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學·現代禮法學研究·港臺禮法學研究

港臺對儒家禮法學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其成果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儒學研究，包括港臺現代新儒家的著作; 二是法學研究，主要為法史學的著作。港臺學者大多有留洋的經歷，外語較好，能迅速吸取西方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并進行多角度的中西比較研究，但其中，亦有簡單比附之弊。此其特點之一。特點之二，港臺學術思想比較開放，各抒己見，不拘一格，新人耳目，但其中流為淺者，亦好作驚人極端之句，勇猛有余而嚴謹不足。特點之三，港臺是現代新儒家的大本營，對儒家學說，包括其禮法學的評價一般比大陸為高，但總體說來，似乎對儒家的心性之學研究得多且深，而于儒學的政治價值注重不夠。其中也有不少著作，一再肯定儒家之學是宗教或人文宗教，而作深入的分析論證稍嫌不足，且由于定其為宗教，對其政治法律功能自然關注不夠。

現將港臺地區研究和涉及禮法學的一些著作介紹如下：

①《中國法制史》，林詠榮著，(臺)1960年版。著者認為，就中國法制的形成而言，禮法同源。“禮乃起于群，成于俗;法乃出于禮，偏于刑”。初民社會，人類為求生存，勢必合群，“群的生活習慣所形成之范式，即為禮，……在許多生活范式之中較為重要之事項，由于群之領導者以公約方式強制群之構成分子必須遵行者，即為法”。關于中國法制的本質，作者舉出了三點：“法律與道德混同”，“法律與命令相等”，“公法與私法合一”。書中指出，“ ‘禮’乃道德在生活上之實踐”。所以，作者所謂之“法律與道德相混同”，實際也就是禮法混合為一。作者說：中國法制中，法律以道德為根基，而道德又以六經為準據，所以經義的效力，往往等于法律，或且高于法律。古代法典的編制，偏重刑典。律與令的內容，大部分為刑事法，小部分為行政法。“蓋吾國國民素重禮義，戶婚錢債田土大抵皆認為私人細故，不足重視，多讓諸禮教所形成之習慣為之支配”。

②《中國法制史概要》，陳顧遠著，(臺)三民書局，1963年版。陳先生曾于1934年著 《中國法制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三十多年后，作者已不能滿足于那本書，才有著一部五卷本中國法制史的構想，然因公務、課務等不能排除，未遂所愿。這部《概要》系三民書店約稿。《概要》的第三編“后論”中有專章討論“禮刑合一”。作者稱：“禮”“實為一切規范之總稱，有勸人為善之道德律，有出禮入刑之社會律，有安邦治國之政事律”。認為：“禮肇于‘俗’而生于 ‘祭’”，“禮別于 ‘儀’ 而歸于 ‘法’。”指出：禮是“廣義之法”，“律亦受其支配也”。

③《中國法制史概要》，張金鑒著，(臺)正中書店，1973年版。作者認為，中國古代的“法”，側重于刑法，“而刑罰者實始于兵終于禮”。并指出：“禮為政本，法以輔之，這是中國法治的一貫精神。”

④《先秦法律思想與自然法》，耿云卿著，(臺)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作者征引著名法學家梅仲協先生的話：“儒家常稱自然法為禮”，認為儒家的禮就是西方的自然法，并作了一番論證。

⑤《法律思想研究》，何孝元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作者認為，法家與儒家的不同，“系在禮與法的關系”，而“人治與法治，”亦屬儒法兩家主要爭點之一。作者十分肯定地說： “儒家素主自然法”。

⑥《中國法律與法治思想》，王沽卿著，1982年版。作者認為，禮是自然法則。“禮為本于人性之自然秩序，為人類之自然法則，一切行為之規范”。書中還指出，孔子力倡“以禮治國”、“為政以德”、“為政在人”，但“非謂為政不需法度，惟于法度之外，更重視推行法度之人而已”。

⑦《孔子思辨方法評論》，譚宇權著，(臺)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書中設有“孔子的法律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等章。作者說，“禮”，“實包含了整個孔子所謂的：包含五倫關系的禮，也包含了當時的國際法。并且由于這些禮法，具有法律的性質，所以所謂 ‘禮’，即當時維護社會秩序的 ‘不成文’法律”。作者認為，“孔子的思想確實是根源于古代的禮法制度，然后才建立起來的”;“孔子主張的法律是具有實質道德意義的禮法，或者是專指合乎‘倫理’的禮法”; “孔子法律思想的特質為 ‘仁’ ……”是“‘仁’的禮法”。

⑧《孔孟老莊思想的平等精神》，傅武光著，(臺)文津出版社，1990年。作者認為，儒家的法律思想“以自然法為主，實證法為輔”。“禮，泛指以仁、義、敬、讓等為內容的有形無形的行為規范。都相當于現代所說的 ‘自然法’。”

⑨《荀子思想體系》，姜尚賢，(臺)復文圖書出版社，1990年增訂版。作者認為，荀子 “弘揚道統”，“給儒家劃出一個新的紀元”，“荀子學說的中心思想便是禮義”。荀子的禮治思想與孔孟不盡相同，“孔孟所說的禮治是偏于律己的，是重視內心的自覺，而荀子所說的禮治是偏于治人的，是重視外形的制裁”。荀子的禮治思想是過渡到法家的法治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