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學·孫子兵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孫子兵法》 與《孫臏兵法》 的軍事思想體系

1.《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體系

探討《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體系，由來已久。早在唐代，李荃《孫子注》對十三篇篇名的題解就可看出，他認為十三篇的排列順序表明它本身就有著完整的體系。這一看法，在外國，可以日本北條氏長為代表，他說：“自《始計》迄修功，未嘗不先知。見所以序《用間》于篇末，三軍所恃而動也。然仍《始計》、《用間》二篇，知己知彼、知地知天之綱領，軍旅之事，件件不可外知矣。《作戰》、《謀攻》可通讀。《形》、《勢》、《虛實》 一串也，《爭 (軍爭)》、《變(九變)》、《行軍》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計》、《用間》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勢。文章之奇，不求自有無窮之妙，謀者不可忽。” (《孫子諺義·自序》)

今人從現代軍事學術的角度對《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體系重新進行了歸納，學者們見仁見智，觀點不盡相同。

1942年蕭天石在其所著 《孫子戰爭理論之體系》一書中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國家指導原則、政治戰指導原則、經濟戰指導原則、外交戰指導原則、精神戰指導原則、間諜戰指導原則以及先知、目的、計劃、安全、速戰速決、殲滅戰、包圍戰、閃擊戰、主動、攻擊、集中、奇正、虛實、因敵、詭變、機動、協同、簡單、秘密、利動、火攻、各種地形之戰斗、統御和任將等30個方面。陶漢章在《孫子兵法概論》一書中追述劉伯承元帥曾將其概括為謀略、兵勢、正兵和奇兵、虛和實、用兵的主動性和靈活性、用間等六個方面。郭化若在《孫子今譯》一書中認為《孫子》的軍事思想包括三個方面：在對戰爭的認識上，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重視戰爭、對戰爭抱慎重態度和要求有備無患的思想以及把政治列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首要因素、以“五事”、“七計”全面考察戰爭的觀點。在軍隊問題上，主要表現在對將帥和治軍兩方面的論述中，即以智、信、仁、勇、嚴為將帥標準以及“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要求。在作戰指導上它主張進攻速勝、爭取主動、靈活機動等，在作戰形式上強調野外機動作戰。謝國良在《〈孫子〉思想研討》 (《軍事史林》 1986年1—4期)一文中提出，《孫子》的軍事思想包括重戰、慎戰和備戰、善戰思想，注重計謀、全勝和進攻速勝的戰略思想，主動、惑敵、因情用兵思想，重視將道和法治的治軍思想以及軍事哲學思想。吳如嵩在《孫子兵法新論》一書中指出該書包括安國全軍的慎戰論，謀深慮遠的先勝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論，威加于敵的伐交論，縱深奔襲的突襲論，攻虛擊弱的易勝論，示形動敵的致人論，因利制權的任勢論，兵以詐立的詭道論，奇正相生的陣法論，用兵八戒與十圍五攻的常法論，合文齊武的治軍論，五德兼備的將帥論，因糧于敵的后勤論，九地六形的軍事地理論，剛柔皆得的戰道論。劉慶在《〈孫子〉兵學體系初探》一文中從軍事思想體系、思維形式體系、思維方式體系三方面予以分析，認為其軍事思想體系由戰爭準備理論和戰爭實施理論兩大部門構成，思維形式體系由戰爭問題、作戰指導和軍隊建設三個基本軍事范疇群構成，思維方式體系由邏輯思維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樸素系統方法、原始辯證思維方式構成。

2.《孫子兵法》的基本內容

《孫子兵法》作為一部軍事理論著作，充分而完備地反映了孫武關于戰爭和軍隊等問題的理性認識，主要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安國全軍”的慎戰觀】孫武十分重視戰爭問題的研究，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篇》，《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本)他雖然看不到引起戰爭的階級實質，但直觀地認識到，“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因而主張對待戰爭必須“慎之”、“警之”，提倡“安國全軍之道”(《火攻篇》)。“慎”，是不要輕易發動戰爭，告誡“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警”，則是要加強戰備，增強實力，要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 《九變篇》)。

【因形任勢的制勝論】為了探求預知勝負的途徑，孫武正確地闡述了戰爭勝利所必須具備的主客觀因素及相互的辯證關系。他將客觀因素概括為道、天、地、法“五事”，居“五事”之首的“道”既指修明政治(“修道而保法”)，也包括爭取民心(“上下同欲”)和振奮士氣(“并氣積力”)。他高度重視政治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觸及到了政治與軍事的主從關系。吳楚之戰時，孫武以“民勞，未可，且待之”(《史記·吳太伯世家》)勸阻吳王攻楚，更進一步表明他意識到愛惜民力、爭取民心的重要意義。他也十分看重軍事力量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強調“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毀” (《九地篇》)。他論述軍事實力，注意到了經濟因素，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形篇》)，從土地、物產、兵源推算出軍事力量的強弱。據銀雀山漢墓竹簡《吳問》篇，他預測晉國六卿政治命運，也是通過對六卿實行的畝制大小、稅率輕重、養兵多少作出判斷的。他用“形”這個范疇來表示客觀存在的軍事實力，“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形象地說明了其內涵和作用。他還充分肯定了主觀能力的發揮在戰爭中的作用，指出：“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計篇》)，即通過主觀努力，把靜止的“形”變為運動的 “勢”，能動地創造和運用有利的態勢。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孫武認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篇》)，從而提出了不以直接交戰的方式達成政治目的的“全勝”戰略。他稱不戰而勝為 “全”; 戰而勝之為“破”。主張對于國、軍、旅、卒、伍，“全”為上，“破”次之。為達全勝目的，在戰略謀劃上要勝敵一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在力量對比上要處于優勢，“勝兵若以鎰稱銖”;在戰爭準備上要周到細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后求戰”(《形篇》);在實行方式上則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謀攻篇》)總之，要求達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攻兵不頓而利可全”(《謀攻篇》)。

