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學

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說：“自漢儒至于慶歷間，談經者守訓詁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這一結論很值得商榷。筆者以為，這種風氣的轉變，實際上在中唐已經見到了端倪。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的安史之亂劃開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前后期，整個意識形態也面臨一個大轉折的開始。在《春秋》學中，“《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韓愈《贈盧仝》)可以概括這一轉變的大趨勢。這種趨勢為后人稱為“舍傳從經”，其代表人物是三位一體的啖助、趙匡、陸淳。啖助是陸淳的老師，趙匡則是啖、陸二人共同的朋友，三人私交密切，學術觀點一致。啖、趙的著作均已亡佚，但其主要的論點均見于陸淳的 《春秋集傳纂例》之中。

他們對三傳都表示不滿，以為未得圣人的大旨。圣人的真正用心，不在于大一統、一字褒貶之類，而是“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由此而“革時之弊，革禮之薄”而返于混樸(卷一《春秋宗旨議》)。其實，他們標榜舍傳從經，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經文簡略，東漢人桓譚已經說過“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新論·正經》，據嚴可均輯本)。因而所謂“舍傳”，實際上只能是不主一傳而非盡棄三傳，其歸依仍然是杜預明例和《公》、《榖》的求義，而煩瑣穿鑿又有過之，啖、趙、陸意在兼取三傳之長，融為一家之學，敢于沖破官學的束縛，解放思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宋人疑古之風的濫觴。不過由于他們在打破束縛的同時拋棄了實證的作風，結果又不能不流于以主觀反主觀，以穿鑿攻穿鑿，這種毛病又同樣為宋儒所繼承而變本加厲。

北宋王朝是在晚唐五代藩鎮割據，王綱失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一開始就面臨與遼、夏鼎峙的局面，所以決策者的治國措施，包括意識形態，都是圍繞著加強中央集權這一軸心而轉動的。在思想領域里，宋人接受和發展了一千多年來時斷時續的“道統”觀念，而且貫徹到哲學、文學、史學等各個部門中去。道統為一統服務，只要有利于一統，各種意見都可以自由發表，包括政論、史論、文論，自然還有學論。清人批評宋人鑿空議論，指的是宋人不務考據、訓詁之學，然而就議論本身而言，則多數是有感而發，有為而發，務實而不務虛。在這一大背景之下，宋儒疑古標新之風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學者各抒己見，有門戶而無師法家法。

在儒家經典之中，《春秋》學的大一統和尊王攘夷的宗旨幾乎無須經過改裝就可以拿來為現實服務，《春秋》學順理成章地成為顯學。據《經義考》所錄，宋代有關《春秋》經傳的著作在四百種以上。

宋儒鄙棄漢儒的章句訓詁之學，鄙棄漢儒以說經為獲取利祿的手段。在《春秋》學之中，他們上繼啖、趙，要求棄傳就經，直尋大義，但這種主張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至于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則依然著重以例求義的老辦法，去探索虛無縹緲的褒貶。至于對尊王攘夷這一主旨的闡述，北宋偏重尊王，南宋偏重攘夷，其中原因一望而知，無須多說。