷二十三)。馬存進一步發揮，以司馬遷漫游天下的豐富閱歷解釋其文章風格的多樣性。王楙則從司馬遷的個人遭遇分析其文章悲憤凄惋的特點，認為司馬遷因身受腐刑，“蓋抑郁之氣，隨筆發露”(《野客叢談》卷一)。明代評點《史記》文章更盛，對其文學藝術的分析評議更加豐富，也更深入具體。如何喬新、茅坤、歸有光、胡應麟、何良俊、王世貞、陳仁錫等人，對《史記》的敘事方法和人物形象的刻畫都有不少很有價值的論說。

3.對《史記》思想內容的評論與辨惑

從宋至明，不少學者撰寫了以評議《史記》為主要內容的文章或專書;匯評之作也不斷出現，前后多達三十余種，以凌稚隆的《史記評林》質量最高、影響最大。從總體上看，宋明時期的學者對司馬遷發凡起例創造紀傳史體之功多持肯定態度，但對其學術思想和其他一些具體問題則諸說不一，爭議頗大。如蘇軾、王若虛等人祖述班固之說，對司馬遷加以非難。蘇軾認為司馬遷先黃老后六經、退處士進奸雄尚屬小過，“論商鞅、桑弘羊之功”才是大罪過 (《東坡志林》卷四)。王若虛不僅指責司馬遷借修史“發其私憤”，而且認為其羞賤貧、薄仁義，“罪不容誅”，司馬遷的文章“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不足取法(《滹南遺老集》卷三四)。而與這些觀點相左者也大有人在。如李廌認為：“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其實”(《師友讀書記》)。秦觀、晁公武認為司馬遷遇腐刑而發憤著書，有感而發，有激而云，“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郡齋讀書志》卷二)李廷機、黃淳耀認為《論六家要旨》是司馬遷述其父司馬談之言，其中對儒術的批評是針對漢代俗儒而發的。蘇洵、黃佐、徐中行、陳傅良等人則稱贊司馬遷善學《春秋》，足以接《春秋》統緒。李贄的立論更是不同凡響，他說：“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盡合于圣人，則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班固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此“適足以彰遷之不朽”，“使遷而不殘陋、不疏略、不輕信、不是非謬于圣人，何足以為遷乎?” (《藏書·司馬遷傳》)此外，這一時期的學者對《史記》的取材和表、志等體例得失也進行了探究。

比較而言，宋人治學好發議論，在品評《史記》得失時往往持論偏激。明人雖然也好議論，但態度較溫和，并在評點《史記》時，還對其內容常有考證辨惑。如楊慎的《史記題評》，雖偏重于評論《史記》的敘事成就，但對歷史事實及前人評議也有糾謬。他的《史說》、《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中不少關于《史記》的考辨見解頗能發人深思。柯維騏的《史記考要》對《史記》中的史事、議論以及某些字句詞義均有考釋，對天官、律歷考釋尤為詳盡。郝敬的《史記愚按》、程一枝的《史詮》等也都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

4.班馬異同優劣比較

對《史記》和《漢書》較異同辨優劣，是這一時期《史記》研究中的又一重要課題。唐人對班、馬已有比較，但未展開，然《史記》、《漢書》的位次已有升降變化。宋人論班馬異同優劣者較多，尊馬抑班的傾向較為明顯。如鄭樵稱“遷之于固，如龍之與豬”，對前人棄遷用固深表不滿(《通志·總序》)。陳傅良、葉適、黃履翁等人也都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得出班不如馬的結論。宋代還出現了第一部班馬比較專著：《班馬異同》。該書由倪思撰，劉辰翁評。作者雖有甲馬乙班的傾向，但并不偏執一端，而是將兩書對勘，根據其實際差別判定是非優劣，頗有參考價值。明代，班馬異同仍是熱門話題。王鏊、茅坤、胡應麟、焦竑、黃淳耀、許相卿等人都有不少議論評說，有的已形成專文專著。與宋人相比，明人持論較為公允。如茅坤，他認為：“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有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兩家之文，并千古絕調也”(《茅鹿門集》卷一)。如果硬要較兩家之短長，他以為班固學《史記》雖“嚴密過之，而所當疏蕩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游于云憧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史記鈔·序》)。這個評價在明代很具有代表性。

總而言之，從唐中葉至明，專門的“《史記》之學”已應運而生并呈現出初步繁榮的局面。《史記》研究的范圍不斷擴大，許多課題的探討越來越深入具體，出現了某些專題化的研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