【兵貴神速、因敵制勝的作戰指導思想】在作戰指導上，孫武主張積極進攻。在實施戰略進攻時，要秘密決策，“厲于廊廟之上，以誅其事”;隱蔽準備，“形人而我無形”; 突然襲擊，“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打敵要害，“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大膽深入，“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速戰速決，“兵貴勝，不貴久”。在進攻作戰中，孫武主張速戰速決，反對曠日持久，是基于對當時國家經濟承受能力和后勤供應的分析作出的抉擇，因為“相守數年”的戰爭，“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用間篇》)，“久暴師則國用不足”，一旦“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又因為在后方供應上，“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因而要求 “因糧于敵” ( 《作戰篇》)。孫武強調進攻，但也不忽略防御，認為“不可勝者，守也”，要求“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以求“自保而全勝”(《形篇》)。如果兵處劣勢，還應“逃之”、“避之”。

對于作戰謀劃，強調“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要看到地有“六形”，法有“九變”，諜有“五間”、將有“五危”、“六過”以及“五事”、“七計”等諸種因素。作戰指揮，強調爭取主動權，要明利害，識眾寡，辨分合，察虛實，善專分。戰術運用，要示形惑敵，奇正多變，因敵制勝。

【令文齊武的治軍思想】孫武的治軍指導思想是“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指厚賞、愛卒，“武”指重罰、嚴刑，二者相輔相成，“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行軍篇》)。對士卒平時要嚴格訓練，嚴明紀律，戰時才能步調一致，服從命令，因此，他主張“令素行以教其民”。他還注重將帥的選拔和任用，認為將帥是“生民之司命”，提出了智、信、仁、勇、嚴五條德才標準。

孫武卓越的思想是建立在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基礎上的。他強調“知彼知己”，以廟算“七孰”進行對比分析，講求“戰道”，探索戰爭規律，要從弱強亂治的矛盾中看到向其對立面轉化，等等，這些都是具有思辨特征的哲學思考。孫武通過戰爭事物對應概念(敵我、攻守、全破等等)的認識，揭示出它們之間的生克關系(如奇正相生)及其相互消長，從而衍生出對各種作戰方式的描述，推動了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術的發展。

孫武的軍事思想深刻揭示了軍事領域中一些帶普遍性的規律，被廣泛運用于指導軍事實踐，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政治家、軍事家、學者等高度的重視，是世界公認居于鼻祖地位的優秀軍事理論遺產。在現代戰爭中，他所揭示的某些規律仍有其生命力。其中很多原則還被移用到經營管理、體育競賽等社會生活領域。由于時代的限制，孫武軍事思想中不可避免地殘存著英雄史觀和愚兵政策等歷史唯心論的成分及形而上學的雜質。

3.《孫臏兵法》對《孫子兵法》軍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孫臏是孫武的后世孫，《孫臏兵法》《孫子兵法》同屬兵權謀家，軍事學術上孫臏對其先祖孫武的軍事思想的繼承清晰可見。《陳忌問壘》明確寫道：“明之吳越，言之于齊。曰知孫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這是孫臏弟子所作的評價，認為“孫氏軍事學”一個(孫武)在吳越戰爭中產生重大影響，一個(孫臏)在齊國得到充分發揮。

孫子重視戰爭，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計》)，孫臏也認為“兵者不可不察”(《見威王》)，并且更進一步主張，對于戰爭，只有用戰爭解決問題，“舉兵繩之”(《見威王》)，反對“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 ( 《見威王》) 那種儒家空談。

可貴的是，《孫臏兵法》多方面地發展了《孫子兵法》 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通篇沒有談到“義”，而孫臏則強調戰爭的正義性，認為“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見威王》)。那么，“義”的標準是什么呢?孫臏站在時代的前列，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主張“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見威王》)，實現全國的封建統一。孫臏同時指出“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 《見威王》)，又說： “惡戰者，兵之王器也”(《選卒》)。這就清楚地看出，孫臏一方面主張 “舉兵繩之”，“戰勝而強立”，另一方面又反對窮兵黷武。“樂兵”就是好戰，好戰會亡國; “利勝”就是貪勝，貪勝要遭殃。正確的態度是 “不得已而后戰” ( 《月戰》)。

對于戰爭勝負因素的分析，《孫臏兵法》較之于《孫子兵法》也有所發展，在許多方面內涵更深，容量更大。孫子提出以“道天地將法”五事去估量敵我，預測勝負。孫臏也論述了這一問題，提出：“恒勝有五： 得主專制，勝。知道，勝。得眾，勝。左右和，勝。量敵計險，勝。”(《選卒》)這“五勝”可以看作是《孫臏兵法》全書的綱領，反映出孫臏樸素的唯物論戰爭觀。

引人注目的是孫臏十分強調“知‘道’”——懂得戰爭規律。《孫子兵法》講過“戰 ‘道’”——戰爭規律，可是卻沒有展開論述。而孫臏則對“道”包括哪些內容作了闡述，他指出：“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情，陣則知八陣之經，見勝而戰，弗見而諍，此王者之將也。”(《八陣》)這就是說，天時、地利、民心、士氣、敵情、戰法和戰機都是 “道”的內容。

《孫臏兵法》還對治軍、陣法、地形等進行了充分論述，都很值得重視。特別是《史記》孫臏本傳中介紹他創造的一敗而二勝的“三駟之法”。這“三駟之法”應當看作是運用軍事運籌思想的一個范例，它的意義已不限于賽馬本身，在軍事上早已受到歷代兵學家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